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加爾文宗教改革
- 時間：1536年
- 作用：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
- 局限：鎮壓異端，處死異端
- 內容：廢除天主教的主教制簡化宗教儀式
- 地點：日內瓦
背景,內容,意義作用,
背景
內容
①廢除天主教的主教制，建立長老制;教會聖職只包括牧師、長老和執事;長老一般由有威信的平信徒擔任。長老會議，由各教區民主選舉的代表組成，歸市議會直轄。教會設立由長老會議和6名牧師組成的宗教法庭,在加爾文的指導下審理各種案件。教會的領導機構是市和地方教區兩級牧師團體，市級牧師團體由各教區首腦組成，負責統轄各教區牧師團體。加爾文從1542年至逝世前一直是這個團體的主席；
③取締演戲和賭博，提倡節儉，反對奢侈，嚴禁一切浮華享樂的行為；
④改組市議會，將日內瓦劃分為數教區，各教區均由長老和教區的牧師團體處理政務，日內瓦市議會由長老、牧師和上層市民組成，是最高的行政機構，擁有司法權。政權的形式按照加爾文政教合一的“神權共和國”模式建設；
⑤鼓勵經商致富，宣稱做官執政,蓄有私產,貸錢取利，同擔任教會職務一樣，均可視為受命於上帝。
在這期間，加爾文積極支持對再洗禮派的鎮壓。西班牙機會主義者、生理學家塞爾維特因反對三一論，並與德國的再洗禮派有聯繫，被日內瓦政府設在法國里昂的天主教異端裁判所告發。當塞爾維特越獄逃至日內瓦時，被當地的宗教法庭於1553年以火刑處死。從1555年開始，歸正教會在日內瓦已占絕對統治地位。加爾文除了領導教務外，還從事舊約的注釋。1559年，日內瓦學院在他的指導下成立。同年他的《基督教要義》第四版付印,篇幅從1536年初版6章發展為79章，後來被譯成多種語言，為歸正宗神學的標準和依據。
意義作用
獨裁主義者的加爾文，為了實現他的極權主義野心，把一個民主的共和國轉變成為神權的專政，他著手於兩方面的工作，一是迅速向日內瓦市行政會（以下簡稱“市政會”）提交一整套教義問答手冊，即“新教十戒”。他要求市政會強迫日內瓦自由市民逐個宣誓，公開接受這一懺悔書。拒絕宣誓，將被驅逐出城。二是使市政會立即成為只執行他的命令和法令的機構。他知道，要把持權力，一定要把權力的工具掌握在手中。
這樣一來，無論是教徒，還是自由市民，一旦為加爾文所厭惡成為加爾文的敵人，就不能再在日內瓦容身。
這樣做的結果，激起教徒和市民的反對，他們拒絕向加爾文發布的法令宣誓效忠。反對“像扒手”一樣對待他們。市政會也發布命令，指出布道台所該做的只不過是說明上帝的旨意，不能用於政治目的。但加爾文對官方的指示置若罔聞。市政會忍無可忍，於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宣布開除加爾文和其他反抗行政當局的傳教士，並限令三天之內離開本城。在過去十八個月中，加爾文對日內瓦自由市民，驅逐他們，流放他們，現在輪到了自己。
加爾文失敗了，但對獨裁者，挫折不過是暫時的。而且這種失敗，對謀取最高權位者，幾乎是必要的。放逐、監禁、取締，對一個被偶像化了的入，首先得是一個受難者。受到迫害，就能為人民的領袖造成心理上的先決條件，使他們的形象傳奇化，隨之而來的是民眾全心全意的支持。
當加爾文等有特殊魅力的人被撤職以後，曾經由加爾文有力推動過的日內瓦的宗教改革，立即陷於停滯，自由市民在信仰方面混亂不堪，不知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這樣，被禁止的天主教會為重新征服日內瓦而恢復勇氣。人們自問：無論如何，鐵的教規畢竟比迫在眉睫的混亂更為需要。越來越多的人力主把加爾文召回。市政會也認為除此別無他法。
渴求攫取全部權力的加爾文，不是一個滿足於廉價勝利的人。他堅持自己的立場直到日內瓦無條件投降為止，宣稱如果讓他回日內瓦，在那裡只有一個法令有效，那就是加爾文的法令。最後市政委員們宣誓接受“懺悔”，和按照他的意志建立必要的“教規”，並寫信到加爾文現在的住地斯特拉斯堡城當局，要求該城的教徒兄弟們把這一責無旁貸的人讓給他們，日內瓦丟盡了面子，加爾文總算讓了步。
就這樣，像一個被征服的城市迎接征服者入城一樣，日內瓦迎接了加爾文。現在的日內瓦已在他的手中了。從這一刻起，一個最重要的、空前的實驗開始了。無數的心靈和具有這樣那樣感情和思想的人們，要納入到一個無所不包的和獨一無二的體系之中。以一種思想的名義，把一致服從強加於全民。把日內瓦改造成塵世上第一個上帝的王國——這是一個沒有污染、沒有腐化、動亂、墮落或罪惡的公社，日內瓦要成為一個中心，從這裡輻射世界的拯救。
這個無所不包的獨一無二的一種思想是什麼呢？當然是上帝的旨意，即《聖經》。可是加爾文頒布命令說，除他一人外，任何人都不準闡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釋神聖的訓諭。這樣，這一新型的教條獨裁統治，便打上《聖經》集團的烙印。從此一本書成了日內瓦的上帝法官。上帝是立法者，上帝的傳教士是獨家闡述那神聖法律的權威。只有他們才能夠裁決什麼是許可的和什麼是禁止的。誰膽敢向他們的統治挑戰，誰否定教士獨裁統治的合法性，誰就是反對上帝。誰對《聖經》妄加評論將立即付出血的代價。加爾文認為人必須經常留在“敬畏上帝”的陰影之中，卑賤的向那無希望的、不適當的信念低頭。這樣，日內瓦立法的基礎，便成為宗教法庭，而不是市政會。
加爾文哀嘆上帝所創造的人是那樣的不全和無德。因此當他凝視他的同教弟兄時，充滿了厭惡。稱教民為“一堆垃圾”。他在《原理》一書中說：“當我們僅從天賦方面看一個人，我們會發現他從頭到腳，一無是處。如果在他身上還有一些值得讚揚的，那也來自上帝的恩賜。”於是加爾文一開始，就把他的全體教徒，放在一個有刺的條例和禁令的鐵絲網裡放牧。這樣，日內瓦人的私生活就蕩然無存，從言論到思想，從吃飯到穿衣，從裝飾到娛樂，每一件使生命愉快和有益的事，都在被監視告密的控制之內。
