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發展模式，指一定區域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特徵、經濟發展過程及其內在機理的高度概括。是經過長時期的實踐形成的較為固定的發展的定式，是實踐經驗在理論上的升華。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區域經濟模式
- 外文名：Regional economic mode
- 分類：計畫經濟型、政府主導市場型等
- 成功案例：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等
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分類,三大成功模式的發展歷史及其特點,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三種成功模式的適用與借鑑意義,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制度創新,重視民間資本和市場的巨大作用,合理利用外資，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區域發展模式需不斷發展和創新,
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的分類
1、從政府管理和經濟運行之間的關係角度來分類，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可分成計畫經濟型、政府主導市場型和自由市場型。
我國在建國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模式就是計畫經濟型。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從經濟領域中逐步退出，政府對經濟不再是過去的行政式的絕對控制，在經濟生活中仍起著多方面的作用和影響，仍在扮演領導者和指揮者的角色。因此中國絕大部分區域經濟發展模式便屬於政府主導市場型。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的接軌和趨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將會逐步讓位於市場，從而使區域經濟發展模式最終轉變為自由市場型或市場主導型。
其中，公有資本推動型的發展模式已經並將逐漸減少，但在我國的經濟生活中仍具有重大的影響。而民營資本推動型和外來資本推動型的發展模式，由於我國的改革開放和中央政府對個體、私營、外資等經濟成分的放鬆放活而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其典型模式有民營資本推動的溫州模式、外資推動的珠江模式等等。
3、按照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形成的源流，並根據我國多年來區域經濟發展實踐的總結，可以的分為三類發展模式：區域經濟發展的組織模式、區域經濟發展的產業模式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空間模式。
1、區域經濟發展的組織模式
區域經濟發展的組織模式指區域經濟發展中對區域經濟活動的組織方式，主要是與產權和管理相關。例如，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溫州模式”，即是以發展民營經濟、股份制經濟為特徵的模式；90年代以來形成的“蘇州模式”，則是以擴大開放，吸引外資，發展多種形式的所有制形式為特徵。
2.區域經濟發展的產業模式
區域經濟發展的產業模式是指產業發展的戰略模式。
第一，初級產品生產和出口模式。
初級產品生產和出口模式的特點是利用本國本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以發展農業、礦業產品的出口，來帶動本國本地區經濟發展，屬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這種發展戰略最大的局限性，就是嚴重依賴國際或外部市場，內部經濟結構單一，經濟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對於落後地區，由於缺少發展的機會，只有開發某種優勢資源才能啟動經濟發展，所以在發展的初期，選擇這種戰略具有客觀必然性。但是，必須尋找新的發展機遇，進行發展戰略的升級。
進口替代模式，就是用本國本地區產品替代進口產品的戰略。是處於工業化初期階段的開發中國家和地區應付國際競爭，發展本國本地現代工業的一種內向型戰略。從面向市場的消費品入手，用本國產品替代進口產品，是下游產業的進口替代，如優先發展食品工業、服裝工業及輕紡工業等。從生產資料的生產部門，如鋼鐵、化工、機械等產業開始的稱為上游產業的進口替代。上游產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投資，上游產業開始的進口替代，對技術和勞動力的要求都相應較高，生產的規模一開始就比較宏大，因此，只有在國家的統一安排下，調集巨大的人力和財力，才有可能實現。
第三，發展出口替代產品產業模式。
第四，優先發展趕超部門的產業模式。
即工業趕超戰略。主張以發展優勢工業來帶動經濟的發展，縮小同已開發國家的差距。一個落後的國家或地區，要想在短期內趕上先進國家，就必須大規模發展工業，以工業的快速增長來促進其他產業的增長，實現國家社會的躍進。工業趕超戰略的關鍵是選準優先發展的工業部門。要考慮到發展該部門所需的資金、勞動力、原料來源和產品的市場等，我國選擇優先發展現代製造業，印度選擇優先發展軟體產業，都具有前瞻性。
3.區域空間開發模式。
(1)增長極模式
