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達中國寓言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出版社編審、著名作家、學者。
歷時 20 余載潛心研究《列子》,與歷來《列子》偽書說展開辯論,同時,認為《楊朱篇》非《列子》思想,不應混為一談,而以《楊朱篇》之思想否定《列子》真書性質是以偏概全。他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就為了“學術研究的廣泛開展和深入探討”而認真蒐集關於《列子》真偽的資料,反覆思考、琢磨、修訂,對“《列子》偽書說”的每個論點、論據,都進行了一系列認真的研究,從語言文字、思想、科技、劉向《敘錄》、張湛《列子注》與《列子》關係等等,全方位展開研究,發表了數十篇研究論文。2000 年,得到北京市社會科學理論著作出版基金資助,著成 37 萬字的《列子真偽考辨》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問世,總結概括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集中論證了《列子》偽書說的不足,為20世紀大陸《列子》研究做了最完整的有力的總結。
該書分四編,第一編“真與偽”首對近代《列子》偽書說的“主要依據”馬敘倫《列子偽書考》作了匡正,接著對楊伯峻《列子集釋》中所附“辨偽文字輯略”分時代作了檢核匡正,最後集中全力論述《列子》絕非張湛所偽作,從張湛誤注《列子》、張注與《列子》思想矛盾等方面,舉出的例證 138 條,進行細密論證。第二編“源與流”考證先秦、秦漢魏晉著作引用《列子》的情況,舉出一百多個例子,用事實駁倒了“《列子》書,漢人無引者”的論點。第三編“史與論”分別從思想史、文學史、漢語史角度,論證了《列子》絕非魏晉人所能偽作,並指出《列子》書確係先秦古籍的內證,從《列子》廣泛使用通假字、古字、古義、古音,證明《列子》不偽。第四編“人與書”,討論先秦古書尤其諸子書的寫作與成書特點,指出《列子》偽書說者論述《列子》的誤區,從而得出結論,認為《列子》定本匯集成書當在公元前 278 年至公元前 237 年之間,大體上約在戰國後期公元前 255 年左右,距列子卒年約 120 年,《列子》是列禦寇、列子弟子、列子學派著作的彙編。微觀的紮實研究與巨觀思考相結合,從思想史、文學史、漢語史、先秦諸子成書特點等四個不同的角度,認定《列子》不是偽書。通過分析魏晉時代背景、文學風尚、作家素質與際遇,指出“魏晉是我國寓言出現低谷的時期,王弼、張湛和西晉頹廢派名士們,他們連一篇傳世的寓言都沒有,根本不可能寫出如此眾多和精湛的像列子寓言這樣的寓言佳作。”結合古書通例,批評一抓住某些小疑點就說某書是偽書的偏見。揭示出“偽書說”的矛盾,發揚了疑古派的可貴的懷疑精神而糾正了他們的失誤,使人們對《列子》有了更加全面和清醒的認識。對列子偽書說和列子真偽問題,作了一次總結性的全面的研究。馬達先生的學術眼光是開闊而又細緻的。在巨觀方面,他從思想史、文學史、漢語史、先秦諸子成書特點等四個不同的角度,證明《列子》不是偽書,其中勝義迭見。《列子真偽考辨》對列子偽書說和列子真偽問題,作了一次總結性的全面的研究,其資料之全,其剖析之精,其規模之宏大,都可以稱為里程碑式的著作。
陳蒲清《一部考辨<列子>真偽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讀<列子真偽考辨>》(《常州工學院學報》2002 年第 1 期)、胡兆熹《傳承文化遺產的力作—讀〈列子〉真偽考辨》(《出版科學》2002 年第 1 期)高度評價《列子真偽考辨》,認為是列子真偽研究方面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此外陳蒲清又發表《一部不迷信權威之作—讀<列子真偽考辨>有感》(《博覽群書》2002 年第 5 期)認為《列子》是先秦時代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對後代的哲學、文學、科技、宗教都有深遠的影響。
孫欽善先生評價說“作者的反駁論證時窮進性的,鋪地毯式的,通通涉及,毫無遺漏。”④對馬敘倫《列子偽書考》所舉二十事進行匡正,二十事以外的幾個問題的匡正,對《列子》為魏晉以來好事之徒或王弼之徒偽造說的匡正,對歷代《列子》辨偽文字進行檢核匡正,另專就楊伯峻《列子集釋》附錄“辨偽文字輯略”作檢核匡正,針對“張湛偽造說”從張湛誤注及《列子注》與《列子》在義理上的矛盾以論證其非,從漢語史的角度論證《列子》非魏晉人偽作,針對楊伯峻所舉五個字詞及其他“魏晉以後辭彙”逐一作了檢核,並舉出了眾多使用通假字、古形、古音、古義的內證,以論證《列子》確為先秦古籍。孫欽善先生評價說:“以上論辯匡正之說,大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論證嚴謹。……試看這裡的論辯何其嚴謹有據!因此可以說,我們今天看到的《列子》,就是劉向所校定的,並不是魏晉人偽作的。”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