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留守兵團

八路軍為保衛陝甘寧邊區的安全，成立八路軍後方總留守處（12月改稱八路軍留守兵團），肖勁光任主任，統一指揮各師留守部隊。

八路軍留守兵團，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留守的八路軍部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八路軍留守兵團
• 前身：八路軍後方總留守處
• 主任：肖勁光
• 成立時間：1937年8月25日
• 建立會議：洛川會議
• 作用：靖匪除暴安民 固守千里河防

簡介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八路軍主力部隊相繼由陝西省三原、富平等地出發，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為保衛中共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中共中央軍委於1937年8月25日決定，八路軍第115師炮兵營、輜重營，第120師第359旅第718團、特務營、工兵營、炮兵營、輜重營，第129師第385旅旅部和第770團、特務營、工兵營、炮兵營、輜重營，共9000餘人，留守陝甘寧邊區。為統一指揮上述留守部隊，在延安設立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蕭勁光任主任。11月，為加強黃河河防，成立五縣（綏德、葭縣、米脂、清澗、吳堡）和神府、兩延（延川、延長）河防司令部。同月，留守部隊整編，除第385旅旅部和第770團外，第120師輜重營、炮兵營改編為警備第1團，第129師特務營、炮兵營分別改編為警備第2、第3團，第115師輜重營、炮兵營改編為警備第4團，第120師特務營、工兵營分別改編為警備第5、第6團，第129師工兵營改編為警備第7團，第718團整編為警備第8團。留守部隊配合邊區政府開展民眾工作，進行抗戰動員，並以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相結合的方式，對流竄於邊區境內的土匪進行清剿。1938年3月起，日軍頻繁進攻陝甘寧邊區府谷至宜川的黃河防線，留守部隊在河東八路軍配合下，取得多次河防作戰的勝利。

4月，陝甘寧邊區保全司令部及所轄關中、慶環、三邊、神府軍分區統歸留守處指揮。1939年7月，軍委炮兵團撥歸留守處建制，後改編為特務團。8月，八路軍後方留守處改稱八路軍留守兵團，蕭勁光任司令員（後兼任政治委員），曹里懷任參謀長，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10月，第359旅率第717、第718團（平山獨立團改稱）由晉察冀邊區返回陝甘寧邊區，接替綏德警備區防務；12月，以綏德警備司令部為基礎成立警備第1旅，轄警備第3、第8團，調防關中地區。1941年8月，成立關中警備司令部，轄保全第1、第3團。

1939年冬～1940年春，在國民黨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國民黨頑軍不斷增兵包圍陝甘寧邊區，並在綏德、隴東、關中地區製造磨擦，襲擊留守兵團部隊，侵占淳化、正寧、寧縣、鎮原等縣城及部分地區，企圖對陝甘寧邊區發動大規模的軍事進攻。蕭勁光致電蔣介石，呼籲停止進攻邊區，恢復團結，勿使事態擴大。同時，留守兵團部隊進行自衛反擊，奪回隴東大部地區，並肅清了綏德地區5縣的頑固派勢力，鞏固了該地區的民主政權。1940年4月，警備第6團撥歸第120師建制；第359旅之第719團、雁北支隊、第4支隊先後由晉西北轉移到陝甘寧邊區。

1940～1941年，為戰勝國民黨對邊區的經濟封鎖，留守兵團開展以農業為主兼營副業和工、商業的大生產運動，實行生產自給或半自給，打破了經濟封鎖，減輕了人民負擔。在大生產運動中，湧現出第359旅等模範單位。在此期間，留守兵團各部隊還利用戰鬥和生產間隙，開展軍事訓練，提高部隊的戰術技術水平。

留守兵團部隊至1941年底計有：第385旅（轄第770團、警備第2、第7團），第359旅（轄第717、第718、第719團、特務團、補訓團），警備第1旅（轄警備第3、第4、第8團、特務團），警備第1、第5團，騎兵團及關中警備司令部（轄保全第1、第3團），保全司令部（轄保全第2、第4團、騎兵團）共3.4萬餘人。

1942年5月，留守兵團隸屬陝甘寧晉綏聯防軍。9月15日，留守兵團司令部與聯防軍司令部合併，對外仍保留留守兵團司令部名義。1944年4月，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副主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譚政受中共中央委託，以留守兵團政治部名義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曾經過毛澤東、周恩來多次修改，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又一個歷史性文獻。