日內瓦這個幾十年已習慣於瑞士式自由的共和城市，怎么能容忍這獨裁統治呢？其中的秘密就是古往今來獨裁者都用的辦法——“恐怖”。將恐怖強加於一個制度，就會瓦解人的意志，使膽怯成為普遍存在。獨裁者就能在各處找到幫凶，因為當一個人一旦知道他被人懷疑，從而形成民眾性的焦慮。而一種民眾性的焦慮情緒，會傳染給最勇敢者。最堅強的意志因鬥爭無效而瓦解。在恐慌之中，狂熱者的行為往往超出他的暴君的命令和禁令。加爾文承認，他寧願一個無罪者受到折磨，也不願讓一個罪人逃脫上帝的審判。加爾文宣稱，要絞死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個日內瓦青年，道德和教規才能在這腐敗的城市建立起來。這樣在他統治的頭五年里，在一個小小的日內瓦，就絞死十三人，斬首十人，燒死三十五人，趕出家門的七十六人，為躲避恐怖而逃跑的人還不在內。所以巴爾扎克說，“加爾文的宗教恐怖統治比法國革命最壞的血洗還要可憎”。
在被迫害者之中，有兩個人需要特別予以說明，一個是西班牙醫生和神學家米圭爾·塞維特斯。他雖然不是第一流天才，也不是有超人智力的人，但他要求把真理公諸於眾的強烈願望和他那尋根究底不知疲倦永遠準備戰鬥的精神，使他把對基督教教義的改革作為他終生的追求。但是塞維特斯盲目地把加爾文作為他信得過的神學家和老朋友，並輕率地將自己尚未出版的一本神學書的校樣送給了加爾文，希望這位勇敢和革命的宗教革新者，能贊同他更大膽地對《聖經》進行解釋。可是恰恰由於這本書的題目《基督教的恢復》就足以激怒加爾文。因為他要用《基督教的恢復》來抗議和糾正加爾文的《基督教原理》。加爾文巧妙地利用了朋友的盲目和輕率，將一位終生不渝信奉基督的老朋友送上斷頭台。他用告密者的詭計，假手他的敵人羅馬天主教宗教法庭將其逮捕殺害，但羅馬天主教認為為了取悅於日內瓦異端頭子，而殺害一個不重要的異端分子，是不值得的。於是故意讓犯人越獄，只將其模擬像及其五大箱《基督教的恢復》，在維也那市場焚燒以代替活的塞維特斯。
但是，這位不幸的流亡者，作出了更愚蠢、更富有挑戰性的事，他在逃出監獄四個月之後，鬼使神差地來到了日內瓦，而且直奔加爾文作布道的教堂。加爾文一眼就認出了他，於是在他剛離開教堂就被逮捕。一小時內他就被鎖了起來。這一次他是死定了，加爾文拋去一切偽裝，赤膊上陣，從逮捕到處死僅僅兩個月時間。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米圭爾·塞維特斯被綁赴查佩爾廣場，連同他的手稿和印就的卷帙也一起燒掉。在行刑前，他匍匐膝行，懇請恩賜，先殺頭，然後再用火燒掉身體，“否則，那最大的痛苦會驅使我拋棄我終身的信念”。就在這時，加爾文的鷹犬法里爾上前勸說，“如果你放棄反對三位一體（“三位一體說”系：父、子、聖靈三個位格一體的基督教教義）的教誨，承認加爾文的教義是惟一正確的，就可以保證給你一個較寬大的處決方式”。然而他卻輕蔑的拒絕了這一建議，昂首走向火刑柱。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就這樣被活活燒死！
另一個是法國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他一五一五年生於法國，比加爾文小六歲。二十歲進入里昂大學，在那裡精通了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萊語，接著又學會了德語。在所有學術領域，他的熱情和運用能力是這樣的傑出，以致人道主義者的神學家們一致投票認為他是當時最有學問的人，成為一個有“百科全書之稱”的人。音樂吸引著他，而且就是靠教音樂課才開始掙得菲薄的收入，又寫了大量詩歌和散文。不久，解決當代問題尤其是宗教改革的熱情又支配著他。在里昂，他第一次看到把異端人物用火燒死，他的靈魂受到震動，一方面是宗教法庭的殘酷，另一方面是被犧牲者的勇氣。從此，他決心為新的教義而鬥爭。
和塞維特斯一樣，卡斯特利奧也把加爾文當成宗教改革的先驅和福音派教義的旗手。希望向加爾文學習怎樣更好地表達他們的要求，怎樣更明確地安排他們的道路，怎樣完成他們的事業。作為一個信徒，而且是一個熱誠的信徒，卡斯特利奧首站到達加爾文的住地斯特拉斯堡訪問加爾文。在初次的接觸中，卡斯特利奧給加爾文留下極深的印象。在加爾文重返日內瓦之後，卡斯特利奧被聘為日內瓦神學院院長。在此期間，他不但教學獲得了成功，而且編寫了一本《難題解答入門》的小冊子，這是世界上很有名氣的一本書。幾世紀來，該書一版再版，至少印了四十七版。但他有更高的目標，在宗教改革上要重複並超過伊拉茲馬斯和路德。他要把全部《聖經》翻譯成拉丁文和法文。但這件事一開始便遇到對抗，要出版沒有加爾文的“出版許可”是不行的。因為加爾文不但是日內瓦心理上和精神事務方面的總裁，而且是日內瓦至高無上的獨裁者。
卡斯特利奧訪問了加爾文，這是一個神學家為得到同行的許可而叩另一個神學家的門。但令加爾文惱火的是，他竟不承認經加爾文批准，並且是它的共同作者和寫了序言的法文《聖經》譯本是惟一欽定的法文譯本，而要出版自己的新譯本。加爾文好不容易沒有露出慍色，而提出了一個先決條件，讓他先讀譯本，並對不合適的部分作出修改後準予發給出版許可。
雖然卡斯特利奧從來不像加爾文經常做的那樣，宣稱自己的意見是惟一正確的，他在該書的序言裡坦率地承認他並不全部了解《聖經》的章節，提醒讀者不要過分相信他的譯本。又說《聖經》是一部晦澀難解的書，充滿了矛盾，新譯本所能提供的，不過是一種解釋，而不是毫無疑義的真理。但是，他把自己的個人獨立同樣看作是無價之寶。他知道，作為一個希伯萊語言學家，一個希臘語言學家，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並不遜於加爾文，因而把這玄虛的檢查制度，以及根據獨裁要求去加工“提高”看作是背離。在一個自由的共和國里，學者與學者，神學家與神學家應當平起平坐，他不想作為學生屈居在加爾文之下，或者允許他的著作像學校教師批改練習那樣被刪改。但他希望找出一條擺脫窘境的路，而不開罪於他非常尊敬的加爾文。他願意在加爾文認為合適的時間，去為他朗讀原稿，並宣稱準備盡一切可能從加爾文的忠告和建議中得益。但是，加爾文反對協商和妥協。他不提建議，只是命令，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卡斯特利奧的建議。
第一次交鋒，加爾文認識到卡斯特利奧在精神和宗教事務上不會不置一辭而屈服。意識到此人是他獨裁的永無休止的敵手。所以，從這一刻起，加爾文決定要抓住這個機會趕走那隻為自己的良心服務而不服從別人命令的人。加爾文對卡斯特利奧的迫害開始了。迫害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驅逐出境”，第二階段是“徹底消滅”。
