《周作人自編集:秉燭談》內容簡介：《周作人自編集:秉燭談》收錄周作人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的作品。作者晚年回顧平生著述，很是強調集中《賦得貓》一類文化批判之作。其取材不避古今中外，全出於作者的特殊知識，特殊趣味和特殊發現，可以說因知識而有發現，因發現而有趣味，而發現和知識又都包容於趣味之中。因系趣味文章，行文是漫談式的，雖然分量很重，立意也深，無論從藝術性還是思想性考慮，此類文章都居周作人最佳作品之列，最能代表他的特色。
基本介紹
- 書名：周作人：秉燭談
-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 頁數：192頁
- 開本：32
- 品牌：新經典文化
- 作者：周作人 止庵
- 出版日期：2012年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0211953, 7530211951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周作人自編集:秉燭談》編輯推薦：作者周作人生前親自編定，學者止庵窮數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補從未出版作品，為市場上最全面最權威的周氏文集。
作者簡介
周作人(1885-1969)，原是水師出身，自己知道並非文人，更不是學者，他的工作只是打雜，砍柴打水掃地一類的工作。如關於歌謠，童話，神話，民俗的搜尋，東歐日本希臘文藝的移譯，都高興來幫一手，但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時候才行，如各門已有了專功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來，另去做掃地砍柴的勾當去了。因為無專門，所以不求學但喜歡讀雜書，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點事情而已。所讀書中於他最有影響的是英國藹里思的著作。
圖書目錄
關於俞理初 1
記太炎先生學梵文事 7
讀風臆補 12
讀書隨筆 17
林阜間集 23
雙節堂庸訓 29
朴麗子 35
人境廬詩草 44
茨村新樂府 59
蓮花筏 65
譚史志奇 73
曝背余談 78
老學庵筆記 84
銀茶匙 91
江都二色 100
凡人崇拜 107
浮世風呂 116
讀檀弓 122
再談試帖 127
再談尺牘 132
談筆記 139
歌謠與名物 146
賦得貓 151
明珠抄六首 163
談儒家 163
談韓文 165
談方姚文 168
談畫梅畫竹 170
談字學舉隅 172
婦人之笑 174
記太炎先生學梵文事 7
讀風臆補 12
讀書隨筆 17
林阜間集 23
雙節堂庸訓 29
朴麗子 35
人境廬詩草 44
茨村新樂府 59
蓮花筏 65
譚史志奇 73
曝背余談 78
老學庵筆記 84
銀茶匙 91
江都二色 100
凡人崇拜 107
浮世風呂 116
讀檀弓 122
再談試帖 127
再談尺牘 132
談筆記 139
歌謠與名物 146
賦得貓 151
明珠抄六首 163
談儒家 163
談韓文 165
談方姚文 168
談畫梅畫竹 170
談字學舉隅 172
婦人之笑 174
文摘
關於俞理初
家傳舊書中有一部俞理初的《癸巳類稿》，五厚冊，大抵還是先君的手澤本，雖然不曾有什麼題字印記。這部書我小時候頗喜歡，不大好懂，卻時常拿出來翻翻，那時所看差不多就只是末三卷而已。民國以後才又買到《癸巳存稿》六冊，姚氏刻本。關於俞君的事，也只在二書序跋及崇祀鄉賢檔案中見到一點。日前得安徽叢書本《癸巳類稿》，系用俞君晚年手訂本石印，凡九冊，附王立中編年譜一冊，原文固多所增益，又得知其生平，是極可喜的事。年譜末復有譜餘數則，集錄遺聞軼事，很有意思，但恨希少不禁讀耳。嘗見齊學裘著《見聞隨筆》卷二十四中有俞理初一則云：
“黟縣俞理初正燮孝廉讀書過目不忘，書無不覽，著作等身。曾為張芥航河帥修《行水金鑒》，數月而成，船過荊溪，訪余於雙溪草堂，款留小飲。謂余曰，近年苦無書讀。四庫全書以及道藏內典皆在胸中，國初以來名宦家世科墨，原原本本，背誦如流，博古通今，世罕其匹。工篆刻，為余刻蕉窗寫意，玉溪書畫兩小印，古雅可珍。居家事母，不樂仕進，時移世亂，不知所終。”又戴醇士著《習苦齋筆記》中有俞正燮一則云：
