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刀兵過
- 作者：滕貞甫（老藤）
- 創作年代：當代
- 文學體裁：長篇小說
- 字數：421千字
內容簡介,作品目錄,創作背景,人物介紹,作品鑑賞,主題思想,藝術特點,作品影響,作品評價,出版信息,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這是一部以東北大地百年歷史為背景、反映東北流人之後經歷種種坎坷，始終堅守儒家信念的鄉賢文化作品。主人公汪孝儒乃江南名醫之後，他的一生頻遭磨難，而他始終信念不移，情懷不改。王克笙歌是村民的精神領袖，田莊百姓在他和他的兒子王鳴鶴的引領下度過了一場場風波，生生不息地紮根於遼河兩岸。
小說講述了皖南祁門新安醫派朱家後人王克笙離開幾代偷生的津門闖入關外，尋遍關東之地，落戶葦深地遠的九里，開辦酪奴堂，以圖恢復祖姓、傳承家學的動人故事。以孔子、達摩和孫思邈為代表的儒釋道、仁忠恕的精神，醫道、茶道各種中華傳承之道，在大先生蒲娘小先生以及塔溪止玉道姑身上得到完美的詮釋。九里是一個看似世外桃源、打漁耕織的理想國，寄託了作者的人生追溯和理想。那裡從起初丁火不旺的四戶人家，繁衍生息至數百口近百戶，成為十里八鄉口口相傳的聖賢之地，培育出聲名不凡的白鶴五子；從清末到共和國建立的半個世紀裡躲過了各種刀兵之災，躲過了葦地死神霍亂之災。九里的故事印刻了中國的鄉紳機制如何將傳統與文化維護並傳承下來的痕跡。它是一個家族的百年史，折射出一個民族鄉村變遷的百年側影，一個家族的夢想終於在20世紀80年代夙願以償。整部作品採取斷年掃描的結構，其間暗潮激盪、險環相扣，舒緩中有緊張，峻急處蘊平和，父與子兩代鄉紳性格一直一曲躍然紙上，讓人更加領悟道的無窮魅力。全書視野開闊，筆力雄健，寓意深刻。
作品目錄
引子 1881年 笊籬卜·扶乩 1882年 西南 西南 1895年 葦地火 1896年 兔毫盞 1900年 萬柳塘 1912年 蘆花豆腐 1919年 某迪月 1924年 霍亂 1927年 窯變 | 1929年 鬼蠟燭 1931年 御倭九戒 1934年 馬回姜路 1935年 一畝三分地 1939年 止玉 1943年 玉虛觀 1945年 子虛 1946年 葦地之獾 1948年 馬治中 |
創作背景
滕貞甫表示，小說的創作源起於他對遼南鄉賢的持續關注。中國傳統文化豐富而複雜，他希望自己的小說能夠提供一種了解中國近百年來歷史的視角。
還是在“鄉賢”一詞不被許多人提及的十幾年前，滕貞甫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儒學筆記》，儘管寫作時力求通俗，但其終歸不是大眾讀物，有的讀者反映讀起來比較吃力，於是，他便想能否換一種方式來詮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於是想到了文學，就是通過塑造一個具有家國情懷的鄉賢，讓讀者去觸摸、體驗和感悟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如玉之身。2015年，他開始醞釀《刀兵過》的寫作，以遼河口濕地那片被稱為“南大荒”的蘆葦盪為背景，壯觀綺麗的綠葦紅灘，一個烏托邦式的小村莊，上演著一幕幕過刀兵的人間悲喜劇。寫作中曾想取名《酪奴》，因為在小說中，茶是有靈魂的文化介質，後來覺得這個名字不能涵蓋百年歷史，而且有文勝質之嫌，便還是用了《刀兵過》這個寒光凌冽的名字，當然，這個名字有人不喜歡，覺得削弱了文氣，然而，一個“過”字寓意頗多，何況光陰本身就是百代之過客，便決定不再易名了。
其實，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就是過刀兵的歷史，翻開二十四史，間或總能嗅出血腥氣。但中華文化頑強地延續至今，歷經磨難而不改，最重要的是中華文化的基因深植於民間，尤其是廣大的鄉村，而鄉村中文化傳播的責任者便是那些鄉賢。很可惜，一段時期內，人們忽略了鄉賢的作用，也幾乎中斷了這種傳承，好在新時代的21世紀，新鄉賢正呼之欲出，儘管他們還沒有成為樹，但至少有了破土的嫩芽，人們有足夠的理由對他們的成長充滿期待。
人物介紹
王克笙
王克笙原籍皖南祁門，出身中醫世家，在天津完成學醫從醫生涯。為恢復朱氏祖姓，決意跟隨徽商吳志甫行走天下。他們一路出津門，經山海關，抵黑龍江，落腳遼南營口，達一年之久。光緒八年，王克笙根據塔溪道姑指點，又獨自西行，在西南三百里一望無際的蘆葦盪深處，一個俗名叫九里的小島上，以韓馬姚姜四家為基礎，建立三聖祠，立鄉約，定規矩，在號稱酪奴堂的行所坐診行醫。因醫術高明，普濟人生，久而久之，王克笙成為這個世外小王國受人愛戴的鄉紳和盟主。九里是通衢大道，歷年兵禍不斷，王克笙卻能帶領鄉親得以倖存。他雖與塔溪道姑惺惺相惜，暗結戀情，然終能發乎情止乎禮。他娶鄉紳名媛蒲娘為妻，卻與塔溪道姑維持一種柏拉圖式的純潔友誼，分寸拿捏之間，映襯出古代聖潔男女超然的情操。
王明鶴
