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探微》從近年所發表的古史論文中輯選了二十一篇匯集成冊。全書分為三組，第一篇魏晉史；第二篇隋唐史；第三組明清史。
基本介紹
- 書名：古史探微
- 出版社：齊魯書社
- 頁數：455頁
- 開本：32
- 品牌：齊魯書社
- 作者：李季平
- 出版日期：1990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3301781，9787533301781
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圖書目錄
再版前言——祝賀李季平先生從教六十周年 王洪軍 岳純之
初版說明
再版說明
論諸葛亮所處時代及其歷史作用
論淝水之戰
再論淝水之戰的性質
秦晉戰爭中的朱序
佛國記提要辨證
隋唐史研究漫談
試論隋代社會階級矛盾的積蓄與激化
從唐代官私奴婢看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奴隸制殘餘問題
唐代奴婢來源述論
唐代官私奴婢的役使及其社會意義
試析唐代奴婢和其他賤民的身份地位
唐代崑崙奴考
溫大雅與《大唐創業起居注》
大唐創業 功當屬誰——讀《大唐創業起居注》
《大唐創業起居注》點校說明
點校《大唐創業起居注》的體會和做法
鑒真東渡的歷史背景試探
裒輯唐文資料 裨益唐史研究——《全唐文政治經濟資料彙編》前言
《太平廣記》社會史料初探
試論王夫之的愛國主義思想
試論王夫之的《讀通鑑論》
王夫之的史學思想
王夫之的社會政治改革思想和主張
試談孔尚任的思想及其矛盾
關於歷史人物評價和歷史上民族戰爭的若干問題
簡談中國古代社會的土地制度
《資治通鑑》簡介
《全唐小說》序
《濟南瑣話》序
《古史新論》序
《史學論集》前言
《巾幗藩王》序
附錄一：李季平傳 景 周
附錄二：李季平主要論著目錄
初版說明
再版說明
論諸葛亮所處時代及其歷史作用
論淝水之戰
再論淝水之戰的性質
秦晉戰爭中的朱序
佛國記提要辨證
隋唐史研究漫談
試論隋代社會階級矛盾的積蓄與激化
從唐代官私奴婢看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奴隸制殘餘問題
唐代奴婢來源述論
唐代官私奴婢的役使及其社會意義
試析唐代奴婢和其他賤民的身份地位
唐代崑崙奴考
溫大雅與《大唐創業起居注》
大唐創業 功當屬誰——讀《大唐創業起居注》
《大唐創業起居注》點校說明
點校《大唐創業起居注》的體會和做法
鑒真東渡的歷史背景試探
裒輯唐文資料 裨益唐史研究——《全唐文政治經濟資料彙編》前言
《太平廣記》社會史料初探
試論王夫之的愛國主義思想
試論王夫之的《讀通鑑論》
王夫之的史學思想
王夫之的社會政治改革思想和主張
試談孔尚任的思想及其矛盾
關於歷史人物評價和歷史上民族戰爭的若干問題
簡談中國古代社會的土地制度
《資治通鑑》簡介
《全唐小說》序
《濟南瑣話》序
《古史新論》序
《史學論集》前言
《巾幗藩王》序
附錄一：李季平傳 景 周
附錄二：李季平主要論著目錄
文摘
書摘
眾所周知，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必須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同樣，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也不能離開他所處的歷史時代。本文打算僅就諸葛亮所處的時代及其歷史作用問題，談些粗淺的看法。
近年來學術界對諸葛亮的研究相當活躍，不僅舉行過多次全國性學術討論會，發表過大量文章，而且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員範圍也不斷擴大，研究的內容也日益廣泛。這是歷史科學興旺、發達的表現之一，自然是令人欣喜振奮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對諸葛亮的研究大都從微觀角度進行，諸如有關他的家世、籍里、姓氏、生平及其在政治、軍事、科技等方面的成就等課題，很少有人從巨觀角度或是將巨觀與微觀結合起來進行探討。這些研究所得的基本結論，大體說來不外是：認為諸葛亮在政治上開明，是中國歷史上賢臣良相的典範；他在治國、治軍、理財上才能卓越，成就顯著，是中華民族智慧的代表；他的道德修養高尚，可謂中國封建社會的“正身典型’’等等。實際上這些研究課題，在很大程度上是許多老課題的再認識、再研究，或是對一些新課題的新發掘、新起步，還不能說是已經取得重大突破性的進展。