“理初先生，黟縣人，予識於京師，年六十矣。口所談者皆遊戲語，遇於道則行無所適，東南西北無可無不可。至人家，談數語，輒睡於客座。問古今事，詭言不知，或晚間酒後，則原原本本，無一字遺。予所識博雅者無出其右。先生為壬辰孝廉，嘗告我曰：予初次入都會試，謁副主考，則曰，爾與我朱卷刻本，我未見爾文也。竊疑正主考取中，副未寓目。謁正主考，則又曰，爾與我朱卷刻本，我未見爾文也。駭問故，曰：爾卷監臨囑副主考，宜細閱此卷，副疑且怒，置不閱。揭曉日先拆爾卷，見黟縣人，問曰，此徽商耶？予曰，若是黟縣俞某，則今之通人也。副主考幡然曰，然則中矣。其實我兩人俱未見爾文，故欲一讀耳。會試薦未售，房考為刻其著述，所謂《癸巳類稿》也。鄉試正主考為湯文端金釗，會試房考為王菽原先生藻。”查年譜，鄉試中式在道光元年辛巳，《筆記》誤作壬辰，又題名亦錯寫為俞廷燮。年譜引用自述一節，唯未錄《筆記》全文，其實上半亦甚有致，如收在譜余中正是很好資料也。《越縵堂日記補》辛集上鹹豐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條下云：
“閱黟縣俞理初孝廉正燮《癸巳類稿》，皆經史之學，間及近事紀載，皆足資掌故，書刻於道光癸巳，故以此為名。新安經學最盛，能兼通史學者惟凌次仲氏及俞君。其書引證太繁，筆舌冗漫，而浩博殊不易得。……俞君頗好為婦人出脫。其《節婦說》言，禮雲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男子亦不當再娶。《貞女說》言，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乃賢者未思之過。未同衾而同穴，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直無男女之分。《妒非女人惡德論》言，夫買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則家道壞矣。明代律例，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此使婦女無可妒，法之最善者。語皆偏譎，似謝夫人所謂出於周姥者，一笑。”又壬集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條下云：
“閱俞理初《癸巳類稿》。理初博綜九流，而文繁無擇，故不能卓然成一家言，蓋經學之士多拙於文章，康成沖遠尚有此恨，況其下乎。”李蓴客這裡所說的話我覺得很中肯，《類稿》的文章確實不十分容易讀，卻於學問無礙，至於好為婦人出脫，越縵老人雖然說的有點開玩笑的樣子，在我以為這正是他的一特色，沒有別人及得的地方。記得老友餅齋說，蔡孑民先生在三十年前著《中國倫理學史》，說清朝思想界有三個大人物，即黃梨洲，戴東原，俞理初，是也。蔡先生參與編輯年譜，在跋里說明崇拜俞君的理由，其第一點是“認識人權”，實即是他平等的兩性觀。跋文云：
“男女皆人也，而我國習慣，寢床寢地之詩，從夫從子之禮，男子不禁再娶，而寡婦以再醮為恥，種種不平，從未有出而糾正之者。俞先生從各方面為下公平之判斷。有說明善意者，有為古人辨誣者，有為無告訟直者，無一非以男女平等之立場發言。”這與越縵差不多是同一意思，不過是從正面說了，我也正是同意。《類稿》十三《節婦說》中云：
“古言終身不改，言身則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義無涯，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也。”《貞女說》末云：
“嗚呼，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書舊唐書輿服志後》末云：
“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則失丁女，陰弱則兩儀不完。又出古舞屣賤服，女賤則男賤。”《存稿》十四《家妓官妓舊事》中云：
“楊誠齋以教授狎官妓乃黥妓面以恥教授，《山房隨筆》言，岳陽教授陳詵與妓江柳狎，守孟之經杖柳，文其鬢以陳詵二字，押隸辰州。此均所謂虐無告也。”以上所舉都是好例，義正而詞亦嚴，卻又情理湛足，如以綺語作譬喻，正可雲懍若冰霜而復艷如桃李也。《存稿》十四中有酷儒，愚儒，談玄，誇誕，曠達，悖儒等莠書六篇，對於古人種種荒謬處加以指摘，很有意思。其論《酷儒莠書》末云：
“此東坡《志林》所謂杜默之豪，正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又《愚儒莠書》末云：
“著書者含毫吮墨，搖頭轉目，愚鄙之狀見於紙上也。”讀此數語，覺得《習苦齋筆記》所云“口所談者皆遊戲語”大抵非假，蓋此處詼詭筆法可以為證。同卷中有《白席》一篇，篇幅較短，意趣相近，全錄於下：
