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作品目錄,列子集釋局限,古書,
內容簡介
《列子》是先秦時代的一部重要子書。這本《列子集釋》對《列子》的校勘、訓釋、辨偽文字輯略等皆意在證列子偽，故考證多有歪曲，其並非最佳讀本，更且有抹黑《列子》之意。不及《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列子古注今譯》。
古代張湛曾說“往往與佛經相參”,隱晦的指出佛經受列子影響。〈辨偽文字輯略〉引朱熹言：“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眾，聊記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雲。”如此斷章取義就如同柳宗元的質疑，列子偽書說是從唐代柳宗元辯列子發端，而實際柳氏也並未斷言列子為偽。只是對其中幾點略有疑問。卻引來了後代不少極端化的呼應。認為這是朱子，柳宗元所意而追隨腳步紛紛質疑列子，遂積非成是。然而朱熹的意見是以為佛書剽竊《列子》，在《語類》中說得更為明白：“‘今看《圓覺》雲‘四大各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卷126）。
作品目錄
前言
例略
徵引諸家姓氏及其著述表
卷第一天瑞篇
卷第二黃帝篇
卷第三周穆王篇
卷第四仲尼篇
卷第五湯問篇
卷第六力命篇
卷第七楊朱篇
卷第八說符篇
附錄一張湛事跡輯略
附錄二重要序論匯綠
《一》劉向列子新書目錄
《二》張湛列子序
《三》盧重玄列子敘論
《四》陳景元列子沖虛至德真經釋文序
《五》任大椿列子釋文考異序
《六》秦恩複列子盧重玄注序
《七》汪繼培列子序
附錄三辨偽文字輯略
《一》柳宗元辨列子
《二》朱熹觀列子偶書（摘鈔》
《三》高似孫子略（摘鈔》
《四》葉大慶考古質疑（摘鈔》
《五》黃震黃氏日鈔（摘鈔》
《六》宋濂諸子辨（摘鈔》
《七》姚際恆古今偽書考《摘鈔》
《八》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摘鈔》
《九》姚鼐跋列子
《十》鈕樹玉列子跋
《十》吳德旋辨列子
《十二》俞正燮癸巳存稿（摘鈔》
（十三》何洽運書列子後
（十四》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摘鈔》
《十五》光聰諧有不為齋隨筆（摘鈔》
《十六》陳三立讀列子
《十七》梁啓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摘鈔》
《十八》馬敘倫列子偽書考（節錄》
【附】日本武義內雄列子寃詞（節錄》
《十九》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摘鈔》
《二十》呂思勉列子解題
《二十一》劉汝霖周秦諸手孜（摘鈔》
《二十二》陳日列子楊朱篇偽書新證《節錄》
《二十三》陳文波偽造列子者之一證（節錄》
《二十四》楊伯峻列子著述年代考
後記
……
列子集釋局限
先秦古籍，文體各異，用字亦各不相同。楊伯峻先生《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鑑定中國古籍寫作年代的一個實例——<列子>著述年代考》64中，列舉“數十年來”、“舞"、“都"、“所以"、“不如”五個詞語，認為是“漢以後的辭彙，甚至是魏晉以後的辭彙。”因此，“除掉得出《列子》是魏晉人的贗品以外，不可能再有別的結論”。對此，嚴靈峰先生在《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自序中指出：“這是非常不科學的考證方法。”嚴靈峰所言有理，拿幾個語言文字來判斷《列子》是魏晉人的贗品是不恰當的。
《列子》非張湛偽作的看法，已經越來越為更多的人所接受，但學術界仍存在一種較普遍的觀點，認為今本《列子》“從思想內容和語言文字上看，可能是魏晉人的作品”。從語言文字方面，認為《列子》是魏晉人的作品，楊伯峻是持這種看法的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學者。後來根據語言文字主張《列子》可能是魏晉人作品的看法的人，大都來自楊伯峻的這一篇文章。
楊伯峻在這篇文章中說，“如果我們精通漢語史，任何一部偽造的古籍，不管偽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語言上找出他的破綻來。我們根據這些破綻，便可以判明它是偽書，甚至鑑定它的寫作年代。所以我說，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鑑定古籍是科學方法之一。"但這種方法只能在一定範圍，一定程度上使用；特別對先秦古籍的鑑定，濫用這種方法是不可靠的。
其主要理由是先秦古籍的亡佚實在太嚴重。經過戰國時的動亂、秦始皇的焚書、秦亡時的楚人一炬，劉向劉歆《七略》和《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先秦古籍不到原有的十分之一；再經董卓之亂，永嘉之亂及歷代浩劫，《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先秦古籍，幸而保存至今的，又不到十分之一。也就是說，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語言的發展是一個連續性的漫長的過程。秦漢時的語言是由先秦語言特別是春秋戰國時的語言發展演化而來的。在秦漢特別是秦統一天下至漢初流行的辭彙在先秦特別是戰國必有某種程度的流傳，當時的作家或思想家將其採用入自己的著作，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古書
李零在《中國方術考》對於古書的成書有精闢論述：
古代寫書不易，讀書也不易，知識與思想的傳授往往局限於同一門派的師弟之間：學術必須親炙師教才能學到東西，而老師也必須開門授徒才能傳播主張。因此古人最重“師說”（老師之說）和“家法”（授受源流）。古代的“師說”當然要由“書”來體現，但《易-繫辭上》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在古人看來，“書”是遠不足以窮盡“師說”的……但在古代，老師的傳授一般一般都沒有“書”，往往是靠口傳心授……只要學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闢師說，自立門派），則“言必稱師，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記錄老師的言論，疏釋和闡發老師的思想，而且還往往附以各種參考資料和心得體會，理所當然地將他們的整理和附益統統歸於老師名下，“原不必於一家之中分別其孰為手撰，孰為記述也”。也就是說“著作權”可以並不明確，但“師說”和“家法”必須毫不含糊。這對理解古書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點。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書管子後》“先秦諸子，皆門弟子，後賓客或子孫撰訂，不必手著。”
章學誠對古書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闊的認識，他說：“古人為其學者效其言，其於文辭，不爭此疆彼界，若後世之私據也，何偽托之有？”《文史通義·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後世斷諸子為偽書，往往是以“私言”來衡量諸子的“言公”。《文史通義·言公上》對於諸子書中出現後世事，章學誠認為，諸子書“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①