當然，我並不是說不應當進行微觀研究，相反，如果沒有具體的微觀研究，也就談不上什麼巨觀研究，因為巨觀研究是建築在一個個具體問題研究的基礎之上的。但對諸葛亮僅僅限於具體問題的微觀研究卻遠遠不夠。如果不將諸葛亮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來進行巨觀考察，或是將巨觀與微觀研究結合起來，如果不將微觀歷史置於巨觀歷史之中進行研究，便想對諸葛亮做出中肯的評價，則是不可能的。具體說，我這裡所指的巨觀研究，主要是指不能脫離諸葛亮所處歷史時代的特徵及其趨勢來談其歷史作用，即必須首先探明諸葛亮所處時代的社會歷史情況，將其一生的主要活動放在魏晉南北朝這個特定的歷史時代之中，看其主要活動是否符合社會歷史的發展趨勢，是推動還是阻滯社會歷史的進程，然後才能做出有關他所起的歷史作用的基本估價。如果遵循這樣的原則來進行研究，不僅有助於對諸葛亮做出中肯評價，還可以在此基礎上發掘新的研究課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所謂籍沒，即指官府籍沒罪人家屬為奴婢。這是唐代官屬奴婢的重要來源。
唐代設有沒入罪人家屬為奴婢的專門法條，規定：“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又《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謂：“反逆者，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沒；……男女奴婢沒為官奴婢”，可互為參證。唐朝所設籍沒罪人家屬為奴婢的這些專門法條，只是《唐律》的一個組成部分。《唐律》及其《疏議》乃是唐王朝從地主階級的利益出發，以儒家的封建倫理道德作為立法精神，總結過去各朝法典，吸取經驗教訓，制訂的一套鎮壓人民、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嚴密的成文法典。它是唐朝統治者手中的銳利武器，它完全體現了地主階級的意志。唐王朝依靠它曾充分發揮了階級社會國家機器的反動職能，對維護封建剝削制度和封建統治秩序起了“有效”的作用。在這套封建法典的統治下，廣大勞動者曾不斷陷入法網，很多人被沒入官為奴，雖然《唐律》及其《疏議》主要是用以鎮壓人民的，但唐王朝為了維護其封建統治秩序和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特別是維護以李唐皇帝為首的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對那些侵犯其權力，違背其意志，或是觸犯各種刑章的人，不管他們是貴族、官僚，還是統治階級中的某個集團，也是要嚴加制裁的。如上引“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他們的家屬則被籍沒為奴的法條，即被賦予了這種職能。儘管對統治集團中某些人的制裁與對人民的鎮壓，這兩者的性質有本質區別，但其結果同樣是將之籍沒為奴婢。
首先，將唐代文獻中，因犯“反逆”罪其家口被坐沒為官奴婢之例，按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後，擇舉於下。
唐代前期籍沒之例。如唐高祖李淵起兵攻取長安後，曾派張道源撫慰山東，“時何稠、士澄有罪，家口被沒，仍以賜之”。武德中，突厥懼怕劉世讓威名，“乃縱反間”，“高祖之不察，遂誅世讓，籍沒其家”舊)。武德末，李淵誅劉文靜、劉文起兄弟，“仍籍沒其家”。貞觀初，樊興“父犯罪配沒為皇家隸人”。貞觀中，廬江王李璦事敗，其姬“籍沒入宮”。又，貞觀中，侯君集被“斬於四達之衢，籍沒其家”，後又“特原其妻及一子，徙於嶺南”。漢王李元昌“圖為不軌”，貞觀十九年(643年) “事發”，唐太宗“乃賜元昌自盡於家，妻子籍沒”。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秋七月，”籍沒(長孫無忌、柳爽、韓璦)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武則天於“光宅元年(684年)十月，斬(裴)炎……及籍沒其家”。武則天聖歷初698年)，突厥默啜來攻，長史唐波若因“潛謀應”突厥被誅，其“家口籍沒”。武則天掌政“後漸將誅戮宗室諸王不附己者”，史稱“時天下犯罪籍沒者甚眾”舊，。唐中宗神龍初(705年)李思沖“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敗見殺，籍沒其家”。