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日內瓦市政會通過一項一致同意的決議，任命卡斯特利奧為新教傳教士。這一任命立即遭到了加爾文的反對。理由是卡斯的《聖經》譯本中，有兩段與加爾文的有些不同。一是他認為《聖經》中所讚美的女子——書拉密的讚美詩，不是神聖的而是一首不聖潔的世俗情詩；二是對耶穌降入地獄的解釋與加爾文不同。對於如此無關宏旨的分歧，市政會要求雙方進行公開辯論，以求解決。在會上卡斯特利奧猛烈地攻擊使加爾文大為驚詫。但他保持平靜，沒有反擊。一方面加爾文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懂得克制；另一方面他注意到卡斯特利奧的發言對到會者有何等的印象，反擊是不合適的。
對加爾文，真正重要的事並不是神學上的分歧，而是不同政見。所以，他要把卡斯特利奧送上世俗的法庭，而不是被傳到宗教法庭。這樣，一件道德上的爭執變成了懲戒性的程式。在提交市政會的控告中說：“卡斯特利奧破壞牧師的威望。”市政會對此漠然置之，只給以“訓斥”了之。但任命傳教士的提名暫行停止。這時，卡斯特利奧認識到在加爾文獨裁統治下，日內瓦不會有自由，便請求市政會解除了他的職務，從日內瓦重又回到巴塞爾。
在他辭去神學院院長的日子裡，為了活著，為了養家，他夜以繼日地工作，一個最偉大的學者，被迫做僱工的活。長期的匱乏，使他心力交瘁。即使如此，他從來未曾忘記他終身的事業：把《聖經》翻譯成拉丁文和法文。他沒有一天，沒有一夜不工作，從來不知道旅遊的歡樂、消遣的歡欣，甚至不知道名譽、財富等世俗的報酬。他寧願接受無休止貧困的苦味，寧願喪失睡眠的機會，也不願對他的良心的不忠實。為言論的不可侵犯，意志的不可破壞而鬥爭，是他一生最最神聖的事業。
加爾文和卡斯特利奧，每一方都是不妥協的敵手。他們不能在同一城市，同一精神領域共同生活一天。雖然他們不在一個城市，一在日內瓦，一在巴塞爾，但彼此密切地注視著。這是一種哲學同另一種哲學的根本結仇，永遠不能達成妥協。但他們二人的關係從緊張到激化，需要添加劑，這添加劑就是加爾文燃起火把，燒死塞維特斯。卡斯特利奧現在是骨鯁在喉一吐為快了。也是他對加爾文作生死搏鬥的時候了。從這時候起，迫害進入第二階段，“徹底消滅”。但卡斯特利奧決不等死，他反迫害的理論武器是《論異端》《答加爾文書》和《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
卡斯特利奧認識到在加爾文的獨裁恐怖下，如果採取公開對抗，這正義的呼籲，甚至在當天就會被專政禁令所挫敗。必須以機巧來對抗暴力，於是卡斯特利奧化名“馬丁路斯·比利阿斯”出了一本《論異端》的書。此書採用科學和神學論文的形式，把博學的基督教士和其他權威人士有關異端及其是否應該迫害的論述彙編在一起，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它插入加爾文在受迫害時反對迫害的文字，其一是在加爾文署名的文章中說：“使用武器對付被教會逐出的人，並否認他們擁有全人類共同的權利是反基督教義的。”其二是《基督教原理》一書中加爾文寫到“把異端處死是罪惡的，用火和劍結束他們的生命是反對人道的所有原則的。”（當然，《原理》二版時，上面的話，被小心地修改過）現在的加爾文被從前的加爾文譴責為違反基督教義的人，這是加爾文特別惱怒和不能允許的。
在關於對純粹思想上觸犯的異端是否應加以迫害、處死時，卡斯特利奧質問道：“異端這一術語的真正含義是什麼？”他回答說：“我不相信所有名為異端的是真正的異端……這一稱號在今天已變得如此荒謬，如此可怖，具有如此恥辱的氣氛，以致於如果有人要去掉他的一個私仇，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控告這人是異端。一旦其他人聽到這可怕的名字，他們就嚇得魂飛魄散，掩耳不迭，就會盲目地不僅對被說成是異端的，而且對那些膽敢為他講一句好話的人進行攻擊。”
他進一步指出，加爾文關於什麼是異端時，宣稱《聖經》是惟一的法律檔案。但是在《聖經》里卻找不到這個詞。“因為，首先要存在著一個教義的系統、一個正教、一個統一的教義，‘異端’這個詞才得以流傳”。可是，在五花八門的解釋中，我們怎樣才能確定什麼是“真實的”基督教義，或什麼是上帝旨意的“正確”解釋呢？我們能夠從天主教的、路德派的、再洗禮派的或加爾文派的注釋中找到異端的定義嗎？在宗教事務上，有沒有這樣一個絕對確定的、使《聖經》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對一個天主教徒來說，一個加爾文派教徒當然是一個異端，同樣，對一個加爾文派教徒來說，一個再洗禮派教徒，當然也是一個異端。一個人在法國是一個真正的信徒，而在日內瓦卻是一個異端。反之亦然。凡在一個國家裡將成為一個處火刑的罪犯，而在他的鄰邦卻被推戴為烈士。所以，卡斯特利奧說，“當我思考什麼是真正的異端時，我只能發現一個標準：我們在那些和我們觀點不同的人們的眼裡都是異端。”
一方面塞特維斯受難的形象，對異端的大量迫害，驅使卡斯特利奧不能把自己的書只限制或局限於書生氣的質問上，而是從書葉中抬起頭來，去尋找究竟是哪些人在煽動如此暴虐而又自命為上帝的僕人，哪些人又徒勞地為自己的不寬容辯護。另一方面，《論異端》的出版和影響，使日內瓦的獨裁者聞風喪膽。
當加爾文聽到來自巴塞爾的訊息，得知整個世界竟然敢於公開討論處決塞維特斯一事，還沒有來得及讀一讀《論異端》這本書，就寫信告誡瑞士各宗教會議禁止此書流通，特別不能再討論了。一聲令下，日內瓦同聲喊出了“異端”！“一個新的異端出現了”！他們要將這“地獄”之火在蔓延開來之前，一定要將其撲滅！另一方面加爾文認識到塞維特斯的殉難，對他比這位西班牙學者的生命和著作更為危險。於是加爾文便為他殺死異端而寫了一份《保衛三位一體的真正信仰反對塞維特斯可怕的錯誤》（以下簡稱《保衛》）的辯護書，儘管他煞費苦心，拉上日內瓦所有教士在這份宣言上籤名，但他，一方面把殺人的責任推給當局，另一方面證明市政會有權消滅那個魔鬼。這樣，加爾文用一隻手洗涮掉殺害塞維特斯的個人責任，用另一隻手卻製造了證據為當局開脫罪責。辯護詞變成了自供狀。