“《通鑑綱目》有書法發明等書，《續綱目》又有發明廣義等雜於事實之中，卑情諂態，甚可厭惡。《容齋五筆》雲，楊願佞秦檜，檜食間噴嚏失笑，願倉卒間亦隨之噴嚏失笑。此等書頗似之。又嘗戲謂之白席。《老學庵筆記》雲，北方有白席，鄙俚可笑。韓魏公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荔支欲之，白席遽唱言，資政吃荔支，請眾客同吃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又唱言，資政惡發也，卻請眾客放下荔支。魏公亦為之一笑。”孔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種白席的書我也覺得甚可厭惡，俞君所說真先得我心，清朝三賢我亦都敬重，若問其次序，則我不能不先俞而後黃戴矣。我們生於二十世紀的中華民國，得自由接受性心理的知識，才能稍稍有所理解，而人既無多，話亦難說，婦人問題的究極仍屬於危險思想，為老頭子與其兒子們所不悅，故至於今終未見有好文章也。俞君生嘉道時而能直言如此，不得不說是智勇之士，而今人之虛弱無力乃更顯然無可逃遁矣。論理，我們現在對於男女問題應該有更深切的了解，可以發出更精到的議論來了，可是事實上還只能看到癸巳二稿的文章，而且還覺得很新很大膽，中國的情形是否真如幼稚的樂天家所想是“進化”著，向著天堂往前走，殊不能無疑。不過一定說是道光時代比現在好那自然也未必，俞理初固一人，王菽原阮雲台也並不多。據年譜末引姚仲實著《見聞偶筆》一則云：
“黟縣俞理初正燮應禮部試，總裁為歙曹文正公振鏞，儀征阮文達公元。文達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場五策詳贍者必以為理初也，及榜發不見名，遍搜落卷中亦不得，甚訝之。文正徐取一卷曰，此殆君所謂佳士乎，吾平生最惡此瑣瑣者，已擯之矣。撤彌封驗之，果然。”姚仲實為民國初年人，唯系安徽世家，所述當有所本，且以情理推之亦正不錯。清季相傳有做官六字口訣曰：多磕頭，少說話。據云即此曹振鏞所授也，有此見識，其為文正公也固宜，其擯斥俞理初亦正是當然耳。講俞君的故事而有此趣事作結，亦殊相稱，與上文戴齊二君所記似更有照應得法之妙也。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在北平記。
記太炎先生學梵文事
太炎先生去世已經有半年了。早想寫一篇紀念的文章，一直沒有寫成，現在就要改歲，覺得不能再緩了。我從太炎先生聽講《說文解字》，只想懂點文字的訓詁，在寫文章時可以少為達雅，對於先生的學問實在未能窺知多少，此刻要寫也就感到困難，覺得在這方面沒有開口的資格。現在只就個人所知道的關於太炎先生學梵文的事略述一二，以為紀念。
民國前四年戊申（一九○八），太炎先生在東京講學，因了龔未生（寶銓）的紹介，特別於每星期日在民報社內為我們幾個人開了一班，聽講的有許季黻（壽裳），錢均甫（家治），朱蓬仙（宗萊），朱先（希祖），錢中季（夏，今改名玄同），龔未生，先兄豫才（樹人），和我共八人。大約還在開講之前幾時，未生來訪，拿了兩冊書，一是德人德意生（Deussen）的《吠檀多哲學論》英譯本，卷首有太炎先生手書鄔波尼沙陀五字，一是日文的印度宗教史略，著者名字已忘。未生說先生想叫人翻譯鄔波尼沙陀（Upanishad），問我怎么樣。我覺得這事情太難，只答說待看了再定。我看德意生這部論卻實在不好懂，因為對於哲學宗教了無研究，單照文字讀去覺得茫然不得要領。於是便跑到丸善，買了“東方聖書”中的第一冊來，即是幾種鄔波尼沙陀的本文，系麥克斯穆勒（Max Müller,《太炎文錄》中稱馬格斯牟拉）博士的英譯，雖然也不大容易懂，不過究系原本，說的更素樸簡潔，比德國學者的文章似乎要好辦一點。下回我就順便告訴太炎先生，說那本《吠檀多哲學論》很不好譯，不如就來譯鄔波尼沙陀本文，先生亦欣然贊成。這裡所說泛神論似的道理雖然我也不甚懂得，但常常看見一句什麼“彼即是你”的要言，覺得這所謂奧義書仿佛也頗有趣，曾經用心查考過幾章，想拿去口譯，請太炎先生筆述，卻終於遷延不曾實現，很是可惜。一方面太炎先生自己又想來學梵文，我早聽見說，但一時找不到人教。—日本佛教徒中有通梵文的，太炎先生不喜歡他們，有人來求寫字，曾錄《孟子》逢蒙學射於羿這一節予之。蘇子也學過梵文，太炎先生給他寫《梵文典序》，不知怎么又不要他教。東京有些印度學生，但沒有佛教徒，梵文也未必懂。因此這件事也就閣了好久。有一天，忽然得到太炎先生的一封信。這大約也是未生帶來的，信面系用篆文所寫，本文云：
“豫哉，啟明兄鑒，數日未晤。梵師密史邏已來，擇於十六日上午十時開課，此間人數無多，二君望臨期來赴。此半月學費弟已墊出，無庸急急也。手肅，即頌撰祉。麟頓首。十四。”其時為民國前三年己酉（一九○九）春夏之間，卻不記得是那一月了。到了十六那一天上午，我走到“智度寺”去一看，教師也即到來了，學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兩個人。教師開始在洋紙上畫出字母來，再教發音，我們都一個個照樣描下來，一面念著，可是字形難記，音也難學，字數又多，簡直有點弄不清楚。到十二點鐘，停止講授了，教師另在紙上寫了一行梵字，用英語說明道，我替他拼名字。對太炎先生看著，念道：披遏耳羌。太炎先生和我都聽了茫然。教師再說明道：他的名字，披遏耳羌。我這才省悟，便辯解說，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批遏耳羌（P. L. Chang）。可是教師似乎聽慣了英文的那拼法，總以為那是對的，說不清楚，只能就此了事。這梵文班大約我只去了兩次，因為覺得太難，恐不能學成,所以就早中止了。我所知道的太炎先生學梵文的事情本只是這一點，但是在別的地方還得到少許文獻的證據。楊仁山（文會）的《等不等觀雜錄》卷八中有《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書》二通，第一通前附有來書。案末底梵語，義曰慧，系太炎先生學佛後的別號，其致宋平子書亦曾署是名，故此來書即是先生手筆也。其文云：
