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堂坐落於王府井大街八面槽路東，三座圓拱形堡上立著三個十字架。俗稱東堂，是明末清初來華的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於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建造的，是北京城內的第二座天主教。1720年，東堂因地震倒塌，次年重建後又於1807年失火燒毀。1884年，重建羅馬式大教堂，但於1900年義和團運動中被燒毀，1904年法國和愛爾蘭用“庚子賠款”又在原址重建，既現在的東堂。斷斷續續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2000年在改建王府井金街時，將教堂原外牆拆除，教堂前改建成美麗的花園式廣場，為王府井又增添了一處亮麗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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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歷史
北京天主教東堂坐落東城區王府井大街路東74號，是北京四大天主教堂之一。它是東城區重點保護文物。1655年（清順治十二年）皇家賜給利類思、安文思二位神父一所宅院和空地，修建一堂，規模不大，奉若瑟為主保。被稱為北京城內第二教堂。1720年地震，房屋倒塌，次年重修。堂內有郎世寧所繪聖像多幅。1807年（喜慶十二年）神父們因搬運堂內圖書，引起火災，將房屋燒毀，教堂無恙。不久，教堂被責令拆除，東堂遂廢。1884年經田類思主教向國外募捐巨款，重建大堂。1900年6月13日再次被毀，1904年又重建，即今之天主堂。 
1966年8月21日，東堂關閉。1980年開始修復，同年12月24日正式開堂。自1990年起該堂被列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了展示教堂在王府井大街的文化特色，2000年上半年配合王府井大街擴建工程，北京市政府撥巨款對東堂進行全面整修，拆除院牆，擴建堂前廣場，加噴泉地燈，改建聖若瑟紀念亭。值得一提的是，原有院門因在道路紅線內而不得不向里挪了2米。但其建築風格和色彩與教堂配合得如此絲絲入扣，使不少老北京都以為它是原來的老院門。亭內雕像潔白，入夜燈光絢麗，東堂迎來了它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輝煌。2000年9月11日再次復堂開放。開堂之夜，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親自進入堂前廣場視察並向傅鐵山主教祝賀。劉淇市長也來東堂視察。 
北京天主教東堂
北京天主教東堂從1980年代初開始，東堂先後有羅福林神父、王寶發神父、李山神父、王學群神父等擔任本堂。現任本堂高陽神父，副本堂孫永書神父。
堂內建築
東堂是老教友集中的堂區，多年來廣大教友在堂區神父的帶領下熱心事主，熱愛公益，積極參與堂區事務，堂區福傳事業頗有成效。新東堂重新開堂後，為發揮她獨特的信仰和文化優勢，堂區神父與堂務會根據教區的指示精神，正在實施新的牧靈福傳與社會服務目標，以求在原基礎上取得更大的進步。 東堂院內，中間為天主堂，坐東朝西，面闊25米，共約30間，坐落在青石基上，堂頂立十字架3座，中間大，兩旁小。堂內有18根圓形磚柱支撐，直徑65厘米，柱礎為方形，堂內兩側掛著耶穌受難等多幅油畫。原院內堂北為惠我女校；堂南、西有教室，東有一院，內有花池、平房、樓房，為神父住處。堂東為一大空地，是學校操場。占地近1萬平方米。東堂內曾保存有多幅宮廷畫師郎世寧繪的聖像。