這樣，卡斯特利奧就暫時中斷學術研究，專心起草那個世紀最重要的起訴書《答加爾文書》，控告加爾文以宗教名義，把塞維特斯送上斷頭台。雖然《答加爾文書》主要針對一個人，但它在道德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活力，卻證明這是一篇聞所未聞、最光彩奪目的檄文。它反對用法律壓制言論、用教條壓制思想、用永恆的卑鄙壓制永恆的良心自由。
《答加爾文書》一開頭就表明，他既不接受也不譴責塞維特斯的觀點，也不建議對宗教上的和注釋方面的問題作出任何形式的判決，他只是對加爾文提出謀殺的指控。因為宗教信仰塞維特斯被燒死，而火刑的教唆者是加爾文。這一處決掀起許多抗議，特別在法國和義大利。為對付抗議，加爾文出了一本書《保衛》。我不會像加爾文對付塞維特斯那樣對付他，即既不會燒死一個作者，也不會燒掉他的書。我所抨擊的書《保衛》對任何人都是公開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兩種版本都有，一種拉丁文，另一種法文。
《答加爾文書》指出，第一，加爾文指控塞維特斯“獨立地、武斷地”解釋《聖經》。試問：難道塞維特斯在宗教改革的芸芸鬥士中，是惟一獨立地、武斷地解釋福音書的人嗎？如果這樣，就是脫離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教義，那還有誰敢說三道四呢？而且這樣的各抒己見不正是宗教改革的一項基本要求嗎？第二，他質問加爾文是誰授權加爾文判定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不真實的呢？他指出因為所有的真理，特別是宗教真理都是可爭論和有分歧的。所以，永遠不會有任何人，也不會有任何黨派有資格說：“只有我們知道真理，和我們不同的所有意見都是錯的。”和所有的獨裁者一樣，加爾文正是按照這樣的思想要求，建立他們自己的模式統一思想和行動。他們把本來平行不悖、並列的思想變為敵對的和充滿殺氣的爭論。
卡斯特利奧進一步質問說：我們投入了一場有關信仰的爭論，為什麼你要求對方緘口不言呢？難道你不是已深刻地認識到你論點的弱點了嗎？你是否非常害怕結論將不利於你，使你喪失獨裁者的地位？
由此可見，“把一個人活活燒死，不是保衛一個教義”，只是保衛獨裁。“我們不套用火燒別人來證明我們自己的信仰”。真理可以傳播但不能強加，沒有一個教義因為狂熱而變得更正確，沒有一個真理因為狂熱而變得真實。也不能靠吹捧一個教義或者一個真理而去傳播教義或者真理，更不必說通過殺害而拒絕那堅持真理的人，來使一個教義或哲學變得更真實。一個真理可能會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會一再宣稱它本身的神聖不可侵犯，但沒有批准它與毀壞上帝所給予的一個人的生命。“生命比任何教條更神聖”。如果你們殺他是因為他表達了他內在的信念，你們殺他是因為他說了真話，即使說的是錯話，但那也是真的，他不過說了他相信是真實的東西。由此可見，“他們的錯誤就在於堅持真理”。加爾文沒有正當理由就殺死一個持異議者，這是犯了預謀殺人罪，三倍的殺人罪。
當然，身後的補償不能使死者復生。恢復一個死者的名譽，又有什麼用呢？不，現在最根本的是保護活著的人。不光是宣布加爾文有罪，加爾文的書充滿了極其可怕的恐怖和高壓的教義，必須宣布為不人道。
很少有人會像卡斯特利奧那樣猛烈地攻擊一個精神上的暴君，很少有人會有他在《答加爾文書》所表現的那種狂怒。他使一個敵手被如此可怕的攻擊所打倒。然而，什麼都沒有發生，因為《答加爾文書》除手抄本在民間流傳外，當時就被禁止出版。它壓根就未能與廣大讀者見面（幾乎過了一個世紀，《答加爾文書》才得以出版）。由於獨裁將繼續下去，又由於真理表明之後，再無重複的必要，於是卡斯特利奧又回到學術研究上去。但是加爾文卻不能罷手，卡斯特利奧的威望和影響在獨裁內部的日益高漲，驅使加爾文決定不再考慮是非曲直，不再關心《聖經》及其闡釋，不再關心真偽，只想迅速消滅卡斯特利奧。為此，他們費盡心機，採取偽造匿名文章（《惡棍的謬論》）栽贓陷害等手段失敗後，在一次挨戶搜查中發現一本未經加爾文許可而出版的卡斯特利奧的新作《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的小冊子。這本書再次祈求在怒氣沖沖的教會內部和平解決爭端。他解釋說，沒有一種教義，或其它種教義的本身是錯誤的。但試圖強迫一個人去信仰他所不信的，才是不變的虛偽和犯罪。地球上所有的邪惡，都源於“違心的迫使”。試圖強迫一個人公開聲明接受一種他所反對的信仰，不但是不道德的和不合法的，而且也是愚蠢的。像這樣的拉*$入伍成軍來支持一種哲學或者一種信念，只能羅織一批偽君子而已。拶刑、拉肢刑或任何高壓，只能建成一個有名無實湊滿人數的黨派。因此，讓我們任憑那些願意成為新教徒的成為新教徒吧，那些願意成為天主教徒的繼續當天主教徒吧。既不強迫這部分人，也不強迫那部分人。“法蘭西，我對您的忠告是，停止強制、迫害和殺害良心吧，代之以每一個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
建議法國天主教和新教和解，不必說是被視為滔天罪行的。所以加爾文操縱下的改革教會的宗教大會通過一項決議：“教會特通告卡斯特利奧所著一本名為《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的書業已出版，此書危險絕頂，茲警告教徒們對此書警惕勿懈。”並將卡斯特利奧告上法庭要求加以逮捕。但由於巴塞爾大學的庇護，當地並未照辦。
就在這時，一個意外發生了。兩名亡命巴塞爾的異教徒（一為天主教，一為再洗禮教），曾是卡斯特利奧的密友。一個是與他合著《論異端》的作者，另一個是將一本引用多妻制的《三十次對話》的書譯為拉丁文出版的譯者。此案被揭發後，卡斯特利奧就輸定了，也死定了。這時再也不能指望巴塞爾大學伸出保護之手了。
但是，很幸運，那些狂徒們所盼望的至高無上的勝利——親眼看到卡斯特利奧在監獄裡，在流放中或者火刑柱上毀滅，卻未如願以償。由於長期過分地疲勞使他強健的身體被損壞了，已無力去抵抗那么多憂患，那么大的激動。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那超負荷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卒年四十八歲。誠如一位朋友事後所說：“靠上帝賜助，把他僥倖地從敵人的魔爪下奪了回來。”