“頃有印度婆羅門師，欲至中土傳吠檀多哲學，其人名蘇蕤奢婆弱，以中土未傳吠檀多派，而摩訶衍那之書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殘，故懇懇以交輸智識為念。某等詳婆羅門正宗之教本為大乘先聲，中間或相攻伐，近則佛教與婆羅門教漸已合為一家，得此扶掖，聖教當為一振，又令大乘經論得返梵方，誠萬世之幸也。先生有意護持，望以善來之音相接，並為灑掃精廬，作東道主，幸甚幸甚。末底近已請得一梵文師，名密屍邏，印度人非人人皆知梵文，在此者三十餘人，獨密屍邏一人知之，以其近留日本，且以大義相許，故每月只索四十銀圓，若由印度聘請來此者，則歲須二三千金矣。末底初約十人往習，頃竟不果，月支薪水四十圓非一人所能任，貴處年少沙門甚眾，亦必有白衣喜學者，如能告仁山居士設法資遣數人到此學習，相與支持此局，則幸甚。”楊仁山所代作余同伯的答書乃云：
“來書呈之仁師，師復於公曰：佛法自東漢入支那，歷六朝而至唐宋，精微奧妙之義闡發無遺，深知如來在世轉婆羅門而入佛教，不容絲毫假借。今當末法之時，而以婆羅門與佛教合為一家，是混亂正法而漸入於滅亡，吾不忍聞也。桑榆晚景，一刻千金，不於此時而體究無上妙理，遑及異途問津乎。至於派人東渡學習梵文，美則美矣，其如經費何。此時桓精舍勉強支持，暑假以後下期學費未卜從何處飛來，唯冀龍天護佑，檀信施資，方免枯竭之虞耳。在校僧徒程度太淺，英語不能接談，學佛亦未見道，遲之二三年或有出洋資格也。仁師之言如此。”此兩信雖無年月，從暑假以後的話看來可知是在己酉夏天。第二書不附“來書”，茲從略。太炎先生以樸學大師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為標準，故推重法相與禪宗，而淨土秘密二宗獨所不取，此即與普通信徒大異，宜其與楊仁山言格格不相入。且先生不但承認佛教出於婆羅門正宗，（楊仁山答夏穗卿書便竭力否認此事，）又欲翻讀吠檀多奧義書，中年以後發心學習梵天語，不辭以外道為師，此種博大精進的精神，實為凡人所不能及，足為後學之模範者也。我於太炎先生的學問與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偉大的氣象得以懂得一點，即此一點卻已使我獲益非淺矣。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北平記。
家傳舊書中有一部俞理初的《癸巳類稿》，五厚冊，大抵還是先君的手澤本，雖然不曾有什麼題字印記。這部書我小時候頗喜歡，不大好懂，卻時常拿出來翻翻，那時所看差不多就只是末三卷而已。民國以後才又買到《癸巳存稿》六冊，姚氏刻本。關於俞君的事，也只在二書序跋及崇祀鄉賢檔案中見到一點。日前得安徽叢書本《癸巳類稿》，系用俞君晚年手訂本石印，凡九冊，附王立中編年譜一冊，原文固多所增益，又得知其生平，是極可喜的事。年譜末復有譜餘數則，集錄遺聞軼事，很有意思，但恨希少不禁讀耳。嘗見齊學裘著《見聞隨筆》卷二十四中有俞理初一則云：
“黟縣俞理初正燮孝廉讀書過目不忘，書無不覽，著作等身。曾為張芥航河帥修《行水金鑒》，數月而成，船過荊溪，訪余於雙溪草堂，款留小飲。謂余曰，近年苦無書讀。四庫全書以及道藏內典皆在胸中，國初以來名宦家世科墨，原原本本，背誦如流，博古通今，世罕其匹。工篆刻，為余刻蕉窗寫意，玉溪書畫兩小印，古雅可珍。居家事母，不樂仕進，時移世亂，不知所終。”又戴醇士著《習苦齋筆記》中有俞正燮一則云：
“理初先生，黟縣人，予識於京師，年六十矣。口所談者皆遊戲語，遇於道則行無所適，東南西北無可無不可。至人家，談數語，輒睡於客座。問古今事，詭言不知，或晚間酒後，則原原本本，無一字遺。予所識博雅者無出其右。先生為壬辰孝廉，嘗告我曰：予初次入都會試，謁副主考，則曰，爾與我朱卷刻本，我未見爾文也。竊疑正主考取中，副未寓目。謁正主考，則又曰，爾與我朱卷刻本，我未見爾文也。駭問故，曰：爾卷監臨囑副主考，宜細閱此卷，副疑且怒，置不閱。揭曉日先拆爾卷，見黟縣人，問曰，此徽商耶？予曰，若是黟縣俞某，則今之通人也。副主考幡然曰，然則中矣。其實我兩人俱未見爾文，故欲一讀耳。會試薦未售，房考為刻其著述，所謂《癸巳類稿》也。鄉試正主考為湯文端金釗，會試房考為王菽原先生藻。”查年譜，鄉試中式在道光元年辛巳，《筆記》誤作壬辰，又題名亦錯寫為俞廷燮。年譜引用自述一節，唯未錄《筆記》全文，其實上半亦甚有致，如收在譜余中正是很好資料也。《越縵堂日記補》辛集上鹹豐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條下云：