八路軍留守兵團，在陝甘寧邊區人民自衛軍和晉西北、晉西南八路軍的配合下，對日軍作戰78次，殲滅邊區內土匪40餘股，反擊國民黨頑軍的進攻99次，保衛了陝甘寧邊區的安全。

建立

洛川會議以後，1937年8月25日，中央軍委公布了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命令。朱總司令、彭德懷副司令以及改編後的三個師的主要負責同志，從洛川趕回部隊，踏上了奔赴抗日前線的征途。我被南京政府任命為八路軍後方總留守處主任。回延安後，我即按照洛川會議的決定著手整頓留守的部隊。

開始，留守處機關只有十幾個人組成，曹里懷任參謀長、莫文驊任政治部主任。部隊除主力紅軍留下一部分外，還有陝北的地方部隊。陝甘寧邊區是十年內戰以來我黨我軍得以保存的惟一的根據地，是黨中央的所在地，是八路軍抗日出征的總後方，留守部隊擔負的任務是很重的。東面，隔河相對的，是從華北沿平綏線進攻的日本侵略者，要隨時準備抗擊日寇入侵，固守千里河防。南、西、北三面，有國民黨二十幾個師包圍。在邊區當時亦是國共兩個政權並存，雖然建立了統一戰線，但摩擦反摩擦的鬥爭還時有發生。同時，邊區內部大大小小的幾十股土匪經常四處襲擾，嚴重威脅邊區正常的生活秩序。1937年10月，中央軍委給留守部隊下達了“保衛邊區，肅清士匪，安定人民生活，保衛河防，保衛黨中央，鞏固與擴大留守部隊”，“建設正規化部隊，提高戰鬥力，加強戰鬥準備，培養與積蓄幹部”的指示。為了加強領導和指揮，軍委決定將八路軍後方總留守處對內改稱留守兵團，並決定由我擔任留守兵團的司令員，我們首先考慮並著手對留守兵團的部隊進行全面整頓。

留守兵團的這部分部隊，來自各個根據地，基本的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都是不錯的。大部分同志經過長征，是在殘酷鬥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排以上幹部都經過戰鬥的考驗，平均每人負傷兩次，戰士大部分有三年軍齡、黨員比例也比較大。這是部隊好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留下之初，部隊還存在不少問題，主在表現是組織零亂、不健全，機構不統一，編制裝備參差不齊；紀律渙散，軍容風紀不整，游擊習氣濃厚，執行命令不堅決；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之間，同級幹部之間，上下級幹部之間都存在一些不團結的現象；戰士中開小差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思想上有不少模糊認識；主力東進以後，又有一部分同志不安心後方工作……怎樣在這種基礎上把留守兵團建設成一支具有強大戰鬥力的正規兵團呢？這是當時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艱巨任務。

留守兵團建立後不久的一天，我去毛澤東那裡匯報工作，當談到部隊存在的這些問題，提出如何抓好這支隊伍的建設時，毛主席親切地對我說，要把這支來自各方面的比較散亂的部隊建成一支具有很強戰鬥力，打不爛、拖不垮的正規兵團，關鍵就在於按照《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去做，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加強團結。他指示我們要在幹部中做工作，使他們明確留在根據地的意義和作用，帶好部隊，完成中央賦予的光榮任務。他還要求我每天晚上到他那裡，談談部隊的情況，匯報工作。毛主席日理萬機，工作繁忙，卻這樣關心留守兵團的建設，這使我充滿了信心和力量。

1937年12月，留守兵團召開了第一次兵團首長會議。這次會議，頒布命令取消過去各單位雜亂的番號，實行新的編制序列，配齊了政治委員，將留守部隊編為：警備一團，團長賀晉年，政委鐘漢華；警備二團，團長周球保，政委甘謂漢；警備三團，團長閻紅彥，政委杜平；警備四團，團長陳先瑞，政委劉國楨；警備五團，團長白志文，政委節宗貴；警備六團，團長王兆相，政委張達志；警備七團，團長尹國赤，政委劉隨春；警備八團，團長文年生，政委帥榮；七七O團，團長張才千，政委肖元禮；還有一個鄜甘獨立營和一個騎兵營。另外，在綏德成立警備區，司令員陳奇涵，參謀長畢占雲。全部隊共約一萬五千餘人。兵團成立了參謀處，政治部，供給處，機要處等直屬工作機關。這次會議實際上是留守兵團的正式成立大會，是個確定方向、制定措施的決策性的大會，黨中央、中央軍委、邊區政府都十分重視，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林伯渠等同志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毛主席在會上做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說，軍隊是根據地賴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裝力量，要把留守任務看得同前線抗日救國一樣的重要。要使留守兵團儘快走上正規化建軍道路。他風趣地拍拍我的肩膀說：“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團吃飯。”這也表達了黨中央對留守兵團這支武裝力量寄予的深切希望，給留守兵團的全體幹部以極大的鼓舞。留守兵團第一次兵團首長會議使部隊建設有一個良好的開端。不久，部隊便投入到了緊張的剿匪、河防等戰鬥當中。