唐代中、後期籍沒之例。如唐中葉嶺南西原蠻民暴動，“前後經略使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沒為官奴婢，配作坊重役”。唐德宗興元元年(784年)六月，“斬偽相李忠臣，籍沒其家，李晟奏受賊偽署同惡抵法之家，所沒財物、牛馬、奴婢，請以賞軍士，從之”。唐代宗大曆十二年(777年)，“元載之敗，其女資敬寺尼真一，納於掖庭”。唐德宗貞元中(785—805年)，崔寧“既得罪，籍沒其家。中外稱其冤，乃赦其家，歸其資產，。淮西節度使吳少陽之子吳元濟舉兵反唐，事敗被俘，為唐憲宗斬殺，其“妻沈氏，沒入掖庭”。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年)秋，李齊兵擾汴州，事敗被殺，“齊妻馬氏、小男道本、女汴娘配於掖庭”。成通十三年(872年)五月，唐懿宗殺國子司業韋殷裕，“籍沒其家，殷裕妻崔氏，音聲人鄭羽客、王燕客、婢微娘、紅子等九人配入掖庭”。
對中國文化遺產進行整理、發掘和研究，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中國古代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飽含著華夏先哲們的無窮智慧，記載了炎黃子孫的輝煌業績，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一份豐厚的遺產。如何使這一文化瑰寶為當今國家建設所用，為振興中華服務，是我們學術界的一項重要任務。
《全唐文》乃是中國優秀文化遺產中的一部分。但它卷帙浩繁，遍讀、搜求不易，致使其中大量的有用資料長期未能充分利用。如何對這一巨著進行有效的整理，發掘其中有用的資料，進行有益的研究，數十年前筆者即對此有所考慮。只是自身力量不足，客觀條件限制，此一計畫無從實現。直到粉碎“四人幫”後，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才提供了進行此項工作的客觀環境，特別是自1981年以來，國家重視和提倡古籍整理工作，並制訂了古籍整理研究項目規劃，從而大大鼓勵了我對中國文化遺產進行整理、發掘和研究的勇氣。爰從近幾年我所培養的往屆碩士研究生中選定數人，組成編寫組，自1983年開始，對《全唐文》(包括《唐文拾遺》和《唐文續拾》)進行研讀、輯錄、標點、分類彙編等多種形式的整理研究，歷經七個春秋，終於編成《全唐文政治經濟資料彙編》一書。
一
《全唐文》是唐五代作家的文章總集，共一千卷。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設館修纂，由董誥領銜主編，阮元任總閱官，匯集了包括著名學者孫星衍、法式善、徐松在內的一百多位文人學土，以清內府所藏舊抄善本《唐文》160冊為底本，參校《四庫全書》中的唐人別集，並從《永樂大典》、《古文苑》、《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書內以及史子雜家記載和金石碑刻資料中搜羅採取，普行甄錄，歷時七年，於嘉慶十九年(1814年)編成。全書輯錄唐五代十國時期3042位作家各種文體的文章共18488篇。
