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收蒙古史、北方民族史方面的譯文，為譯者於20世紀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葉在內蒙古大學蒙古史研究室（1982年改為蒙古史研究所）工作時所譯，絕大部分曾刊載在該研究室編印的內部交流學術刊物《蒙古史研究參考資料》上。今收輯在一起，以供有關研究者研究參考。
基本介紹
- 書名：北方民族史與蒙古史譯文集
- 譯者：余大鈞
- ISBN：9787311038717
- 頁數：825
- 定價：160.00元
- 出版社：蘭州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2-5
- 叢書： 歐亞歷史文化文庫
內容介紹
第一部分為北方民族史編，共收譯文20篇。
本編所收正史北狄傳箋注14篇，譯自日本著名史學家內田吟風、護雅夫、田村實造、佐口透等譯註的《騎馬民族史（正史北狄傳）》第l卷，1980年；第2卷，1979年）。內田吟風為日本研究匈奴、鮮卑、柔然等族史的專家，著有《北亞史研究·匈奴篇》（1975年）、《北亞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1975年）等。田村實造為研究蒙古等北方遊牧民族史的學者，著有《中國征服王朝研究》等。護雅夫為研究突厥史的專家，著有《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等。正史北狄傳箋注各篇，尤其是內田吟風的匈奴傳、蠕蠕傳箋注，護雅夫的西突厥傳箋注，佐口透的鐵勒傳、回紇傳箋注，反映了日本史學界到20世紀70年代末為止對正史北狄傳的研究成就和注釋水平，對研究匈奴、柔然、突厥、回紇等族史具有參考價值。
本編所收內田吟風《匈人、匈奴同族論研究小史》，較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根據東、西方典籍、語言比較、考古學研究、人種體型研究，東、西方學者對匈人、匈奴同族論的研究見解，具體闡述了與匈人、匈奴同族論有關的各方面問題，是研究匈人、匈奴同族論的一篇重要文獻。
內田吟風的《匈奴西遷考》，研究北匈奴的西域經略及其西遷經過，並試圖增加匈人匈奴同族論的一些證明資料，是研究匈奴西遷史的一篇重要文獻。
蘇聯學者里日斯基的《匈奴與東胡》譯自蘇聯奧克拉德尼科夫等編《西伯利亞史》第1卷（1968年版）第5章，此文以馬克思主義史觀論述了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匈奴與東胡各族史，值得重視的是本文較多地利用了外貝加爾湖地區和蒙古地區的考古發掘材料，與古籍記載相印證，來論述匈奴的社會經濟、文化藝術、武器、防禦工事等歷史情況。
內田吟風的《柔然阿哇爾同族論考》根據歐洲眾多學者對柔然阿哇爾同族論的研究論著，結合東西方史料，從柔然、阿哇爾族名都帶有蟲、蛇之意，及柔然、阿哇爾生活方式、社會組織、風俗習慣、語言、人類學方面的一致，東西方史籍關於柔然、阿哇爾被突厥擊滅後其殘部西遷的記載的一致，進一步論證了柔然即阿哇爾族。
俄國東方學家巴托爾德（1869～1930）擅長利用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結合其他多種語文史料研究突厥語族、蒙古語族各民族及中亞、西亞的歷史。本編所收巴托爾德的《突厥蒙古諸民族史》簡明扼要地概述了從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18世紀，2000年間突厥、蒙古諸民族在中國西北邊疆到東歐的廣大地域上衍變、發展的歷史。
俄國東方學家俾丘林（1777～1853）曾將中國正史北狄傳等編譯為《古代中亞各族資料彙編》3卷，並在該書中通過注釋、總論等方式發表其對蒙古語族、突厥語族、通古斯滿語族各民族的族源、各族衍變關係、地理分布等見解。俾丘林的這部書對後來俄、蘇東方學家的影響很大，後來不少俄、蘇東方學家關於阿爾泰語系各遊牧民族的族源、各族衍變關係的見解往往起源於俾丘林。本編摘譯了該書第1卷中對漢文史料所作的注釋及總論，以供研究者參考。
