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性是我國第一代新聞學者論證報紙特點時使用的一個概念。邵飄萍曾使用這個概念，指出：“報紙之性質，在有‘公告性’。”(《實際套用新聞學》，1923年)但對公告性進行論證的是戈公振。1927年，他根據德國報學的研究成果，認為：“報紙之公告性，即訊息傳達之方法。故報紙之成立，即在公開性質可以證明之時。”(《中國報學史》第7頁，新聞出版社1985年)他將報紙與私函、公函進行了比較，同為傳遞信息之方法，但性質不同。私函只是個人之間的信息傳遞，公函的接受對象是特定的，而報紙的對象是社會，“由斯言之，報紙之公開性質，即報紙有公告性之一語，其義甚明。”
(同上，第8頁)但是，並非凡是帶有公告性的就是報紙，需要對報紙的公告性作一限定。戈氏進一步說明：“若用社會學之眼光，解釋公告性之意義，所謂公告性者，即對於多數民眾或者至少對於某些特別關係範圍，用認識行為、借交通之媒介，如言語文字之類，行價值的決定及意志決定之精神公開是也。”(同上，第17頁)在1942年開始的延安整風中，“公告性”曾受到批評。批評者認為，包括公告性在內的各種“性質說”是“新聞學理論中的唯心論”，“只能‘嚇唬土包子’，一點積極作用也沒有;另一方面，對新聞事業還起了消極作用，因為如果相信了這種‘性質說’，天天去玄而又玄的研究這個‘性’或那個‘性’，就一世也不會有結果，必致流入脫離事實，向壁虛造，無病呻吟，誇誇其談。”(《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檔案彙編》下冊第189、190頁，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在80年代初的我國新聞學論文中，公告性這個概念再次較多地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