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奧十三世

利奧十三世（ LeoⅫ，1810-1903），第一個資產階級教皇（1878-1903）。耶穌會士，原名阿基諾佩契（Gi-acchino Vinconzo Pecci）生於羅馬南部山區的一個中上等家庭，1831年取得神學博士學位，1837年任神父。1843年，作為教皇格列高列十六世的全權代表，總領主教銜派駐布魯塞爾，他曾訪問過科隆、倫敦和巴黎，對歐洲的工業化和議會制度有所了解。1846年在佩魯賈教區任主教。1853年任樞機主教，繼續在佩魯賈教區任職，1877年前往教廷，任事務長，開放梵蒂岡珍藏，鼓勵研究聖經。1878年2月任教皇，是梵蒂岡喪失教皇國以後當選的第一位教皇。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利奧十三世
• 外文名：LeoⅫ、Pope Leo XIII
• 別名：阿基諾佩契
• 出生地：卡皮內托羅馬諾
• 出生日期：1810年3月2日
• 逝世日期：1903年7月20
• 職業：教皇
• 信仰：天主教

生平簡介

與義大利的鬥爭

他在擔任教皇的25 年裡，竭盡全力企圖恢復教皇國，他曾向俾士麥、弗蘭茨·約瑟夫一世，甚至法國的第三共和國尋求幫助一起反對義大利。利奧十三世曾60 次正式抗議義大利對教會的掠奪，直到20 世紀他還堅持要求義大利天主教信徒執行“不參政”的政策。與利奧十三世反對義大利的行動相對應，1889 年羅馬樹起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被羅馬教廷宗教裁判所迫害致死的喬爾達諾·布魯諾的紀念塑像。同年義大利還頒布了限制神職人員活動的新的法律條款。10 年以後，義大利政府還成功地阻止了利奧十三世出席“海牙和會”。儘管利奧十三世利用其他國家企圖恢復教皇國的努力完全失敗了，但是他的確為羅馬教廷贏得了新的道德影響力。1903 年利奧十三世去世時，義大利和羅馬教廷之間的“羅馬問題”已不再是人們熱情關注的問題。

充實經濟力量

利奧十三世在位正值教會史上的艱難時期，他足智多謀又富於熱情，做了許多工作。他十分重視教廷的經濟收益，上台不久就收購了大量奧地利、巴伐利亞、法蘭西和比利時的股票和有價證劵。他接手法國投機商邦特的建議，決定將梵蒂岡的財產化為資本，成立各種企業，如電氣汽車公司、麵粉公司及羅馬銀行等。庇護九世死時，梵蒂岡財產據估計約為8000萬里拉，此時上升到1.4億里拉。全年預算600萬里拉。

1896年，有史以來教皇第一次錄影。

利奧十三世把重現確立教會在現代世界體系中的領導地位作為自己的主要目標，對教皇世俗權利和經濟問題緊抓不放，猶其在晚年尤甚。沙皇政府駐梵蒂岡的代表古巴斯托夫在1903年7月向國內匯報時寫道：世界各國天主教徒獻給梵蒂岡的捐款平均每年達600-700萬法郎，而在聖年多達1000萬-1200萬法郎。利奧十三世死去前私人積蓄估計已經達到3000萬---4000萬里拉。

利奧十三世一方面繼承了其前任庇護九世的政策，繼續攻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虛無主義，攻擊共濟會；干涉各國的天主教會，強化了羅馬天主教會的中央集權制，加強了教皇宗座代表的地位和對各個修會的領導。另一方面他又首先倡導教會與社會的對話，提倡研究托馬斯·阿奎那的哲學，在梵蒂岡請科學家研究天文學和其它自然科學，請天主教歷史學家撰寫歷史著作，向所有的學者開放梵蒂岡檔案館，並且提出了聖經研究的指導方針。儘管他提倡教會要研究當代思想，但後來他又發表通諭譴責教會內部的自由主義思想。這種在保守和開明之間搖擺不定的矛盾的作法，貫穿於他的整個任期之內，體現在他的許多政策之中。

靈活的政治手段

在政治思想上，利奧十三世繼承了他的前任庇護九世的觀點，主張羅馬天主教會要堅決反對政治自由和民主，反對政教分離，反對公民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在實際政策上，他又表現出較大的靈活性。繼任教皇不久，為了聯合法國反對義大利，他針對法國天主教流行的反對共和國的觀點提出，羅馬天主教並不只追求一種政體形式，而是可以接受君主政體、貴族政體或民主政體三種形式中的任何一種形式，希望法國的天主教徒為了教會的最高利益——奪回教皇國，接受撒旦的共和國為“既成事實”，與之妥協。