北京天主教東堂
北京天主教東堂王府井天主堂主體建築保存完好，建築屬羅馬風格，為磚木結構，灰磚清水牆，坐東朝西，面闊25米，開間30間，建築整體坐落在青石基座上，正立面共有三座穹頂式鐘樓，樓頂立十字架3座，中間一座鐘樓高大，兩側的鐘樓和穹頂均相對較小。教堂堂部空間內有18根圓形磚柱支撐，柱徑65厘米，柱礎為方形，堂內兩側掛著耶酥受難等多幅油畫。
東堂修復工程
王府井商業街二期改造工程於2000年3月21日正式啟動，修復後的東堂及其周邊環境，將形成商業街中規模最大的室外休閒空間，是王府井商業街中的畫龍點睛之筆根據建築狀況、現場具體情況和實際條件，依據文物建築保護原則指導施工。在儘可能如實反映建築 歷史情況前提下，兼顧堅固、美觀，並考慮同周圍環 境的協調。
東堂室內修復
鑒於教堂建築室內裝修具強烈宗教色彩，此次在東堂建築室內修復中特別注意聽取教會方面意見。當教會方面意見同建築室內裝飾原則有矛盾時，基本服從教會方面的意見。此外，修復設計中兼顧了施工單位在現場操作中的具體情況。 唱經樓台面為木結構，主次梁及龍骨為平面咬榫搭接。由於年代較久，中間主梁變形，跨中下垂達5公分。此次修繕決定對中間主梁及次梁進行加固。為努力保持歷史原貌，此次決定在主、次梁側面加固。
東堂院門重建
東堂院門因超出規劃設計紅線較多，決定拆除後東移4米重建。拆前作了實測和拍照，並對重要構件進行編號。院門為青磚砌築，由於年代較久以及風化毀損等原因，拆除中多有破損，特別是磚雕花飾破損更為嚴重。鑒於此種情況，決定採取儘量使用原磚，並利用原磚重新仿製及構件的方法。 院門重建設計中主要處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仿“牌樓”處理。 2、外觀忠實原物，結構堅固為主。 3、參照教堂建築復原修復。
意義
是一座莊嚴的擬羅馬式建築，原來隸屬於葡萄牙傳教團。座落在甘雨胡同（原名乾魚胡同）西口，原為天主教福音堂。該堂亦屬於擬羅馬式風格，雄偉壯觀。清初時該堂供奉聖喬治，附屬於南堂，據說湯若望剛來北京時曾在此堂居住過。順治十二年順治皇帝賜銀葡萄牙傳教士安文思和義大利傳教士利類思，讓他們修繕住宅，於是他們請求改住宅為教堂，得到了皇帝的允許，便建成了教堂。利類思曾主持過該堂教務。在此期間他們二人除幫助湯若望、南懷仁修訂曆書外，還從事翻譯和著述等工作。 
北京天主教東堂
北京天主教東堂康熙初年，安徽徽州新安衛官生楊光先在輔臣鰲拜和蘇克薩哈等人的支持下，向禮部呈《請誅邪教狀》，指控湯若望等傳教士造傳妖書，煽惑民眾，潛謀造反，請求朝廷早日剪除禍害。康熙四年春，湯若望被捕下獄，安文思、利類思亦被捲入其中，因此教堂也遭到破壞，直到康熙皇帝親政，湯若望等人才得到平反。後來傳教士費隱來京，在此掌教。康熙五十九年時，他籌資擴建了這座教堂，由傳教士莫哥擔任設計，郎士寧負責繪畫、裝飾，該堂門窗鑲嵌了彩色玻璃，四壁點綴了各種油畫，顯得格外壯觀、美麗。同時還附設了學校，利用教育擴大影響。
雍正皇帝登基後，施行禁教政策，曾將該堂徹底拆毀，至鹹豐年間這裡仍是一片空地。現存的教堂是義和團運動後，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重建的；今天它經過重新裝飾、美化，不但經常進行宗教活動，而且已成為北京王府井地區一處風景亮點。
建築風格
北京天主教東堂天主教傳入中國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元代。據查，門頭溝的後桑峪村在1294年就曾來過兩個外國傳教士，他們不知為什麼要跑到老遠的那個小山村去傳教，1334年，在幾間民房裡建立了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明末的1582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中國傳教。接著，日耳曼傳教士湯若望於明末天啟二年（1622年）來到北京。自此，天主教堂在北京建了起來。目前城內屬北京教區的有8座天主教堂：東堂，西堂，南堂，北堂，東交民巷堂，南崗子堂，平房堂，東管頭堂。還有9座在郊區。總共是17座。
