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編輯也稱“public editor”或“ombudsman”，是報社職位之一，公共編輯在報社內部是獨立職位。其職責是代表讀者監督報紙踐行新聞倫理，發現和調查嚴重的錯誤和遺漏，是報紙和讀者之間溝通的橋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公共編輯
- 外文名：public editor；ombudsman
概述,設立原因及背景,設立及發展過程,公共編輯與反恐戰爭,自我審查與媒介公信力的重塑,
概述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從2003年開始設立並聘用“公共編輯”（public editor）。所謂公共編輯，即“作為讀者的代表，並站在讀者的立場上對報紙內容展開批評”。
公共編輯在報社內部是獨立職位，既不屬於管理層，也不屬於編輯記者之列。其職責是代表讀者監督報紙踐行新聞倫理，發現和調查嚴重的錯誤和遺漏，在報紙與讀者之間建立溝通渠道。具體表現為：公共編輯定期在報紙的評論版上發表文章，一方面介紹編輯部人員對於讀者來信等傳統讀者反饋渠道的反應與議論，另一方面，立足讀者的角度，對於報紙的新聞內容進行有建設性的批評。
設立原因及背景
《紐約時報》最初設立公共編輯一職，是為了應對一樁因新聞造假事件所引發的讀者信任危機。
布萊爾造假醜聞
賈森·布萊爾（Jason Blair）1999年至2003年間在《紐約時報》任記者，發表了超過700篇報導。他在2002年晉升為《紐約時報》全美版記者之後，撰寫了關於華盛頓街頭槍擊案以及美國平民對伊拉克戰爭的看法等報導，在全美國都造成過廣泛影響。但在2003年，其他媒體舉報布萊爾的報導存在造假行為。隨後的編輯部內部調查發現，賈森·布萊爾多篇新聞報導存在抄襲、編造、杜撰的情況，充斥著與事實不符的描述；其為《紐約時報》全美版撰寫的73篇稿件中，有明顯問題的超過半數。最離譜的一次，是布萊爾在報導中聲稱自己專程從紐約飛往西維吉尼亞州進行採訪，但事實上，這次採訪完全系其虛構，採訪內容改編自美聯社的報導。《紐約時報》隨後公布了布萊爾報導中的全部問題，並稱此次事件為“報紙152年歷史中的低谷”。賈森·布萊爾隨即被解職，一個月後，紐約時報的兩位編輯部門負責人辭職。
布萊爾被辭退之後，有《紐約時報》的編輯表示，布萊爾的人品值得懷疑：“他缺乏自控力，酗酒，每日以垃圾食品果腹，並且有吸毒的嫌疑。”布萊爾在2004年出版的自傳里證明了這種懷疑，他在書中毫不避諱地承認自己吸食古柯鹼，並且說吸毒是美國新聞記者共有的“愛好”。他還說，“野心、古柯鹼、酗酒和不知何故的沮喪感”是自己編造假新聞的源泉。
設立及發展過程
《紐約時報》在造假醜聞發生之後，總編輯比爾·凱勒（Bill Keller）推出了一系列詳細規定。其中主要包括：
- 設立代表讀者立場的公共編輯，傳達或回應讀者對報導的批評，針對近期報導內容的文字、專業主義規範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
- 規範訊息來源（匿名信息來源）
- 規範新聞圖片，特別是電子手段對圖片進行的處理
- 謹慎使用社交網站上的信息
為應對公眾信任危機，資深媒體人丹尼爾·奧克倫特（Daniel Okrent ）被《紐約時報》聘請擔任其第一任公共編輯。在上任後的第一篇專欄作品中，Okrent開宗明義地向讀者介紹了自己的工作定位：公共編輯是負責公開評估、批評或議論報紙公正性的“讀者代表”；主編正式授權給公共編輯，使後者得以自由進出《紐約時報》所有部門並有權向任何記者、編輯提問；《紐約時報》編輯部為公共編輯設立工位，公共編輯每雙周在報紙上發表一篇專欄作品，其內容不接受任何外界修訂、編輯，做到完全的文責自負。
公開、透明、獨立，上述元素使公共編輯崗位成為了編輯部中的獨特存在，使其最大限度獲得了讀者信任，幫助報紙走出了公眾信任危機。
公共編輯與反恐戰爭
Daniel Okrent在2004年至2006年任職《紐約時報》公共編輯期間，最令人稱道的貢獻，在於推動《紐約時報》乃至美國新聞界對伊拉克戰爭期間新聞報導的反思與自我批評。此前，讀者與公眾對《紐約時報》伊拉克戰爭報導的質疑主要集中在兩點：第一，在多篇報導（其中不乏頭版報導）中頻頻暗示薩達姆政權製造並生產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第二，在報導中玩弄語言遊戲，將基地組織與薩達姆政權聯繫在一起，暗示兩者間存在合作關係，並形成了統一的反美同盟。但事後調查發現，上述兩項指控均不成立。儘管質疑之聲不絕，並且《紐約時報》軍事記者Michael Gordon在2004年4月出版的《紐約書評》上就自己將“伊拉克境內鋁製管道”與“製造並生產核燃料”人為聯繫起來的報導進行了檢討，但《紐約時報》遲遲未對公眾質疑做出正式回應。