王克笙去世後，兒子王明鶴似乎情慾克制力還在父親之上。先後有京城女學生栗娜和冰清玉潔的尼姑止玉闖進他的生活，然他已立志父業，斷絕塵緣，以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鄉紳自居。在他與東北軍、土匪、國軍和日本鬼子數十年的巧妙周旋下，九里的三聖祠和酪奴堂終能在世事紛爭中自保。犧牲自己，來保一方百姓太平，成為父子兩人默默傳承的一生偉業。這種舍我取誰、慷慨赴死的浩然正氣，使九里這塊亂世中的一處淨土，得以栩栩生輝。
塔溪道姑
塔溪道姑是一個奇女子，洞悉世事真諦，心地高遠清澈，是一個情藏於內心深處的真實女人。王克笙離津門，來關東卜奎，最後落腳九里，似乎都與她有不解的因緣。塔溪還是一個眼光深遠之人。王克笙幾次遭遇兵禍，都經她指點化險為夷。即使知道王克笙對自己的愛戀，塔溪也能夠始終自持，更令前者覺得她的可遇而不可求。
止玉
與師父的高冷不同，徒弟止玉雖也一身俠氣、骨氣，卻更為溫婉可人，止玉的自我修煉，已不下於師父塔溪。她冒死在庵中掩護野龍的壯舉，更非一般女子可為。然而，當王明鶴被迫向她求婚，卻遭到了她的嚴厲拒絕，直至最後行走天涯。
栗娜
栗娜洋氣十足，不僅贏得蒲娘歡心，也令青春年少的王明鶴幾乎把握不住自己。蘆葦盪中浪漫蕩舟一幕，又轉向兩人並肩前去向塔溪道姑請教。見這位“小先生”死死堅守最後的防線，來自大都市的栗娜便有些著急，幾次暗示小先生是否已有愛慕對象，當然這是在暗表心跡。可王明鶴在父親那裡中毒太深，對女色竟有天然免疫力，卻叫栗娜大感不適。作品敘述很多章之後，又路迴風轉，把多年失去音訊，已為中老年婦女的栗娜帶回了九里，原因是她來看望關押在此地農場的丈夫。但作者讓她丈夫很快病逝，又接續上兩人情緣。在被止玉堅決拒絕之後，已進晚年的王明鶴靈魂早已皈依上帝，即使栗娜千呼萬喚，也不會再返回世俗人間。於是，栗娜只能就地陪護著這位幾十年的戀人，直到二十年後才重回北京。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老藤在《刀兵過》中塑造了具有民族大義、又追求立德立心的兩代王氏父子的鄉紳鄉賢形象，通過王氏父子在九里的“創業”與“弘業”，將傳統與個人、歷史與信仰、鄉土與現代等高度整合起來，為當代歷史小說的寫作做出了新的嘗試和探索。
王克笙有懸壺濟世之心，對於那些看不起病的貧苦農民或葦農只需在三聖祠後的灘地植一株柳樹即可。而蒲娘（王克笙妻子）的到來更是移風易俗，為九裡帶來了新的風貌：蒲娘先是教女人們放足，又引導女人們喝蓬蕽（蘆花），學會端莊自持，化解了九里鄉民的蠻夷之風。王氏父子又對婚喪嫁娶一應禮儀加以規範和約束，於是攀比之心日少，而村約族規形成後，村民們有章法可依，逐漸“尚禮儀、少訴訟、鄰里睦、不貪嗔”，過上了富足安康，友愛互助的日子。其後他們又對三聖祠和村中房屋逐一進行規劃和翻修，如此經年有餘，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地處偏遠的九里歷經王氏父子兩代人，由最初的四戶人家發展壯大，家家都住上了青磚瓦房，成為錯落有致的村莊。而綠葦紅灘上遼美壯闊的自然景象以及隨之而來的魚蝦之利也讓九里成為一塊天人合一的福澤之地。
王氏父子修身修己、建村安民、教化人心，把九里建成人間桃花源，成為遠近聞名的仁義之鄉。以往文學作品中對一個村莊關係、結構的書寫，因著九里的高度純潔和同質性，在老藤筆下被典型化為韓、馬、姚、姜、陶五家，其中士農工商一應俱全。而每個人物又對應了各自的身份和階層。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雖處邊地，九里的自足保持了自身的流動和更迭，其組織建設和社會形態鮮活、有序，具有高度的理想性。從文化譜系來說，或可上溯至老子的“小國寡民”、陶淵明的“桃花源”、沈從文的“湘西世界”等。
“只做良醫，不謀良相，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的王氏父子始終銘記“恢復祖姓，應當從長計議，不到河清海晏之時，不可草率為之。”在克己復禮、立德立心的追求中創業弘業，滋養進而支撐了一方水土。某種程度他們更像文化英雄，為九里營建了由鄉紳鄉賢帶來的文化秩序以及倫理規範。
不同的時代和人生際遇勾勒出王氏父子不同的性情風貌。王克笙性情堅毅、果決篤定，類砭石，作為九里的第一代領袖式人物，擁有著寧折不彎、不破不立的果敢和氣度。他憑藉傑出的個人魅力感召村民，濟世救人、疏散余財、頗有中國古代傳統士大夫之風。而王鳴鶴則既隱忍又變通，充滿智慧，類銀針。如果說父親象徵著傳統的最後一抹餘暉，王鳴鶴則生存於傳統和現代的夾縫之中，其內心紋理比之父親，更為幽深複雜。時代的轉變注定了他不能像父親那樣慨然，代之以謹小慎微，但仍有堅守。九里罹患刀兵之禍，他在無助妥協後總要獨自一人咀嚼祁門安茶，默默吞下不可言狀的苦澀。感情方面，京城女學生栗娜和冰清玉潔的道姑止玉先後闖入他的生活，他卻發乎情止乎禮儀，終身未娶。某種程度是另一層面的孤獨者。
兩人性格不盡相同，卻又殊途同歸，以傳承三聖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為己任。自九里創建以來，經歷了大大小小十幾次過刀兵。王氏父子始終堅守自身的道德底線和精神信仰，在與各方勢力的抗爭、斡旋中保得一方百姓平安。
而塔溪道姑和止玉集劍氣、俠氣、英氣於一身，是小說中至善至美的人物形象，某種程度，是道的化身。她們洞察世事，心地高遠，卻又多次向王氏父子和九里施救，成為兩人心靈的寄託。