《全唐文》不用以往總集按文體編輯的方法，改為以文從人，依照《全唐詩》的體例，確定其編排序次為：“首諸帝，次后妃，次宗室諸王，次公主。五代亦依此序次。其十國主附五代後。次臣工，次釋道，次閨秀。至宦官四裔，各文無可類從，附編卷末。”(《全唐文·凡例》)編者還為每位作者撰有小傳，記其生平事略，繫於每位作者的作品前面，但其書名與其內容並不盡相符。如它名為“全唐文”，實則收文不限於唐，還收錄了五代十國的文章，只是不收五代十國時人人宋以後的作品而已。但從歷史發展的客觀情況來看，五代十國是唐末藩鎮割據局面的繼續，倘以唐代來概括五代十國這一歷史階段，也似無不可。再如，它所搜采之文，的確非常浩博，曾被俞樾譽為“有唐一代文苑之美，畢萃於茲。讀唐文者，嘆觀止矣。”(《全唐文拾遺·序》)但書名冠以“全”字，與事實不盡相符。蓋在《全唐文》中實未能盡收唐人之文，而仍有較多遺漏。如它刊行內府不久，清人陸心源便於《唐會要》等書中掇拾錄存，並補之以某些碑刻資料，輯綴而成《唐文拾遺》和《唐文續拾》兩種續書，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二十一年(1895年)先後刊行於世(收入陸氏《潛園總集》)。《唐文拾遺》72卷，收文3000篇；《唐文續拾》16卷，收文310篇。僅就此兩種續書的數量而言，自不能與《全唐文》相比，卻也稱得上難能之舉，故俞樾稱讚說：“於大備之後，又能成此巨觀，其涉書獵文之廣，觚編豪絡之勤，亦云至矣。” (同上書)遺憾的是，陸氏儘管用心勤苦，終以一人的有限力量，是不能盡補唐文的闕遺的。故編纂這類總集者，書名宜慎用“全”字。因為要輯補全唐的遺文，不能僅限於陳編遺籍中的零篇殘句，還要把已出土的大量唐代碑文墓誌包括在內才行。近一二百年來這類出土的地下資料為數甚多，且將陸續發現。對此雖有人注意收藏，也只能蒐集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民國年間，僅河南新安縣鐵門鎮一處，即出土了大量的古代墓誌，其中唐代墓誌最為豐富，竟達1209件之多。這些唐代墓誌幸為張鍅蒐集收藏，並拓成《千堂志齋藏石》存世；特別是新中國建立後四十年來，全國各地出土的隋唐五代墓誌數量更大，竟多至無以計數。據聞上海古籍社將出版《全唐五代墓誌》，齊魯書社出版李根源氏所藏唐代墓誌93方，名曰《曲石精廬藏唐墓誌》，但只限於30年代河南一帶出土者，自然不可能盡收全國各地出土的唐代墓誌。何況這類唐代地下文字資料還將隨著時間的推移陸續出土。如近幾年僅陝西出土的唐代珍貴墓誌，據1987年1月3日《光明日報》報導，已經整理完好者即有600餘方，銘文約30萬字之多。這些銘文生動地描述了中國封建社會極盛時期的唐代歷史面貌，不少是歷史上失傳的著名文學家和書法家的作品。有人認為，新整理出來的這批唐代墓志銘文，其價值相當於發現一部頗具規模的(唐書》續集。看來這一估價並不過份。如果連同近一二百年來全國各地發現和出土的大量唐代碑文墓誌綜合起來觀察，對研究唐代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對外關係、民族融合、農民戰爭、城市建設等方面的歷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倘能將之輯人唐文總集，不僅為《全唐文》增補了大量新的佳篇，還能使其質量大為提高，能從多方面補充史籍記載的不足。我們正盼望這一工作的實現。
……
眾所周知，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必須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同樣，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也不能離開他所處的歷史時代。本文打算僅就諸葛亮所處的時代及其歷史作用問題，談些粗淺的看法。
近年來學術界對諸葛亮的研究相當活躍，不僅舉行過多次全國性學術討論會，發表過大量文章，而且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員範圍也不斷擴大，研究的內容也日益廣泛。這是歷史科學興旺、發達的表現之一，自然是令人欣喜振奮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對諸葛亮的研究大都從微觀角度進行，諸如有關他的家世、籍里、姓氏、生平及其在政治、軍事、科技等方面的成就等課題，很少有人從巨觀角度或是將巨觀與微觀結合起來進行探討。這些研究所得的基本結論，大體說來不外是：認為諸葛亮在政治上開明，是中國歷史上賢臣良相的典範；他在治國、治軍、理財上才能卓越，成就顯著，是中華民族智慧的代表；他的道德修養高尚，可謂中國封建社會的“正身典型’’等等。實際上這些研究課題，在很大程度上是許多老課題的再認識、再研究，或是對一些新課題的新發掘、新起步，還不能說是已經取得重大突破性的進展。