直到2004年5月26日，《紐約時報》才首次以編輯部公開信的方式向公眾作出了檢討，隨後，公共編輯Daniel Okrent在雙周專欄中對於此次檢討作出了回應和進一步批評。
首先，DanielOkrent將《紐約時報》在2002年9月至2003年6月間對伊拉克戰爭的報導定性為“制度性失敗”（institutionalfailure），編輯公開信則試圖為《時報》開脫。Daniel Okrent認為，“我們只是如實報導手頭掌握的訊息”並不能成為託詞。由於《紐約時報》的廣泛影響力，其對伊戰爭的報導一度左右了戰時輿情甚至推動相關政策施行，具有如此影響力的媒體應該進行更嚴格的自我審查，而不是推卸責任。其次，Daniel Okrent否認《紐約時報》對伊戰爭報導失實是偶發性事件。此前，《紐約時報》前責任編輯在接受採訪時否認在對伊報導中，“報紙的標準化編輯流程被棄之不顧”。Daniel Okrent通過採訪《時報》內20餘位參與了伊戰報導的工作人員，認為整個戰時報導系統存在著普遍問題。比如一些明顯帶有倒薩傾向的流亡者，向駐外記者提供了大量關於伊拉克境記憶體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基地組織與薩達姆政權沆瀣一氣等“事實”。更匪夷所思的是，不僅記者對這些“證詞”深信不疑，編輯部對此也不加核實與審查，在報導中常以匿名信源的方式引述這些事後被證明明顯具有誤導性的訊息。為了追求獨家新聞，編輯部甚至任由其登上報紙的頭版頭條。
自我審查與媒介公信力的重塑
與DanielOkrent上任前爆出的“布萊爾新聞造假”事件不同，“《紐約時報》檢討對伊戰爭報導”是更加敏感的社會議題。“9·11”事件後，美國陷入了由“反恐”話語建構的二元對立式邏輯中。“我們與他們”“敵人與自己人”——政治修辭以及政治話語中鮮明的敵我邏輯，讓美國社會迅速極化：對反恐戰爭及相關政策提出疑問就意味著不愛國，對伊拉克人民及穆斯林人士表示同情就意味著對美國人民的不負責任。
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中，旨在加強公民來往信件審查的《愛國者法案》在國會中得到通過；薩義德、蘇珊·桑坦格、喬姆斯基等左翼知識分子對國家政策的評論和反思性文章在美國難以見諸報端，只得繞道歐洲發表；美國媒體對於“伊拉克境記憶體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任何事實性核查一經發表，都可能面臨白宮抗議、軍事審查、信息控制、贊助商撤資或社會組織抗議等種種挫折。因此，不僅《紐約時報》前任責編Howell Raines不願承認報導中的操作失范以及政府對新聞內容的潛在政治性干涉，時任責編的Bill Keller對於是否應該檢討對伊戰爭報導，以及如何檢討報紙此前犯下的錯誤同樣顧慮重重。此時，整個美國新聞界都在關注事態的發展。作為業界標桿的《紐約時報》，在對伊報導中的認錯態度、道歉方式，可能會對美國社會的輿論風向造成重大影響。
公共編輯Daniel Okrent發表在《紐約時報》上、對自家報紙的批評性文章讓整個事件峰迴路轉。
儘管編輯部公開信中仍舊遮遮掩掩，Daniel Okrent堅持《紐約時報》不僅早該坦承自身錯誤，更應重啟新一輪調查。Okrent提出，除了事實性錯誤以外，更應警醒外部信息環境及政治性因素對編輯政策的影響：為何記者和編輯熱衷於引述美國國防部發布的訊息卻對專家的質疑聲音置若罔聞？編輯團隊是否失去了新聞人應有的耙糞精神和對真相的追問，轉而陷入了“倒薩”的狂熱情緒中？此後，“對伊戰爭報導中存在謬誤”逐漸完成了政治脫敏，除了《紐約時報》不斷檢討自身以外，美國新聞界及學術界持續出現反思性文章及研究成果。
《紐約時報》隨後的五任公共編輯，繼承了Okrent的批判性遺產，不斷在專欄中“舊事重提”，警示《紐約時報》以此為誡，加強新聞內容的自我審查，不可重蹈覆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