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古戲樓眾多也是河南
南陽戲劇文化繁榮的最好證明。南陽的
古戲樓,民間又習稱戲台,多隨廟宇而建,是民間祭祖、酬神、鬧社火的演出場地。元代時期,內鄉縣王店鄉顯聖廟即建古戲樓1座。
清朝末年,南陽的各種戲樓、戲場多達600餘座。僅南陽城區就有23座,
鎮平縣有58座,
內鄉縣更達68座之多。比較著名的戲樓有社旗山陝會館懸鑒樓、內鄉王店鄉顯聖廟村的顯聖戲樓、鎮平城隍廟戲樓等。
南陽戲曲的發展源頭,可追溯到秦漢時期的舞樂百戲。
兩漢時期,南陽舞樂百戲的種類很多,包括鼓舞、長袖舞、宴樂、雜技、武術和具有故事性的角牴戲等。南陽人
張衡在《
西京賦》里記述的項目有:“角牴”、“烏獲扛鼎”、“沖狹燕濯”、“跳丸劍”、“走索”、“都盧尋橦”、“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吞刀吐火”、“易貌變形”等等,幾乎應有盡有。
商周以來,社會上已形成宴樂陳伎的習俗,漢代此風更熾。
南陽漢畫像石、磚中的音樂、舞蹈、百戲表演,多在廷宴場面上,賓主於一邊正襟危坐,優人在一邊做精彩表演。女伎廣舒長袖,“踏盤”、“蹴鞠”,折腰旋轉,翩翩欲飛;男伎“赤身”、“倒立”,滑稽逗趣,或“獨角”、“假面”、“鬥牛”、“戲虎”,角牴獻技,蔚為壯觀。反映在畫面上的樂器有建鼓、鼓、鐃、鐘、塤、竽、排簫、瑟、築、小鑼、拊、笙等多種多樣。樂隊由打擊樂器和管弦樂器混合組成,有單純的器樂演奏,也有為歌舞和百戲演出的伴奏。無論何種形式,鼓是必備樂器,在畫面上占據著顯要位置。“躡節鼓陳”主要用於節奏的控制,這種樂隊的組成和伴奏形式,一直延續並影響到當今舞台上的戲曲音樂。
南陽出土的漢畫石、磚中,漢代流行的舞蹈也有大量反映,除了用於祭祀的靈星舞,宮廷中的武德舞和五行舞外,還有以技巧、造型為特徵的獨舞、雙人舞等。其中有以建鼓為主要樂器、兩個男子表演的“建鼓舞”。有廣舒長袖、足踏鼓而旋轉的“踏鼓舞”,有歌詠隊為之伴唱的長袖舞,有踏盤雀跳長袖飄逸的“七盤舞”等。在這些舞蹈中,伎人的服飾多有長袖,便於“翹袖折腰”,增加美感。《韓非子·五蠹》中說:“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早為戲曲中廣泛使用且程式化了的水袖,在南陽漢畫像石刻中找到了它的淵源。張衡在《觀舞賦》中說:“抬修袖以翼面,展清聲而長歌。”鮑照的《詩數》中也有“七盤起長袖,庭下到歌鐘”之說。可見,在漢代,南陽的歌與舞已發展到密切結合的程度了。
漢代南陽境內盛行的百戲表演,從漢畫石、磚中看,除“沖狹”、“飛劍走丸”、“投壺”、“六博”、“吐火”、“蹴鞠”、“戲車”、“走索”等屬於技巧性的藝術表演外,更為流行的是角牴戲。漢代南陽的角牴戲,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競技表演或力量的角逐,而且還表現了比較簡單的故事情節,像頭有獨角的蚩尤與黃帝搏鬥的“蚩尤戲”,勇士與猛虎較量的“東海黃公戲”,“蛟和河神”變為牛形的“鬥牛戲”等。
從藝術表演形式上看,許多百戲畫像中的“猛虎”、“牛形”、“兕獅”、“熊羆”以及代表蚩尤的獨角獸等等,多為伎人扮演而成。“驅豹戲羆”的“象人”多帶有假面具。這與流行在荊楚的儺舞、儺戲和後來唐代的“代面”自然相聯,同時直接影響到以後戲曲中人物的臉譜化裝。有些演出場地,還掛有吊成波浪形的帷幔。樂隊伴奏的位置比較固定,表演與伴奏主次分明,這足以表明漢代南陽的舞樂百戲,已逐步綜合了歌唱、舞蹈、多種樂器的混合伴奏、化裝、服飾、道具、虛擬動作、故事內容、簡單的台詞等諸多的因素,正向著“以歌舞演故事”的方向演進,標誌著戲曲由萌芽時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此外,從故事內容看,南陽漢畫像石、磚中有“聶政自屠”、“范雎受袍”、“荊軻刺秦王”、“趙氏孤兒”、“嫦娥奔月”、“伯樂相子”、“樊噲排君難”、“攔駕”等等。這些歷史故事為以後戲曲劇目的取材提供了豐富的內容。
