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尚希，男，漢族，1964年9月生，湖南桃江人，1984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7年7月參加工作，1990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專業畢業，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現任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正司長級）。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劉尚希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湖南省桃江縣
- 出生日期：1964年9月
- 畢業院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
人物履歷,人物經歷,任免信息,學術貢獻,一是收入分配循環理論的研究,二是公共風險理論的研究,三是財政風險理論的研究,四是公共財政應急反應機制的研究,主要成果,探索中國模式的“靈魂”,編者按,精彩觀點,相關報導,
人物履歷
1992.03-2004.09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幹部、科研組織處副處長、處長
2004.09-2014.08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副司長級）
2014.08-2016.01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正司長級）
2016.01-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黨委書記、院長（正司長級）
人物經歷
劉尚希現為湖南大學會計學院兼職教授。畢業於湖南大學（原湖南財經學院），1984年9月—1987年7月在湖北財經學院（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財政稅務系就讀財政學專業碩士研究生。1987年參加工作，在中南財經大學任教，1990年獲得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曾出訪過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阿根廷、土耳其、澳大利亞、南非等二十多個國家，對國外同領域的問題有較廣泛的了解。調查研究的足跡遍及全國所有的省市，並在二十幾個省市政府部門及大學做過專題性學術演講。多次主持或參與國內重大課題研究和國際合作課題研究。目前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共理論與政策，包括公共風險、公共財政、財政風險、公共分配、公共政策等。作為財政部科研所的學術帶頭人之一，早在1989年就入選了當時惟一的《中國當代經濟科學學者辭典》（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1992年出版的博士論文《收入分配循環論》一書，突破了傳統的研究收入分配問題僅僅著眼於收入流量的常規，從流量與存量循環的角度構建了新的理論分析框架，對改革與發展中的許多令人困惑的問題，做出了新的解釋，在1995年第二次全國財政理論研究成果評選中獲得一等獎。
1991年承擔中國社科規劃重點項目（于光遠主持）“中國理論經濟學史1949—1989”中的“財政篇”，對建國以來的財政理論演變和發展作了深入全面的考察和分析。
1993年撰寫的《非國有經濟：中國未來經濟的主體》和主持《統一財政：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課題的研究等，其成果《沒有統一的財政，就沒有統一的政權》發表以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作為優秀改革理論成果，被收入由紅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改革成果通報》。
1995年參與組織《墨西哥金融危機比較研究》和《 95 及 2010 年財政發展戰略研究》兩大課題的研究，作為總報告執筆人，其研究成果受到當時王丙乾副委員長和劉仲藜部長的充分肯定。
主持“國企高負債對財政影響的預警性分析”課題研究。該項成果在《管理世界》（1996 年 5 期）發表以後，引起了廣泛關注。新華社《瞭望》周刊記者曾就此做了採訪和報導。
1997年初發表的研究報告《財政風險：我們的看法與建議》引起了全國人大財經委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並做了重要批示。之後一直追蹤研究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個新的財政風險分析框架。
主持 1998 年全國財政系統協作課題“財政支出管理”的研究。該課題在大量調查研究材料的基礎上，對當時財政支出管理中的問題和矛盾做了深入的實證性分析，並在全國人大預算工作委員會成立以前，就明確提出了設立該機構的構想。