一個人病逝，而且是夭折，四十八歲死亡，竟被視為“幸運”、“賜助”。可見，活著多么艱難，獨裁多么殘酷。生不如死，世道猛於虎也！
卡斯特利奧的死，結束了一場誹謗的戰役。他的同胞們終於認識到，在保衛巴塞爾市最高尚的人方面，他們何等的不熱情，但一切都為時已晚。他財產之少說明這位大學者何等的貧窮，靠朋友們提供喪葬費，並代還零星債務，撫養他的孩子們。在他被控告為異端後，那些膽怯地避之唯恐不迭的人，現在急於表明他們是何等地愛他和尊敬他。葬禮中靈車後面緊跟著大學裡的所有成員，靈柩由學生們抬到教堂，葬在地下室。三百個學生捐款立了一塊墓碑：
“獻給我們著名的導師，感謝他淵博的知識和紀念他純潔的一生”。
一位偉大傑出的智者逝去了。加爾文的最大死敵被消滅了。但是加爾文的獨裁統治，不但沒有更牢固更長久，反而由於他的絕對、過分地勝利，促成了卡斯特利奧的迅速復活。卡斯特利奧的著作被重新發掘出來，公開出版發行，公開流傳。卡斯特利奧用生命為之奮鬥的宗教寬容、民族自由、個人自由、思想自由，終於被文明思想作為不可剝奪的準則所接受了。
這樣一來，無論是教徒，還是自由市民，一旦為加爾文所厭惡成為加爾文的敵人，就不能再在日內瓦容身。
這樣做的結果，激起教徒和市民的反對，他們拒絕向加爾文發布的法令宣誓效忠。反對“像扒手”一樣對待他們。市政會也發布命令，指出布道台所該做的只不過是說明上帝的旨意，不能用於政治目的。但加爾文對官方的指示置若罔聞。市政會忍無可忍，於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宣布開除加爾文和其他反抗行政當局的傳教士，並限令三天之內離開本城。在過去十八個月中，加爾文對日內瓦自由市民，驅逐他們，流放他們，現在輪到了自己。
加爾文失敗了，但對獨裁者，挫折不過是暫時的。而且這種失敗，對謀取最高權位者，幾乎是必要的。放逐、監禁、取締，對一個被偶像化了的入，首先得是一個受難者。受到迫害，就能為人民的領袖造成心理上的先決條件，使他們的形象傳奇化，隨之而來的是民眾全心全意的支持。
當加爾文等有特殊魅力的人被撤職以後，曾經由加爾文有力推動過的日內瓦的宗教改革，立即陷於停滯，自由市民在信仰方面混亂不堪，不知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這樣，被禁止的天主教會為重新征服日內瓦而恢復勇氣。人們自問：無論如何，鐵的教規畢竟比迫在眉睫的混亂更為需要。越來越多的人力主把加爾文召回。市政會也認為除此別無他法。
渴求攫取全部權力的加爾文，不是一個滿足於廉價勝利的人。他堅持自己的立場直到日內瓦無條件投降為止，宣稱如果讓他回日內瓦，在那裡只有一個法令有效，那就是加爾文的法令。最後市政委員們宣誓接受“懺悔”，和按照他的意志建立必要的“教規”，並寫信到加爾文現在的住地斯特拉斯堡城當局，要求該城的教徒兄弟們把這一責無旁貸的人讓給他們，日內瓦丟盡了面子，加爾文總算讓了步。
就這樣，像一個被征服的城市迎接征服者入城一樣，日內瓦迎接了加爾文。現在的日內瓦已在他的手中了。從這一刻起，一個最重要的、空前的實驗開始了。無數的心靈和具有這樣那樣感情和思想的人們，要納入到一個無所不包的和獨一無二的體系之中。以一種思想的名義，把一致服從強加於全民。把日內瓦改造成塵世上第一個上帝的王國——這是一個沒有污染、沒有腐化、動亂、墮落或罪惡的公社，日內瓦要成為一個中心，從這裡輻射世界的拯救。
這個無所不包的獨一無二的一種思想是什麼呢？當然是上帝的旨意，即《聖經》。可是加爾文頒布命令說，除他一人外，任何人都不準闡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釋神聖的訓諭。這樣，這一新型的教條獨裁統治，便打上《聖經》集團的烙印。從此一本書成了日內瓦的上帝法官。上帝是立法者，上帝的傳教士是獨家闡述那神聖法律的權威。只有他們才能夠裁決什麼是許可的和什麼是禁止的。誰膽敢向他們的統治挑戰，誰否定教士獨裁統治的合法性，誰就是反對上帝。誰對《聖經》妄加評論將立即付出血的代價。加爾文認為人必須經常留在“敬畏上帝”的陰影之中，卑賤的向那無希望的、不適當的信念低頭。這樣，日內瓦立法的基礎，便成為宗教法庭，而不是市政會。
加爾文哀嘆上帝所創造的人是那樣的不全和無德。因此當他凝視他的同教弟兄時，充滿了厭惡。稱教民為“一堆垃圾”。他在《原理》一書中說：“當我們僅從天賦方面看一個人，我們會發現他從頭到腳，一無是處。如果在他身上還有一些值得讚揚的，那也來自上帝的恩賜。”於是加爾文一開始，就把他的全體教徒，放在一個有刺的條例和禁令的鐵絲網裡放牧。這樣，日內瓦人的私生活就蕩然無存，從言論到思想，從吃飯到穿衣，從裝飾到娛樂，每一件使生命愉快和有益的事，都在被監視告密的控制之內。
日內瓦這個幾十年已習慣於瑞士式自由的共和城市，怎么能容忍這獨裁統治呢？其中的秘密就是古往今來獨裁者都用的辦法——“恐怖”。將恐怖強加於一個制度，就會瓦解人的意志，使膽怯成為普遍存在。獨裁者就能在各處找到幫凶，因為當一個人一旦知道他被人懷疑，從而形成民眾性的焦慮。而一種民眾性的焦慮情緒，會傳染給最勇敢者。最堅強的意志因鬥爭無效而瓦解。在恐慌之中，狂熱者的行為往往超出他的暴君的命令和禁令。加爾文承認，他寧願一個無罪者受到折磨，也不願讓一個罪人逃脫上帝的審判。加爾文宣稱，要絞死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個日內瓦青年，道德和教規才能在這腐敗的城市建立起來。這樣在他統治的頭五年里，在一個小小的日內瓦，就絞死十三人，斬首十人，燒死三十五人，趕出家門的七十六人，為躲避恐怖而逃跑的人還不在內。所以巴爾扎克說，“加爾文的宗教恐怖統治比法國革命最壞的血洗還要可憎”。