唐宋南陽的戲曲活動相當普遍,表現在:戲樓增建,如南陽縣金華火燒廟戲樓(690年),社旗縣李店玉仙廟戲樓(757年),社旗青台火神廟戲樓(1079年)。北宋淪陷後,抗金名將岳飛率部以桐柏縣毛集石門溝為要塞,多次出擊信陽,阻止金兵南下,又駐軍襄、鄧,與金兵對壘。此時,盛行於汴京的皮影戲也隨軍帶至南陽,稱為“鉤容直”,南陽人叫做“東京調”,之後便流傳於南陽民間。皮影班每班為一擔,每擔五六人。由於輕便靈活,民眾愛看,到清代康熙年間,僅桐柏一縣就有皮影120多擔。
傀儡,也稱木偶,南陽廣泛流傳的有兩種:木偶(懸線)和肘偶(杖頭木偶)。1981年在南召雲陽宋墓中就發現兩幅杖頭木偶雕磚畫,為古代南陽木偶戲活動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材料。
清代以來,全國各地新興的地方戲蓬勃發展,出現了空前繁榮興旺的局面,南陽更是如此。越調、
南陽梆子和二簧影響廣泛,皮影和木偶仍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清戲、鑼戲、卷戲(鑼戲、卷戲長期同台演出者,稱為鑼卷戲)、花鼓、京梆(河北梆子)、豫劇等外地劇種相繼傳入,曲劇興起後迅速領銜了南陽劇壇,各種戲曲班社競相建立,戲樓、戲場遍及城鄉各地,名角輩出,鋒芒各露,這構成了從18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期南陽戲曲活動的基本概況。
襄河派二簧(漢劇)是湖北漢劇四大支流之一,沿唐河、白河、丹江三水北上,於清道光、鹹豐年間(1821-1862)傳入南陽。辛亥革命後,成為南陽的三大劇種之一。
隨著戲曲活動的活躍,各種戲曲班社如雨後春筍,紛紛破土而出。據粗略統計,整個南陽各種戲曲班社達168個,其中越調30餘個,南陽梆子16個,二簧60餘個,鑼戲、卷戲、花鼓、皮影、木偶、京梆(河北梆子)40餘個。從府、縣衙門、達官貴人到富豪鄉紳,直至平民百姓,多以供戲為榮,一時蔚然成風。唐河大方莊秀才方保珠及其兒子方文合,連供六科二簧窩班(科班),從光緒二十四年(1898)起,到民國二十年(1931)止,歷時33年。鄧縣的張小本以長達30多年的時間,先後辦起了一科越調班和五科南陽梆子窩班;南陽縣的張汝英於清末民初創辦的二簧班,名角薈萃、盛極一時。至於花鼓戲以及鑼戲、卷戲同台演唱的鑼卷戲等在
南召、
方城、
唐河、
桐柏等地都有班社活動。戲曲班社,都先後培養造就了一批各懷高技、爭露鋒芒的著名演員,他們在民眾中享有崇高的聲譽,除加在他們頭上的,如“戲聖”(南陽梆子中的劉貴生),“戲夫子”(文武小生周桂琴),“老少迷”(花旦侯太香)等種種渾號外,還流傳著很多諺語和民謠。如“生娃(南陽梆子旦角王春生)喊一腔,迷了八道崗;男人不下地,女人不燒湯。”“捨得爹,捨得媽,捨不得才娃(鑼卷戲旦角邵才娃)的《打燈花》;捨得爹、捨得娘,捨不得才娃的《三開膛》。”
名優的出現,把南陽境內的戲曲活動推向鼎盛時期。遍及城鄉的廟會,久已成風,無論春祈秋報,慶功還願,宴賓會朋,婚喪壽誕,都競相演戲。桐柏縣平氏孤峰山三月三廟會最興盛時,同時由三四個劇種八台大戲對台演出,觀賞者多達數萬人,熱鬧非凡。深山也不例外,南召流傳著這樣的民謠:“大石頭溝,圓不溜溜,唱不起大戲唱肘偶(木偶),搭不起台子湊崖子,坐不起墩子坐石頭……不會戲文胡亂說,學著老包下陳州。”
無論越調班或二簧、梆子班,除在南陽境內演出外,周口、信陽等城鎮,甚至湖北、陝西也留下他們的足跡。如