還有對減稅問題的研究、對個人所得稅的研究、對部門預算的研究、對農業綜合開發的研究等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
2018年3月，任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委員。
任免信息
2018年3月15日，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主席會議通過，當選為經濟委員會委員。
學術貢獻
其主要學術貢獻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收入分配循環理論的研究
首次從存量與流量的關係來研究收入分配問題。其成果的核心思想是收入流量的分配是受存量制約的，政府政策對其影響不大，除非有新的制度安排。這為我國現實的收入分配狀況的變化所證實。
二是公共風險理論的研究
在我國，公共風險的研究還是一個空白，獨創性地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了公共風險的理論，並一直以此為觀察現實問題的一種方法，用來分析和解釋現實問題。 2002 年從公共風險出發，提出了界定公共支出範圍的兩種方法：風險歸宿法和反向假設法。這項成果發表在我國經濟學界的權威雜誌《經濟研究》，為解決政府財政長期存在的“越位”和“缺位”問題提供了一條新思路。
三是財政風險理論的研究
作為我國最早系統地研究財政風險的學者，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方法，即運用“不確定性分析”來重新解讀財政運行、財政制度、財政改革與財政發展。自 1997 年發表《財政風險：我們的看法與建議》之後，形成了一系列的關於財政風險問題的研究成果。
四是公共財政應急反應機制的研究
這項研究是從 2003 年上半年我國發生“非典”危機引發出來的。面對經濟社會中的突發性事件，財政該如何做出反應？如何實施危機管理？這是一個現實性、理論性、系統性都很強的問題，為此形成了一個初步的研究成果，首次提出並闡述了“構建公共財政應急反應機制”的新問題。
主要成果
近年來的部分研究成果：
《收入分配循環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2 年出版；
《中國公共政策的熱點與難點》（主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公共收入》（主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部門預算：理論與實踐》（主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3 年出版；
《地方政府或有負債：隱匿的財政風險》（主筆），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3 年版；
《財政風險理論及其防範對策》（主筆），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財政風險：我們的看法與建議》，載於財政部科研所《研究報告》 1997 年 4 月；
《論公共風險》，載於《財政研究》 1999 年第 9 期；
《政府債務：風險狀況的初步分析》，《管理世界》 2002 年第 5 期；
《怎樣看待稅收的增長和減稅的主張》，《管理世界》 2002 第 7 期；
《公共支出範圍：分析與界定》，《經濟研究》 2002 年第 6 期；
《中國公共財政管理體制研究》，《經濟研究參考》 2002 年 56 期（F-6）；
《財政風險：一個分析框架》，《經濟研究》 2003 年第 5 期；
《構建公共財政應急反應機制》，《財政研究》 2003 年第 6 期。
《個人所得稅的功能及其定位》，《稅務研究》 2003 年第 5 期；
《構建公共財政的應急反應機制》，《財政研究》 2003 年第 8 期；
《中國：經濟運行變化引致的財政風險分析》，《經濟研究參考》2003年36（B-7）；
《面臨挑戰的國家財政安全》，《財政與稅務》 2003 年 12 期；
《個人所得稅：如何發揮調節功能》，《稅務研究》 2004 年第 3 期；
《銀行改革的四種結局》，《改革內參》 2004 年第 23 期；
《中國財政風險的制度特徵：“風險大鍋飯”》，《管理世界》 2004 年第 4 期。
探索中國模式的“靈魂”
探索中國模式的“靈魂”——將學習和創新內化為國家精神
編者按
60年艱辛探索，新中國創造了“中國奇蹟”，成功開闢了前途坦蕩的“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條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探索和實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路，一條社會主義中國大踏步追趕時代發展潮流的奮進之路，是一條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進一步探討新中國60年來取得偉大成就的重要啟示，從9月29日起，人民網理論頻道特別推出“中國道路·理論探索”系列專訪，系統論述新中國60年來取得偉大成就的重要啟示。
近幾年一直在熱議的中國模式，在國際金融危機中是否受到了挑戰？為何全球對中國模式如此熱衷？中國模式過去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成功只代表過去，未來並不在歷史和現實的延長線上。如何進一步探討中國模式，才能對未來的中國道路有所啟示？中國模式的永恆價值在哪裡？或者說，中國模式的靈魂是什麼？