在被迫害者之中，有兩個人需要特別予以說明，一個是西班牙醫生和神學家米圭爾·塞維特斯。他雖然不是第一流天才，也不是有超人智力的人，但他要求把真理公諸於眾的強烈願望和他那尋根究底不知疲倦永遠準備戰鬥的精神，使他把對基督教教義的改革作為他終生的追求。但是塞維特斯盲目地把加爾文作為他信得過的神學家和老朋友，並輕率地將自己尚未出版的一本神學書的校樣送給了加爾文，希望這位勇敢和革命的宗教革新者，能贊同他更大膽地對《聖經》進行解釋。可是恰恰由於這本書的題目《基督教的恢復》就足以激怒加爾文。因為他要用《基督教的恢復》來抗議和糾正加爾文的《基督教原理》。加爾文巧妙地利用了朋友的盲目和輕率，將一位終生不渝信奉基督的老朋友送上斷頭台。他用告密者的詭計，假手他的敵人羅馬天主教宗教法庭將其逮捕殺害，但羅馬天主教認為為了取悅於日內瓦異端頭子，而殺害一個不重要的異端分子，是不值得的。於是故意讓犯人越獄，只將其模擬像及其五大箱《基督教的恢復》，在維也那市場焚燒以代替活的塞維特斯。
但是，這位不幸的流亡者，作出了更愚蠢、更富有挑戰性的事，他在逃出監獄四個月之後，鬼使神差地來到了日內瓦，而且直奔加爾文作布道的教堂。加爾文一眼就認出了他，於是在他剛離開教堂就被逮捕。一小時內他就被鎖了起來。這一次他是死定了，加爾文拋去一切偽裝，赤膊上陣，從逮捕到處死僅僅兩個月時間。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米圭爾·塞維特斯被綁赴查佩爾廣場，連同他的手稿和印就的卷帙也一起燒掉。在行刑前，他匍匐膝行，懇請恩賜，先殺頭，然後再用火燒掉身體，“否則，那最大的痛苦會驅使我拋棄我終身的信念”。就在這時，加爾文的鷹犬法里爾上前勸說，“如果你放棄反對三位一體（“三位一體說”系：父、子、聖靈三個位格一體的基督教教義）的教誨，承認加爾文的教義是惟一正確的，就可以保證給你一個較寬大的處決方式”。然而他卻輕蔑的拒絕了這一建議，昂首走向火刑柱。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就這樣被活活燒死！
另一個是法國人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他一五一五年生於法國，比加爾文小六歲。二十歲進入里昂大學，在那裡精通了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萊語，接著又學會了德語。在所有學術領域，他的熱情和運用能力是這樣的傑出，以致人道主義者的神學家們一致投票認為他是當時最有學問的人，成為一個有“百科全書之稱”的人。音樂吸引著他，而且就是靠教音樂課才開始掙得菲薄的收入，又寫了大量詩歌和散文。不久，解決當代問題尤其是宗教改革的熱情又支配著他。在里昂，他第一次看到把異端人物用火燒死，他的靈魂受到震動，一方面是宗教法庭的殘酷，另一方面是被犧牲者的勇氣。從此，他決心為新的教義而鬥爭。
和塞維特斯一樣，卡斯特利奧也把加爾文當成宗教改革的先驅和福音派教義的旗手。希望向加爾文學習怎樣更好地表達他們的要求，怎樣更明確地安排他們的道路，怎樣完成他們的事業。作為一個信徒，而且是一個熱誠的信徒，卡斯特利奧首站到達加爾文的住地斯特拉斯堡訪問加爾文。在初次的接觸中，卡斯特利奧給加爾文留下極深的印象。在加爾文重返日內瓦之後，卡斯特利奧被聘為日內瓦神學院院長。在此期間，他不但教學獲得了成功，而且編寫了一本《難題解答入門》的小冊子，這是世界上很有名氣的一本書。幾世紀來，該書一版再版，至少印了四十七版。但他有更高的目標，在宗教改革上要重複並超過伊拉茲馬斯和路德。他要把全部《聖經》翻譯成拉丁文和法文。但這件事一開始便遇到對抗，要出版沒有加爾文的“出版許可”是不行的。因為加爾文不但是日內瓦心理上和精神事務方面的總裁，而且是日內瓦至高無上的獨裁者。
卡斯特利奧訪問了加爾文，這是一個神學家為得到同行的許可而叩另一個神學家的門。但令加爾文惱火的是，他竟不承認經加爾文批准，並且是它的共同作者和寫了序言的法文《聖經》譯本是惟一欽定的法文譯本，而要出版自己的新譯本。加爾文好不容易沒有露出慍色，而提出了一個先決條件，讓他先讀譯本，並對不合適的部分作出修改後準予發給出版許可。
雖然卡斯特利奧從來不像加爾文經常做的那樣，宣稱自己的意見是惟一正確的，他在該書的序言裡坦率地承認他並不全部了解《聖經》的章節，提醒讀者不要過分相信他的譯本。又說《聖經》是一部晦澀難解的書，充滿了矛盾，新譯本所能提供的，不過是一種解釋，而不是毫無疑義的真理。但是，他把自己的個人獨立同樣看作是無價之寶。他知道，作為一個希伯萊語言學家，一個希臘語言學家，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並不遜於加爾文，因而把這玄虛的檢查制度，以及根據獨裁要求去加工“提高”看作是背離。在一個自由的共和國里，學者與學者，神學家與神學家應當平起平坐，他不想作為學生屈居在加爾文之下，或者允許他的著作像學校教師批改練習那樣被刪改。但他希望找出一條擺脫窘境的路，而不開罪於他非常尊敬的加爾文。他願意在加爾文認為合適的時間，去為他朗讀原稿，並宣稱準備盡一切可能從加爾文的忠告和建議中得益。但是，加爾文反對協商和妥協。他不提建議，只是命令，直截了當地拒絕了卡斯特利奧的建議。
第一次交鋒，加爾文認識到卡斯特利奧在精神和宗教事務上不會不置一辭而屈服。意識到此人是他獨裁的永無休止的敵手。所以，從這一刻起，加爾文決定要抓住這個機會趕走那隻為自己的良心服務而不服從別人命令的人。加爾文對卡斯特利奧的迫害開始了。迫害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驅逐出境”，第二階段是“徹底消滅”。
一五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日內瓦市政會通過一項一致同意的決議，任命卡斯特利奧為新教傳教士。這一任命立即遭到了加爾文的反對。理由是卡斯的《聖經》譯本中，有兩段與加爾文的有些不同。一是他認為《聖經》中所讚美的女子——書拉密的讚美詩，不是神聖的而是一首不聖潔的世俗情詩；二是對耶穌降入地獄的解釋與加爾文不同。對於如此無關宏旨的分歧，市政會要求雙方進行公開辯論，以求解決。在會上卡斯特利奧猛烈地攻擊使加爾文大為驚詫。但他保持平靜，沒有反擊。一方面加爾文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懂得克制；另一方面他注意到卡斯特利奧的發言對到會者有何等的印象，反擊是不合適的。