淅川縣的孫都文二簧班曾奉召到西安獻演,慈禧太后特敕贈黃馬褂;1923年,唐河張灣的“三字二簧”班還在漢口德租界漢劇院演出等。戲曲活動的範圍十分廣大,名優們為南陽戲劇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隨著戲曲活動的頻繁開展,戲曲班社的迅速發展,從府縣衙門、名門望族、商賈富豪到鄉民百姓,都很重視演出場所的建設。清末,整個南陽的古戲樓已是星羅棋布,遍及城鄉,多達600餘座。至於簡易的戲場、木台、土台,更是遍地林立,數不勝數。值得一提的是社旗縣城山陝會館內的懸鑒樓,此樓興建於清代嘉慶元年(1796年),有容納萬人看戲的場院,兩側有可設五百多“雅座”的長廊。設計獨特,造工精巧,規模宏大,氣勢雄偉,雕樑畫棟,頗為壯觀,是河南省至今保存最完好的古戲樓,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這一時期的演出劇目多為師傅向徒弟口傳身授、代代承襲。到辛亥革命後,一些有文化素養的戲友才開始以戲曲為武器,為地方戲創作劇本,進行反對帝、官、封的宣傳。如《羅六爺造反》、《花老婆造反》、《洋菸鬼子顯魂記》、《曹瑞蓮走雪》等一批新創作的文明戲。到抗日戰爭時期,又有唐河的李從編寫的《木蘭從軍》、《勸夫抗戰》等,南陽的周季偉編寫的《新刺虎》、《難民痛》、《漢奸相》等,進行抗日宣傳。這些劇目的創作,為南陽戲劇史上增添了新的內容和特色。
現狀
到了20世紀30年代,曾稱雄南陽劇壇的越調、
南陽梆子、二簧三大劇種,呈現衰落趨勢。然而,恰在此時,根植於
南陽大調曲的曲劇,經過長期孕育後,應運而生,並且迅速發展起來。各地的曲劇班社風起雲湧,比比皆是,從城鎮的街坊小巷,到偏僻的村邊地頭,到處都可聽到曲劇調子。曲劇在南陽達到家喻戶曉的程度,成為南陽劇壇上的霸主。其原因,一是大調曲在南陽這塊土地上有深厚而廣泛的民眾基礎。二是曲劇的藝術表演沒有程式化的局限,新穎活潑,別具一格。其語言通俗易懂,富有情趣。唱腔豐富多彩,優美清新,具有濃郁的鄉土特色和生活氣息。三是劇目內容貼近民眾、生活與現實。曲劇演出的劇目大多具有反封建、追求婚姻自由的內容和精神,如《祭塔》、《三娘教子》、《小姑賢》、《李豁子離婚》等,劇中人物為追求幸福生活,與封建勢力抗爭,最後取得勝利。四是曲劇的新起,造就了一大批深有影響的演員,他們以各自精湛的技藝,在觀眾中享有崇高的聲譽。因為這些名角的出現,反過來又推動了曲劇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南陽戲曲事業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指引下,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首先,各級人民政府設立了專門機構,對流散各地的戲曲班社予以登記和整頓,派駐幹部,加強黨和人民政府對戲曲表演團體的領導,使戲曲成為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次,歷來被視為“下九流”的戲曲藝人,變成了人民的文藝工作者,他們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高。
建國後頭10年,通過登記和整頓,南陽擁有曲劇、豫劇、越調、漢劇(二簧)、宛梆(南陽梆子)5個劇種,26個專業戲曲表演團體。自建國前後傳入南陽的豫劇開始興盛起來,南陽、方城等先後成立9個豫劇團體,越調、漢劇也有新發展。惟獨宛梆僅剩下內鄉縣一個劇團。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南陽戲劇隊伍遭受了嚴重的迫害和摧殘,大批演職員受到批鬥後被趕出劇團。各縣市劇團除南陽地區曲劇團外,都變成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1971年大演“革命樣板戲”時才逐漸予以恢復。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經過撥亂反正、糾正冤假錯案,落實黨的各項政策,南陽戲曲事業才重新恢復了生機。同時,各劇團還分別建立了戲曲創作組織,配備了專職編劇、導演,音樂唱腔、舞台美術、人物造型、服裝製作等方面也配備了專業技術人員,形成一支行當齊全、門類完備、有一定藝術水平和綜合協調能力的戲曲創作與演出隊伍,樂隊伴奏也增添了西洋樂器,新的聲光技術被陸續採用,更提高了戲曲藝術的表現力。