作為小說主人公的王氏父子是典型的具有家國情懷的鄉紳鄉賢，他們濟世救人，以茶化人心，兩代鄉賢在綠葦紅灘上以其傑出的人格魅力克己復禮，最終將九里改造成一個類桃花源的所在。於是，作為亂世中的淨土，九里也就具有了高度的象徵意義。
不可避免的是，邊地九里雖被王氏父子創建成人間桃花源，卻仍未躲過歷史進程中的所有重大事件。外力的侵入打破了九里的平靜，非均質/恆常的時間隨之被打破。“在逐個來臨的混亂的‘轉型時代’，九里屢次遭遇‘過刀兵’”，響馬、清兵、義和團、俄軍、日軍、國軍、偽軍等不斷踏入這塊邊遠之地，你方唱罷我登場。
不止刀兵，還有霍亂。如果說以茶化人是移風易俗，因勢利導（祁安門茶以陳年為貴，因而承載歷史文化價值，而蒲娘自創的蒲蕽茶則是為了解除村民常食魚蟹之毒），那么霍亂則是對王氏父子醫術醫德乃至人性的考量。關東軍指揮官黑木要將酪奴堂改造成日軍的霍亂研究基地，進而掃蕩葦地。王鳴鶴在抗爭與求全間權衡利弊，答應把患有霍亂的病例交給日本人，卻仍在配方上有所保留。民族大義和醫者之德劇烈地撕扯著他的內心，但他最終還是分寸拿捏得當，保全了九里。同時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化了草菅人命的日本軍官山田。面對國共之爭，王鳴鶴秉持不謀良相，只做良醫的祖訓，對國共兩黨一視同仁。於是，無論是尉黑子還是戚老闆，乃至土匪都得到了他的救助。
王氏父子在九里布茶道，洗人心，其仁愛情懷和道義擔當決定了他們“就是九里的那棵百年老榆，春來榆錢掛滿枝頭，秋到落葉隨風飄逸，霜刀雪劍，四季更替，鐵一般的枝幹成為村莊永不降落的旗幟。”而風起雲湧的歷史事件（過刀兵）在九里一次次被王氏父子逢凶化吉，轉危為安。其原因就在於兩代人對於三聖祠所象徵的文化秩序的堅守，而此種堅守，也可稱為另一種形式的“弘業”。祁門安茶，針灸砭石，三聖祠便是王氏父子弘業的物質象徵。
表面看，為祖上正名的衝動受制於外力（“不到河清海晏之時，不可草率為之”），而王氏父子恰恰是在與外力（歷史的潮流）不斷斡旋、較量、衝突的過程中完成了自我一次次的“弘業”：對於三聖所代表的三教合一的傳統文化秩序的堅守，同時感召村人，進而形成傳統和風氣。換言之，“過刀兵”既是王氏父子“弘業”的思想河行動操練，同時又是檢驗傳統文化的試金石。
《刀兵過》結構方式的主線是王氏父子兩代人對於自身信仰的堅守。在古代傳統社會中，“鄉賢”是鄉村中文化傳播的責任者。三聖祠是王氏父子的精神寄託，也是他們弘業的本源，更是他們的信仰所在。於是，創業與弘業也就成為兩人不容拒絕的使命和責任。
在老藤筆下，覆蓋20世紀的革命史被演變成九里的一場場過刀兵。而九里能在一次次過刀兵中得以保全很大程度得益於傳統文化恆常穩定的精神核心。九里作為一個世外桃源般的所在，倘若以現實標準衡量，具有高度的神話性。某種程度九里就像一個高度凝固的結晶體，絢爛透明，這是它的魅力所在，或許同時也是不足，高度理想化帶來人物的扁平和戲劇衝突的乏力。而敘述者的這一設定或許更多程度是想以九里燭照當下。
顯而易見，《刀兵過》有明顯的史詩化傾向，同時也是一次重返宏大敘事的嘗試。老藤借《刀兵過》展示了中國傳統中民間文化的韌性和蓬勃生機，誠如賀邵俊所言，“它是作家反思歷史、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的思想結晶。”於是，在繁複龐雜的轉型時代，在當下的多元文化語境中，老藤的《刀兵過》某種程度是對本土既有文化資源的一次復魅，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重構反觀歷史，也觀照現實。
藝術特點
一、鏡像：在九里映射百年中國歷史
九里，這個在錦州府地圖中都沒有被標識的鹼灘，這個地處東北遼南的“化外之地”，正是由懷著“恢復祖姓”夢想的王克笙的命名、規劃、開發、教化而成為“歷史世界之一隅”。而且，百年中，種種“刀兵”在這一“特定空間”魚貫而“過”，展演了百年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艱難的成長歷史。
時間在《刀兵過》中是一個有意設定的宏大歷史敘事元素。從“光緒七年”到1981年，《刀兵過》的敘事時間整整100年。時間跨度大小當然不是成就一部小說的充要條件，但對一部有明確歷史意識並精心設計、擇取一個個歷史剖面的歷史小說，時間就成為決定空間容量的重要變數。
小說敘事時間起點1881是中國近代恥辱歷史記憶的一部分——《中俄伊犁條約》使伊犁霍爾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北的大片領土從此不再。但這顯然不是中國恥辱歷史之起點。早在同治十一年（1873年）李鴻章就發出驚嘆：“全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實際上，《刀兵過》歷史敘事時間起點前60年，即19世紀20年代，以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為政治單元的世界格局的重組業已開始。其對象自然包括梁啓超所說的尚處於“只知有朝代不知有國家”的“天下中國”。所以，自1840年起，晚清“天朝”體制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挑戰都濃縮成李鴻章無奈卻頗有洞見的驚嘆。這種“大變局”讓中國2000多年來以改朝換代為歷史基調的所有變局都黯然失色。