對加爾文，真正重要的事並不是神學上的分歧，而是不同政見。所以，他要把卡斯特利奧送上世俗的法庭，而不是被傳到宗教法庭。這樣，一件道德上的爭執變成了懲戒性的程式。在提交市政會的控告中說：“卡斯特利奧破壞牧師的威望。”市政會對此漠然置之，只給以“訓斥”了之。但任命傳教士的提名暫行停止。這時，卡斯特利奧認識到在加爾文獨裁統治下，日內瓦不會有自由，便請求市政會解除了他的職務，從日內瓦重又回到巴塞爾。
在他辭去神學院院長的日子裡，為了活著，為了養家，他夜以繼日地工作，一個最偉大的學者，被迫做僱工的活。長期的匱乏，使他心力交瘁。即使如此，他從來未曾忘記他終身的事業：把《聖經》翻譯成拉丁文和法文。他沒有一天，沒有一夜不工作，從來不知道旅遊的歡樂、消遣的歡欣，甚至不知道名譽、財富等世俗的報酬。他寧願接受無休止貧困的苦味，寧願喪失睡眠的機會，也不願對他的良心的不忠實。為言論的不可侵犯，意志的不可破壞而鬥爭，是他一生最最神聖的事業。
加爾文和卡斯特利奧，每一方都是不妥協的敵手。他們不能在同一城市，同一精神領域共同生活一天。雖然他們不在一個城市，一在日內瓦，一在巴塞爾，但彼此密切地注視著。這是一種哲學同另一種哲學的根本結仇，永遠不能達成妥協。但他們二人的關係從緊張到激化，需要添加劑，這添加劑就是加爾文燃起火把，燒死塞維特斯。卡斯特利奧現在是骨鯁在喉一吐為快了。也是他對加爾文作生死搏鬥的時候了。從這時候起，迫害進入第二階段，“徹底消滅”。但卡斯特利奧決不等死，他反迫害的理論武器是《論異端》《答加爾文書》和《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
卡斯特利奧認識到在加爾文的獨裁恐怖下，如果採取公開對抗，這正義的呼籲，甚至在當天就會被專政禁令所挫敗。必須以機巧來對抗暴力，於是卡斯特利奧化名“馬丁路斯·比利阿斯”出了一本《論異端》的書。此書採用科學和神學論文的形式，把博學的基督教士和其他權威人士有關異端及其是否應該迫害的論述彙編在一起，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它插入加爾文在受迫害時反對迫害的文字，其一是在加爾文署名的文章中說：“使用武器對付被教會逐出的人，並否認他們擁有全人類共同的權利是反基督教義的。”其二是《基督教原理》一書中加爾文寫到“把異端處死是罪惡的，用火和劍結束他們的生命是反對人道的所有原則的。”（當然，《原理》二版時，上面的話，被小心地修改過）現在的加爾文被從前的加爾文譴責為違反基督教義的人，這是加爾文特別惱怒和不能允許的。
在關於對純粹思想上觸犯的異端是否應加以迫害、處死時，卡斯特利奧質問道：“異端這一術語的真正含義是什麼？”他回答說：“我不相信所有名為異端的是真正的異端……這一稱號在今天已變得如此荒謬，如此可怖，具有如此恥辱的氣氛，以致於如果有人要去掉他的一個私仇，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控告這人是異端。一旦其他人聽到這可怕的名字，他們就嚇得魂飛魄散，掩耳不迭，就會盲目地不僅對被說成是異端的，而且對那些膽敢為他講一句好話的人進行攻擊。”
他進一步指出，加爾文關於什麼是異端時，宣稱《聖經》是惟一的法律檔案。但是在《聖經》里卻找不到這個詞。“因為，首先要存在著一個教義的系統、一個正教、一個統一的教義，‘異端’這個詞才得以流傳”。可是，在五花八門的解釋中，我們怎樣才能確定什麼是“真實的”基督教義，或什麼是上帝旨意的“正確”解釋呢？我們能夠從天主教的、路德派的、再洗禮派的或加爾文派的注釋中找到異端的定義嗎？在宗教事務上，有沒有這樣一個絕對確定的、使《聖經》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對一個天主教徒來說，一個加爾文派教徒當然是一個異端，同樣，對一個加爾文派教徒來說，一個再洗禮派教徒，當然也是一個異端。一個人在法國是一個真正的信徒，而在日內瓦卻是一個異端。反之亦然。凡在一個國家裡將成為一個處火刑的罪犯，而在他的鄰邦卻被推戴為烈士。所以，卡斯特利奧說，“當我思考什麼是真正的異端時，我只能發現一個標準：我們在那些和我們觀點不同的人們的眼裡都是異端。”
一方面塞特維斯受難的形象，對異端的大量迫害，驅使卡斯特利奧不能把自己的書只限制或局限於書生氣的質問上，而是從書葉中抬起頭來，去尋找究竟是哪些人在煽動如此暴虐而又自命為上帝的僕人，哪些人又徒勞地為自己的不寬容辯護。另一方面，《論異端》的出版和影響，使日內瓦的獨裁者聞風喪膽。
當加爾文聽到來自巴塞爾的訊息，得知整個世界竟然敢於公開討論處決塞維特斯一事，還沒有來得及讀一讀《論異端》這本書，就寫信告誡瑞士各宗教會議禁止此書流通，特別不能再討論了。一聲令下，日內瓦同聲喊出了“異端”！“一個新的異端出現了”！他們要將這“地獄”之火在蔓延開來之前，一定要將其撲滅！另一方面加爾文認識到塞維特斯的殉難，對他比這位西班牙學者的生命和著作更為危險。於是加爾文便為他殺死異端而寫了一份《保衛三位一體的真正信仰反對塞維特斯可怕的錯誤》（以下簡稱《保衛》）的辯護書，儘管他煞費苦心，拉上日內瓦所有教士在這份宣言上籤名，但他，一方面把殺人的責任推給當局，另一方面證明市政會有權消滅那個魔鬼。這樣，加爾文用一隻手洗涮掉殺害塞維特斯的個人責任，用另一隻手卻製造了證據為當局開脫罪責。辯護詞變成了自供狀。
這樣，卡斯特利奧就暫時中斷學術研究，專心起草那個世紀最重要的起訴書《答加爾文書》，控告加爾文以宗教名義，把塞維特斯送上斷頭台。雖然《答加爾文書》主要針對一個人，但它在道德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活力，卻證明這是一篇聞所未聞、最光彩奪目的檄文。它反對用法律壓制言論、用教條壓制思想、用永恆的卑鄙壓制永恆的良心自由。
《答加爾文書》一開頭就表明，他既不接受也不譴責塞維特斯的觀點，也不建議對宗教上的和注釋方面的問題作出任何形式的判決，他只是對加爾文提出謀殺的指控。因為宗教信仰塞維特斯被燒死，而火刑的教唆者是加爾文。這一處決掀起許多抗議，特別在法國和義大利。為對付抗議，加爾文出了一本書《保衛》。我不會像加爾文對付塞維特斯那樣對付他，即既不會燒死一個作者，也不會燒掉他的書。我所抨擊的書《保衛》對任何人都是公開的，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兩種版本都有，一種拉丁文，另一種法文。