在戲曲創作方面,也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恢復了創作機構,重新組織了創作隊伍。作者的戲劇觀念開始更新,在創作思想、題材、風格、表現手法等方面,都進行積極的探索,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趨勢。從創作思想看,不少作者站在新時期的高度,去審視、去評價反映現實生活和再現歷史生活的題材,開掘出發人深思的豐富內涵,給人以深刻的啟迪,創作出了一大批優秀現代戲和新編歷史劇。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冀振東編劇的《風流小鎮》(後改名為《紅果,紅了》),張遠、凌振祥(執筆)編劇的《戰地重逢》,李建中、餘輝、江鳥、禾豐編劇的《情系青山》,劉廣生、徐清才編劇的《酷情》,谷建成編劇的《兒女傳奇》,黨萬樹、李古娥編劇的《青山明月》,何中興編劇的《鄉醉》,冀振東、魏天葆、安子賢編劇的《驚蟄》等。
南陽重視對青年演員的培養。1980年,重建了南陽戲曲學校,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演員,充實了戲曲演出隊伍。不少青年演員在演出的過程中嶄露頭角,成為南陽戲曲事業的後起之秀。
總之,南陽戲曲文化進入社會主義時期是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無論劇種或劇目,在20世紀50和80年代,南陽戲曲可謂百花齊放。但到80年代後期,南陽戲劇文化,同全國一樣出現了“戲劇危機”。人民是愛藝術的,戲劇的生命力是強盛的,戲劇愛好者或利用打擂形式登台演出,或利用街頭巷尾自拉彈唱,戲劇文化迅速發展。同時又給戲劇工作者提出一個嚴峻的問題,要想使戲劇文化增強生命力,必須看到戲劇文化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不相適應的地方,無論是編劇、導演、音樂、舞美,特別是戲劇的內容、題材都要進行改革,要向兄弟劇團學習,努力提高演職人員的素質,以此來促進南陽戲劇文化的發展。
曲 劇
曲劇,曾名“高台曲”、“曲子戲”,20世紀50年代改稱曲劇。流行於河南大部分地區及周邊毗鄰省份部分地區。
曲劇在南陽大調曲(鼓子曲)的基礎上,吸收其他劇種的藝術成果發展形成。
清末民初,民間在踩高蹺的表演中演唱大調曲中短小明快的曲牌,並不斷有了“老婆”、“媳婦”、“相公”、“和尚”等角色分工,演出了《王大娘釘缸》、《小倆口觀燈》等短小節目,被稱為“高蹺曲”。20世紀20年代,丟掉高蹺,走上高台,逐漸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劇種,被稱為“高台曲”或“曲子戲”。形成之初的曲劇,演出劇目多是以民間傳說、生活故事為內容的“三小戲”(小生、小旦、小丑)。如《祭塔》、《訪友》、《梁山伯》、《賣瓦盆》、《花庭會》、《胡二姐開店》、《藍橋會》、《赴舟》、《小姑賢》、《小姑惡》、《老少換》、《勸墳》、《鬧書館》、《雲樓會》等。表演形式簡單,演出行頭簡陋,時常穿著日常衣服登台。樂器伴奏僅有手板、墜胡、三弦。所唱曲牌有[陽調]、[詩篇]、[呀兒喲]、[大漢江]、[太平年]、[上流]、[銀紐絲]、[剪剪花]、[滿舟]等。當時的曲子班有“七緊、八慢、九消停”的說法,意思是全班有七至九人即可演唱,多的也不過十幾人。一般農忙務農,農閒唱戲,戲價靈活,饋贈隨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南陽地區較知名的戲班有南陽縣安皋班、鎮平縣柳崗班、內鄉縣師崗班、鄧縣白子明班、淅川縣西街梁香閣班、南召縣李春堂班、南陽縣大華戲院班、趙家班等。