“亡國滅種”的深度危機，造成“文化中國”、“鄉土中國”內部的巨大裂變，推動中國由傳統帝制向現代民族國家艱難轉型。這一轉型，是百年中國歷史的主潮。
然而，這種外部推動型的轉型異常艱難。這一轉型始初採取的是精英知識分子與國家權力共謀的方式。歷史地看，阻礙中國現代民族國家進程的原因很多，但整個民族內在的知識體系、群體意識和皇朝意識形態中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嚴重缺失是最重要原因。《刀兵過》雖然在補錄後的《朱子治家格言》中增加了“家國存焉”。然而，此“國”非現代之民族國家。正如小說中展示的那樣，一方面，整個國家正處在兩次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侵華戰爭種種“外患”的“亡國滅種”危機和在危機中艱難轉型之中。另一方面，朱氏家族卻試圖遠離民族國家的主潮而致力於“恢復祖姓”。所以，民族國家意識缺失這種“內憂”與“亡國滅種”的“外患”，使中國現代民族國家重大歷史轉型艱難而複雜。無論從長時段觀照還是近距離觀察，近代百年的歷史殊異性遠遠超過以往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
稱《刀兵過》重返“宏大敘事”並不過分。只不過，與以往不同，小說不是在廣闊開放的空間中去追蹤歷史的足跡，而是將敘事空間和人物完全封閉在“皇陵北望三百里，水泊之上燎原火”的“化外之地”九里。在九里與中國、百年刀兵過與百年中國歷史、“恢復祖姓”與現代民族國家建立、“三聖之道”與形形色色的“革命”之間建構起對話式復調敘事結構，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文革”等都以具象化的“刀兵”，在九里這一中國鏡像的歷史舞台上從容而“過”。從而，九里以其典型的空間政治意蘊縮影了百年中國歷史。在這方面，《刀兵過》與戲劇結構因歷史空間固化而成功實現“葬送三個時代”創作意圖而廣受讚譽的《茶館》頗為相似。
“年號”序列的延續是百年中國歷史的縱向展開，不同年號具有指向百年歷史關捩及其複雜性的重要功能。從“光緒”到“民國”並不是朝代的更迭，而是從傳統帝制到現代民族國家的重大歷史轉型。然而，當“民國元年”與“康德元年”依次出現時，表明歷史之河在此出現了分流。小說中這兩個“元”雖都為“重事”，意義卻一正一反。“民國元年”指認的現代民族國家建立是名副其實的“正本”意義的“重事”，而“康德元年”則指認“民國”領土主權被分割和東北殖民統治被殖民者賦予的不合法的合法性——滿洲國。小說用“康德元年”與黑木第一次踏進九里的對話結構，恢復了這一段被淡忘的歷史記憶。這一記憶是九里的，同樣也是中國的。再如，1945年在世界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中國歷史中則具體化為抗日戰爭勝利。而在東北，則標誌著日本長期殖民統治歷史的結束。因此，東北民間通常把1945年8月15日稱為“光復日”。“光復”同樣具有“元年”的意義。正因如此，小說中寫道：“八月十五日，那面在警察局小灰樓上插了十幾年的膏藥旗落下來，偽滿洲國也隨著主子的投降而土崩瓦解。這一天，止玉期待已久的玉虛觀開始維修”。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和中華民族重大歷史巨變，轉換成九里輕描淡寫的自我表述。然而，膏藥旗的落下和玉虛觀的開始維修與歷史之間的對話式復調敘事結構，並沒有降低正面歷史敘事的宏大，只是改變了宏大的形式。同樣，小說中1981年在百年中國歷史中最重大的事件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革”被正式否定所開啟的中國歷史“新時期”。而在九里則是三聖祠的重建和王明鶴“恢復祖姓”的前提“河清海晏”景象的出現，二者依然在橫向上構成了“地方性”事件與民族國家重大歷史轉型的對話和共振。在縱向上，朱氏家族百年“恢復祖姓”的家族成長史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成長史形成了更為強烈的共振。“恢復祖姓”的歷史成為民族國家的“復興”史的隱喻，九里由此成為中國的鏡像，在遼南“綠葦紅灘”的九里，會發現百年中國歷史，會發現百年中國歷史中你並不知道的遼南。這種對話式的復調結構，使百年中國現代民族成長非線性的異常複雜和艱難的歷史，以其同樣的方式呈現在人們面前。
二、等待：人物成長的特殊方式
將家族的“複姓史”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艱難的“成長史”同構是《刀兵過》的顯著特點。百年時間跨度中的人物與歷史、家族與國家的關係及其成長問題就不能不是我們關注的另一個重點。從王氏酪奴堂創立人王茗，到第四代王淦立下“克明祖訓，家國斯存”供後代命名之用，在朱氏家族“恢復祖姓”的歷史，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艱難成長歷史的共振中，承擔了“恢復祖姓”重任的王克笙和王明鶴的個體之成長，就不是個人的成長和僅關乎家族“恢復祖姓”的“私事”。