第二部分為蒙元史編，共收譯文15篇。
普蘭· 迦兒賓的《蒙古人的歷史》。普蘭‘迦兒賓（1182～1252），義大利人，天主教方濟各會教士。1245年，奉羅馬教皇之命攜教皇致蒙古大汗信前往蒙古勸說蒙古停止攻掠，並探聽蒙古的政治、軍事、經濟、宗教等情況。同年4月，他從里昂出發，經東歐、中亞，於1246年7月到達蒙古國首都和林附近大汗行宮。8月，參加了貴由被推戴為大汗的盛典。他在蒙古共居住了4個月。11月，攜貴由答教皇詔書仍由陸路西歸。1247年秋，回到里昂，用拉丁文寫成出使報告《蒙古人的歷史》，向教皇復命。 《蒙古人的歷史》詳述了旅程見聞及13世紀蒙古人的社會經濟、風俗習慣、宗教、政治、法令、軍事等情況，是研究早期蒙古史和東西交通史的重要原始資料。中譯文據俄國馬列英從拉丁文原著譯出、蘇聯沙斯契娜詳加注釋的俄譯本轉譯。
巴托爾德的《成吉思汗帝國的建立》、《突厥蒙古人的社會日常生活與經濟結構的關係》、《關於畏吾兒文獻及其對蒙古人的影響問題》、《伊斯蘭教載籍關於成吉思汗後裔中的基督教徒的記載》、《關於成吉思汗後裔中的基督教徒問題》，是其研究蒙元史的重要論文。在這些論文中，巴托爾德對成吉思汗創建蒙古國的歷史，對蒙古軍何以能戰勝軍隊數多得多的各文明民族，建立起統治疆域無比遼闊的蒙古帝國，龐大蒙古帝國的統一何以能保持數十年，帝國瓦解後蒙古對各國的統治何以能繼續長期存在，成吉思汗個人的政治、軍事才能所起的歷史作用，突厥蒙古人的日常生活與經濟結構的關係，畏吾兒文化對蒙古人的影響，成吉思汗後裔中的基督教徒等等問題，發表了不少值得重視的見解。在上述論文中，發揮了巴托爾德善於利用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其他多種語文史料進行研究的特長。
蘇聯史學家密爾彼爾德等撰《成吉思汗及其遺產》，論述蒙古國的建立及蒙古對亞洲各國的征戰，元朝崩潰的歷史以及蒙古征服斡羅思、中亞、高加索地區及在各族人民反抗鬥爭下蒙古諸汗國逐漸崩潰的歷史。此文較多利用了古俄文編年史資料及亞美尼亞文等外文資料，對研究13～15世紀蒙古史頗有參考價值。
日本學者本田實信的《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考》，根據波斯文史料拉施特《史集》、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瓦撒夫書和《元史》的記載，研究成吉思汗西征波斯地區後，1230—1256年蒙古統治波斯地區的歷史和早期統治機構伊朗總督府及1251年設定的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此文對以往不很清楚的旭烈兀西征以前的蒙古統治波斯的早期歷史和統治機構，尤其是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作了較具體深入的研究。
蘇聯學者吉謝列夫的《從哈剌哈林“跑出來”的石龜》，根據在古代蒙古國首都哈剌和林遺址發掘時找到的石龜毛坯論述了哈刺和林古代工匠的鑿石技術。
蒙古學者德·納旺的《哈刺和林出土的鐵器》根據1950年在哈刺和林城遺址發掘時發現的鐵鏵18件、大小大車軸承52個、鐵矛頭多個等，論證了古代哈刺和林城具有生產鐵制武器、農具的手工業作坊，並論證了農業在古代蒙古京城附近的居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
蒙古學者謝爾一奧扎布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考古研究》，綜述了自1889年以來，尤其是1921年蒙古革命勝利後，直到1960年為止，俄、蘇、蒙考古工作隊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歷次考古發掘的成果，其中包括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匈奴時期、突厥時期、遼蒙元明清時的豐富的考古發掘成果。