除此之外,許多鄉、保、軍隊、商會、富賈等,也都組織曲子戲班,數量之多,難以數計。知名演員、琴師如徐慶生(藝名白娃)、崔中照(藝名賣饃娃)、牛錫武(藝名大金牙)、柴清奇(藝名四面淨)、郭振基、孫子山(藝名水上漂)、呂連生(藝名氣死賣饃娃)、張金富(藝名白菜心)、趙和洲(藝名三保險)、孫金鐘(藝名長脖)、趙五臣、趙明辛(琴師,藝名浪六、六浪)、聶立慶(琴師)等。民國三十年(1941年)前後,第一代女演員登上舞台。其中李金煥(大妞)、裴鳳仙(藝名二妞)、王玉華(藝名三妞)、張新芳(藝名後續四妞)被稱為南陽曲劇中的四姐妹,為曲劇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曲劇在迅速發展的過程中,從各方面吸收了漢劇、越調、豫劇、京劇等劇種的藝術成果。20世紀30年代以後,角色行當不斷建立完善。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著名戲曲作家、戲曲活動家樊粹庭,著名豫劇演員陳素真等,在內鄉縣馬山口對郭振基、柴清奇所在戲班予以藝術指導,幫助他們提高化裝技術,對《雲樓會》等劇進行具體輔導。與此同時,京劇鼓師席小朋在南陽為健全曲劇樂隊及音樂伴奏,特別是為打擊樂在曲劇中的運用,做出了積極的貢獻。1939年10月,柴清奇、郭振基、郭四成經樊粹庭介紹,到當時在南陽的河南省教育廳戰時民眾教育工作團學習。樊粹庭親自為其排練《克敵榮歸》一劇,進一步規範打擊樂,並幫助改革曲牌,如根據劇情需要,去掉“滿舟”中的“哎咳月兒喔”的幫腔等。次年初,柴清奇、郭振基等又在京劇老旦演員梁俊峰的協助下,對打擊樂在曲劇中的套用進行進一步的探討。這一時期,大多曲子戲班也都在進行著打擊樂的嘗試。1941年,鄧縣紅十字會曲子班率先建立了曲劇樂隊武場。到20世紀40年代初期,隨著角色行當的不斷健全,各地班社開始移植演出豫劇、越調、漢劇、京劇等劇種的一些劇目。以宮廷生活、歷史人物故事為內容的歷史袍帶戲如《抱琵琶》、《二進宮》等不斷增加,並編演了一批新的劇目以及如《劉公案》、《呼延慶打擂》等連台本戲。與此同時,“戲歌”、“戲串”、“活詞”戲隨之增多。
曲劇的唱腔為曲牌體。大多數曲牌沒有固定的聯套形式。少數曲牌沿用傳統的固定聯接方法,如[打棗竿]帶[羅江怨],[石榴花]接[上小樓]等。曲劇中使用的曲牌通常在40支左右,在結構形態上可分為4種類型:一是“四句頭”式的曲牌,常用的有[陽調]、[太平年]、[哭皇天]、[慢垛]、[書韻]、[蓮花落]等;二是“上下句”式曲牌,常用的有[詩篇]、[大漢江]、[小漢江]、[呀呀喲]、[一串鈴]、[平垛]、[上流]、[軟書]、[太湖]、[二簧平]、[背弓]、[飛板陰陽]、[渭垛]等;三是“三句頭”式的曲牌,常用的有[剪剪花]、[打棗竿]、[老剪剪花]、[倒推船]等;四是“長短句”式的曲牌,常用的有[疊落]、[銀紐絲]、[上小樓]、[玉娥郎]、[小桃紅]、[鼓頭]、[鼓尾]、[滿舟]、[坡兒下]、[雙疊翠]、[石榴花]、[羅江怨]等等。在數十年的藝術實踐中,逐步產生出如梆子、越調、京劇等板腔體劇種的各種起板、壓板、送板、收腔等“導引型”、“收束型”、“轉折型”的表現形式。有的曲牌,如最常用的[陽調],不僅有快、慢、悲、喜之分,而且還表現出生、旦、淨、醜不同行當的音樂特徵。
曲劇唱腔調高多用1=C,有時用1=#C。男女聲演唱均以真嗓為主。喜歡ing淨行的虎音和“炸音”唱法富有特色。20世紀50年代以後,曲劇樂隊的文場主要樂器有:曲胡(主弦)和古箏、三弦、琵琶、二胡、笛子、嗩吶、笙、悶子、大提琴等;80年代中期,增加了電子琴。武場主要有手板、班鼓(單皮鼓)、大鑼、手鑔、小鑼、戰鼓、大鼓或定音鼓等。早期器樂曲牌只有[大起板]及數支[游場],以後不斷增加了如[高山流水]、[思春]、[和番]等板頭曲以及[菠菜葉]、[十番]、[錯字]等弦樂曲牌和[欠場]、[尾聲]、[三槍]、[嗩吶皮]等嗩吶曲牌。武場鑼鼓經基本來自豫劇、越調、京劇等劇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曲劇受到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視,先後組建了