財政部財政科研所副所長、博導劉尚希研究員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全球金融危機更凸顯了“中國模式”的魅力。然而，成功的經驗只代表過去，只有把握了“中國模式”的靈魂，才可能不會被其“形”所束縛而陷入僵化的境地，避免將代表過去成功的模式教條化。敢於學習、善於學習，在學習的基礎上進行創新，這才是中國特色，中國模式的靈魂。中國共產黨正是將這種學習與創新精神轉化為國家的精神，才有中國模式的成功。
精彩觀點
●全球金融危機更凸顯了“中國模式”的魅力
●中國模式的“靈魂”：中共將學習創新精神轉化為國家精神
●“舉國體制”凸顯中國模式在經濟危機中的優勢
1、全球金融危機更凸顯了“中國模式”的魅力
記者：從全球視野看，中國取得了什麼樣的成就？近幾年一直在熱議的中國模式，在國際金融危機中是否受到了挑戰？為何全球對中國模式如此熱衷？
劉尚希：從全球的視野來看，中國近30年的發展無疑是成功的樣板。其突出表現首先是在經濟方面的成就。中國年均經濟成長達到近10%，遠遠超出這個時期的世界平均增長速度，並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總規模實現了“超英”，這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就喊出的口號如今真的落實了。為紀念那個時代而取名為“超英”的許多人們，到今天總算是“名至實歸”。不僅如此，正朝著“趕美”的目標穩步前進。去年，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預測中國GDP規模大約在2035年左右趕上美國。按照當前這樣的經濟成長速度，GDP總量趕上美國是指日可待的。對於中國的經濟成就，已開發國家讚賞，開發中國家更是羨慕。令世人稱讚的經濟成長帶來的另一個巨大成就是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貧困人口，從改革初1981年的65%大幅減少到2001年的18%左右，其下降幅度是世界少見的。世界銀行統計，過去25年來全球脫貧所取得的成就中，約67%的成就應歸功於中國。13億人口的大國，經過30年的發展，成功地使絕大多數人脫離了貧困狀態。相比於印度、越南以及非洲國家，中國的這種脫貧速度簡直是“奇蹟”。
正是上述的成就，凸顯出“中國模式”的價值，日益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尤其是在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中國模式”不但經受住了考驗，而且逆勢上揚，經濟成長逐季加快，第三季度達到8.9%，前三季度達到7.7%，預計2009年經濟成長可超過8%。對於那些還在谷底徘徊的西方已開發國家來說，中國的這種增長狀態更是覺得不可思議，無法用西方現有的理論來解釋。全球金融危機似乎在證明“中國模式”的魅力。這由此引發了“中國模式”熱，成為全球關注、討論的焦點。
2、中國模式的重要內容
記者：國外學者對“中國模式”的解讀可謂是五花八門，您是如何看待這些評價的？國內學者對中國模式有什麼樣的看法？中國模式具有哪些內涵？是否具有核心內涵？或者大家較為公認的含義？
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在探討中國模式的內涵和價值，不少評價是十分中肯的。例如，中國的改革採取了先經濟、後政治的路徑，而且是通過試點，逐步推進，避免了激進改革帶來的不良後果；在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使發展和改革得以持續；既對外開放，主動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同時又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制定了求真務實的方針政策，等等。應當說，這些都是中國模式的重要內容。
3、探尋中國模式的“靈魂”和永恆價值
記者：中國模式過去已經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成功只代表過去，未來並不在歷史和現實的延長線上。如何進一步探討中國模式，才能對未來的中國道路有所啟示？
劉尚希：從一個模式來看，成功只是代表過去。未來並不在歷史和現實的延長線上，未來的成功難以靠現有模式的延續來保證。中國下一個30年的可持續健康發展，需要新的探索。因此，解讀過去30年的成功模式，如果只是著眼於在具體“怎么做”方面去挖掘、總結，即使是把經驗上升到理論，也難以指導未來的實踐。成功的經驗不僅在空間上不可移植，例如不能從一個國家移植到另一個國家，而且在時間上也不可以複製，例如我國過去30年的成功做法也難以複製到今後30年的發展過程之中。以歷史的眼光來看，由30年成功發展歷程塑造而成的“中國模式”已經定格為世界經濟發展史中的一幅精彩畫面，無論它對世界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都是過去時和現在時，而不是將來時。