由於天主教源於西方，因此北京的教堂建築形式皆與西方教堂相似，即以羅馬式，哥德式為主。只是朝向按照中國“坐北朝南為尊”的習慣，大多數天主教堂都是正立面朝南（而外國則是坐西朝東的）。其中，哥德式建築高聳的尖塔和內部挺拔的尖拱券頂所烘托出的向上感，以及刻意追求的悠長的交混迴響使神父的聲音聽起來充滿神秘感，因而特別受到教堂建造者的青睞。不少教堂的建築形式都受到哥德式的影響。天主教信奉聖母瑪利亞。在這十幾座教堂外都有為她修建的“聖母山”或“聖母亭”。山是中國園林特有的假山，聖母安立在山洞之中。紅柱琉璃瓦頂的中式亭子與潔白的聖母像顯得十分和諧。其中永寧堂的“聖母亭”，考慮到聖母像比較高大，特意將柱子拔高了許多，這是很有意思的。
天主教在中國
天主教在元代已傳入中國。當時雖然也曾在北京興建教堂，但隨著元朝的覆亡，天主教的發展也隨之中斷，一直到16世紀後，由於新航路的開闢與西方殖民政策的影響，天主教在中國的開展，才又逐漸熱絡起來。明萬曆十年(1582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中國傳教，並於次年在廣東肇慶建立傳教會所，天主教於是逐步深入中國，並在內地紮根。
北京天主教東堂
北京天主教東堂清初，天主教在中國得到較順利的發展，神職人員像湯若望、南懷仁等，都受到朝廷相當的禮遇，甚至封為朝臣。但由於與中國政治文化的矛盾和衝突，再加上是否允許中國教民祭祖祀孔的禮儀之爭，導致了從康熙後期開始的百年禁教，使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受到極大的打擊和挫折。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鴉片戰爭後，清廷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才解開天主教在中國被禁教的束縛。此後，隨著列強對中國的政治及軍事干預，天主教在中國得到快速的發展，到19世紀末，各國傳教士已在多數府、州、縣建立教堂，特別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全國各式教堂已急遽增加至4000餘處，教民約有近100萬人。
宗教的信仰，本是一種文化的傳承，與本國的歷史及習俗有極大的相關性，但由於各國國情的不同與文化差異的影響，有時會造成令人無法彌補的遺憾和災難。1900年義和團和天主教間的衝突所引發的“庚子事變”，就是這種遺憾的具體史實。
在“庚子事變”中，北京包括東堂、南堂、西堂和北堂在內的多座教堂，均遭義和團團民焚毀攻擊。特別是在1900年6月21日，當慈禧對各國下達“宣戰諭旨”後，清軍亦協助團民攻擊教堂和使館，而其中以攻打北堂西什庫教堂最為慘烈，團民和防守在教堂的教民，均有極大的死傷。
從1900年6月16日開始至8月14日為止，約10000名義和團團民和清軍，聯合攻打由法國天主教駐京總主教樊國梁所服務的西什庫教堂。樊國梁在中國除了宗教的活動外，還長期為法國在華侵略的利益服務，因此，在事件發生後，他從法國及義大利公使館借來部分水兵，連同當時大約3000多名的華人信徒在內，以武裝抵抗義和團的攻擊。由於他與當時權傾一時的軍機大臣榮祿關係甚篤，在榮祿的授意下，命清軍不必猛攻，並在調撥攻擊的炮彈中，混入整批的廢品，致使手持大刀長刃、奮力攻擊教堂的團民在法、意軍隊機槍的掃射下，傷亡極重。連續數十日的圍攻，義和團始終沒有辦法攻入教堂，只是讓更多的團民和教民，在這一場誰也說不清對錯的事件中，含怨犧牲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