日本學者野上俊靜的《元史·釋老傳箋注》，利用漢、藏文古籍，對《元史》卷202《釋老傳》作了詳細的注釋。《釋老傳》中的漢譯藏文人名、詞語皆被還原為藏文原文。此文對研究元代喇嘛教、道教等宗教史頗有參考價值。
日本學者片山共夫的《關於元朝怯薛出身者的家世》、《論元朝的昔寶赤》兩文，研究作為元朝統治階層核心的怯薛（禁衛軍）。前一篇研究怯薛出身者的家世，得出結論：1、怯薛出身者中被征服各國的王族、大臣、近臣、貴族世家、大族、軍事長官等統治領導者上層人物很多，由此可見，在蒙古對被征服各國、各族的統治方面，蒙元怯薛制起到很大的懷柔、牽製作用。2、被吸收入怯薛的契機，除質子外，尚有“軍功”、“來歸”、“才俊”、“世襲”、“財物”等，其中漢南人被吸收入怯薛的最重要契機為“才俊”，元世祖統治中國時，頗注意博訪漢南人知識分子，將他們吸收入怯薛。3、蒙古色目怯薛出身者家族及元憲宗以前歸附蒙古的漢人怯薛出身者家族，被承認為勛舊世家。4、元成宗時起，禁止漢南人新加入怯薛，以免漢南人在元朝統治階層核心怯薛中的比例擴大。後一篇研究元朝怯薛中的昔寶赤（鷹夫），對昔寶赤的職掌、管理機構、昔寶赤機構的成立擴大過程、中央近侍昔寶赤與地方昔寶赤的關係等，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
日本學者丹羽友三郎的《關於元朝諸監的一些研究》，研究元朝中央機構中的諸監（都水監、秘書監、司天監、國子監等21箇中央機構）及其特點（諸監數量多，長官多員制，官員數多，其品秩比歷代高，官制屢次變革，來回設立、撤銷、升降，官員數也常增減），以及造成這些特點的原因。此文對元朝諸監作了較深入細緻的具體研究。
第三部分為明清蒙古史編，收有《達延汗後裔世系表箋注》和《喀爾喀法典》。
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達延汗巴圖蒙克經過二十多年的征戰，統一了蒙古大部分地區，並陸續將統治的領地分封給自己的9個兒子（另兩個兒子，早死，無後），由其後裔世襲。在此之後，明清大部分蒙古王公均出自達延汗後裔。因此，研究清楚達延汗後裔世系，對研究明中後期蒙古史及清代蒙古史均有重要性。美國學者塞瑞斯所撰《達延汗後裔世系表箋注》利用大量蒙、漢文史籍的記載材料，通過箋注方式對1592～1595年間製成的蕭大亨《北虜風俗》附錄的《達延汗後裔世系表》上的300名達延汗後裔蒙古王公及其他人物（如蒙古王公的妻妾等）作了細緻的考證，並將表中的漢譯蒙古人名、部落氏族名、地名還原為蒙古語原名。塞瑞斯的這部功力頗深的著作，對研究明代蒙古史很有參考價值。
《喀爾喀法典》是18世紀外蒙古多種法規、條例的彙編，是研究清代蒙古法律、社會狀況、經濟的重要資料。1933年，蘇聯學者扎姆察拉諾將該法典蒙古原文的惟一傳世抄本譯為俄文。譯者據扎姆察拉諾俄譯本轉譯。
本編所收正史北狄傳箋注14篇，譯自日本著名史學家內田吟風、護雅夫、田村實造、佐口透等譯註的《騎馬民族史（正史北狄傳）》第l卷，1980年；第2卷，1979年）。內田吟風為日本研究匈奴、鮮卑、柔然等族史的專家，著有《北亞史研究·匈奴篇》（1975年）、《北亞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1975年）等。田村實造為研究蒙古等北方遊牧民族史的學者，著有《中國征服王朝研究》等。護雅夫為研究突厥史的專家，著有《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等。正史北狄傳箋注各篇，尤其是內田吟風的匈奴傳、蠕蠕傳箋注，護雅夫的西突厥傳箋注，佐口透的鐵勒傳、回紇傳箋注，反映了日本史學界到20世紀70年代末為止對正史北狄傳的研究成就和注釋水平，對研究匈奴、柔然、突厥、回紇等族史具有參考價值。
本編所收內田吟風《匈人、匈奴同族論研究小史》，較全面、系統地闡述了根據東、西方典籍、語言比較、考古學研究、人種體型研究，東、西方學者對匈人、匈奴同族論的研究見解，具體闡述了與匈人、匈奴同族論有關的各方面問題，是研究匈人、匈奴同族論的一篇重要文獻。
內田吟風的《匈奴西遷考》，研究北匈奴的西域經略及其西遷經過，並試圖增加匈人匈奴同族論的一些證明資料，是研究匈奴西遷史的一篇重要文獻。
