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的民間節日體育活動，大抵和漢代習俗相同，梁朝人宗懍所著《荊楚歲時記》中有所記述，但運動量較大的擊球、蹴鞠等顯著衰落，傳統武藝局限于軍營中；特別是秦漢以前文人習武之風，到南北朝時，起了很大變化。《顏氏家訓·勉學》云：“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 射則不能穿札，筆則才記姓名。”從體育的角度觀察，這個時期觀賞性的活動畸形發展，運動健身的項目明顯衰退。
基本信息,重服食輕導引,士大夫輕視習武,舞蹈風格豐富多彩,雜伎、相撲成為專門項目,緣幢、緣竿技術的發展,走索及其他雜伎,相撲的變化,圍棋、投壺日益盛行,圍棋,投壺,
基本信息
兩晉南北朝 （265～581） 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分裂割據、戰亂頻仍的時代， 民族矛盾、 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奪權鬥爭縱橫交織。這種長期混亂不安局面對當時的體育活動有很大的影響。這一時期佛教的“因果報應”、 “神不滅”思想， 對講究身體健康的體育極端不利。“神不滅” 宣揚人死後精神可以永遠存在，這種唯心主義宗教神學觀點反映在養生上必然是重“養神”、“養性”，而輕 “養形”、 “養身”，反映在體育上，則從根本上抹殺了鍛鍊身體、增強體質的意義。梁朝的無神論者范縝（450～515），針對“神不滅”的謬論，提出“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的觀點，並用生動的比喻闡明“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之於用，猶刃之於利。……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的道理（《神滅論》）。這與“健康之精神，寓於健全之體魄”的理論是一致的，但這一正確觀點受到梁武帝等的壓制並加以禁止。魏晉玄學是儒、道合流的產物，主張“以無為本”，“以靜為原”，不承認萬事萬物在運動中變化發展的事實，從而對以運動為主要手段的體育持否定態度。
重服食輕導引
這一時期的“導養”，包括導引和服藥養生兩部分，但當時廣為傳播的卻是服藥靜養，導引則被稱為“小術”，加以輕視。兩晉南北朝有關養生的論述，大都帶有濃厚的崇靜卑動、重服食輕導引的傾向。代表人物有嵇康、 葛洪等。嵇康雖也講“呼吸吐納，服食養生，使形神相親，表里俱濟”，但他強調的則是服食。他認為神仙之事 “ 雖不目見， …… 其有必矣”，並宣稱“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養生論》）。葛洪曾習武但卻主張 “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抱朴子·內篇·金丹》）。
導引雖被認為是“小術”，但仍有人重視。師承葛洪養生術的陶弘景，就曾明確提出過用導引術醫療疾病的觀點。他所著《養性延命錄》一書載有“五禽戲”的練法：“虎戲者，四肢距地，前三擲，卻二擲；長引腰、乍卻、仰天即返，距行前卻，各七過也。鹿戲者，四肢距地，引項反顧，左三右二；左右伸腳，伸縮亦三亦二也。熊戲者，正仰，以兩手抱膝下，舉頭，左僻地七，右亦七；蹲地，以手左右托地。猿戲者，攀物自懸，伸縮身體，上下一七；以腳拘物自懸，左右七，手鉤卻立，按頭各七。鳥戲者，雙立，手翹一足，伸兩臂，揚眉鼓力，（左）右二七；坐伸腳，手挽足距各七；縮伸二臂各七也”（引自《雲笈七籤·雜修攝部》）。這是關於華佗所編“五禽戲”的最早的詳盡記述。
士大夫輕視習武
舞蹈風格豐富多彩
此一時期舞蹈種類的繁多和風格的多樣，對後世某些體育項目（如體操、武術、冰上運動等）動作的演進有借鑑的作用。當時，宮廷和豪門世族大都收養有專門的歌舞伎人梁朝衡州刺史羊侃，府中有“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鹹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梁書·羊侃傳》）。這些類似“托舉”和“下腰”的舞蹈動作，仍保留在近代的體操技巧中東晉以後，“ 樂人南奔”（《隋書·音樂志上》），將宮廷歌舞帶到南方，促進了東晉、南朝舞蹈的繁盛。
北朝繼承了漢、晉的舞蹈，還將西北各地少數民族的“龜茲樂”、“西涼樂”、“西戎伎”等樂舞帶進中原，實現了各民族舞蹈的大交流。南朝也引進了北方民族的舞蹈，如梁元帝蕭繹《夕出通波閣觀妓詩》中，有“胡舞開齊閣， 鈴盤出步廊” 句；又如陳後主時，曾“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隋書·音樂志上）。在佛教藝術中也有優美的舞蹈活動，如敦煌壁畫中的“天宮伎樂”。北魏京城洛陽的景樂寺，大齋時，“常設女樂，歌聲繞樑，舞袖徐轉”，“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楊之《洛陽伽藍記》）反映了這一時期的舞蹈藝術在各方面均有廣泛開展。
雜伎、相撲成為專門項目
雜伎、相撲在秦漢時，大抵包括在“魚龍百戲”或“樂舞百戲”之中，兩晉以後，進一步分化出來，各自形成專項活動。