作用

靖匪除暴安民

留守兵團創建之初，陝甘寧邊區的社會秩序還很混亂。尤其是土匪蜂起，四處竄擾，姦淫燒殺，無惡不作，成為鞏固根據地的大患。因而，留守兵團的一項迫切任務就是靖匪除暴安民。

據統計，當時邊區二十三縣境內，共有土匪四十餘股，計四千餘人，兩千多支槍。這些土匪大體上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打家劫舍、掠奪財物為主要目的的普通土匪，較大的有在延長、延川一帶搶劫的陳老大股匪，有安定的劉子清股匪等；另一類則是有背景的“政治土匪”。他們除了搶劫錢財以外，專門以摧殘我地方政府機關、破壞我黨和民眾組織、刺殺我黨、政領導和軍隊工作人員為目的。這些“政治土匪”中有的是在土地革命時期遭我鬥爭打擊的惡霸地主和反動地方軍閥武裝（如三邊的張廷芝股匪）；有的是由國民黨頑固派操縱指使的著名慣匪（如盤踞在隴東一帶的趙思忠股匪等）；有的是與日偽勾結的漢奸武裝（如三邊的薛子茂股匪）。

為了儘快肅清匪患，我和兵團幾個領導幹部研究，決定與地方黨政機關取得密切聯繫，通過他們廣泛發動邊區的民眾與地方武裝自衛軍，都來捕捉土匪。於是有的地方組織了小分隊和部隊一起戰鬥，有的發現匪跡，暗地監視，及時報告，對軍隊的剿匪進行了有力配合。地方政府還採取了一些措施，積極改善人民生活，解決民眾的溫飽問題，使得一部分因生計所迫、鋌而走險的散匪，改邪歸正。

肅清反動的頑匪，主要是軍事圍剿。經過反覆研究，我們決定採取機動靈活的猛打窮追與堵截、合擊相結合的戰術。在每一匪區集結相當兵力，統一指揮，一經與匪接觸，即輕裝尾追；一旦判明匪路，即分路堵截、合擊。實踐證明，這種戰術是對頭的、有效的。

從1937年11月開始，我們首先集中了警一團、警二團、警五團和兩個騎兵營，以及蒙漢騎兵支隊，共2000餘人的兵力，在三邊地區官灘、鹽池以北的八蜡梁和安邊以北的倉梁一帶，對張延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連續進行了三次圍剿、打擊，先後擊斃土匪一百餘人，馬百餘匹，繳獲槍枝六十餘支。

翌年2月以後，我駐各地的警備團隊，與地方民眾武裝密切配合，採取政治瓦解與武力清剿相結合辦法，布下天羅地網，對大小股匪，繼續窮追猛打。陝北地處黃土高原，海拔普遍在八九百米以上。厚厚的黃土層，經流水切割，年深日久，形成典型的塬、梁、峁、溝壑等地形，山高溝深，人煙稀少。冬春季節又長，到處是冰天雪地。在這樣的地區剿匪，部隊是很苦的。特別是三邊一帶，地接塞外荒漠，遇上大風天，風沙瀰漫，天昏地暗，白天點燈都看不清人臉。大小砂石打在頭上、臉上，疼痛難忍。有一次，一個戰士外出執行任務，躲在一個甘草洞裡避風，一陣大風颳來，竟把這個戰士活活埋在裡面。剿匪同其他戰鬥不一樣，撲空是常有的事。有時爬山越嶺，跑了許多路，到達預定地點，土匪已跑得無影無蹤了。條件儘管這樣艱苦，戰士們卻毫不畏縮，特別是那些經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爬過雪山、越過草地的老戰士們，更是以苦為榮，迎難而上。經過數十次戰鬥，歷時不到一年，各地的土匪就基本上被肅清。按當時統計，被徹底消滅的土匪有三十六股，被擊潰的土匪十餘股，生俘匪徒九百餘人，繳獲輕機槍十挺，步馬槍一千七百餘支，迫擊炮兩門，子彈二十餘萬發。對那些被捕獲的匪首，大都由當地政府進行公審，對罪大惡極的堅決予以鎮壓。這年6月，在定邊就公審槍決了罪惡累累的慣匪艾中福、宋閏蘭；在延川，公審槍決了謀財害命的慣匪霍生福。當然，在剿匪戰鬥中，我們也付出了代價，總計傷亡軍民七百餘人，其中有兩個團級幹部、十多個連排幹部光榮犧牲。