王克笙與王明鶴的成長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突進式的啟蒙期。他們在16歲之前各自完成了知識儲備、人格修養與使命意識確立。王克笙接受了《三字經》《千字文》《論語》《孟子》和《朱子治家格言》的開蒙，並承襲了祖傳砭石和針灸之術。於是，其父王淦在王克笙16歲時舉行了莊嚴的家史傳承儀式。這一儀式，不是為了增強王克笙的祖先認同，而是要將“恢復祖姓”的家族使命正式傳遞給王克笙。祖姓在中國家族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血緣譜系意義。所以，王克笙立下“不復祖姓，誓不為人”的罰誓而“長大成人”，正式開啟家族復興之旅。王明鶴雖“先悟茶後學醫”，但也快速通曉了《茶經》《千金方》《醫宗金鑒》《頻湖脈學》和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中經蒲娘“葦地啟蒙”，以致知格物的理想方式將知識與人生、歷史與現實、生命與使命完全貫通，為接力家族“複姓”使命做好了充分準備。
值得注意的是，王克笙和王明鶴的成長具有序列性和延續性的體系特徵。王克笙的成長是王明鶴成長的台階，王明鶴的成長是王克笙成長的延續。王明鶴的成長完全不同於《巨人傳》中成長後離開卡岡都亞去單槍匹馬獨闖天涯的龐大固埃。由於小說刻意營造的敘事空間限定，王明鶴從未走出過九里，這樣，王克笙的成長不可避免地成為王明鶴成長的阻礙。因為，在王明鶴心中，“父親在葦地聲望如日中天”。對父親的崇拜是一把雙刃劍，既建構了王明鶴的價值體系，也被抽象了的“父親”賦魅了的神聖性所羈絆。於是，對“父親”神聖性的袪魅，就成為王明鶴能否接替父親繼續成長的前提。這一艱巨的袪魅行動，只能由其母蒲娘來完成。蒲娘對丈夫和兒子的個性進行的區分，不只是指出二人個性的不同，關鍵是要挖掘出兒子已經具備而自己卻並不自知的超越父親的潛能，進而使兒子的成長方向和使命與丈夫的成長方向和使命並軌。在此，蒲娘既是啟蒙者又是歷史方向的指引者。她用袪魅的方式確立了王明鶴的自信，祛除了王明鶴自我意識的局限性和歷史方向的模糊性。在此之前，王明鶴是仰視父親的，但此時他卻轉過頭朝向了父親朝向的方向——未來的“恢復祖姓”。在小說中，我們看到，正是“恢復祖姓”這一未來的召喚，使王明鶴恰如巴赫金所說的那樣——開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質，成長為一個有著清晰而堅定的未來意識的家族復興的擔當者、實踐者。
但是，小說中，無論王克笙還是王明鶴，他們並非以暴力革命的方式主動“恢復祖姓”。家族“改名換姓”的原因——稀里糊塗地捲入反清復明的大周之變而致家運大衰的歷史記憶，積澱成家族生存經驗，個體（家族）之於歷史的渺小和無力，使他們選擇了另一種介入歷史的方式。將金石堂改為酪奴堂，“以酪奴自勉，為的是示弱不逞強”是一種韜光養晦的生存策略，“牌匾不鎏金，砭石與銀針，子孫永相繼，柔弱立乾坤”的最終目的是“恢復祖姓”。而“恢復祖姓”的時機則是對歷史的方向性預知——“不到河清海晏之時，不可草率為之”。
“河清海晏”無疑是朝向未來的，以“河”“海”所喻指的動態歷史環境是否“清”“晏”為標準的歷史方向。但客觀地說，“河清海晏”也是一個需要自主判斷的模糊概念。它不僅賦予，同時也規約了王克笙和王明鶴成長的第二個階段的共同特徵：在行醫濟世中等待，在等待中判斷，在判斷中成長。等待是成長的狀態，判斷是成長的標誌。也就是說，在舛錯縱橫、雲詭波譎、險象環生的一次又一次的“刀兵過”中判斷同樣沒有確定標準的“河清海晏”，並且在一次又一次判斷中，不斷積累“河清海晏”的經驗並最佳化判斷的精準性，就成為人物成長的過程和成長的標誌。
《刀兵過》中，這種明確的歷史方向、歷史目標和“河清海晏”的模糊性之間的齟齬，使他們的等待備受煎熬。例如，王克笙初聞大清已亡，民國初立時，“馬上想到了恢復祖姓一事，感到周身血液都聚攏在心臟里，讓心似乎要脹裂一樣，大清不在，律條必廢，祖姓問題沒人再會追究，看來酪奴堂五代人的夢想就要水落石出。”然而，關督隊的黯然神傷、落寞絕望馬上讓他冷靜下來：“改朝換代，向來都是血雨腥風，絕非母親說的河清海晏之時”。於是，他長吸一口氣，將“恢復祖姓”的衝動摁了下去。正如他自己臨終前總結的那樣，草創酪奴堂、民國初立和奉軍獨占東北是三次“恢復祖姓”的機會。但是“每每動議之時，總有血腥之氣繚繞，不像你祖母說的河清海晏之時，我便沒有草率行之”。