南陽市戲曲工作團(今南陽市曲劇團)、
鎮平縣曲劇團、
西峽縣曲劇團、
淅川縣曲劇團、
新野縣曲劇團、
南召縣曲劇團、
內鄉縣曲劇團等專業表演團體的。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無論專業和民間業餘團體數量,都以絕對優勢居於南陽各劇種之首。一批優秀演員如謝芳欣、鄭立仁、邢樹青、王譚恩、王建敏、和振海、王長德、畢慶敏、張明東、鄒建功、牛長欣、孫炳新、胡希華、蘇國慶、余傳花、金桂菊、田欽澤、陳佳桂、武華英等深受民眾推崇。相繼演出了一大批整理、移植傳統戲和新編歷史劇、現代戲。其中南陽市曲劇團演出的《龍江頌》、《洪湖赤衛隊》、《江姐》、《困皇陵》(張明東、彭宏甸、和風編劇)、《屠夫狀元》、《兒女傳奇》(谷建成編劇)、《陰沉木》(姜書華編劇)以及新野縣曲劇團的現代戲《酷情》(劉廣生、徐清才編劇)、淅川縣曲劇團的《王寶釧》、南召縣曲劇團的《羅通掃北》(高波群、孫繼峰、楊國良編劇)等有較大影響。1956年,在河南省首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上,南陽專區代表隊演出的整理傳統戲《閻家灘》獲得演出一等獎,徐慶生、劉中傑、和振海分別獲得演員一等獎。1960年,該劇由南陽專區曲劇團(今南陽市曲劇團)為主體排練晉京演出,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及首都觀眾的高度評價。1991年,南陽地區曲劇團再度晉京,演出了現代戲《情系青山》(李建中、餘輝、江鳥、禾豐編劇,藝術指導余笑予,導演和風、齊文治、劉修玉,音樂設計彭宏甸、莊冠生、高炳林,舞台美術設計唐祖華),《北京日報》、《北京晚報》、《中國戲劇》、《劇本》等多家報刊發表訊息或評論。同時,該劇參加河南省第四屆戲劇大賽,獲劇本、演出、導演、音樂、舞美、表演等多項獎勵。1998年,《閻家灘》被拍攝為電影戲曲藝術片,並獲得“華表獎”。2002年9月,南陽市曲劇團演出的現代戲《驚蟄》(冀振東、魏天葆、安子賢編劇,天博導演,唱腔設計郭建梅、高炳林,作曲、配器莊冠生,舞台美術設計劉采、趙建峰)獲得演出一等獎和編劇、導演、音樂、舞美、表演(3位演員獲得一等獎)等14項獎勵,囊括了該劇在河南本屆大賽中涉及的全部獎項,並推出了張蘭珍、張明雲、郝士強、李聚豹等青年演員。觀眾和戲劇界專家、學者稱讚該劇“深邃、細膩、典雅、唯美”,不僅是南陽戲劇的重大收穫,而且是河南戲劇的重大收穫。同年,該劇獲得河南省人民政府文學藝術成果獎、河南省第一屆“黃河戲劇獎”中的“黃河戲劇大獎”。2003年4月,《驚蟄》作為壓軸劇目,參加“2003北京長安·河南戲曲節”,演出於北京長安大戲院;與此同時,該劇被確定為河南省“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重點加工劇目,並由文化部確定為第七屆中國藝術節演出劇目。自該劇於2002年8月登上舞台,至2003年4月,《
南陽日報》、《南陽晚報》、《
中國戲劇》、《東方藝術》、《
中國文化報》、《河南日報》、《
大河報》、《光明日報》、《
人民日報》及省、市電視台、廣播電台等10數家單位相繼發表訊息、特寫、評論和劇照彩頁40餘篇(頁),劇照80餘幅(次),並由黃河音像出版社製作成光碟發行。南陽市人民政府頒發嘉獎令(宛政文[2002]68號),對組織創作和排練演出的南陽市文化局予以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