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靜。我來到毛澤東同志住處。他照例還在燈下工作。我向他匯報了留守兵團的工作，當說到邊區境內的土匪已基本上被肅清了的時候，毛澤東同志驚喜地說：“這樣短的時間就把土匪基本肅清了？！”我向他詳細匯報了剿匪的經過和戰果，毛主席聽了十分高興，當即拿起筆來起草了一份電報，向全國各抗日根據地通報了這一戰績，表彰了邊區軍民。

但是，靖匪的任務並沒有到此結束。1939年冬天以後，前面所說的那類“政治土匪”，又在各地搶劫燒殺，擾亂邊區，禍害民眾。有的是由當時駐紮在邊區周圍的國民黨中央軍收買和唆使，突然竄進邊區境內進行襲擾、破壞的，有的則是受邊區境內的國民黨縣長和保全隊支持、庇護，故意為非作歹，尋釁鬧事的，其中有些人就是由保全隊“譁變”為匪的。這類土匪的搶劫燒殺，實際上已成為國民黨製造摩擦事件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一種變相的武裝進攻。因此，從這以後的剿匪鬥爭，就同反摩擦鬥爭緊密聯繫在一起，同早期的剿匪鬥爭相比，要複雜得多：既有軍事鬥爭，又有政治鬥爭；既要清剿土匪，又要同當時國民黨的軍政要員打交道。

清剿隴東積匪趙老五（即趙思東），就是這種複雜鬥爭的一個典型事例。

趙老五多年盤踞在靠近寧夏的甜水堡一帶，經我軍打擊後，收斂了一段時間。1939年11月底，他又突然帶領匪徒，攻入我環縣城內，燒殺搶掠，接著又竄至河連灣一帶，破壞邊區治安。當時我曾致電國民黨寧夏省主席馬鴻逵，詢問趙匪是否屬他節制。馬鴻逵回電說與他無關，但不久他派來個參謀，進行所謂調解，說趙匪是蘭州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所委派的“游擊司令”。一個遠近聞名的土匪頭子，竟然成了國民黨的“游擊司令”，說奇怪也並不奇怪。在舊社會不就有“兵匪一家”的說法嘛！用這四個字來說明邊區周圍頑軍和某些土匪的關係，是很確切的。我們當時雖然知道這名參謀說的不會沒有根據，但為了促使國民黨軍隊不要和土匪搞在一起，我們還是千方百計地給朱紹良等留面子，盡力爭取他們。毛澤東同志在修改我給馬鴻逵的復電時，對這件事這樣寫道：“誠以如此積匪，朱長官必不收編，必系該匪冒稱無疑，請尊處萬勿見信。”這顯然是給朱紹良搭好了下台的台階。接著我又直接給朱紹良打了幾封電報，向他報告趙老五的情況，尋求共同解決趙老五的辦法。他裝聾作啞，不給我回電。於是，我又給他發了幾封電報，在電文中說：“為維持地方治安計，擬即予以清剿。”他大概有點慌神了，這才回電說該匪已由他收編為保全隊，並已飭令“嚴加約束”，他公然對這伙匪徒進行庇護。所謂“嚴加約束”，不過是一句應酬的話而已。1940年夏天以後，一連幾個月，這股匪徒又竄進邊區，先後在隴東的曲子、完洞等地襲擾，搗毀我區政府一所，殺死我村幹部和工作人員四名，捉走我自衛軍排長和政府工作人員九人。我駐軍警二團官兵忍無可忍，不得不派兵進行清剿。當即擊潰其一部，並捕獲趙老五的兩個重要幫凶繆福祿、萬榮昌，經公審後判處了死刑。1941年2月，我駐軍又集中了兩個營的兵力，在甜水堡、河連灣一帶進行圍剿，經過半個月戰鬥，終於將這伙匪徒大部擊潰，匪首趙老五腿部負傷逃出邊區。我繳獲步槍、機槍、手槍七十餘支，子彈九百餘發。