當然，我並不是說不應當進行微觀研究，相反，如果沒有具體的微觀研究，也就談不上什麼巨觀研究，因為巨觀研究是建築在一個個具體問題研究的基礎之上的。但對諸葛亮僅僅限於具體問題的微觀研究卻遠遠不夠。如果不將諸葛亮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來進行巨觀考察，或是將巨觀與微觀研究結合起來，如果不將微觀歷史置於巨觀歷史之中進行研究，便想對諸葛亮做出中肯的評價，則是不可能的。具體說，我這裡所指的巨觀研究，主要是指不能脫離諸葛亮所處歷史時代的特徵及其趨勢來談其歷史作用，即必須首先探明諸葛亮所處時代的社會歷史情況，將其一生的主要活動放在魏晉南北朝這個特定的歷史時代之中，看其主要活動是否符合社會歷史的發展趨勢，是推動還是阻滯社會歷史的進程，然後才能做出有關他所起的歷史作用的基本估價。如果遵循這樣的原則來進行研究，不僅有助於對諸葛亮做出中肯評價，還可以在此基礎上發掘新的研究課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
所謂籍沒，即指官府籍沒罪人家屬為奴婢。這是唐代官屬奴婢的重要來源。
唐代設有沒入罪人家屬為奴婢的專門法條，規定：“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又《新唐書》卷五六《刑法志》謂：“反逆者，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沒；……男女奴婢沒為官奴婢”，可互為參證。唐朝所設籍沒罪人家屬為奴婢的這些專門法條，只是《唐律》的一個組成部分。《唐律》及其《疏議》乃是唐王朝從地主階級的利益出發，以儒家的封建倫理道德作為立法精神，總結過去各朝法典，吸取經驗教訓，制訂的一套鎮壓人民、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嚴密的成文法典。它是唐朝統治者手中的銳利武器，它完全體現了地主階級的意志。唐王朝依靠它曾充分發揮了階級社會國家機器的反動職能，對維護封建剝削制度和封建統治秩序起了“有效”的作用。在這套封建法典的統治下，廣大勞動者曾不斷陷入法網，很多人被沒入官為奴，雖然《唐律》及其《疏議》主要是用以鎮壓人民的，但唐王朝為了維護其封建統治秩序和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特別是維護以李唐皇帝為首的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對那些侵犯其權力，違背其意志，或是觸犯各種刑章的人，不管他們是貴族、官僚，還是統治階級中的某個集團，也是要嚴加制裁的。如上引“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他們的家屬則被籍沒為奴的法條，即被賦予了這種職能。儘管對統治集團中某些人的制裁與對人民的鎮壓，這兩者的性質有本質區別，但其結果同樣是將之籍沒為奴婢。
首先，將唐代文獻中，因犯“反逆”罪其家口被坐沒為官奴婢之例，按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後，擇舉於下。
唐代前期籍沒之例。如唐高祖李淵起兵攻取長安後，曾派張道源撫慰山東，“時何稠、士澄有罪，家口被沒，仍以賜之”。武德中，突厥懼怕劉世讓威名，“乃縱反間”，“高祖之不察，遂誅世讓，籍沒其家”舊)。武德末，李淵誅劉文靜、劉文起兄弟，“仍籍沒其家”。貞觀初，樊興“父犯罪配沒為皇家隸人”。貞觀中，廬江王李璦事敗，其姬“籍沒入宮”。又，貞觀中，侯君集被“斬於四達之衢，籍沒其家”，後又“特原其妻及一子，徙於嶺南”。漢王李元昌“圖為不軌”，貞觀十九年(643年) “事發”，唐太宗“乃賜元昌自盡於家，妻子籍沒”。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秋七月，”籍沒(長孫無忌、柳爽、韓璦)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武則天於“光宅元年(684年)十月，斬(裴)炎……及籍沒其家”。武則天聖歷初698年)，突厥默啜來攻，長史唐波若因“潛謀應”突厥被誅，其“家口籍沒”。武則天掌政“後漸將誅戮宗室諸王不附己者”，史稱“時天下犯罪籍沒者甚眾”舊，。唐中宗神龍初(705年)李思沖“從節愍太子誅武三思，事敗見殺，籍沒其家”。