在對待美國的民主制度的問題上，他提出“只要是公義的事業”，《人權法案》中的自由是“可以寬容的”，因為教會不必譴責那些“為了獲取某些大的善，阻止某些大的惡”的異端派別的統治者。但是當美國天主教自由派領袖大主教吉本斯和艾蘭德明確表示從根本上贊成民主制度時，他立刻予以譴責。因為他認為羅馬天主教徒只可以接受政治民主的外在形式，而不可以接受其思想。

利奧十三世指示為了天主教的利益，要非常機智靈活的處理問題。他本人外交手段靈活。儘量避免採用強硬手段和激烈措辭和世俗國家打交道。19世紀70年代，德國俾斯麥力圖消除國內割據勢力，採取了一系列文化鬥爭的措施，打擊了以天主教會為代表的某些邦國的分離傾向，利奧十三寧願同新教的德國和解，同威廉二世會見時，說往事已忘。

他鑒於科學日益發展，被迫採取比較現實的態度，要求把神學和科學結合起來。他因此獲得了中世紀經院哲學最後一個老托馬斯主義者，又是新托馬斯主義者的創始人。1891年發表著名的《勞工問題通諭》，攻擊社會主義的“謬誤”，鼓吹工人與資本家合作，謀求共同幸福。堅持私有財產是不可侵犯的，窮富之間的階級差異是不可改變的，宣稱政府應當實行仁慈的獨裁專制。《新事》通諭提出，工業行會應當對工人的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作必要的限制和規定。它也維護工人和師傅的結社權利，稱這是他們的“天然”的權利。在西歐和美國，許多人對梵蒂岡竟然能論述工人結社的權利和政府規範工業企業的權利感到驚奇。利奧的這一通諭在歐洲大陸對羅馬天主教徒中的各類社會行動產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由於他在一定範圍內也提倡社會“公義”，因而在教會內享有“工人教皇”的稱號。

政治思想

公教民主

1901 年利奧十三世發表通諭提出了他的“公教民主”的思想。他說“如果真有完美的民主形式這種東西的話，毫無疑問只有在教會裡才能找到它”。他堅持，羅馬天主教的所有政治事業必須由神職人員控制，這種由神職人員控制的“仁慈的專制政治”就是羅馬天主教的“公教民主”。它不可能是政治民主，也不排除服從合法的君主的精神。

按照羅馬天主教君權神授的傳統，政治權威只能來自上帝直接指定的人們，而不能由有責任感和政治首創性的個人選舉產生。所謂自由民主是通過自由討論和公民的選擇決定的，是以宗教自由、良知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集會自由為前提的，它們都是羅馬天主教以教權至上主義、宗教裁判和檢查制度以及以教階制度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的天然之敵。因此羅馬天主教會不可能接受政治民主思想。

勞工問題通諭

1.社會黨主張鏟私產制，而行公產制，就是財產集為公共均分。

“為教這社會秩序 擾亂，社會黨極為主張當將私產制根本推翻。所以就鼓動挑唆窮人對富人發生一種嫉惡仇視的心，而設法把一總的私有產變成一個公有的財產，由國家或市政廳主持，均分這公有的財產，他們妄想以為因著這由私產而改為公產的制度，無論利益或工作， 人民都會能得平均的分配，就能完全補救這現有的困難了。

2.這種解決方法實是擾亂社會的秩序，尤其為工人有大害處，因為他實是把工人使用一已工資的主權完全搶奪了去。“但他們這種方法，實無解釋爭鬥的可能，且是為工人自己也有害處，尤其是相反公道，因為既把個人合理之私有產的主權奪去，又顛倒國家之任務，這實是完全擾亂社會的秩序呀。但是有一件很容易明瞭的事，就是幾時一個工人用他的手藝去作工，他的最近目的是要以勞力換來的東西，變作自己本有的東西。因為他盡上自己的力氣，用上自己的手藝，無能為力為做那有益於別人的工作，無非為掙那為度日餬口緊要的東西。為此他就從這工作得了一個真確完全的權利，因而不但能要求當得的工資，尤其能隨自己願欲去費用這個工資。但若這工人在經濟上儉省自己的費用，因而能得到積蓄余剩，他又為妥當保存這積蓄，置買了一塊田地，這塊田地不是別的乃是他的工資變買的東西。為此塊置買的田地，當歸於工人的權下，一如以勞力得來的工價一般。但這個實為人人所明認公知的。這就所謂私產制的來源無，論動產或不動產都是這樣，但社會黨既主張把私產制推翻改公產制，這實是把工人使用自己工資的主權完全奪了去，而把工人起家立業改良一已地位的主權和希望搶了去，使工人陷到可憐困難的地步了。”