對土匪的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清剿，是在清澗、綏德、米脂一帶。1942年9月，當各地匪患漸次減少時候，這一帶卻接連出現了以閻錫年、惠富元等為頭目的八股土匪，在四個多月之內，作案達四十餘起。鬧得最凶的時候，平均兩天要發生一次搶案。而其突出特點，又是專以搶劫搗毀我公營商店、合作社，襲擊我區鄉政府機關，刺殺我單獨活動的軍人和地方幹部，搶奪槍枝為主要目的。這些匪徒在幾個月之內，就殺死我幹部戰士和地方工作人員十人，綁走和打傷十三人，搶走長短槍十七支，劫走大批財物和錢款。當時我正在參加西北局高幹會議。為了迅速消滅這些匪徒，我們利用會議的間隙時間，召集當地駐軍和地方幹部開會，對剿匪任務進行了具體部署。會後各縣均採取軍事進剿與地方清鄉相結合的辦法，集中進行了一次圍殲。到1943年1月，就大體上把這幾股土匪肅清了，並且堅決鎮壓了被我捕獲的惠富元等七名土匪頭子。至此，邊區的靖匪鬥爭，才告結束。

固守千里河防

陝甘寧邊區的東邊是奔流不息的黃河天塹。留守兵團擔負著守衛河防、阻止日軍西渡的艱巨任務。防線北自府谷，南至宜川，蜿蜒一千餘里。這段黃河當時是陝甘寧邊區通向各抗日根據地的惟一通道。河防得不到鞏固，不但邊區不得安寧，而且勢必割斷中央、軍委與各抗日根據地的聯繫。重任在肩，怎樣完成好這項任務，也就成了我經常思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日軍將會在哪幾種情況下威逼河防、進攻陝北呢？當時我首先對這個問題進行了分析，並和有關領導同志一起研究，認為主要有三種可能：一是日軍要進攻大城市西安的時候，可能以一支部隊進犯河防，配合行動；二是日軍要進攻整個大西北時，可能以一路兵馬進攻陝北；三是日軍在山西進行“掃蕩”，可能侵犯河防，威脅我邊區的安全。留守兵團當時只有一萬五千多人，既要固守河防，還要清剿土匪，守衛兩千多裡邊防。日軍在武器裝備上，又擁有強大的優勢。捍衛千里河防的任務，能擔當得起來么？開始少數同志顯得信心有些不足。因此，我必須使全體指戰員正確認識形勢，樹立必勝的信心。在兵團幹部會議上，我給大家講有利條件，在幹部中統一思想。我說，單靠留守兵團的少數兵力，這么長的防線，當然是難以固守的。但是我們要和整個華北地區的抗日鬥爭形勢聯繫起來看，在黃河東岸，無論是晉西北、晉西、還是晉東南的敵後，都有我八路軍的主力和部分友軍在不斷打擊敵人，破壞敵人的進攻計畫，牽制敵人侵犯河防的行動。我們還有地理上的優勢，黃河水深流急，浪濤洶湧，人口又少，且東岸多土山，西岸多懸岩峭壁，無法架橋。這樣的地形條件，顯然利於守而不利於攻。日軍要想逾越這道天然屏障，也並非易事。加上我們有廣大人民民眾的支援，這是遠離本土、孤軍深入的日本侵略軍永遠不能比擬的。只要我河防部隊保持高度警惕，英勇頑強，加上指揮、部署得當，戰術運用得法，保衛河防的任務，是完全能擔當起來的。

事實也正是這樣。1938年春，當日軍兵分幾路，直逼黃河東岸，並占領了一些渡口時，根據黨中央的命令，八路軍一二O師集中主力打擊了進至晉西北的各路敵軍，收復七座縣城，殲敵一千五百餘人；同時，駐晉西南的一一五師回師晉西，迅速控制了呂梁山地區，主力轉至大寧一帶作戰，殲敵兩千餘人。

當時在晉東南一帶的一二九師為策應一一五師和一二O師作戰，也給予敵人以沉重的打擊和削弱。這些戰鬥，都有力地牽制了敵人，鞏固了黃河防線，保衛了陝甘寧邊區，保衛了黨中央。即使後來，一二O師、一一五師的主力，開赴冀中和山東等地作戰以後，留在河東的八路軍部隊，繼續打擊和牽制敵人，對於鞏固千里河防，仍然發揮了重大的作用。當日軍進占黃河東岸的一些據點後，河防緊張起來，留守兵團立即對所屬部隊下達了抗日總動員令和緊急備戰的戰鬥命令，命令河防部隊及一切武裝力量，立即動員起來，隨時準備戰鬥。