因此，探討“中國模式”，必須找出它的永恆價值所在，這就要超脫於那些“形而下”的東西，發現“形而上”的意蘊。“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著眼於未來來探討“中國模式”，必須弄清楚其中的“道”在哪裡？或者說其“靈魂”是什麼？只有把握了“中國模式”的靈魂，才可能不會被其“形”所束縛而陷入僵化的境地，避免將代表過去成功的模式教條化。
4、中國模式的“靈魂”：將學習創新轉化為國家精神
記者：那么，中國模式的永恆價值在哪裡？或者說，中國模式的靈魂是什麼？
劉尚希：那么，“中國模式”的靈魂是什麼呢？我認為，歸結起來有兩點：一是學習，二是創新。通過學習，不斷解放思想，及時打破不合時宜的老框框，樹立與時俱進的新觀念。通過創新，探尋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和改革方式，不模仿，不照搬，也就是實事求是。
這兩點，其實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傳統。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從一個革命黨成功地轉變為執政黨，靠的就是不斷學習，敢於創新。在當時世界革命的大潮中，中國革命的道路是獨特的，依靠農民，農村包圍城市，最後武裝奪取政權；中國革命的理論也是獨特的，不是照搬馬列的城市無產階級革命理論，而是形成了農村農民革命的理論，抓住土地這個核心問題，開展廣泛的農民戰爭，通過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來積累革命力量，最後以弱勝強。
中國共產黨正是憑著不斷學習和敢於創新的精神，才從失敗走向勝利。這種精神已經內化為我黨的一種傳統、一種思維和一種品質，所以成為執政黨之後，也能從挫折中崛起，闖出了一條不同於任何國家的獨特的中國發展之路--“中國模式”。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都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創新，並指導了中國革命和中國發展的實踐。當前中國發展面臨的目標、任務與1949年之前中國革命面臨的目標、任務是根本不同的，但有一個方面是相同的：不斷學習，與時俱進，獨立自主，敢於創新，最後取得勝利和成功。中國革命的實踐和中國發展的實踐，都用雄辯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並被國際社會命名為“中國模式”，從深層次看，其原因很簡單，就是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並不是封閉，更不是故意為了標新立異，而是帶著自信的一種創新。創新是離不開學習的。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就是向外學習的過程，向西方已開發國家學習，也向開發中國家學習；學它們的理論、機制、技術、管理各個方面，吸取其長，補己之短。中國搞市場經濟，運用市場機制來提高經濟效率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就是向西方已開發國家學習的一項最大成果。要學習，就得放下架子，解放思想，自我突破，甘當小學生。在共產黨的骨子裡頭，從來不缺乏這種學習的精神。執政黨的這種學習精神轉化為國家的精神，這才有中國30年發展的成功。
5、要敢於學習，更要善於學習
記者：學習，是需要勇氣和胸懷的，然而，學習是更需要方法的。中國共產黨在學習和創新上，都是如何做好，以帶領中國人民走上中國特色之路的？
劉尚希：向他人學習，是需要勇氣和胸懷的。中國19世紀的衰落就是拒絕向他人學習的結果。按照英國著名經濟史和經濟統計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考證，1895年之前，也就是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之前，中國的GDP規模一直是居於世界第一位，占當時全球GDP的比重與當今美國的情況差不多，可謂是世界經濟大國。但當時的清政府夜郎自大，從康熙到慈禧太后，都不肯放下架子向所謂的蠻夷之國學習，缺乏近代工業和交通運輸，更是缺乏強有力的軍事工業，以至於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被GDP規模遠遠不及中國的英國所打敗，從此中國進入了一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時期。儘管一些有識之士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並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但在清政府和當時知識界不肯向他人學習的大氛圍下，最終隨著軍事失利而灰飛煙滅。
6、“舉國體制”彰顯中國模式的優勢
記者：中國模式的成功，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個領域都取得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成功。請您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例，闡述一下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中國模式的成功？