3.這個解決方法是不公道的。

(一)因為侵奪人本性的主權。

（1）論到人是有靈動物，故有自由主權。

“然若是人所用的那解決這問題的辦法，明明與公道相牴觸，那未這種方法是更為劣惡的。因為享有一已的私產，乃是人本性的利權。其實人類與禽獸的區別，就完全在這一點，因為禽獸不 能管束自己，卻單受兩種本能的支配，一是保守他們動作的能力，並使其精力得有相當的發展，二是照本來的預定性，發動每一個個的性能。前者為保存生命的本能，後者為保存種類的本能。為達到這兩個目的，僅用那在他們監近眼前的東西就夠了，實在他們並不有什麼高遠的進步，因為他們的動作是單由於覺官，和能力動覺官的每種東西蠲動而成的。但人的本性卻完全不是這樣的，因為凡畜類所有的一總能力，所享的一總動物質的美善，人完全也都享有，而且一點並不缺少。為此畜類無論享受何種美善，只因它缺乏人性，就遠遠在人類以下，而當聽人的命令，供人的使用。但在我們人類中所最高貴的，而使人成為人的，並使人和畜類有區別的，乃是明悟，就是理性。為此只因人是有理性的動物的原故，除了享用一總畜類所有的美善以外，還有一個永久不移的主權。因著主權人不單僅亭用一切的事物，尤其能把所用的積蓄存留著呢。”

（2）論到人能預顧將來，所以當有自主權。

“若在人性上仔細深思一下，這理卻愈覺顯明。因為人因著理性的智力，能知曉無數的事物，不單明白現在的事物，且也聯想到將來的事物。尤其人既然是自己一切行為的主人翁，所以除當在永遠的法律之下，並隨天主照顧亭毒之外，還能自己以相當的策謀方法照顧並管束自己。為這個緣故，對於一切自己度生活適用的東西，不但為現在而且為將來，都有定斷和選擇的主權。從此可以推想，人不但為從地中所生產的利息，人可以照顧預備為自己將來生活緊的東西，因為為生生怕需要的東西，常是循環不住的，今天才心滿意足，明天即有新的需要發生。為此本性該當給一個永不變的事務，從這事物可能常常得著需要的幫助。但是除了那生產不窮的土地以外，卻沒有別的東西能供給人這長久的助力的。”

（3）答覆反對者的疑難。

“委託國家主持一切私產的理論，實無存在的可能，因為是先有人類，後有國家。但人既在國家以先，那未就物性說，人即當在國家成立前就有照顧保養自己的權能。不錯，天主把大地給了一總的人享用，但這個並沒有一點同私產制相牴觸的地方。因為把大地給一總的人享用。並不是說願意一總的人對這大地，真有一個公共混雜的主權，到底因為既然沒明明指定那一分當歸於那一個人有，這正是私產的主權，留給人民隨意自行定斷。況且這在地雖分作了許多私產，到底仍不斷的養活一總的人，因為在這世界上，沒有一個人不是靠著這大地度生活的。大凡沒有私產土地的，即用工作來交換，這樣就可以確實的定斷說，人人度日生活的公共方式，就是勞力工作，或是耕種自己田地，或是運用自己的手藝，這手藝的代價不是別的，這是交換地里所產出的果谷呀。”

（4）論到人耕種田地，所以當有自由權。

“另有一個證理，就是私產制度完全與本性相合。因為養活與成全世界生命的一切東西，都是從地里生長的，但若沒有人去料理耕種這田地，他就不能給你生長。那未既然為辦理或預備本性的食用東西，必須要費人的腦筋合力氣，這樣那本性物質的東西，因人的料理而成熟的那一分，自然是當歸於人的自己的了。因在這種東西上好似那料理的人留下了一個特殊的記號，為此這個人完全理當拿這種東西如同自己本有的一樣，不論誰都不能侵奪這人在這種東西上有的主權。但既在這么顯明的證理，實在使人看著奇怪的。就是一般提倡宣傳陳腐謬說的人的自相矛盾。因為他們既承認私人能享用地里所產出的各種果實，同時他們卻又完全否認私人對於所耕種的田地 ，或建造的地皮，有私有主權。但他們並沒理會到他們這種否認，正是劫騙那勞動者的工作的效果呀。因為人親手去開闢耕種的男子漢，完全變換了他先前的性質，就如荒野變成了肥地，瘠土變成了良田。然這些改良了的良好性，卻完全變化成 這塊田地固有的了。那未這些良好性也總不能與這田地再相分離的。但假使有別的一個人來，占據或享用這塊他人勞動出汗所耕種的田地，豈不是大大相反公道嗎。因為從勞動所得的利益，該當歸於勞力工作的人，這就如同效果當歸於原因一樣。”