蘇聯學者里日斯基的《匈奴與東胡》譯自蘇聯奧克拉德尼科夫等編《西伯利亞史》第1卷（1968年版）第5章，此文以馬克思主義史觀論述了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匈奴與東胡各族史，值得重視的是本文較多地利用了外貝加爾湖地區和蒙古地區的考古發掘材料，與古籍記載相印證，來論述匈奴的社會經濟、文化藝術、武器、防禦工事等歷史情況。
內田吟風的《柔然阿哇爾同族論考》根據歐洲眾多學者對柔然阿哇爾同族論的研究論著，結合東西方史料，從柔然、阿哇爾族名都帶有蟲、蛇之意，及柔然、阿哇爾生活方式、社會組織、風俗習慣、語言、人類學方面的一致，東西方史籍關於柔然、阿哇爾被突厥擊滅後其殘部西遷的記載的一致，進一步論證了柔然即阿哇爾族。
俄國東方學家巴托爾德（1869～1930）擅長利用波斯、阿拉伯文史料結合其他多種語文史料研究突厥語族、蒙古語族各民族及中亞、西亞的歷史。本編所收巴托爾德的《突厥蒙古諸民族史》簡明扼要地概述了從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18世紀，2000年間突厥、蒙古諸民族在中國西北邊疆到東歐的廣大地域上衍變、發展的歷史。
俄國東方學家俾丘林（1777～1853）曾將中國正史北狄傳等編譯為《古代中亞各族資料彙編》3卷，並在該書中通過注釋、總論等方式發表其對蒙古語族、突厥語族、通古斯滿語族各民族的族源、各族衍變關係、地理分布等見解。俾丘林的這部書對後來俄、蘇東方學家的影響很大，後來不少俄、蘇東方學家關於阿爾泰語系各遊牧民族的族源、各族衍變關係的見解往往起源於俾丘林。本編摘譯了該書第1卷中對漢文史料所作的注釋及總論，以供研究者參考。
第二部分為蒙元史編，共收譯文15篇。
普蘭· 迦兒賓的《蒙古人的歷史》。普蘭‘迦兒賓（1182～1252），義大利人，天主教方濟各會教士。1245年，奉羅馬教皇之命攜教皇致蒙古大汗信前往蒙古勸說蒙古停止攻掠，並探聽蒙古的政治、軍事、經濟、宗教等情況。同年4月，他從里昂出發，經東歐、中亞，於1246年7月到達蒙古國首都和林附近大汗行宮。8月，參加了貴由被推戴為大汗的盛典。他在蒙古共居住了4個月。11月，攜貴由答教皇詔書仍由陸路西歸。1247年秋，回到里昂，用拉丁文寫成出使報告《蒙古人的歷史》，向教皇復命。 《蒙古人的歷史》詳述了旅程見聞及13世紀蒙古人的社會經濟、風俗習慣、宗教、政治、法令、軍事等情況，是研究早期蒙古史和東西交通史的重要原始資料。中譯文據俄國馬列英從拉丁文原著譯出、蘇聯沙斯契娜詳加注釋的俄譯本轉譯。
巴托爾德的《成吉思汗帝國的建立》、《突厥蒙古人的社會日常生活與經濟結構的關係》、《關於畏吾兒文獻及其對蒙古人的影響問題》、《伊斯蘭教載籍關於成吉思汗後裔中的基督教徒的記載》、《關於成吉思汗後裔中的基督教徒問題》，是其研究蒙元史的重要論文。在這些論文中，巴托爾德對成吉思汗創建蒙古國的歷史，對蒙古軍何以能戰勝軍隊數多得多的各文明民族，建立起統治疆域無比遼闊的蒙古帝國，龐大蒙古帝國的統一何以能保持數十年，帝國瓦解後蒙古對各國的統治何以能繼續長期存在，成吉思汗個人的政治、軍事才能所起的歷史作用，突厥蒙古人的日常生活與經濟結構的關係，畏吾兒文化對蒙古人的影響，成吉思汗後裔中的基督教徒等等問題，發表了不少值得重視的見解。在上述論文中，發揮了巴托爾德善於利用波斯、阿拉伯文史料和其他多種語文史料進行研究的特長。
蘇聯史學家密爾彼爾德等撰《成吉思汗及其遺產》，論述蒙古國的建立及蒙古對亞洲各國的征戰，元朝崩潰的歷史以及蒙古征服斡羅思、中亞、高加索地區及在各族人民反抗鬥爭下蒙古諸汗國逐漸崩潰的歷史。此文較多利用了古俄文編年史資料及亞美尼亞文等外文資料，對研究13～15世紀蒙古史頗有參考價值。
日本學者本田實信的《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考》，根據波斯文史料拉施特《史集》、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瓦撒夫書和《元史》的記載，研究成吉思汗西征波斯地區後，1230—1256年蒙古統治波斯地區的歷史和早期統治機構伊朗總督府及1251年設定的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此文對以往不很清楚的旭烈兀西征以前的蒙古統治波斯的早期歷史和統治機構，尤其是阿母河等處行尚書省，作了較具體深入的研究。