在兵力部署上，我們以王兆相為團長的警備六團駐神府地區，守備葭縣至賀家堡沿河渡口（這個團不久被調歸一二O師建制）；以文年生為團長、帥榮為政委的警備八團駐米脂，守備大會坪至棗林沿河渡口；以閻紅彥為團長、杜平為政委的警備三團駐清澗，守備河口至接近棗林坪一帶的沿河渡口；以陳先瑞為團長、羅志敏為政委的警備四團駐永坪地區，派出一個營的兵力守備延水關、高家畔渡口；以白志文為團長、李宗貴為政委的警備五團駐延長，守備涼水岩至清水關沿河渡口。為了便於統一指軍。還成立了兩延（延川、延長）、神府（神木、府谷）和五縣（綏、米、葭、吳、清）等河防司令部，作為留守兵團派駐當地的代理指揮機構。

兵力部署大體就緒後，河防部隊立即投入緊張的戰前準備工作。這主要是：偵察敵情；察看地形；深入進行戰鬥動員；抓緊戰前練兵；緊急構築防禦工事。其中構築工事一項，任務最為繁重，也至關重要。因為我們打的是防禦戰，縱有黃河天險，但要抵擋敵人飛機、大炮的轟擊，沒有堅固的防禦工事，是要吃大虧的。河防部隊以石頭、木料、沙土等為材料，選擇有利地形，不辭勞累，星夜趕修，很快構築起一道有相當縱深的堅固防禦工事。記得當時駐西安的國民黨西北行營和山西閻錫山的第二戰區，曾先後派員前來“視察”，都讚揚這些河防工事修得好。後來河防戰鬥的實踐也證明，正是由於重視了防禦工事的構築，才大大減少了河防部隊的傷亡。

對於河防戰鬥，我根據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提出了要執行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但是，這種憑險固守的戰鬥，究竟應該怎么打，對於我和同我一樣打慣了運動戰和游擊戰的各級指揮員來說，都是一個新的課題，只能是邊打邊總結經驗。

3月12日，進犯我晉西北縣的一路日軍兩千餘人，附炮二十餘門，第二天到達黃河東岸。十多架飛機在我河西陣地上空來回偵察轟炸，接著敵軍用大炮對我陣地轟擊了約三個小時。隨後，大隊敵人就開始渡河。我警六團指戰員沉著應戰，一直等到敵人密集部隊涌下河岸時，才突然集中全部機槍，一齊開火。敵人被打得懵頭轉向，慌亂逃竄。我事先準備好的一支部隊，乘勢渡過黃河，襲敵側背，敵人支持不住，向興縣方向倉皇退去。這一仗，總計擊斃日軍四十餘人，傷敵一百餘人，繳獲步槍十多支和不少軍用品。我河防部隊傷亡六人。

同年5月初，河東離石一帶的敵人，兵力增到一個旅團，附炮三十餘門，氣勢洶洶，企圖在我宋家川附近渡河西犯。10日晚，其先頭部隊已進抵王老婆山，後續部隊仍在源源推進。我河防部隊由於偵察工作做得較好，準確掌握了敵人的行動，沒等敵人到達河邊，文年生團長便親自率領一支部隊，東渡黃河，乘敵人立足未穩，夜襲剛進到王老婆山的敵人一個大隊。經數小時激戰，殲敵二百餘人，繳獲步槍二十餘支。敵人遭此突然打擊，掉頭向東退去。

第三次較大的河防戰鬥，是在1939年的元旦。當時，已經進至我晉西大寧、吉縣、永和一帶的敵人，兵分三路，每路約千餘人，附炮十餘門，向河岸推進。一路向馬頭關，一路向涼水岩，一路向泥金灘，於元旦這天，占領這三個據點以後，立即用大炮、機槍隔河向我猛烈射擊，隨後又派來十多架飛機，對我陣地進行轟炸掃射，並投擲多枚毒瓦斯彈。我守備部隊隱蔽待敵，毫不驚慌，直到敵步兵集結河岸，開始運動船隻準備渡河時，才一齊開火射擊。敵人也隔河開炮還擊。相持了一天，我擊毀敵人部分船隻，殺傷敵人一部。隨後幾天，我河東友軍和游擊隊，不斷襲擊敵人的輜重和增援部隊。三處敵軍先後退走，我河防機動部隊，乘機渡河追擊，與一部潰逃敵軍激戰約三小時，然後安然撤回河西。這次戰鬥共斃敵八十餘人，繳獲步槍十餘支、馬數十匹。我傷亡排長以下指戰員八人，中毒的十多人。