唐代中、後期籍沒之例。如唐中葉嶺南西原蠻民暴動，“前後經略使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沒為官奴婢，配作坊重役”。唐德宗興元元年(784年)六月，“斬偽相李忠臣，籍沒其家，李晟奏受賊偽署同惡抵法之家，所沒財物、牛馬、奴婢，請以賞軍士，從之”。唐代宗大曆十二年(777年)，“元載之敗，其女資敬寺尼真一，納於掖庭”。唐德宗貞元中(785—805年)，崔寧“既得罪，籍沒其家。中外稱其冤，乃赦其家，歸其資產，。淮西節度使吳少陽之子吳元濟舉兵反唐，事敗被俘，為唐憲宗斬殺，其“妻沈氏，沒入掖庭”。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年)秋，李齊兵擾汴州，事敗被殺，“齊妻馬氏、小男道本、女汴娘配於掖庭”。成通十三年(872年)五月，唐懿宗殺國子司業韋殷裕，“籍沒其家，殷裕妻崔氏，音聲人鄭羽客、王燕客、婢微娘、紅子等九人配入掖庭”。
對中國文化遺產進行整理、發掘和研究，是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中國古代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飽含著華夏先哲們的無窮智慧，記載了炎黃子孫的輝煌業績，是祖先留給我們的一份豐厚的遺產。如何使這一文化瑰寶為當今國家建設所用，為振興中華服務，是我們學術界的一項重要任務。
《全唐文》乃是中國優秀文化遺產中的一部分。但它卷帙浩繁，遍讀、搜求不易，致使其中大量的有用資料長期未能充分利用。如何對這一巨著進行有效的整理，發掘其中有用的資料，進行有益的研究，數十年前筆者即對此有所考慮。只是自身力量不足，客觀條件限制，此一計畫無從實現。直到粉碎“四人幫”後，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才提供了進行此項工作的客觀環境，特別是自1981年以來，國家重視和提倡古籍整理工作，並制訂了古籍整理研究項目規劃，從而大大鼓勵了我對中國文化遺產進行整理、發掘和研究的勇氣。爰從近幾年我所培養的往屆碩士研究生中選定數人，組成編寫組，自1983年開始，對《全唐文》(包括《唐文拾遺》和《唐文續拾》)進行研讀、輯錄、標點、分類彙編等多種形式的整理研究，歷經七個春秋，終於編成《全唐文政治經濟資料彙編》一書。
一
《全唐文》是唐五代作家的文章總集，共一千卷。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設館修纂，由董誥領銜主編，阮元任總閱官，匯集了包括著名學者孫星衍、法式善、徐松在內的一百多位文人學土，以清內府所藏舊抄善本《唐文》160冊為底本，參校《四庫全書》中的唐人別集，並從《永樂大典》、《古文苑》、《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書內以及史子雜家記載和金石碑刻資料中搜羅採取，普行甄錄，歷時七年，於嘉慶十九年(1814年)編成。全書輯錄唐五代十國時期3042位作家各種文體的文章共18488篇。
《全唐文》不用以往總集按文體編輯的方法，改為以文從人，依照《全唐詩》的體例，確定其編排序次為：“首諸帝，次后妃，次宗室諸王，次公主。五代亦依此序次。其十國主附五代後。次臣工，次釋道，次閨秀。至宦官四裔，各文無可類從，附編卷末。”(《全唐文·凡例》)編者還為每位作者撰有小傳，記其生平事略，繫於每位作者的作品前面，但其書名與其內容並不盡相符。如它名為“全唐文”，實則收文不限於唐，還收錄了五代十國的文章，只是不收五代十國時人人宋以後的作品而已。但從歷史發展的客觀情況來看，五代十國是唐末藩鎮割據局面的繼續，倘以唐代來概括五代十國這一歷史階段，也似無不可。再如，它所搜采之文，的確非常浩博，曾被俞樾譽為“有唐一代文苑之美，畢萃於茲。讀唐文者，嘆觀止矣。”(《全唐文拾遺·序》)但書名冠以“全”字，與事實不盡相符。蓋在《全唐文》中實未能盡收唐人之文，而仍有較多遺漏。