王明鶴比王克笙經歷了更多的煎熬、痛苦與“刀兵過”。在“恢復祖姓”時，他也對自己的漫長等待和判斷力的成長進行總結：“明鶴自民國十三年以來，祖上囑託一直不敢遺忘，滿洲國倒台之時想過，金縣長敗逃後想過，四九年建國後也想過，但總覺得心無底數，未見河清海晏之象”。王明鶴所判斷的“河清海晏”之象終於出現在1981年，這是他從重建三聖祠，五個弟子悉數歸來，九里人心沸騰的全新時代感知後做出的綜合判斷。於是，他“鄭重宣布，我和父親不姓王，姓朱，今夜開始，我叫朱明鶴。”在栗娜看來，“恢復祖姓”“對於朱家來說這種恐懼和自保不是十年，而是百年”。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種等待是由王克笙與王明鶴父子二人接力完成的，王明鶴不但承接了父親的等待，而且承接了父親在等待中積累下來的判斷力的智慧，並在此基礎上獨立成長。所以，在經歷更為複雜的“刀兵過”終於恢復祖姓之時，王明鶴將百年煎熬、痛苦與磨難中的執著等待，歸結為在等待中不斷成長的對“三寸氣”的調度。
然而，必須注意到小說中人物成長的特殊方式以及“人物與歷史共同成長”的複雜性。因為，表象上，王克笙和王明鶴的“等待”以及他們賴以生存的九里是游離於歷史，被動應對“刀兵過”的。正如姚遠對“三聖之道”深入人心的九里充滿的質疑：“按照您老的說法九里就是理想中的世界了，我看這裡的平靜有一種死寂的味道，像一潭多年不變的死水，需要用民主和科學的思想進行一番革命才行。”栗薇也試圖用“革命理論”照亮九里和王明鶴，而王明鶴的追問：“您說的革命就是維新嗎？”也證明他的思想仍停留在晚清“維新變法”階段。按既往的認識，五四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代表著中國現代民族國家成長的未來方向，那么，這一方向是與王明鶴所企盼的“河清海晏”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王明鶴非但未隨歷史一同成長，反而滯後於歷史進程。這一點，正是《刀兵過》與以往被稱為宏大敘事的小說的不同之處。首先，《刀兵過》顛覆了既往“人物與歷史共同成長”的敘事模式中人物對歷史的直接介入，甚至也改變了《紅旗譜》中朱老忠辨別歷史方向後，離開鎖井鎮直接投入革命歷史浪潮。它所呈現的是一個相信未來卻無法判斷和選擇通向未來的正確路徑的民間知識分子的成長模式，這一模式揭示了百年中國複雜的歷史巨變中民間和民眾的普遍心理狀態，從另一側面反思了中國歷史轉型之艱巨的原因。其次，人物特殊的成長方式也蘊含著民間智慧與作者對歷史進程、革命手段與革命目的的思考。因為，仔細閱讀便不難發現，王克笙和王明鶴等待的“河清海晏”是歷史運動的階段性結果，而非革命的本身。也就是說，只有把革命回歸到手段的初始功能，才會發現在既往的歷史敘事中，革命手段與目的經常被錯置，從而導致對手段本身的崇拜，這種崇拜消解了革命的現代性。正因如此，王克笙並不在意什麼是維新，什麼是革命，而在意是否“河清海晏”。特別是當紅衛兵們拆了三聖祠時，王明鶴卻偷偷把三聖像埋了起來，在他看來，“紅衛兵”只不過又是一次“刀兵”“過”。三聖祠雖然被毀，但“河清海晏”卻仍在未來向他招手。這種執著，構成了對“文革”諷刺的陌生化文學體驗。有了這一信念，無論“刀兵”以什麼身份，“革命”以什麼方式，都如風而過。從這一意義上說，他是一個堅定的理想主義者，他相信“三聖之道”是通向“河清海晏”的。再次，不出仕的家族規戒，並不意味著對社會和歷史的漠不關心，只不過他以教化九里和被動應對“刀兵過”的方式介入到歷史的進程之中。他所採取的方法與百年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轉型所需要的現代思想資源有些格格不入，從而在另一個層面展現了中國歷史現代進程的複雜性。
三、信仰：精神確證與功能效力的張力
王明鶴用“氣球哲學”總結了自己的一生：“人生很像氣球，沉浮大小全在一口氣上，氣能讓你高升，也能讓你爆裂，能讓你匍匐如落葉，也能讓你圓潤似宮燈，這就是三寸氣在千般用的道理。”他把成功“恢復祖姓”看成自己能夠成功“用氣”，這也正是母親對他成長啟蒙時的雙關語：“你能辯氣識途。”
“辯氣識途”中的“氣”與“三寸氣”之“氣”隱含著對歷史方向的洞察力、辨識力和應變反應機制，它讓王克笙和王明鶴一次又一次“辯”“識”“河清海晏”的真偽。雖然王明鶴的“辯氣識途”並非全部是與生俱來的異秉，《朱子家訓》的規約、家族歷史教育、父親言傳身教、蒲娘啟蒙、個人經驗積累等因素都對他的成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鑄就王明鶴隱忍、變通、圓融的個性品格和精神支撐的關鍵因素，是朱氏家族所信仰的“三聖之道”。這種信仰，決定了個人和家族的成長方向，是等待“恢復祖姓”的精神力量，是化解九里刀兵過災難的重要工具。
朱氏家族對信仰的功能有清醒深刻的認知：“父親說，人無信仰，猶長夜無燈，不能夜行”。這種對信仰功能的認知通過家族口耳相傳的特定方式，積澱成有關信仰的基本知識。
小說中，“信仰”一詞重複19次，“三聖（圖、像、祠）”重複383次；“孔（子）聖人”重複23次，“達摩”重複50次，“藥王”重複39次。上述詞語在小說中累計出現了514次。從重複的頻次上，分別是“達摩”、“藥王”、“孔聖人”。《刀兵過》中對信仰的音質和意義的強調，不僅通過“因為九里有三聖祠，有信仰”直述式的表達，還通過修身齊家、教化九里、應對亂世三個方面凸顯信仰的神奇偉力。
在修身齊家方面，如果說王克笙和王明鶴16歲前受到的是一般性的“三聖之道”基本知識和基本教義的啟蒙，16歲之後等待“河清海晏”所經歷的一切，特別是王克笙、王明鶴與塔溪道姑、止玉之間信仰與情感的激烈碰撞，則是作者用來考驗信仰的程度，突顯信仰精靈之遺世高蹈而精心設計的重要情節。
