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道論

關於君主要遵循為君之道的主張。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君道論
• 定義：關於君主要遵循為君之道的主張

基本釋義

儒家學說的核心是序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禮。因此，儒家十分重視君道。君道論在儒家政治思想中占有首要的地位。

守君之禮為政事之根本

《論語·顏淵》載：“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是指做君要像君的樣子，即指做君要遵守做君之禮。孔子這個主張，成為儒家維護綱常秩序的重要理論依據。宋儒朱熹注說：“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論語集注》卷六《顏淵注》）可見孔子“君君”、“臣臣”的主張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論語·八佾》還載：“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禮，即是要求君在君臣關係上遵守做君之禮。不僅在君臣關係上，而且在君民關係上，國君也要守禮。《論語·子路》引孔子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此處所說“上”，指在位者，包括君主在內。君上好禮，以禮待民，民亦不敢怠慢於他，而可得到民的尊敬。君上好義，做事合義，則可得到民的信服而為他效力。君上好信，取信於民，則民亦不敢欺哄他，而忠實地服從於他。這裡對君上提出禮、義、信三方面的要求，成為儒家君道論的重要思想。孔子強調“君君”、“君使臣以禮”、“上好禮”等，要君主以身作則，以禮義或仁義爭取臣下或民眾的擁護。他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君上好禮、好義、好信，以身作則，使民眾心悅誠服，不用強制（命令）即可使政令暢行。如果君上不能以身作則，雖強制亦行不通。孔子還說：“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這就是說：推行政事，在位者正身即以身作則十分重要，正己方能正人，己不正而要正人則很困難，此為政事難易之關鍵。這也成為儒家君道論的重要內容。

居上寬天下平

孔子君道論還主張君上對臣民要寬。《論語·八佾》引孔子說：“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居上”指君臨民眾，如果不行寬厚之德政，那么他的政事便沒有什麼可觀的了。孔子以堯、舜為理想的君主楷模。他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語·泰伯》）堯為君之德可與天相比。這是對堯最高的讚美。因為堯的君德廣大無比，因此百姓無法用言語形容他。孔子還讚美舜之為君：“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者，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衛靈公》）這裡所說“無為而治”是指舜以德化民，君民和諧，體現為無為而治，即端拱南面而收天下太平的效果。朱熹解釋“恭己正南面”為“己正而物正”，“篤恭而天下平”（《朱子語類》卷二十三《論語·為政篇上》），是說舜之為君能嚴格要求自己，正己而後正人，即篤躬而收天下太平成效。孔子還說：“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此處所說有天下而不與，與上面所說無為而治意義相同，即有天下而不必親身操勞即可獲得治理效果。儒家認為君主端拱，百姓熙和，刑措不用為最好的政治局面。

君身正則天下歸之

孟子繼承孔子的君道論。他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孟子·離婁上》）此處所說“愛人不親反其仁”等，是指君主愛人而人不親愛君主，那么君主就應反求諸己，看自己的仁愛是否尚有不到之處，這樣反求諸己，使己正而後正人，而能得天下人之心，故說天下歸之。孟子還說：“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盡心上》）此處所說“大人”指聖賢，亦包括君主。大人正己而物正，說明大人可起移風化俗的作用。孟子強調君臣之間和君民之間的辯證關係。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這說明，君和臣並非單方面的支配或服從關係，君不以仁義待臣，便不能得到臣下的愛戴擁護。孟子還說：“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此處提出“恭儉禮下”，“儉”亦成為君主必須遵循之原則，而對民實行薄賦薄稅，反對橫徵暴斂，此乃行仁政。孟子也推尊堯舜之君。他說：“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孟子·離婁上》）孟子以堯舜為實行君道和臣道的楷模。他以堯舜為榜樣所說的盡君道和盡臣道，成為歷代儒家正君治民的原則。孟子還認為古聖先王都能為民事勤勞憂惕，嚴於正己，他說：“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離婁下》）禹惡旨酒，懼怕飲酒荒廢政事；湯執中，做事無過不及，而舉用賢人則無限制；文王視民如傷是愛民極深的表現；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近處容易見到的和遠處不容易見到的，均能做到不疏忽，亦是仁德深厚的表現；而周公很注意學習三王（禹湯文武）盛德，比較其同異，吸取其有益經驗，甚至夜以繼日，坐以待旦。這些事跡都為後儒援引用來勸諫君主以正君道。

源清則流清

戰國末，荀子發揮孔子正君思想，亦強調君主修身。《荀子·君道篇》載：“‘請問為國？’曰：‘聞修身，未嘗聞為國也。君者儀也，民者景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圓而水圓。’”問為國，荀子不回答為國，而回答修身，認為君主應以修身為本，這是正君方能正國思想。君為儀（日晷），民為景（影），儀正而影正；君為槃（注水器），民為水，槃圓則水圓。荀子還說：“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君為民之源，源清流清，源濁流濁，這也是儒家君道論的基本思想。君不愛民則不能得到民之親愛。這也是強調君民之間的辯證關係。

為人君止於仁

秦漢之際的《大學》一書亦發揮孔子君道思想，提出：“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後儒認為君主止於仁即是盡君道，臣下止於敬即是盡臣道。宋儒朱熹極為推重《大學》。他說：“明此以南面，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朱子語類》卷十四《大學一·綱領》）這也是發揮孟子取法堯舜以盡君道和盡臣道的思想。儒家君道論即是引導君主為仁，即行仁義、仁政，因此認為“止於仁”即是盡君道。宋儒程頤說：“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君臣篇》）君道做到止於仁，方能收人心悅服之效。朱熹更從心性修養上發揮正君思想。他說：“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污，其理有必然者。”（《朱文公文集》卷十二《己酉擬上封事》）朱熹是以天理、人慾之辨鑑別正與邪，所謂“其理有必然者”，是提到哲理的高度談君主之心的正邪問題，較之孔孟在理論上更為深入。明儒王守仁則發揮孟子思想說：“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非，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傳習錄》上）王守仁所說“全其本體之正”即是“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同上）。宋明儒者將“存天理”與《大學》所說明明德相結合，而以天理、人慾之辨闡發《大學》“明德”、“親民”主張，由此形成他們的君道思想，標誌著儒家君道論在宋以後理論上的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