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乘得守丘刻石

公乘得守丘刻石

《公乘得守丘刻石》是刊刻於戰國時期的一方刻石,又稱“監囿守丘刻石”“守丘刻石”“河光刻石”“戰國中山刻石”,無撰書人姓名,屬篆書書法作品,現藏於河北省博物館

《公乘得守丘刻石》是一塊天然的河光石,屬碣類,長90厘米,寬50厘米,厚40厘米,刻字2行,共19字(一說20字),主要記錄了監管園陵的官員對後人的告示。書法上,其結字長方,運筆轉折方圓不一,字的結構和行間字距疏密不一,似是未經書丹而直接鐫刻的,富有自然質樸的情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公乘得守丘刻石
  • 創作年代:戰國時期
  • 別名:監囿守丘刻石
  • 書法類型:篆書
  • 規格:長90厘米,寬50厘米,厚40厘米
  • 現藏地河北省博物館
石刻內容,創作背景,藝術鑑賞,作品評價,歷史傳承,

石刻內容

李學勤嚴式釋文
臣公乘㝵,守┘丌𨟻曼,敢謁後尗賢者。┘
李燕寬式釋文
臣公乘,得守,┘其將曼,敢謂後乎稽首。┘
附記
①“乘”字右下似有兩小橫,或認為是表示“公乘”二字合文的合文符“=”,而全文共19字;或認為是一字,而全文共20字。
②由於少數文字不易確認,諸家對刻石文字的釋讀有所分歧,對其內容的理解也不盡一致。但是其中有一點是為諸家所公認的,即刻石的國屬為戰國中山國。
(說明:加粗,表示刻石作異體;加框加粗,標明嚴式釋文與寬式釋文之外的異釋;┘,表示分行。)

創作背景

從《公乘得守丘刻石》文字的布局、大小、清晰度和嫻熟程度等分析,刻字是出自一名刻工之手。在考古調查中,於東靈山和西靈山南面高地上發現了一些高大的夯築土台。而據《周禮·春官》“冢人”註疏,“王曰公丘,諸臣封”“丘不言封亦有封”,由此可以認為,丘即為國王墓的封土,守丘舊將曼是看守王墓的人,這一具有高大封土的墓應是戰國時期中山王的陵墓。前378年前後,中山桓公遷都靈壽(今河北平山縣)。在此之前和中山桓公在位期間(大約30年),中山國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於此地設定守護陵墓的官員,只有中山桓公死後,此地方有陵墓,方有守護陵墓的官員。因此,從刻石文字中的“守丘”看,刻石時間起碼在中山桓公乃至中山成公以後。而從“兆域圖”銅版上的“大𨟻(將)”與刻石文字中的“臼(舊)𨟻(將)”為同一官職分析,刻石可能刻於中山王厝之後。這時,中山國兩個王陵區已經形成,刻石中的舊將可能負責上述兩個王陵區王墓的守護工作。同時,刻石文字與中山王厝墓銅器銘文亦有某些相似之處。因此,《公乘得守丘刻石》大約刊刻於中山王厝死後至中山國滅亡前的十幾年間(前310年-前296年),係為國王監管捕魚的池囿者公乘得、看守陵墓的舊將曼為了敬告後來的賢者而刻的。

藝術鑑賞

技法
書法上,《公乘得守丘刻石》的第一行疏而第二行密,在章法上有很大的變化,第一行的字顯得更加舒張。結字是晉系中山國的特有方式,只是比中山王三器的文字更自然隨意,筆致自起至止,通體力到。線條刻于堅硬的石頭上,留下了刀與石相互抵拒爭折的痕跡,可以看出克服著巨大阻力時的奮力前行,也可以看出一次停頓暫歇後微小的前進方向的調整,還可以看出某筆畫因用力過猛而拖長,把力、節奏清晰地表現出來,絕不是輕快的、飄逸的墨書線條可以相比的。

作品評價

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徐暢:字跡潦草,形體或簡率,或粗放,是當時的書寫文體,與此銘(《戰國中山王鐵足銅鼎》)恰成鮮明的對比,顯然是出自不同書家的手筆。(《中國書法名作鑑賞辭典》)
河北省石家莊市文化局研究員高英民:文字屬於三晉系統,書體為小篆,清淅秀麗,刻技嫻熟,由此不僅證實了戰國中期的中山國已經普遍使用小篆書體,同時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其文化面貌已與中原各國基本相同。至於刻石與中山王墓銅器銘刻所以寫法相異,究其原因,不外乎我國文字在春秋戰國時期尚未規範化,一字往往多態,銅器書法力求標準化、工整美觀,而刻石則可用俗體,隨意寫刻。還應注意的是,這件刻石立於墓葬區,文字內容也與墓葬密切相關,文字字形不但相異於甲骨文、銅器銘文,而且也有別於早於此刻石的其他石刻。從形狀、用途及文字內容來看,這件刻石可視為後世墓表、神道碑的前身。(《石家莊文物大觀》)

歷史傳承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前後,《公乘得守丘刻石》在河北平山縣上三汲鄉南七汲村西南田野里(戰國時期古靈壽城遺址的西部)被南七汲村農民發現後運回家中,放在院子裡作凳子用。1974年被河北省考古隊移至中七汲村第四發掘隊保存,現藏於河北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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