塔溪道姑和止玉不只具有“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的美貌，還有冰清玉潔的人格、溫婉如玉的性格、善良美麗的心靈。王克笙初見塔溪道姑，就被其美艷所震撼。在《酪奴堂紀略》中，他特別記下自己“讓人飄飄然心旌不豎，須臾間得道成仙”的感受。此後，這位“容顏鳶尾花一般迷人”的道姑在九里再次與王克笙相見時，王克笙立刻又“心旌不豎”。而塔溪道姑竟也未忘十幾年前的“扶乩之緣”，這更讓王克笙“心頭一熱”。塔溪道姑在王克笙大婚之日，將自己的心愛之物“潤如玉、聲如磬”的龍泉窯青瓷釉茶盞送與王克笙，而後又將心愛之物兔毫盞送與王克笙並囑其遺與其子。塔溪道姑對王克笙的敬慕與王克笙對塔溪道姑一見鐘情式的愛慕，都透露出濃重的民間溫情和人性溫度。但王克笙對塔溪道姑則“發乎情，止乎‘三聖之道’”，塔溪道姑對王克笙更是發乎情，止乎道——信仰的規約。如果說這位恪守清規戒律的道姑與王克笙之間只有兩個人才知道的心靈秘密是一支歌的序曲的話，那么，塔溪道姑之徒止玉與王明鶴之間那種纏綿悱惻的情感，完全是塔溪道姑與王克笙情感的延續和升華，這種升華是信仰與情感衝突的進一步升級和加劇後對信仰的更嚴峻考驗。
止玉的出現固化了王明鶴的擇偶觀：“非栗娜一樣的女孩子不娶，非止玉道姑般的女人不見”，王明鶴毫不顧及“無後為大”的不孝，終身未娶，表面上是他守護著栗娜的那份感情，而細加觀察，不難發現止玉的更大影響。止玉“柔軟白嫩”的手和“止玉是一個越看越耐看的女人，與初見便可驚人的塔溪道姑不同，止玉需要細品，越品越會發現她的韻致”的“觀感”，讓王明鶴的情感之河波濤洶湧，他對止玉不自覺的殷勤、親近，表達了身體和情感的欲望。止玉在鴿子洞“回眸”一笑更是攝魄掠魂，讓王明鶴不能自已。而止玉同樣如此，她的細膩和溫婉遠遠超過塔溪道姑。特別是王明鶴為止玉傷腳正骨時的肌膚接觸，瞬時激活了止玉沉睡已久的性別意識：“小先生，止玉自記事以來，還沒有一個男人碰過我。”在三聖祠，為救止玉，王明鶴解開止玉腰帶，為止玉吸氣，用身體溫暖止玉……然而，這些在言情小說和武俠小說中俯首即拾的“重口味”情節，雖然被老藤演繹得高潮迭起、繪聲繪色，但是，所有致命的誘惑都是對信仰的終極考驗。情感波濤愈是難以抵擋，美色誘惑愈是難以拒絕，愈能彰顯信仰之堤固若金湯。在信仰凱旋的號角中，沸騰的情慾落荒而逃。止玉愈加蕙心紈質，“小先生”愈發偉岸超拔。
此外，“三聖之道”的信仰還建構了九里新型的社會秩序、新型的道德體系、新型的價值觀念，這裡的“新”，當然是針對九里的“未化”歷史而言的。《九里村約》《御倭九戒》《彰善》以及黃開、老地羊、藍壇主、關督隊、蒲娘、馬回、姜路等人的墓碑都是“三聖之道”開化九里的一個個路標。正如小說中直白的議論：“朱氏父子把三聖立在了九里人的心裡”，“因為九里有三聖祠，有信仰”。“化外之地”的九里，就這樣在不經意間被“三聖之道”打造成了小國寡民的世外桃源。
在亂世刀兵過中，展現“儒、釋、道”的信仰功能，是小說又一重要內容。藍壇主見三聖像“變得恭敬起來，他依道家之禮上香跪拜，神態虔誠，頗講禮法。禮畢，他對王克笙說：“原來我們是同道之人，誤會啦！你我皆居家修道，彼此便是兄弟。”於是“抽丁之事，一風吹”。土匪老西風帶著部下跪下給達摩磕了三個響頭，然後對嘍囉們說：“看在祖師爺的份上，別燒房子了。”圓眼鏡又推了王明鶴一把，道：“你供對了神，沒有達摩祖師爺你就完蛋了。”日本鬼子黑木，見到達摩塑像，拈起三支香，點燃後鄭重地插在香爐里，拉過王明鶴一起三鞠躬。大鬍子國民黨連長，見到三聖堂中的孔子像立即改變主意，大手一揮，“王先生言之有理，三聖祠不用了，營部另選個屋子好了。”
“兵匪禍亂九里，也煉就了九里，九里能存於亂世，逢凶化吉，因為有三聖祠，有不倒的主心骨”，小說中的這句話是對“儒、釋、道”信仰功能的最好總結。
強調信仰在人的自我修養和人類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是小說非常明確的價值立場。朱氏家族將“儒、釋、道”信仰及其功能極端化、終極化的傾向，也是小說持有的批判態度。這一點從九里空間的封閉性、“儒、釋、道”的唯一性、神魅性與實際功效之間的嚴重乖離中，表現得十分充分。
王克笙選擇的九里非常有意味。“化外之地”表征著九里未受任何外來文化的浸染，保持著本土文化的原生形態。但這種便於“三聖之道”入心入腦的先決條件的設定，正好也反映了避免“三聖之道”與其他信仰和文化衝突的潛在意識。