秦始皇採納李斯建議，焚書坑儒，頒行“挾書律”。漢因秦律，漢初“挾書律”依然施行，故秦至漢初墓葬出土的簡帛文獻，範圍僅僅限於“醫藥、卜筮…法令”之類。漢惠帝四年（前 191 年），廢除“挾書律”，士人方始得撿拾焚燼，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遺留書籍。
先秦到漢初，子學興盛。漢武帝以後，隨著儒家地位的上升，統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爭鳴的時代已經結束，諸子開始走向衰微。在諸子開始衰落的同時，道教開始興盛起來②。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變；道家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補充，始終不曾泯滅③。
武帝元朔五年以後，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然諸子傳說，皆深藏於秘府，而未布諸民間。成帝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即經、傳、諸子、詩賦），謁者陳農使求遺書於天下。此之求書，即秦始皇“收去《詩》、《書》、百家語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後，諸子傳記充牣中秘，郡國絕少傳書。故河平、陽朔之間，東平思王宇來朝，上書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白：“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鳳言，遂不與。”①
正如羅焌在《諸子學述》所說，漢時諸子之書，藏在秘府，非其親近，不能與目。有欲學者，求之則不得，借之則不與。是又變私學為官學，仍襲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學之衰，謂非當日君主專制之弊，吾不信也。諸子之初興也，因周末之王綱解紐；其廢墜也，因秦制之以吏為師。自余諸因，皆緣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學，直至近世，始有復興之機②。
司馬氏說：“我們認為，余嘉錫的說法比較切合古書實情，持論平實公允。”所以司馬氏接著說：先秦兩漢的古書，往往在父傳子、師傳弟的過程中逐漸定型，儘管定型時把祖師或某一代宗師稱為該書的撰人，但是作為貫穿了祖師“家法”的一家之學，實際上是後先相承的父子師弟的集體著作③。
司馬氏說：“先秦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後人編輯而成，編輯者把跟著述者有關的史事編進書中，就像後世所編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傳、行狀、碑誌一樣。”如《管子》記管仲臨死及死後事，《莊子·列禦寇》記“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紀是簡帛文獻的大發現時期，大批漢晉木簡、簡帛佚籍大量出土。“簡帛古籍書的發現，不僅是數量的補充、品種的補充、文本年代的提前、個別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們對古籍，特別是年代 最早的古籍的本來面目，開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們可以親眼看到古代書籍的本來面目，有關那時書籍制度的種種疑難，通過實物獲得解決。我們還可以從中歸納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對古籍的創作、古籍的構成、古籍的閱讀、古籍的解釋、古籍的選取和淘汰、古籍的傳播和保存，開始有了比較深入的理解。”④
李學勤歸納了十種在簡帛古籍對勘中值得注意的情況：佚失無存、名存實亡、後人增廣、後人修改、經過重編、合編成卷、篇章單行、異本並存、改換文字⑤。
如禪宗要集《六祖壇經》，敦煌發現的首位完整的寫本較傳世的宋元刻本內容要少，當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現存最早的慧昕本實際是據此本擴充改編而成⑥。
梁阮孝緒（479—536）說：“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為朱紫有別。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⑦”《七略》蒐集宋齊以來各家藏書目《七略》《七志》等，並與官修目錄《文德殿書目》參校，總集眾家而成。諸子類歸屬於《子兵錄·道家》，宋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有《七錄》，說明南宋時此書仍有見存於世者。今僅有《七錄序》流傳至今。
南朝藏書家多有藏書目錄。南朝梁任昉編成了最早的私人藏書目錄。《梁書》卷十四《任昉傳》：“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七錄序》：“凡自宋齊以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獻的流傳，無論內容或形態均不免發生一些變化。《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的書籍，到梁代阮孝緒編定《七錄》的時候已經亡佚了 552 家，僅存 44 家①。
即使《史記》，西漢時已有缺佚，漢元帝，漢成帝時博士褚少孫曾補撰，班固修《漢書》時“十篇缺，有錄無書”。《史記》及《詩經》這種流傳有緒的重要典籍，尚且會發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獻之量絕非小數。所以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序》：“漢、隋、唐、宋之史，皆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是。”也就是說，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辯古說之真妄者，孟子發其端，王充暢其緒，至唐劉知幾為《史通》，有疑古惑經二篇。清崔述著考信錄，竟謂戰國、秦、漢之書皆不可信矣。今考諸子學說，自前漢劉父子作《別錄》《七略》，已辯及子書之真偽。其所謂依託者，必古人有此學說，而後人傳之口耳而著錄之。如孔子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亦口傳與公羊高，又四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是也。前清末葉，習訓詁學者，奉爾雅為聖經；習今文學者，守公羊為寶典。獨至諸子之出於依託或增加者，則群斥為偽書①。《文史通義·詩教上》章學誠“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實非有所偽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