通過幾次戰鬥之後，各部隊認真進行了總結，對於河防戰鬥貫徹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應該採用的戰術，取得了一些實際而有效的經驗。其中主要是兩條：一條叫“半渡而擊”，就是說，在敵人未到達我火力地帶以前，要善於隱蔽，頂住敵人大炮、飛機的狂轟濫炸；待敵人進入我火網，就應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火力，大量殺傷敵人。或擊敵於岸邊上船處，或擊敵於航渡中，或擊敵於登入之際。這一條是受我軍的武器裝備處於劣勢這一客觀條件所決定的。不等敵人到達有效射程之內就開火，只能是白白浪費彈藥。另一條叫“主動出擊”，就是說，不能採用單純防禦的戰術，而要選擇時機，於戰鬥前，或於敵人潰逃的時候，派出精悍得力的部隊，到河東襲擊敵人，以配合正面的防禦部隊。這一條要奏效，及時準確地獲得情報是個關鍵。這方面，當時邊區自衛軍的密切配合，是起了很好作用的。他們不時派出小分隊，過河去偵察敵情，與河防部隊派出的偵察人員一道，形成了一個嚴密、有效的情報網，使我河防指揮機關基本上做到了耳聰目明，能隨時掌握敵人的動向。

對於上述經驗，我們在作戰會議上交流過。1939年春天，留守兵團參謀長曹里懷在《八路軍軍政雜誌》上，以《河防戰鬥的檢討》為題，撰文作了介紹，並且指出了當時還存在的一些問題。這年夏天，我帶領機關參謀人員到綏（德）米（脂）地區檢查戰備工作時，除了察看附近的河防工事，還同河防部隊的各級指戰員一起探討，充分肯定了這些經驗。

這裡我要著重提一下6月上旬的宋家川河防戰鬥。那是在我到達綏米地區後不久，日軍萬餘人進犯柳林、軍渡一帶。軍渡是河東的一個重要渡口。以往日軍進占這個渡口，多是在飛機、坦克的掩護、配合下，沿著公路大搖大擺地向前推進。這次敵人改變了戰術，只派出一部分兵力，以炮兵開路，沿公路緩緩推進。其主力則分成兩路，在兩翼山區中輕裝迂迴前進。當時閻錫山的三個步兵團和一個炮兵團在柳林地區駐防。他們根據過去的老經驗，仍然只注意公路正面的防禦，忽視了對兩翼的偵察警戒，致使日軍的企圖得逞。閻軍一部被日軍包圍，柳林、軍渡、孟門、磧口相繼失守。隨後，日軍又像以往一樣，大炮、飛機終日對我河西陣地狂轟濫炸，直打得我陣地和附近山頭硝煙瀰漫，黃土變色。我河防部隊由於有了以往的經驗，更加沉著鎮靜，晝夜堅守陣地，在工事內進行有利的還擊，把洶湧澎湃的黃河變成了“皇軍”的葬身之地。兩天以後，日軍開始後撤。這時，我大批援軍及時趕到，迅速渡河追擊，與河東友軍密切配合，打得日軍丟盔卸甲，狼狽逃竄。這支增援部隊是經我同意，連夜從邊區內地調來前線的。他們一天行軍百餘里，連病號也沒有掉隊，鬥志非常旺盛。跟著這支部隊渡河追擊的，還有當時隨我一起到河防部隊慰問演出的“烽火劇團”的一些文藝戰士。回到延安後，黨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的記者採訪我，要我談談對這次戰鬥的看法。我著重指出，要注意敵人戰術的變化，還讚揚了我軍指戰員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隨後，記者又訪問了“烽火劇團”的文藝戰士。他們以耳聞目睹的事實，憤怒地揭露了日軍慘殺無辜、蹂躪柳林地區的罪行，同時生動地講述了我渡河部隊追殲日寇的動人事跡。

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間，由於河防緊張，黨中央決定調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陝北，加強河防守備力量。當時，正處於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夜，邊區內外的頑固派正在到處尋釁鬧事，製造摩擦事件。

為了不給頑固派造謠生事以任何口實，在下令調動三五九旅的同時，毛澤東同志指示我把這件事向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閻錫山和駐榆林地區的鄧寶珊報告一下。我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意圖將電文起草好了以後，送給他審閱。毛澤東同志認為電文表達的意思不夠充分，措詞也不夠策略，隨即將電文全部改寫了一遍。改寫後的電文是這樣的：“日寇猖狂，河防屢急，迭奉鈞座電令，加強防禦。近以敵占柳林，盤踞不去，窺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樣。迭以此情呈報朱彭總副司令。嗣奉電示：指派一二O師王旅布置綏吳警備區，鞏固河防，並資休整。現該旅已到東岸，即日渡河布防。兵力既增，河防當可鞏固。惟仍當恪遵鈞諭，激勵士氣，不使稍有疏忽……”