然而，如前所述，小說是百年中國歷史的宏大敘事，在百年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巨大轉型的歷史狂濤巨瀾中，“儒、釋、道”信仰的功能已經被歷史所證明。直言之，改變中國歷史命運的，並非是“儒、釋、道”信仰。包括小說中“河清海晏”的出現，也不是“儒、釋、道”直接創造的。因此，小國寡民的九里只能無奈地、被動地承受一次又一次的刀兵過。從深層上說，每一次的刀兵過不是對九里，而是對“三聖之道”信仰威力和有效性的檢驗。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藥王”僅僅讓藍壇主沒有在九里抽丁，但不會改變他必須要抽丁以補給戰鬥人員的目標；孔聖人堅定了關督隊殺身成仁的意志，但並不能讓他發現歷史的必然趨向；達摩祖師僅僅讓老西風少燒了房子，而沒有改變他繼續殺人放火；達摩並沒有讓黑木放棄從王明鶴手中獲得治療霍亂的藥方，反而成為黑木拉近與王明鶴關係的手段；大鬍子孔連長僅僅是不住三聖祠了，但他會住到九里別人的屋子裡……特別是，當“儒、釋、道”遭遇其他信仰和異質文化時，更變得不堪一擊。在九里，我們沒有看到“儒、釋、道”在危難面前的主動出擊，看到的是讓“外來者”憑藉信仰認同，主動變更自己的意圖，其變更的程度，完全由“外來者”隨心所欲。因此，客觀地說“儒、釋、道”信仰僅僅部分減輕了九里刀兵之禍的程度，並沒有也不能改變刀兵過所表征的歷史運程。這一點倒與“儒、釋、道”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相一致。
王克笙和王明鶴之所以對“三聖之道”有堅定的信仰，這是由其家族被迫改名換姓的家族經驗和生存知識所形成的特定的價值觀決定的。因此，他們主動地逃離現實，隱遁在“民間的民間”——“綠葦紅灘”的鹼灘。以“三聖之道”將九里改造成小國寡民的世外桃源，但這個世外桃源並不能游離於中國百年歷史之外。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一方面在等待歷史的“河清海晏”，一方面又在建構一個遠離歷史的“三聖之道”的九里。也就是說，九里，是一個試圖遠離而無法遠離大時代變革的“鄉土中國”，一個用“三聖之道”的信仰維繫的“鄉土中國”。
信仰缺失，是中國目前普遍性的社會問題。說其普遍，是因為信仰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體系，如宗教信仰、政治信仰、道德信仰、民族信仰、國家信仰等等。人沒有信仰，也就沒有了靈魂。但是，小說中反覆強調的“儒、釋、道”的信仰，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信仰，宗教的還是文化的，道德的還是精神的。
但是，小說對“三聖之道”的絕對信仰和信仰實際功能的有限之間存在明顯的張力。一方面，朱家對“三聖之道”的信仰達到了終極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小說也通過“儒、釋、道”在歷史之“刀兵過”面前的功能有限性的客觀展示，對“儒、釋、道”進行了不自覺的批判。雖然小說中“河清海晏”時代的到來，在表面上與“儒、釋、道”正能量的釋放有關，甚至基本上形成了“家國同構”的圖譜。但是，放眼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成長史，僅靠“儒、釋、道”的信仰是遠遠不夠的，這或許正是小說潛在的尚未言明的價值。王明鶴把自己留給了歷史，卻把問題留給了現實。
作品影響
- 榮譽表彰
2018年11月，《刀兵過》入圍第三屆長篇小說年度金榜（2018）篇目。
- 研討會
2018年12月，由中國人民大學文藝思潮研究所、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共同主辦的“老滕長篇小說《刀兵過》學術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堂舉行。會議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程光煒教授主持，白燁、梁鴻鷹、賀紹俊、徐坤、陳福民、韓春燕、錢念孫等專家學者參與研討。
作品評價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白燁：讀老滕的《刀兵過》的閱讀感堪比《白鹿原》，小說中傳統文化內涵豐富，儒釋道以及各種醫茶等文化因素都能在小說中得到體現，是寫鄉賢的集大成者。小說內斂、節制、乾淨，具有一種儒家的中和之美，但在處理一些情節的時候也過於潔淨。
《文藝報》主編梁鴻鷹：《刀兵過》寫出了中國文化中的混沌氣，體現了作者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體悟和熱愛。小說中的中醫、茶、動物（驢）等描寫，其中蘊含作者對鄉村社會、鄉村自然的認識，然而小說中對中國人的描寫有理想化的一面。
瀋陽師範大學教授賀紹俊：《刀兵過》的歷史認識值得重視。作者對暴力革命進行了非常深刻的思考，既看到了歷史的進步，也看到革命進程中破壞的因素。要注意小說中對儒家文化的描述：小說中的儒家文化既體現為作者對二十世紀革命歷史的反思，也表現為一種中庸之美。小說在細節、物件上十分考究，讀起來回味無窮。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陳福民：小說語言綿密，體現了作者的文學能力。作者在處理小說人物的時候，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壞，在十惡不赦的人身上，也筆下留情，這不是冬烘、妥協，而是作者對世界和人性的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