蘇聯學者吉謝列夫的《從哈剌哈林“跑出來”的石龜》，根據在古代蒙古國首都哈剌和林遺址發掘時找到的石龜毛坯論述了哈刺和林古代工匠的鑿石技術。
蒙古學者德·納旺的《哈刺和林出土的鐵器》根據1950年在哈刺和林城遺址發掘時發現的鐵鏵18件、大小大車軸承52個、鐵矛頭多個等，論證了古代哈刺和林城具有生產鐵制武器、農具的手工業作坊，並論證了農業在古代蒙古京城附近的居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
蒙古學者謝爾一奧扎布的《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考古研究》，綜述了自1889年以來，尤其是1921年蒙古革命勝利後，直到1960年為止，俄、蘇、蒙考古工作隊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歷次考古發掘的成果，其中包括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匈奴時期、突厥時期、遼蒙元明清時的豐富的考古發掘成果。
日本學者野上俊靜的《元史·釋老傳箋注》，利用漢、藏文古籍，對《元史》卷202《釋老傳》作了詳細的注釋。《釋老傳》中的漢譯藏文人名、詞語皆被還原為藏文原文。此文對研究元代喇嘛教、道教等宗教史頗有參考價值。
日本學者片山共夫的《關於元朝怯薛出身者的家世》、《論元朝的昔寶赤》兩文，研究作為元朝統治階層核心的怯薛（禁衛軍）。前一篇研究怯薛出身者的家世，得出結論：1、怯薛出身者中被征服各國的王族、大臣、近臣、貴族世家、大族、軍事長官等統治領導者上層人物很多，由此可見，在蒙古對被征服各國、各族的統治方面，蒙元怯薛制起到很大的懷柔、牽製作用。2、被吸收入怯薛的契機，除質子外，尚有“軍功”、“來歸”、“才俊”、“世襲”、“財物”等，其中漢南人被吸收入怯薛的最重要契機為“才俊”，元世祖統治中國時，頗注意博訪漢南人知識分子，將他們吸收入怯薛。3、蒙古色目怯薛出身者家族及元憲宗以前歸附蒙古的漢人怯薛出身者家族，被承認為勛舊世家。4、元成宗時起，禁止漢南人新加入怯薛，以免漢南人在元朝統治階層核心怯薛中的比例擴大。後一篇研究元朝怯薛中的昔寶赤（鷹夫），對昔寶赤的職掌、管理機構、昔寶赤機構的成立擴大過程、中央近侍昔寶赤與地方昔寶赤的關係等，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
日本學者丹羽友三郎的《關於元朝諸監的一些研究》，研究元朝中央機構中的諸監（都水監、秘書監、司天監、國子監等21箇中央機構）及其特點（諸監數量多，長官多員制，官員數多，其品秩比歷代高，官制屢次變革，來回設立、撤銷、升降，官員數也常增減），以及造成這些特點的原因。此文對元朝諸監作了較深入細緻的具體研究。
第三部分為明清蒙古史編，收有《達延汗後裔世系表箋注》和《喀爾喀法典》。
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達延汗巴圖蒙克經過二十多年的征戰，統一了蒙古大部分地區，並陸續將統治的領地分封給自己的9個兒子（另兩個兒子，早死，無後），由其後裔世襲。在此之後，明清大部分蒙古王公均出自達延汗後裔。因此，研究清楚達延汗後裔世系，對研究明中後期蒙古史及清代蒙古史均有重要性。美國學者塞瑞斯所撰《達延汗後裔世系表箋注》利用大量蒙、漢文史籍的記載材料，通過箋注方式對1592～1595年間製成的蕭大亨《北虜風俗》附錄的《達延汗後裔世系表》上的300名達延汗後裔蒙古王公及其他人物（如蒙古王公的妻妾等）作了細緻的考證，並將表中的漢譯蒙古人名、部落氏族名、地名還原為蒙古語原名。塞瑞斯的這部功力頗深的著作，對研究明代蒙古史很有參考價值。
《喀爾喀法典》是18世紀外蒙古多種法規、條例的彙編，是研究清代蒙古法律、社會狀況、經濟的重要資料。1933年，蘇聯學者扎姆察拉諾將該法典蒙古原文的惟一傳世抄本譯為俄文。譯者據扎姆察拉諾俄譯本轉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