（5）再論諸眾人的公意，並國家的法律暨天主禁命。

“少數反對者所主張的意見，固不是介意，但如今卻當以眾人的公意來作證。若在本性上仔細審量一下，在這性律上卻尋得一個分享利益及私產制的基礎。這種私產制完全與人性相合，且這種事實已經民歷代所沿成了的。國家的法律因為是從性律推演出來的，所以才公道合法而有效力，但國家的法律卻認為定並以實力來擁護保存我們所論的那私產的主權。天主的誠命也有同樣的諭定，或嚴格的禁止貪取別人的東西，“你不要戀愛別人的妻子，或貪圖別人的房屋，土地，僕婢，牛驢，置一總別人所有的東西。”

（二）因為侵奪家主養育子女的主權。

“若將個人的主權，與在家庭中個人義務的秘切關係，觀察一下，就更顯出這個主權的強大來了。人能自由選擇自己生活的地位；這既是沒有半點疑惑的。所以人人都以隨各人所願意的。或是隨耶酥基利斯督的教訓守貞，或是結行婚配。這婚姻權是本性的。原初的，沒有一個立法權會能限制或取消他的。因為婚姻的特殊原因，系天主在起初諭定的：“你們繁殖傳生罷。”為此家庭雖是小社會，到底可是個真的社會，而且他成立在一總的國家以前，所以為他也必定要先有一種主權與職務的。這種主權和職務卻不受任何國家的支配。為此我們所已經證明的私產主權，乃是每一個個人本性所當有的。因而那家庭的主人翁同樣也當有這個主權。尤其是家庭的人數越眾多，而家主的權利也越強大，因神聖不可侵犯的性律特予家主養育兒女的職務。如是家主因這本性之感動而欲自己的子女繼承已業，救濟而保存護之。但若要辦到這一步，除非是有能產生利息的東西，以作兒女們的繼承產業，別的法子是辦不到的。再如同我們已經說過的。家庭如同國家，實堪稱為真的社會。這社會是由父權統治的。為這個原故，家庭在他得的目的範圍以內，對於抉擇或運用一切為保存自己的生命，或為保全自己合理的自由所需要的東西，至少同國家當有一樣的權利。我們何以說家庭至少當同國家有一樣的權利呢。因為家庭或按理論；或照歷史，是完全在國家以先的。那未，對於一切本性的職務和主權，也更必是在國愛以前即享有的呀。這樣如果一個國民或是他的家庭按公產制而變成國家之小分子，將見不但得不著助力，而反尋著了損害，不但得不到保護，而返遇見了侵滅自己的主權者。哎這國家公產的生活不但不令人希望，而實著人厭惡而逃避呀。為此那主張國家能自由主持家庭內的事務的學或事物上，遇著了特殊的 困難，以至於無論如何自己不能解脫這種困難，此時國家卻理當出來授助救濟他，因為每一個家庭都有是國家的肢體。同樣若在某家庭的兒女間，彼此起了關於利許可權厲害爭端，這時候國家當會能來干涉，以保護每人本有之主權。但國家這種辦法並不是侵奪國民的主權，卻是單為鞏固保障民當得之權務呀。但國家的干涉僅當達到這個界限為止，若再往外施行，那卻為本性所不能容許的了。為此國家實不能攘奪，或取消家庭父權，因為這父權和人的生命是從一個據源來的。“兒子乃是父親的遺物，”這就如同常說，兒子是父親的傳後繼統者。或是我們可以這樣說，“兒子生來不是為他們自己，卻是為他家庭的公益，因而能得成為國家的一分子”，就成為這個原故，兒子既是父親本性能遺物，在開明悟以前，完全當生活在父母的照顧之下，為此社會黨主張將父母的職權推倒，而以國家代之，實是相反本性的公理，而拆散家庭的社會呀。”

4.這個方法實是顛倒社會的秩序，而大開了嫉怨與懶惰的門徑。

“這個方法除了不公道以外，還有更顯明的缺點，就是顛倒並擾亂社會的一總的秩序，而為國民將有一種嚴厲可憎惡的奴隸負荷。這實為人民開了一條彼此嫉妒，彼此不和睦，以及毀謗怨的路徑。並且消除人的腦力，阻止工藝的競進，杜絕財富的泉源。這種夢想的公產制度，沒有別的好處，不過著一總的人為卑陋愚蠢，而同落到一個苦患的境地罷了。”

5.上篇的結論

“綜以上述的種種理論，可以總結說，社會黨主張，變私產制為公產的謬說，實當痛絕拋棄，因為他有害於那求幫助的工人與每一個人的本性主權相聯繫牴觸，顛倒國家的職務，並擾亂社會的秩序和治安。為此現在為我們所當研究的問題，就是如何能把工人從可憐的境地救出來。為辦這個最先進的基礎，就是擁護私產制，使他穩固不 動。那未我們隨著就要講述那該當趨向的步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