該電文力陳執行閻、鄧多次要求加強防禦的電令和日寇猖狂、屢犯河防之事實，說明調王旅是為了加強河防的需要，同時說明這一軍事行動既是受制於八路軍總部，又對國民黨當局以充分的尊重。毛澤東同志用心之細緻，思考之周密，實在令人敬佩。在電文後面，毛澤東同志還附筆提示我：“肖：此電待王旅確到河邊並先頭部隊開始渡河時才發，不要發早，也不要發遲。”他對發報時間考慮得這樣細緻，是很有道理的。發早了，王旅未到河岸，訊息傳出去，可能節外生枝；發遲了，先斬後奏，又難免閻、鄧怪罪。在這裡，也可以看出毛澤東同志在處理我黨我軍與國民黨統一戰線關係的一些策略思想。

正是由於電文無懈可擊，時機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了閻、鄧的認可。閻錫山給我回電說：“希飭該旅速至鞏固河防為要。”鄧寶珊的回電更是表示贊同：“王旅開駐綏吳，增厚兵力，極佩藎籌。”

儘管如此，邊區內外的頑固分子，還是抓住這件事大作文章。一時間，謠言四起，什麼“三五九旅不服從中央（指國民黨黨中央，下同），自由行動”呀，“三五九旅是來警備區消滅保全隊的，中央不知道”呀，等等。為了駁斥頑固分子，毛澤東同志指示我，立即寫了一篇文章給以駁斥。這樣，在1939年12月9日《新中華報》第一版上，發表了我的《加強河防，反對造謠破壞的陰謀家》的文章。我在文章中痛斥頑固分子的無恥讕言，轉述了上面提到的閻、鄧回電的原文，說明調王旅是為了鞏固河防，並且是按照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多次電令做的。事理俱在，那些謠言便不攻自破。

在以後的河防鬥爭中，三五九旅借鑑和發展兩年來河防部隊總結的“半渡而擊”、“主動出擊”等經驗，特別是大力加強了渡河作戰的力量。1940年3月，當日軍兵力分六路掃蕩晉西北時，三五九旅更是積極主動地配合河東我軍，連續作戰，打擊敵人。例如，3月9日，柳林敵軍三百餘人，進犯李家莊，與我三五九旅派往河東的游擊隊，激戰三小時，被我擊退。13日，柳林敵軍派出五百餘人，再次進犯李家莊，又與我游擊隊激戰一晝夜，敵人又不得不退走。3月31日，柳林敵軍一千五百餘人，附炮十餘門，進至軍渡，向我河西陣地發炮數百發，我三五九旅迅速派出部隊渡河，與河東我軍配合作戰，戰鬥一天，將敵擊退。在這次持續近一個月的戰役中，三五九旅表現突出。為此，朱、彭總副司令當時曾致電閻錫山、程潛等人，請對王旅予以嘉獎。隨後不久，毛澤東同志又指示我，致電蔣介石、何應欽、陳誠等人，並報朱彭總副司令、葉劍英參謀長，請求給予王震以獎勵。電文中說：“三五九旅接任綏德河防以來，該旅旅長王震率部督戰，勞績甚多，尤以3月戰役為最激烈。當時敵占軍渡、磧口，轟擊河防陣地，飛機大炮猛烈異常，該員親臨督戰，工事則隨毀隨修，官兵再接再厲。復於戰事緊急之際，派兵東渡，擊敵側後，卒將頑敵擊退，鞏固陝北後方。”

就這樣，留守兵團自成立後，在晉西北、晉西、晉西南八路軍的配合下，先後對日作戰達七十餘次。日軍的進攻，多數是在我宋家川對面的軍渡、磧口一帶渡口。這是因為這些地方有公路與汾（陽）、離（石）公路緊相銜接，汽車可直達河岸附近，日軍從太原調來兵力和渡河器材極為方便。從時間上來說，日軍進犯最頻繁也是最猖狂的時期是在1939年前後。而在1940年下半年以後，由於我120師主力又奉命回到了晉西北根據地，給了敵人以嚴重的打擊，加上當時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的對敵鬥爭如火如荼，特別是百團大戰予敵人重創，日軍的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這樣，日軍對河防的進犯雖然還沒有完全終止，但已是強弩之末，對陝甘寧邊區的安全威脅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