劉尚希：世界上搞市場經濟的國家很多，但因此而成功的不多。除了那些市場經濟自然成長起來的國家，凡是後來學著搞市場經濟的國家幾乎都未成功。如印度、俄羅斯以及一些拉美國家，都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模仿，而不是通過創新走自己的路。不僅模仿經濟運行，而且模仿政治架構，試圖通過制度機制的仿造來實現快速發展，結果適得其反。
如果說中國學著搞市場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這得益於沒有簡單地照搬西方的理論和做法。儘管知識界主流幾乎被西學“洗腦”，但顯得“保守”的決策者始終堅持了獨立自主的發展之路。在被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應大力推行私有化的呼聲中，決策者始終堅持了公有制為主，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方針；在被認為市場經濟需要西式民主的政治架構來配套時，決策者始終堅持了社會主義民主發展方式。改革開放的30年中，其中不泛模仿和照搬的地方，但從整體來看，中國的發展和改革始終都是保持了“中國特色”，即從中國實際出發來搞市場經濟。
因此，在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許多地方都超越了西方教科書的解釋力。例如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西方理論中一直都是對立的關係，而在我國的實現中，卻是分工合作多於對立。用西方理論眼光來看，中國的政府過多地妨礙了市場運行，但現實是，中國的政府在經濟成長過程中發揮了市場無法替代的作用。市場競爭和政府之間競爭，構成了中國經濟成長的雙重動力。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經濟成長能長期保持快速增長的原因所在。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國能率先復甦，原因也在於此。再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在西方理論視野中，分清各自的事權是必要的，但中國的現實卻是“事權共擔”，作任何事情，都是在中央政府的統一決策下，各級政府共同努力去完成，形成了所謂的“舉國體制”。這種體制不但在應對公共危機時呈現出十分明顯的優勢，而且在實現跨越式發展時，也表現出顯著的巨觀效率。中國基礎設施狀況能在較短時間內得到顯著的改善，就得益於這一點。中國工業化用60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一二百年的路程，也與這種中國特色的體制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中國借用市場機制來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始終是把市場當成一個工具或手段來看待的。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中就很清楚地表達了這一點。這種市場工具論思維，避免了對市場的崇拜和無條件照搬所帶來的不良後果。計畫和市場都是工具、公有制和私有制也都是手段，最終的目標是綜合國力增強，人民生活改善，也就是國強民富。
如果說，依靠學習和創新的精神，實現了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使中國成為世界上一個完整的主權國家，同樣也是依靠學習和創新，中國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功，那么，中國實現和平崛起，完成中華民族復興之偉業，依然離不開學習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就是用學習、創新這個內在靈魂塑造而成的指引方向的新旗幟。
學習、創新，依然是中國未來發展取得成功的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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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尚希認為徵收房產稅的第一步已經邁出，上海重慶的試點效果已經出來了，通過試點有成效，也有問題。而第二步非常重要的就是涉及到房產稅的定位，是作為調節稅還是國民稅，這個必須首先搞清楚。
劉尚希認為如果把房產稅定位為一個房產調節稅，那么第二步我覺得就可以邁進來，怎么叫房產調節稅主要是發揮調節功能，調節住房資源的配製，調節住房消費，主要針對多套房，高檔住宅，向他們徵收房產稅，而不是說針對普通的老百姓，你只要有房產就要交稅，如果現在要對所有的國民徵收房產稅，目前還是不具備的，第二步邁出來，變成一個房產調節稅，以後調節成熟了，再邁出第三步，那就是把這個調節稅變成一個國民稅，房產調節稅變成國民稅那就是普遍徵收，但是這個還是需要相應的條件，等到我們經濟收入進一步的提高，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一下子做到第三步，作為國民稅對房地產進行普遍徵收這個條件還沒有達到，現在只能走第二步，以後走第三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