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訓要

內容

二十六年（943年）夏四月，御內殿召大匡朴述希親授訓要曰：

朕聞大舜耕歷山，終受堯禪；高帝起沛澤，遂興漢業。朕亦起自單平，謬膺推戴，夏不畏熱，冬不避寒，焦身勞思，十有九載，統一三韓，叨居大寶二十五年，身已老矣。第恐後嗣縱情肆欲，敗亂綱紀，大可憂也。爰述訓要，以傳諸後，庶幾朝披夕覽，永為龜鑑。

其一曰：我國家大業必資諸佛護衛之力，故創禪、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業。後世奸臣執政，徇僧請謁，各業寺社，爭相換奪，切宜禁之。

其二曰：諸寺院皆道詵推占山水順逆而開創。道詵云：“吾所占定外，妄加創造，則損薄地德，祚業不永。”朕念後世國王、公侯、后妃、朝臣各稱願堂，或增創造，則大可憂也。新羅之末，競造浮屠，衰損地德，以底於亡，可不戒哉？

其三曰：傳國以嫡，雖曰常禮，然丹朱不肖，堯禪於舜，實為公心。若元子不肖，與其次子；又不肖，與其兄弟之從所推戴者，俾承大統。

其四曰：惟我東方，舊慕唐風，文物禮樂，悉遵其制。殊方異土，人性各異，不必苟同。契丹是禽獸之國，風俗不同，言語亦異，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其五曰：朕賴三韓山川陰佑以成大業，西京水德調順，為我國地脈之根本、大業萬代之地，宜當四仲巡駐，留過百日，以致安寧。

其六曰：朕所至願，在於燃燈、八關。燃燈所以事佛，八關所以事天靈及五嶽名山、大川龍神也。後世奸臣建白加減者，切宜禁止。吾亦當初誓心，會日不犯國忌，君臣同樂，宜當敬依行之。

其七曰：人君得臣民之心為甚難，欲得其心，要在從諫遠讒而已。從諫則聖，讒言如蜜，不信則讒自止，又使民以時，輕徭薄賦，知稼穡之艱難，則自得民心，國富民安。古人云：“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良將。張弓之外，必有避鳥。垂仁之下，必有良民。”賞罰中，則陰陽順矣。

其八曰：車峴以南，公州江外，山形地勢，並趨背逆，人心亦然。彼下州郡人參與朝廷，與王侯、國戚婚姻，得秉國政，則或變亂國家，或銜統合之怨，犯蹕生亂，且其曾屬官寺奴婢、津驛雜尺，或投勢移免，或附王侯宮院，奸巧言語，弄權亂政，以致災變者，必有之矣。雖其良民，不宜使在位用事。

其九曰：百群僚之祿，視國大小，以為定製。不可增減，且古典云：“以庸制祿，官不以私。”若以無功人及親戚私昵虛受天祿，則不止下民怨謗，其人亦不得長享福祿。切宜戒之。又以強惡之國為鄰，安不可忘危，兵卒宜加護恤，量除徭役。每年秋閱，勇銳出眾者隨宜加授。

其十曰：有國有家，儆戒無虞，博觀經史，鑑古戒今。周公大聖《無逸》一篇，進戒成王，宜當圖揭，出入觀省。

十訓之終，皆結”中心藏之”四字，嗣王相傳為寶。

日本學者今西龍在1918年發表文章，質疑高麗太祖留下《十訓要》的真實性。理由如下：

第二條的問題是，道詵死於898年，王建則於918年才建立高麗，故道詵不可能幫助王建相地創寺。
第四條的問題是，當時高麗不可能出現效仿契丹的徵兆，第四條的強調顯得無意義。
第八條的問題是，王建的重臣崔知夢、朴英規和王妃莊和王后吳氏都是“公州江外”的人。
王建的子孫並未按所謂“訓要”行事，如光宗大修願堂、成宗罷八關會、僅《高麗史》有傳的出身“公州江外”的大臣就有40餘人。
在一些契合“訓要“並理應援引“訓要”的場合，卻隻字不提“訓要”的存在（如崔承老的“時務二十八條”和高麗成宗關於西京巡幸的詔書），甚至崔承老的上書里說太祖對後百濟遺民一視同仁，恰恰與“訓要”第八條相反；又請求減省燃燈、八關之會，又恰恰撞上了“訓要”第六條所說的“奸臣”之言，而且成宗還真這么做了。由此可知至少崔承老和成宗是不知道所謂“訓要”的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