“閱黟縣俞理初孝廉正燮《癸巳類稿》，皆經史之學，間及近事紀載，皆足資掌故，書刻於道光癸巳，故以此為名。新安經學最盛，能兼通史學者惟凌次仲氏及俞君。其書引證太繁，筆舌冗漫，而浩博殊不易得。……俞君頗好為婦人出脫。其《節婦說》言，禮雲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男子亦不當再娶。《貞女說》言，後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乃賢者未思之過。未同衾而同穴，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直無男女之分。《妒非女人惡德論》言，夫買妾而妻不妒，是恝也，恝則家道壞矣。明代律例，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此使婦女無可妒，法之最善者。語皆偏譎，似謝夫人所謂出於周姥者，一笑。”又壬集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條下云：
“閱俞理初《癸巳類稿》。理初博綜九流，而文繁無擇，故不能卓然成一家言，蓋經學之士多拙於文章，康成沖遠尚有此恨，況其下乎。”李蓴客這裡所說的話我覺得很中肯，《類稿》的文章確實不十分容易讀，卻於學問無礙，至於好為婦人出脫，越縵老人雖然說的有點開玩笑的樣子，在我以為這正是他的一特色，沒有別人及得的地方。記得老友餅齋說，蔡孑民先生在三十年前著《中國倫理學史》，說清朝思想界有三個大人物，即黃梨洲，戴東原，俞理初，是也。蔡先生參與編輯年譜，在跋里說明崇拜俞君的理由，其第一點是“認識人權”，實即是他平等的兩性觀。跋文云：
“男女皆人也，而我國習慣，寢床寢地之詩，從夫從子之禮，男子不禁再娶，而寡婦以再醮為恥，種種不平，從未有出而糾正之者。俞先生從各方面為下公平之判斷。有說明善意者，有為古人辨誣者，有為無告訟直者，無一非以男女平等之立場發言。”這與越縵差不多是同一意思，不過是從正面說了，我也正是同意。《類稿》十三《節婦說》中云：
“古言終身不改，言身則男女同也。七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義無涯，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也。”《貞女說》末云：
“嗚呼，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書舊唐書輿服志後》末云：
“古有丁男丁女，裹足則失丁女，陰弱則兩儀不完。又出古舞屣賤服，女賤則男賤。”《存稿》十四《家妓官妓舊事》中云：
“楊誠齋以教授狎官妓乃黥妓面以恥教授，《山房隨筆》言，岳陽教授陳詵與妓江柳狎，守孟之經杖柳，文其鬢以陳詵二字，押隸辰州。此均所謂虐無告也。”以上所舉都是好例，義正而詞亦嚴，卻又情理湛足，如以綺語作譬喻，正可雲懍若冰霜而復艷如桃李也。《存稿》十四中有酷儒，愚儒，談玄，誇誕，曠達，悖儒等莠書六篇，對於古人種種荒謬處加以指摘，很有意思。其論《酷儒莠書》末云：
“此東坡《志林》所謂杜默之豪，正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又《愚儒莠書》末云：
“著書者含毫吮墨，搖頭轉目，愚鄙之狀見於紙上也。”讀此數語，覺得《習苦齋筆記》所云“口所談者皆遊戲語”大抵非假，蓋此處詼詭筆法可以為證。同卷中有《白席》一篇，篇幅較短，意趣相近，全錄於下：
“《通鑑綱目》有書法發明等書，《續綱目》又有發明廣義等雜於事實之中，卑情諂態，甚可厭惡。《容齋五筆》雲，楊願佞秦檜，檜食間噴嚏失笑，願倉卒間亦隨之噴嚏失笑。此等書頗似之。又嘗戲謂之白席。《老學庵筆記》雲，北方有白席，鄙俚可笑。韓魏公赴一姻家禮席，偶取盤中荔支欲之，白席遽唱言，資政吃荔支，請眾客同吃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又唱言，資政惡發也，卻請眾客放下荔支。魏公亦為之一笑。”孔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此種白席的書我也覺得甚可厭惡，俞君所說真先得我心，清朝三賢我亦都敬重，若問其次序，則我不能不先俞而後黃戴矣。我們生於二十世紀的中華民國，得自由接受性心理的知識，才能稍稍有所理解，而人既無多，話亦難說，婦人問題的究極仍屬於危險思想，為老頭子與其兒子們所不悅，故至於今終未見有好文章也。俞君生嘉道時而能直言如此，不得不說是智勇之士，而今人之虛弱無力乃更顯然無可逃遁矣。論理，我們現在對於男女問題應該有更深切的了解，可以發出更精到的議論來了，可是事實上還只能看到癸巳二稿的文章，而且還覺得很新很大膽，中國的情形是否真如幼稚的樂天家所想是“進化”著，向著天堂往前走，殊不能無疑。不過一定說是道光時代比現在好那自然也未必，俞理初固一人，王菽原阮雲台也並不多。據年譜末引姚仲實著《見聞偶筆》一則云：