區域空間開發的理論基礎是增長極理論，並由此產生增長極模式。增長極理論最初是由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於50年代提出來的。其基本思想是：經濟成長並非同時出現在所有地方和部門，而是首先集中在某些具有創新能力的行業和主導產業部門，這些主導部門通常積聚在大城市中心。經濟的增長首先出現在增長極上，然後通過不同的渠道向外擴散，並對整個區域產生影響。
第一，支配效應。
第二，乘數效應。
增長極的發展對周圍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示範、組織和帶動作用，從而加強了與周圍地區的經濟聯繫。在這個過程中，受循環積累因果機制的影響，增長極對周圍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會不斷地得到強化和放大，影響範圍和程度隨之增大。
第三，極化效應。
即增長極周圍區域的生產要素向增長極集中，增長極本身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我們一般把一個區域內的中心城市稱為增長極，把受到中心城市吸引的區域稱為“極化區域”。為什麼主導產業的產生會在增長極出現極化作用？主要是由規模經濟作用引起的產業聚集作用，使增長極能夠不斷成長壯大。
第四，擴散效應。
擴散效應是與極化效應同時存在、作用力相反的效應，是生產要素從增長極向周邊區域擴散的趨勢效應。只在兩地建立了市場經濟的貿易關係，生產要素就始終是雙向流動的，所以極化效用和擴散效用也是同時存在的；由於技術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增長極上的產業不斷發生更替，被更替下來的產業向增長極周邊地區轉移；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增長極的產業部門存在的機會成本增加，使效率相對較低的產業向周邊擴散。擴散效應又被稱為“涓滴效應”，即生產的發展通過擴散而促進增長極周邊所有地方的發展，從而縮小地區之間的差異。
增長極的形成，必然改變區域的原始空間平衡狀態，使區域空間出現不平衡。增長極的成長將進一步加劇區域的空間不平衡，導致區域內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差異。不同規模等級的增長極相互連線，就共同構成了區域經濟的增長中心體系和空間結構的主體框架。區域經濟的空間開發的其他各種模式，都是從增長極當中演化出來的。
(2)發展軸模式
隨著地區開發的深入和增長極數量的增加與質量的提高，根據區域經濟空間相互作用理論和空間近鄰效應，在區域經濟成長極之間產生相向的聚集與擴散，在它們之間建立起各種交通線路以及各種經濟社會聯繫，產生相對密集的要素流，從而形成區域內經濟相對發達的軸線。這種軸線的形成就可激活沿線地區的經濟發展潛力。同時，由於軸線地區具有良好的區位優勢，因此，吸引區域內其他地區的資源，使企業和經濟部門等向此集聚。
發展軸同樣存在著聚集和擴散效應，而且效應的強度更強，對周邊的影響更大。發展軸在不斷地豐富之後，力量更強大，最後將成為一條發展地帶。發展帶是發展軸的成長結果及其演化最後形式。
(3)網路型模式
發展軸還有一種演化的結果，就是由若干個發展軸聯合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從而形成增長的網路。增長網路的形成，使極化效應產生的聚集規模經濟在更大的範圍內表現出來，而不是僅僅從一個點上表現出來，對於網路所在的區域來說，意味的增長結果的分散化和增長極點的分散化，而對於更大區域來說，則將整個網路區域視為一個巨大增長極，所以其極化的效應可能更強，對區域經濟的影響也可能更大。
這種聯繫方式組成了具有不同層次、功能各異、分工合作的區域經濟系統。它能夠將區外的一些資源納入到這個系統之中，對其它地區的影響也最明顯，一般發生在發達地區。因此，這種模式是區域一體化和城鄉一體化的基礎。
三大成功模式的發展歷史及其特點
蘇南模式
蘇南模式在形成發展的過程中，政府出面組織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資料，指派所謂的能人來擔任企業負責人，並出資辦企業，政府具有生產者和投資者等多重的職能和角色。所以蘇南模式屬於政府主導型和公有資本推動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在蘇南模式形成的時期，蘇南的經濟獲得了極大的發展。然而，蘇南模式在政府推動下取得的經濟輝煌的背後也深藏著以下一些嚴重的問題：
政府不甚合理的集體所有制偏好造成經濟成分的單一和市場發育的滯後。蘇南模式下的企業主要為單一的政府支持興辦的集體所有制的鄉鎮企業，個體、私營等民營經濟受到地方政府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壓制，結果造成區域經濟成分單一，抗風險能力差。而且由於經濟的主體是不完全充分參與市場競爭的鄉鎮企業，又造成區域內市場及市場機制發育滯後。
政府片面的政績取向。儘管蘇南地區在20多年的時間內一直保持了兩位數的GDP增長率，但城鎮與農民人均收入以及就業率的增長速度要遠落後於GDP的增長速度。蘇南地區的地方政府更專注於GDP的增長，而不是更專注於關係民生的人均收入和就業機會的增加。
政府對經濟的超強幹預導致嚴重的平均主義和官員腐敗。地方政府將企業生產經營的部分利潤用來建學校、養老院等，平均主義嚴重。另一方面，政府主導下的公有資本推動的經濟發展模式又為政府官員的腐敗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從而導致了蘇南不少地區腐敗嚴重和官富民窮的問題。
溫州模式