《答加爾文書》指出，第一，加爾文指控塞維特斯“獨立地、武斷地”解釋《聖經》。試問：難道塞維特斯在宗教改革的芸芸鬥士中，是惟一獨立地、武斷地解釋福音書的人嗎？如果這樣，就是脫離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教義，那還有誰敢說三道四呢？而且這樣的各抒己見不正是宗教改革的一項基本要求嗎？第二，他質問加爾文是誰授權加爾文判定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不真實的呢？他指出因為所有的真理，特別是宗教真理都是可爭論和有分歧的。所以，永遠不會有任何人，也不會有任何黨派有資格說：“只有我們知道真理，和我們不同的所有意見都是錯的。”和所有的獨裁者一樣，加爾文正是按照這樣的思想要求，建立他們自己的模式統一思想和行動。他們把本來平行不悖、並列的思想變為敵對的和充滿殺氣的爭論。
卡斯特利奧進一步質問說：我們投入了一場有關信仰的爭論，為什麼你要求對方緘口不言呢？難道你不是已深刻地認識到你論點的弱點了嗎？你是否非常害怕結論將不利於你，使你喪失獨裁者的地位？
由此可見，“把一個人活活燒死，不是保衛一個教義”，只是保衛獨裁。“我們不套用火燒別人來證明我們自己的信仰”。真理可以傳播但不能強加，沒有一個教義因為狂熱而變得更正確，沒有一個真理因為狂熱而變得真實。也不能靠吹捧一個教義或者一個真理而去傳播教義或者真理，更不必說通過殺害而拒絕那堅持真理的人，來使一個教義或哲學變得更真實。一個真理可能會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會一再宣稱它本身的神聖不可侵犯，但沒有批准它與毀壞上帝所給予的一個人的生命。“生命比任何教條更神聖”。如果你們殺他是因為他表達了他內在的信念，你們殺他是因為他說了真話，即使說的是錯話，但那也是真的，他不過說了他相信是真實的東西。由此可見，“他們的錯誤就在於堅持真理”。加爾文沒有正當理由就殺死一個持異議者，這是犯了預謀殺人罪，三倍的殺人罪。
當然，身後的補償不能使死者復生。恢復一個死者的名譽，又有什麼用呢？不，現在最根本的是保護活著的人。不光是宣布加爾文有罪，加爾文的書充滿了極其可怕的恐怖和高壓的教義，必須宣布為不人道。
很少有人會像卡斯特利奧那樣猛烈地攻擊一個精神上的暴君，很少有人會有他在《答加爾文書》所表現的那種狂怒。他使一個敵手被如此可怕的攻擊所打倒。然而，什麼都沒有發生，因為《答加爾文書》除手抄本在民間流傳外，當時就被禁止出版。它壓根就未能與廣大讀者見面（幾乎過了一個世紀，《答加爾文書》才得以出版）。由於獨裁將繼續下去，又由於真理表明之後，再無重複的必要，於是卡斯特利奧又回到學術研究上去。但是加爾文卻不能罷手，卡斯特利奧的威望和影響在獨裁內部的日益高漲，驅使加爾文決定不再考慮是非曲直，不再關心《聖經》及其闡釋，不再關心真偽，只想迅速消滅卡斯特利奧。為此，他們費盡心機，採取偽造匿名文章（《惡棍的謬論》）栽贓陷害等手段失敗後，在一次挨戶搜查中發現一本未經加爾文許可而出版的卡斯特利奧的新作《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的小冊子。這本書再次祈求在怒氣沖沖的教會內部和平解決爭端。他解釋說，沒有一種教義，或其它種教義的本身是錯誤的。但試圖強迫一個人去信仰他所不信的，才是不變的虛偽和犯罪。地球上所有的邪惡，都源於“違心的迫使”。試圖強迫一個人公開聲明接受一種他所反對的信仰，不但是不道德的和不合法的，而且也是愚蠢的。像這樣的拉*$入伍成軍來支持一種哲學或者一種信念，只能羅織一批偽君子而已。拶刑、拉肢刑或任何高壓，只能建成一個有名無實湊滿人數的黨派。因此，讓我們任憑那些願意成為新教徒的成為新教徒吧，那些願意成為天主教徒的繼續當天主教徒吧。既不強迫這部分人，也不強迫那部分人。“法蘭西，我對您的忠告是，停止強制、迫害和殺害良心吧，代之以每一個信仰基督的人自行其是”。
建議法國天主教和新教和解，不必說是被視為滔天罪行的。所以加爾文操縱下的改革教會的宗教大會通過一項決議：“教會特通告卡斯特利奧所著一本名為《悲痛地向法蘭西忠告》的書業已出版，此書危險絕頂，茲警告教徒們對此書警惕勿懈。”並將卡斯特利奧告上法庭要求加以逮捕。但由於巴塞爾大學的庇護，當地並未照辦。
就在這時，一個意外發生了。兩名亡命巴塞爾的異教徒（一為天主教，一為再洗禮教），曾是卡斯特利奧的密友。一個是與他合著《論異端》的作者，另一個是將一本引用多妻制的《三十次對話》的書譯為拉丁文出版的譯者。此案被揭發後，卡斯特利奧就輸定了，也死定了。這時再也不能指望巴塞爾大學伸出保護之手了。
但是，很幸運，那些狂徒們所盼望的至高無上的勝利——親眼看到卡斯特利奧在監獄裡，在流放中或者火刑柱上毀滅，卻未如願以償。由於長期過分地疲勞使他強健的身體被損壞了，已無力去抵抗那么多憂患，那么大的激動。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那超負荷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卒年四十八歲。誠如一位朋友事後所說：“靠上帝賜助，把他僥倖地從敵人的魔爪下奪了回來。”
一個人病逝，而且是夭折，四十八歲死亡，竟被視為“幸運”、“賜助”。可見，活著多么艱難，獨裁多么殘酷。生不如死，世道猛於虎也！
卡斯特利奧的死，結束了一場誹謗的戰役。他的同胞們終於認識到，在保衛巴塞爾市最高尚的人方面，他們何等的不熱情，但一切都為時已晚。他財產之少說明這位大學者何等的貧窮，靠朋友們提供喪葬費，並代還零星債務，撫養他的孩子們。在他被控告為異端後，那些膽怯地避之唯恐不迭的人，現在急於表明他們是何等地愛他和尊敬他。葬禮中靈車後面緊跟著大學裡的所有成員，靈柩由學生們抬到教堂，葬在地下室。三百個學生捐款立了一塊墓碑：
“獻給我們著名的導師，感謝他淵博的知識和紀念他純潔的一生”。
一位偉大傑出的智者逝去了。加爾文的最大死敵被消滅了。但是加爾文的獨裁統治，不但沒有更牢固更長久，反而由於他的絕對、過分地勝利，促成了卡斯特利奧的迅速復活。卡斯特利奧的著作被重新發掘出來，公開出版發行，公開流傳。卡斯特利奧用生命為之奮鬥的宗教寬容、民族自由、個人自由、思想自由，終於被文明思想作為不可剝奪的準則所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