“黟縣俞理初正燮應禮部試，總裁為歙曹文正公振鏞，儀征阮文達公元。文達夙慕先生名，必欲得之，每遇三場五策詳贍者必以為理初也，及榜發不見名，遍搜落卷中亦不得，甚訝之。文正徐取一卷曰，此殆君所謂佳士乎，吾平生最惡此瑣瑣者，已擯之矣。撤彌封驗之，果然。”姚仲實為民國初年人，唯系安徽世家，所述當有所本，且以情理推之亦正不錯。清季相傳有做官六字口訣曰：多磕頭，少說話。據云即此曹振鏞所授也，有此見識，其為文正公也固宜，其擯斥俞理初亦正是當然耳。講俞君的故事而有此趣事作結，亦殊相稱，與上文戴齊二君所記似更有照應得法之妙也。二十五年十二月八日，在北平記。
記太炎先生學梵文事
太炎先生去世已經有半年了。早想寫一篇紀念的文章，一直沒有寫成，現在就要改歲，覺得不能再緩了。我從太炎先生聽講《說文解字》，只想懂點文字的訓詁，在寫文章時可以少為達雅，對於先生的學問實在未能窺知多少，此刻要寫也就感到困難，覺得在這方面沒有開口的資格。現在只就個人所知道的關於太炎先生學梵文的事略述一二，以為紀念。
民國前四年戊申（一九○八），太炎先生在東京講學，因了龔未生（寶銓）的紹介，特別於每星期日在民報社內為我們幾個人開了一班，聽講的有許季黻（壽裳），錢均甫（家治），朱蓬仙（宗萊），朱先（希祖），錢中季（夏，今改名玄同），龔未生，先兄豫才（樹人），和我共八人。大約還在開講之前幾時，未生來訪，拿了兩冊書，一是德人德意生（Deussen）的《吠檀多哲學論》英譯本，卷首有太炎先生手書鄔波尼沙陀五字，一是日文的印度宗教史略，著者名字已忘。未生說先生想叫人翻譯鄔波尼沙陀（Upanishad），問我怎么樣。我覺得這事情太難，只答說待看了再定。我看德意生這部論卻實在不好懂，因為對於哲學宗教了無研究，單照文字讀去覺得茫然不得要領。於是便跑到丸善，買了“東方聖書”中的第一冊來，即是幾種鄔波尼沙陀的本文，系麥克斯穆勒（Max Müller,《太炎文錄》中稱馬格斯牟拉）博士的英譯，雖然也不大容易懂，不過究系原本，說的更素樸簡潔，比德國學者的文章似乎要好辦一點。下回我就順便告訴太炎先生，說那本《吠檀多哲學論》很不好譯，不如就來譯鄔波尼沙陀本文，先生亦欣然贊成。這裡所說泛神論似的道理雖然我也不甚懂得，但常常看見一句什麼“彼即是你”的要言，覺得這所謂奧義書仿佛也頗有趣，曾經用心查考過幾章，想拿去口譯，請太炎先生筆述，卻終於遷延不曾實現，很是可惜。一方面太炎先生自己又想來學梵文，我早聽見說，但一時找不到人教。—日本佛教徒中有通梵文的，太炎先生不喜歡他們，有人來求寫字，曾錄《孟子》逢蒙學射於羿這一節予之。蘇子也學過梵文，太炎先生給他寫《梵文典序》，不知怎么又不要他教。東京有些印度學生，但沒有佛教徒，梵文也未必懂。因此這件事也就閣了好久。有一天，忽然得到太炎先生的一封信。這大約也是未生帶來的，信面系用篆文所寫，本文云：
“豫哉，啟明兄鑒，數日未晤。梵師密史邏已來，擇於十六日上午十時開課，此間人數無多，二君望臨期來赴。此半月學費弟已墊出，無庸急急也。手肅，即頌撰祉。麟頓首。十四。”其時為民國前三年己酉（一九○九）春夏之間，卻不記得是那一月了。到了十六那一天上午，我走到“智度寺”去一看，教師也即到來了，學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兩個人。教師開始在洋紙上畫出字母來，再教發音，我們都一個個照樣描下來，一面念著，可是字形難記，音也難學，字數又多，簡直有點弄不清楚。到十二點鐘，停止講授了，教師另在紙上寫了一行梵字，用英語說明道，我替他拼名字。對太炎先生看著，念道：披遏耳羌。太炎先生和我都聽了茫然。教師再說明道：他的名字，披遏耳羌。我這才省悟，便辯解說，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批遏耳羌（P. L. Chang）。可是教師似乎聽慣了英文的那拼法，總以為那是對的，說不清楚，只能就此了事。這梵文班大約我只去了兩次，因為覺得太難，恐不能學成,所以就早中止了。我所知道的太炎先生學梵文的事情本只是這一點，但是在別的地方還得到少許文獻的證據。楊仁山（文會）的《等不等觀雜錄》卷八中有《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書》二通，第一通前附有來書。案末底梵語，義曰慧，系太炎先生學佛後的別號，其致宋平子書亦曾署是名，故此來書即是先生手筆也。其文云：