浙江模式形成過程中取得了驚人的發展速度。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經濟發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據統計，1978 年至2001年，浙江GDP年均增長率高達 13.3%，由124億元猛增至6700億元，經濟總量在全國的排序由原來的第12位迅速升至第4位，人均GDP則由全國第16位升至第4位。尤為突出的是，1997年後，我國經濟成長率逐年走低，而浙江經濟雖有所回落，但仍然保持兩位數的高速增長(1998年較上年增長 10.1%，1999年較上年增長 10.0%)，出口增長更高（1999年全年增長18.5%，2002年1季度的增長率高達55%）。2001年浙江國內生產總值已達6700億元左右， 2002年人均GDP達2000美元左右，高出全國平均水平近1倍。在最近幾年，浙江省的經濟發展速度在全國一直遙遙領先。
珠江模式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國務院批准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以東莞、寶安等地為代表的珠三角東部地區成了香港加工業的外遷地，“三來一補”成為其鄉鎮企業發展的重要形式，憑藉毗鄰港澳、華僑眾多及國家優惠政策傾斜的優勢，很快就形成了舉世矚目的“珠江三角洲經濟模式”，簡稱為“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使得廣東經濟取得巨大的成就。經過20多年的強勁發展，廣東在全國率先實行改革開放，從一個較為落後的邊陲省份，一躍而為中國第一經濟大省，年均增長超過13%，在國內實為罕見，人均GDP為全國平均水平的2—3倍。陸地面積只占全國1.85%的廣東，貢獻了占全國1/9的經濟總量、1/7的財稅收入、1/4的外資總額、1/3的對外貿易金額。
但珠江模式存在以下的一些問題和缺陷：經濟對外依存度相對偏大；產業層次較低、企業規模偏小、資源消耗較大；存在出現產業空洞化和拉美化的隱憂。珠江地區的經濟發展主要屬於外資推動型，但隨著該地區土地供應接近枯竭以及低工資優勢的逐漸喪失，資本的逐利性必然使外資將產業和資金轉向其它低工資、低地價的區域，從而使本地出現產業空洞化和拉美化的隱憂。
三種成功模式的適用與借鑑意義
三種成功模式對我國其它區域經濟發展的適用與借鑑意義
轉變政府職能，加強制度創新
在蘇南模式形成的時期，政府對經濟的超強幹預為企業的發展解決了在當時單純依靠企業個體的力量難以解決的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的制約，從而使其利用當時計畫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空隙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在當時不失為一種可行的發展模式。但在現時新的經濟條件下，由於其政企不分、產權不清的致命缺陷，已不再具有適用性，蘇南模式面臨改革和創新。政府應改變以前那種對企業的超強幹預，從經濟領域中逐步退出，著力建立完備的現代企業制度和產權制度，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同時，蘇南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在中國的國情下，政府對經濟適度而合理的行政干預和管理有時還是非常有必要的並起著積極的作用。
重視民間資本和市場的巨大作用
合理利用外資，大力發展民營經濟
珠江模式利用外資發展區域經濟的方式在短期內能快速提升一個區域的經濟實力，是一種易被複製和模仿學習的模式。在現實中，地方政府出於政績的需要，也多熱衷於模仿和採用這種模式。但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多給外資企業以超國民待遇。這種做法，在外資企業為地區經濟做出貢獻的同時，也壓制了區域內有潛力的民營企業發展和成長的前景，有可能得不償失。而且，產業利潤的大部分往往被外資企業所拿走，區域從外資中得到的利潤往往只占產業利潤中的很小的一部分。隨著區域土地、人力等成本的上升，外資未來的撤離和轉移不可避免，區域經濟可能因此受到極大損害。外資推動型的經濟繁榮難以長久持續。因此，地方政府應摒棄對外資的盲目崇拜和依賴，合理利用外資，同時應大力鼓勵和支持本地的民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
區域發展模式需不斷發展和創新
我國的三大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在當時都是基本符合其社會經濟的發展要求的，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任何一種發展模式都有其適用的條件，需要在實踐中根據政治、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做出相應的變革和創新。蘇南模式的成功與當時計畫體制下的短缺經濟及政府的大力推動息息相關，但在後來市場經濟的變革中，政府及公有資本對經濟的超強幹預使得蘇南模式喪失了原有的活力。溫州模式發展過程中，政府的“無為而治”使得溫州地區的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家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發展起來，證明了市場主導型的發展模式對區域經濟發展的適用性和巨大的積極作用，說明了市場經濟和私營經濟具有很高的經濟效率，但其封閉式的家族經營方式影響企業的做大做強，需要在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上進行更大的努力。珠江模式的成功來源於外資的投資和產業轉移，政府在招商引資的方式、引進產業的選擇、環境保護、招商政策等方面仍需進行積極的探索和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