如它刊行內府不久，清人陸心源便於《唐會要》等書中掇拾錄存，並補之以某些碑刻資料，輯綴而成《唐文拾遺》和《唐文續拾》兩種續書，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二十一年(1895年)先後刊行於世(收入陸氏《潛園總集》)。《唐文拾遺》72卷，收文3000篇；《唐文續拾》16卷，收文310篇。僅就此兩種續書的數量而言，自不能與《全唐文》相比，卻也稱得上難能之舉，故俞樾稱讚說：“於大備之後，又能成此巨觀，其涉書獵文之廣，觚編豪絡之勤，亦云至矣。” (同上書)遺憾的是，陸氏儘管用心勤苦，終以一人的有限力量，是不能盡補唐文的闕遺的。故編纂這類總集者，書名宜慎用“全”字。因為要輯補全唐的遺文，不能僅限於陳編遺籍中的零篇殘句，還要把已出土的大量唐代碑文墓誌包括在內才行。近一二百年來這類出土的地下資料為數甚多，且將陸續發現。對此雖有人注意收藏，也只能蒐集其中的一小部分。如民國年間，僅河南新安縣鐵門鎮一處，即出土了大量的古代墓誌，其中唐代墓誌最為豐富，竟達1209件之多。這些唐代墓誌幸為張鍅蒐集收藏，並拓成《千堂志齋藏石》存世；特別是新中國建立後四十年來，全國各地出土的隋唐五代墓誌數量更大，竟多至無以計數。據聞上海古籍社將出版《全唐五代墓誌》，齊魯書社出版李根源氏所藏唐代墓誌93方，名曰《曲石精廬藏唐墓誌》，但只限於30年代河南一帶出土者，自然不可能盡收全國各地出土的唐代墓誌。何況這類唐代地下文字資料還將隨著時間的推移陸續出土。如近幾年僅陝西出土的唐代珍貴墓誌，據1987年1月3日《光明日報》報導，已經整理完好者即有600餘方，銘文約30萬字之多。這些銘文生動地描述了中國封建社會極盛時期的唐代歷史面貌，不少是歷史上失傳的著名文學家和書法家的作品。有人認為，新整理出來的這批唐代墓志銘文，其價值相當於發現一部頗具規模的(唐書》續集。看來這一估價並不過份。如果連同近一二百年來全國各地發現和出土的大量唐代碑文墓誌綜合起來觀察，對研究唐代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對外關係、民族融合、農民戰爭、城市建設等方面的歷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倘能將之輯人唐文總集，不僅為《全唐文》增補了大量新的佳篇，還能使其質量大為提高，能從多方面補充史籍記載的不足。我們正盼望這一工作的實現。
……
序言
祝賀李季平先生從教六十周年
為喜迎恩師李季平先生從教六十周年，作為親炙先生教澤的學生，我們曾提議召開一個座談會，或如時下風氣編輯一部論文集，以表祝賀之忱、敬仰之意，但均為先生所堅拒。後經反覆勸說，始允以增訂再版《古史探微》的形式，聊作表示。
先生原名李永鎬，1920年1月16日出生於山東省章丘縣明水鎮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先後畢業於章丘縣立第一國小、濟南市立中學、山東省立濟南高中。1940年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深得馮承鈞等先生賞識。1944年大學畢業後，曾先後在濟南任懿範女中、市立中學、正誼中學、黎明中學、山東省立濟南女中等校歷史教師和震華文學院文史系講師、副教授。1948年9月濟南解放，先生積極投身於新中國文化建設，積極參加濟南女中的複課和教學工作。1951年秋，調山東師範學院
委員、中國唐史學會理事、山東省歷史學會副理事長等職。他還曾任民盟濟寧市委主委、民盟山東省委常委，山東省政協第一後委員、第四後至第七後常委等職。
李季平先生是一位優秀的史學教育家。自20世紀40年代參加工作以來，長期奮鬥在教學第一線，先後講授過中國通史、中國歷史文選、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中國古代史等專業基礎課，為國家培養了數以千計的史學人才，有的則成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1979年先生又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共培養四屆10名，他們也都已晉升高級職稱，成為所在教學或科研單位的骨幹。