“頃有印度婆羅門師，欲至中土傳吠檀多哲學，其人名蘇蕤奢婆弱，以中土未傳吠檀多派，而摩訶衍那之書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殘，故懇懇以交輸智識為念。某等詳婆羅門正宗之教本為大乘先聲，中間或相攻伐，近則佛教與婆羅門教漸已合為一家，得此扶掖，聖教當為一振，又令大乘經論得返梵方，誠萬世之幸也。先生有意護持，望以善來之音相接，並為灑掃精廬，作東道主，幸甚幸甚。末底近已請得一梵文師，名密屍邏，印度人非人人皆知梵文，在此者三十餘人，獨密屍邏一人知之，以其近留日本，且以大義相許，故每月只索四十銀圓，若由印度聘請來此者，則歲須二三千金矣。末底初約十人往習，頃竟不果，月支薪水四十圓非一人所能任，貴處年少沙門甚眾，亦必有白衣喜學者，如能告仁山居士設法資遣數人到此學習，相與支持此局，則幸甚。”楊仁山所代作余同伯的答書乃云：
“來書呈之仁師，師復於公曰：佛法自東漢入支那，歷六朝而至唐宋，精微奧妙之義闡發無遺，深知如來在世轉婆羅門而入佛教，不容絲毫假借。今當末法之時，而以婆羅門與佛教合為一家，是混亂正法而漸入於滅亡，吾不忍聞也。桑榆晚景，一刻千金，不於此時而體究無上妙理，遑及異途問津乎。至於派人東渡學習梵文，美則美矣，其如經費何。此時桓精舍勉強支持，暑假以後下期學費未卜從何處飛來，唯冀龍天護佑，檀信施資，方免枯竭之虞耳。在校僧徒程度太淺，英語不能接談，學佛亦未見道，遲之二三年或有出洋資格也。仁師之言如此。”此兩信雖無年月，從暑假以後的話看來可知是在己酉夏天。第二書不附“來書”，茲從略。太炎先生以樸學大師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為標準，故推重法相與禪宗，而淨土秘密二宗獨所不取，此即與普通信徒大異，宜其與楊仁山言格格不相入。且先生不但承認佛教出於婆羅門正宗，（楊仁山答夏穗卿書便竭力否認此事，）又欲翻讀吠檀多奧義書，中年以後發心學習梵天語，不辭以外道為師，此種博大精進的精神，實為凡人所不能及，足為後學之模範者也。我於太炎先生的學問與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偉大的氣象得以懂得一點，即此一點卻已使我獲益非淺矣。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北平記。
序言
關於《秉燭談》
止庵
《秉燭談》一九四○年二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收文二十九篇，寫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基本上是《瓜豆集》之後的作品。作者原本撰有序言，但未收入集中，後編進《秉燭後談》。“兩篇小引”附記有云：“《秉燭談》已出版，唯上無序文，因底稿在上海兵火中燒失了。”《秉燭談》以後幾種著作，出版時逢戰亂，多少都有波折，此書之印行拖了數年之久即其一例。
作者在序中說：“這《秉燭談》里的三四十篇文章大旨還與以前的相差無幾，”而相比之下，就中“關於一種書”的文章成分很大，比此前的《瓜豆集》更接近於《夜讀抄》。集中“明珠抄”原系發表在《世界日報》“明珠”上的部分作品（同時為這副刊寫作的還有俞平伯和廢名），近乎專欄文章，但是寫法也與《苦茶隨筆》之“關於十九篇”及《苦竹雜記》里《情理》等文區別較大，還是“讀書錄”或“看書偶記”，不過篇幅稍短而已。
作者晚年回顧平生著述，很是強調《賦得貓》這類文章：“據我自己的看法，在那些說道理和講趣味的之外，有幾篇古怪題目的如《賦得貓》，《關於活埋》，《榮光之手》這些，似乎也還別致，就只可惜還有許多好題材，因為準備不能充分，不曾動得手，譬如八股文，小腳和雅片煙都是。”（《知堂回想錄後記》）“說道理”、“講趣味”和“古怪題目”，周氏的讀書錄，甚至全部作品，都可以如此劃分。“古怪題目”是典型的文化批判之作。文化批判這個概念，可以套用於周氏中期絕大部分作品，而此類文章特別之處，在於多從某一特殊文化現象開掘（所謂“古怪題目”，首先是就此而言），最終觸及所屬文化系統的本質問題。其取材不避古今中外，全出於作者的特殊知識、特殊趣味和特殊發現，三者缺一不可；而彼此關係，可以說因知識而有發現，因發現而有趣味，而發現和知識又都包容於趣味之中。因系趣味文章，行文是漫談式的，雖然分量很重，立意也深，卻仍是隨筆而不是論文。無論從藝術性還是思想性考慮，“古怪題目”都居周作人最佳作品之列，最能代表他的特色。作者後來說：“我的散文並不怎么了不起，但我的用意總是不錯的，我想把中國的散文走上兩條路，一條是匕首似的雜文（我自己卻不會做），又一條是英法兩國似的隨筆，性質較為多樣，我看舊的文集，見有些如《賦得貓》，《關於活埋》，《無生老母的訊息》等，至今還是喜愛，此雖是敝帚自珍的習氣，但的確是實情。”（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鮑耀明）也是針對這類作品說的。