雜伎的演進 ；兩晉南北朝時期，像漢武帝時那樣規模盛大的角牴戲演出不復多見了，但雜伎項目日益增多，技術也逐漸提高。晉代已有馬戲的專項表演，或作為一個精彩節目出現。如晉朝的中朝元會時，有“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南齊書·禮志》）。又如後趙石虎觀看雜伎表演時，有一節目為“衣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馬）脅，或在馬頭，或在馬尾，馬走如故，名為猿騎”（陸《鄴中記》），均說明馬戲的技術達到相當高度，亦即後世“跑馬賣解”的前身。北魏天興六年 （403）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魏書·樂志》）。北周大成元年 （579），“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通典·樂典六》）。可以看出“雜伎”已與“百戲”並列，成為一項獨立活動。
緣幢、緣竿技術的發展
據《鄴中記》所載，“（石）虎正會，殿前作樂，高、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有額上緣幢，至上鳥飛，左回右轉；又以幢著齒上，亦如之”。額上，齒上均能戴竿，並有人攀援其上，做左回右轉的動作，足見緣竿的技巧已發展到相當水平。北魏碑刻雜伎圖中，有一幅為額上緣竿表演，竿上加橫木，有 3小兒盤旋其上，驚險異常。疊案演技中，梁有“五案幢伎”，北魏有“五案”，這是站在從不同角度疊起的 5張桌子上表演倒立。
走索及其他雜伎
《洛陽伽藍記》“禪虛寺”條謂：“寺前有閱兵場，……有羽林馬僧相善角牴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擲刀出樓一丈。”又《南史·王敬則傳》謂：“宋前廢帝使王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反映了當時擲刀，擲戟技術的高超。同時，走索的技術也大有提高，最精者能於“高百尺，相去四十丈”的兩座樓閣之間，以粗“麻繩”相聯，表演時， “ 令二人各從樓內出，從繩上行，以為佛神相遇”（《十六國春秋·後秦錄·姚興傳》）。此外還有槓鼎、舞輪、跳劍、弄鈴等伎。
相撲的變化
圍棋、投壺日益盛行
兩晉南北朝的文人，大都尚清談，樂游宴，這種社會風氣促進了圍棋、投壺的空前發展。
圍棋
這是當時飲宴交往的常見節目，又名“手談”。繼曹魏之後，晉代的棋風益盛。如惠帝的兒子司馬，常召賈充等入宮，“弈棋爭道”（《 晉書·賈充傳》）。南北朝時，帝王大臣無不好弈，上行下效，棋風愈熾。宋文帝劉義隆好弈，曾令圍棋名手褚思莊與會稽太守羊玄保對棋，並錄成“圖局”，供其觀賞（《南史·蕭惠基傳》）。皇帝下令品棋之事，南朝時已習以為常。如梁武帝蕭衍令長史柳惲品棋,“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棋品》 3卷，惲為第二焉”（《南史·柳惲傳》）。足見棋藝評比的規模很大。蕭衍本人也通弈道，著有《圍棋賦》、《圍棋品》、《棋法》等。晉人范汪等撰《棋九品序錄》 5卷，說明圍棋等級已分“九品”。圍棋名手遍及南北。南方有王抗、褚思莊、夏赤松，柳惲、蕭道成、羊玄保……等，均為三品以上。北方不弱於南，“後魏有范寧兒者，善圍棋，與李彪使齊，齊武（帝）令江南上品王抗與（弈），寧兒制勝而還” （《冊府元龜》卷 869）。北燕有悉羅騰，“工圍棋，窮究其妙，獨步當時，莫與為儔。俄而北平樂抄少攜出，與（羅）齊名”（《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悉羅騰傳》）。遠處東北地區的 “百濟國”，有各種雜戲， “然尤尚弈棋”（《周書·異域列傳》）。用圍棋賭博之事也層出不窮。如謝安與謝玄曾弈棋賭別墅，謝玄棋高一著，但因惦念戰事，心緒不寧，把別墅輸給了謝安（《晉書·謝安傳》）。宋文帝曾與“三品”棋手羊玄保弈棋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南史·羊玄保傳》）。當時人顏之推對圍棋活動作過評價，他認為“學者不可常精，時有疲倦，則倘為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獨坐耳！……圍棋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但令人耽憒，廢喪實多，不可常也”（《顏氏家訓·雜藝》）。
投壺
這一時期投壺之戲的風行，與士大夫好飲宴的習氣有關。南齊竟陵王蕭子良，曾因與柳惲於夜宴時“投壺梟不絕”，甚至誤了早朝（《南史·柳惲傳》）。顏之推由梁到北齊鄴中時，“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指投壺用具）”（《顏氏家訓·雜藝》）。可見南北兩地統治階級的飲宴中，常以投壺為樂。魏晉以後，由於壺具加耳， 促進了投壺技術的提高。“ 耳小於口，而賞其用心愈精，遂使耳倍多”（《經說·投壺》）。即指壺具加了兩耳後，花樣倍增。晉代已有隔障投壺的技巧，石崇有一婢女“善投壺，隔屏風投之”（《太平御覽》引《晉書》）。更為奇巧的是，丹陽縣尹王胡之“善於投壺”，能“閉目”投入，其“手熟”竟能達到如此程度（《晉陽秋》）。投壺的花樣“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會稽賀徽，“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為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顏氏家訓·雜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