李季平先生更是一位有突出成就的歷史學家。幾十年來，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之餘，他勇於探索，不停跋涉，先後在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明清史等諸多領域取得引人矚目的成就。
首先，先生在隋唐史領域取得重要成就。先生對隋唐史的研究起步於大學時代，當時他在著名歷史學家馮承鈞先生的指導下，開始對隋唐史研究中的某些問題展開初步探索，為日後從事隋唐史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
先生在隋唐史領域的代表作是《唐代奴婢制度》。該書初稿是他的大學畢業論文，曾得到馮承鈞先生嘉許。1946年李季平先生將該稿寄交當時的上海商務印書館，獲得該館編輯部讚賞並立即簽訂出版之約。之後，先生自覺書稿在理論觀點上需要提高，內容方面也有待補充，遂索回書稿，擬修改後再行出版。孰料此後教學工作繁忙，1957年後又運動不斷，先生亦遭政治厄運，不允許從事學術研究，修改之事被迫擱淺。直至1977年後，才得以重新整理舊稿。此時先生已年近花甲，倍感時間的珍貴，他夜以繼日，不顧酷暑炎熱與蚊蟲叮咬，身搭一條毛巾，手搖芭蕉扇，在教研室的辦公桌前，一字一句、仔細認真地修訂舊稿，並最終在經過一番曲折之後於1986年出版。
為喜迎恩師李季平先生從教六十周年，作為親炙先生教澤的學生，我們曾提議召開一個座談會，或如時下風氣編輯一部論文集，以表祝賀之忱、敬仰之意，但均為先生所堅拒。後經反覆勸說，始允以增訂再版《古史探微》的形式，聊作表示。
先生原名李永鎬，1920年1月16日出生於山東省章丘縣明水鎮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先後畢業於章丘縣立第一國小、濟南市立中學、山東省立濟南高中。1940年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深得馮承鈞等先生賞識。1944年大學畢業後，曾先後在濟南任懿範女中、市立中學、正誼中學、黎明中學、山東省立濟南女中等校歷史教師和震華文學院文史系講師、副教授。1948年9月濟南解放，先生積極投身於新中國文化建設，積極參加濟南女中的複課和教學工作。1951年秋，調山東師範學院
委員、中國唐史學會理事、山東省歷史學會副理事長等職。他還曾任民盟濟寧市委主委、民盟山東省委常委，山東省政協第一後委員、第四後至第七後常委等職。
李季平先生是一位優秀的史學教育家。自20世紀40年代參加工作以來，長期奮鬥在教學第一線，先後講授過中國通史、中國歷史文選、中國歷史要籍介紹及選讀、中國古代史等專業基礎課，為國家培養了數以千計的史學人才，有的則成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1979年先生又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共培養四屆10名，他們也都已晉升高級職稱，成為所在教學或科研單位的骨幹。
李季平先生更是一位有突出成就的歷史學家。幾十年來，在繁重的教學工作之餘，他勇於探索，不停跋涉，先後在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明清史等諸多領域取得引人矚目的成就。
首先，先生在隋唐史領域取得重要成就。先生對隋唐史的研究起步於大學時代，當時他在著名歷史學家馮承鈞先生的指導下，開始對隋唐史研究中的某些問題展開初步探索，為日後從事隋唐史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
先生在隋唐史領域的代表作是《唐代奴婢制度》。該書初稿是他的大學畢業論文，曾得到馮承鈞先生嘉許。1946年李季平先生將該稿寄交當時的上海商務印書館，獲得該館編輯部讚賞並立即簽訂出版之約。之後，先生自覺書稿在理論觀點上需要提高，內容方面也有待補充，遂索回書稿，擬修改後再行出版。孰料此後教學工作繁忙，1957年後又運動不斷，先生亦遭政治厄運，不允許從事學術研究，修改之事被迫擱淺。直至1977年後，才得以重新整理舊稿。此時先生已年近花甲，倍感時間的珍貴，他夜以繼日，不顧酷暑炎熱與蚊蟲叮咬，身搭一條毛巾，手搖芭蕉扇，在教研室的辦公桌前，一字一句、仔細認真地修訂舊稿，並最終在經過一番曲折之後於1986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