《賦得貓》開頭講到此文寫作過程，可知在作者心目中，“古怪題目”與“草木蟲魚”尚有一點區別。“草木蟲魚”是“賞鑒里混有批判”，乃以“賞鑒”為主，此類文章則不然，純是文化批判，雖以文章論都是趣味盎然之作，不必硬分高下，然而側重點有所不同。周氏三十年代以後文章，以“古怪題目”與部分讀書之作文化批判性最強。應該指出，這種批判同時具有社會批判的象徵意義，其寫作的緣由或多或少得在現實社會中去找。作者一再說：“我仍舊是太積極，又寫這些無用文章，妨害我為自己而寫的主義，”（《苦竹雜記後記》）這話本是半真半假，多半還是不能不如此，蓋“不從俗吶喊口號”是一方面，“國家衰亡，自當付一分責任”是另一方面也。其思想上的矛盾之處，早在《閉戶讀書論》中已經顯示出來。然而此種象徵意義，畢竟只是意義之一，而且並非主要方面，可以說一是泛指的，一是特指的，一是治本的，一是治標的，在作者看來，文化批判本身才具有終極意義。
此次據北新書局一九四○年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書目次三頁，正文二百二十七頁。
止庵
《秉燭談》一九四○年二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收文二十九篇，寫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基本上是《瓜豆集》之後的作品。作者原本撰有序言，但未收入集中，後編進《秉燭後談》。“兩篇小引”附記有云：“《秉燭談》已出版，唯上無序文，因底稿在上海兵火中燒失了。”《秉燭談》以後幾種著作，出版時逢戰亂，多少都有波折，此書之印行拖了數年之久即其一例。
作者在序中說：“這《秉燭談》里的三四十篇文章大旨還與以前的相差無幾，”而相比之下，就中“關於一種書”的文章成分很大，比此前的《瓜豆集》更接近於《夜讀抄》。集中“明珠抄”原系發表在《世界日報》“明珠”上的部分作品（同時為這副刊寫作的還有俞平伯和廢名），近乎專欄文章，但是寫法也與《苦茶隨筆》之“關於十九篇”及《苦竹雜記》里《情理》等文區別較大，還是“讀書錄”或“看書偶記”，不過篇幅稍短而已。
作者晚年回顧平生著述，很是強調《賦得貓》這類文章：“據我自己的看法，在那些說道理和講趣味的之外，有幾篇古怪題目的如《賦得貓》，《關於活埋》，《榮光之手》這些，似乎也還別致，就只可惜還有許多好題材，因為準備不能充分，不曾動得手，譬如八股文，小腳和雅片煙都是。”（《知堂回想錄後記》）“說道理”、“講趣味”和“古怪題目”，周氏的讀書錄，甚至全部作品，都可以如此劃分。“古怪題目”是典型的文化批判之作。文化批判這個概念，可以套用於周氏中期絕大部分作品，而此類文章特別之處，在於多從某一特殊文化現象開掘（所謂“古怪題目”，首先是就此而言），最終觸及所屬文化系統的本質問題。其取材不避古今中外，全出於作者的特殊知識、特殊趣味和特殊發現，三者缺一不可；而彼此關係，可以說因知識而有發現，因發現而有趣味，而發現和知識又都包容於趣味之中。因系趣味文章，行文是漫談式的，雖然分量很重，立意也深，卻仍是隨筆而不是論文。無論從藝術性還是思想性考慮，“古怪題目”都居周作人最佳作品之列，最能代表他的特色。作者後來說：“我的散文並不怎么了不起，但我的用意總是不錯的，我想把中國的散文走上兩條路，一條是匕首似的雜文（我自己卻不會做），又一條是英法兩國似的隨筆，性質較為多樣，我看舊的文集，見有些如《賦得貓》，《關於活埋》，《無生老母的訊息》等，至今還是喜愛，此雖是敝帚自珍的習氣，但的確是實情。”（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致鮑耀明）也是針對這類作品說的。
《賦得貓》開頭講到此文寫作過程，可知在作者心目中，“古怪題目”與“草木蟲魚”尚有一點區別。“草木蟲魚”是“賞鑒里混有批判”，乃以“賞鑒”為主，此類文章則不然，純是文化批判，雖以文章論都是趣味盎然之作，不必硬分高下，然而側重點有所不同。周氏三十年代以後文章，以“古怪題目”與部分讀書之作文化批判性最強。應該指出，這種批判同時具有社會批判的象徵意義，其寫作的緣由或多或少得在現實社會中去找。作者一再說：“我仍舊是太積極，又寫這些無用文章，妨害我為自己而寫的主義，”（《苦竹雜記後記》）這話本是半真半假，多半還是不能不如此，蓋“不從俗吶喊口號”是一方面，“國家衰亡，自當付一分責任”是另一方面也。其思想上的矛盾之處，早在《閉戶讀書論》中已經顯示出來。然而此種象徵意義，畢竟只是意義之一，而且並非主要方面，可以說一是泛指的，一是特指的，一是治本的，一是治標的，在作者看來，文化批判本身才具有終極意義。
此次據北新書局一九四○年二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書目次三頁，正文二百二十七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