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生平概況,投身革命,參加十月革命,保衛蘇維埃,建設國防,衛國戰爭,晚年,成就榮譽,個人作品,
人物經歷
生平概況
克利緬特·葉夫列莫維奇·伏羅希洛夫被譽為“紅色元帥”，他作戰極其勇敢，曾積極參與鎮壓叛軍的活動。
伏羅希洛夫
伏羅希洛夫克利緬特·葉弗列莫維奇·伏羅希洛夫於1881年1月13日出生在頓巴斯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省維爾赫尼村的一個鐵路工人家庭，其父原是沙皇軍隊的退伍士兵，後成為鐵路巡道工，其母當過廚娘和洗衣婦，家裡生活貧困。他早年失學。
8歲當牧童，10歲在煤礦當童工，13歲念了兩年書，15歲以後當信差、機械師助手、電工和鉗工（後來他自己炫耀是“紅色的革命鉗工”）。
1905年他在盧甘斯克市委和市蘇維埃擔任領導工作，組織罷工和遊行示威，被捕後交保釋放。
1908年，他和史達林一起在巴庫布爾什維克黨委會工作。不久被捕，被流放到彼爾姆省，直到1912年底為止。
1913年，恰逢羅曼諾夫王朝建立300周年慶祝大典，頒布大赦令，他才得以獲釋。
他獲釋後，舉家遷往彼得格勒，在一家鍋爐製造廠工作。
1917年二月革命期間，他曾與伊茲麥洛夫斯基近衛團建立了聯繫，並被選為該團的蘇維埃工兵代表，但因工作需要，被派往盧甘斯克市任布爾什維克黨主席。
1917年8月，他任盧甘斯克市杜馬主席。9月任該市市長和市蘇維埃主席。在全俄蘇維埃二大上，被選為全俄中執委會委員，並成為契卡最早一批被任命的工作人員。
1918年3月，他在盧甘斯克建立了一支游擊隊。國內戰爭爆發後，他率領游擊隊與馬蒙托夫、鄧尼金等白軍激戰，被托洛茨基任命為第十軍軍長。爾後，他又率領全軍1.5萬名官兵轉戰到史達林全權負責的察里津參加保衛戰。在察里津防禦戰中，他不僅作戰勇敢，多次打退克拉斯諾夫白軍的圍攻，而且還同史達林關係密切，絕對擁護史達林，共同組成軍事反對派。
1919年八大期間，軍事反對派的領導人遭到列寧和大多數與會代表的批評。列寧指出：“在我們中間仍然存在著舊式的游擊習氣，從伏羅希洛夫和戈洛曉金的發言中，大家就可以聽出這一點……伏羅希洛夫說，‘我們沒有軍事專家，我們損失了六萬名戰士’，這太可怕了……聲言我們可以不靠任何軍事專家去創下英雄業績——這難道是在維護黨的路線嗎？在不打算放棄舊式游擊心理這一點上，伏羅希洛夫同志應當感到內疚……如果當時真有一批軍事專家，有一支正規軍隊，也許我們就不會損失六萬名戰士了。”
八大後，史達林被調回中央，伏羅希洛夫被解除了第十軍軍長職務，被派到烏克蘭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
1921年3月召開十大，他被選為大會主席團委員。有一次他穿著軍裝，胸前佩戴著兩枚紅旗勳章，神氣十足，從而引起列寧的一頓諷刺挖苦。列寧說：“要在任何公務性會議上，即使是在代表大會上炫耀自己的勳章，都會被認為是極不得體的舉動。”於是在第二天的會議上，他就換了一件烏克蘭式的繡花襯衫，也不敢再戴勳章了。十大期間，他被選為中央委員，並同托洛茨基、圖哈切夫斯基一起參加了鎮壓喀琅施塔得要塞水兵叛亂的戰鬥。
內戰結束後，1921年—1924年他任實力雄厚的北高加索軍區司令，1923年任蘇聯軍委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1924年5月任莫斯科軍區司令。1925年10月伏龍芝逝世後，蘇聯軍委會改組為國防人民委員部，由他負責主持日常工作。在他同圖哈切夫斯基共事中，關係日趨惡化。1926年他擔任政治局委員後，從此就死心塌地緊跟史達林，積極同所謂的“反對派”的軍政人員作鬥爭。
1929年的伏羅希洛夫
1929年的伏羅希洛夫伏羅希洛夫因作戰異常勇敢而被譽為“紅色元帥”，有關他的傳奇之說秀出班行、聞名遐邇。但他並不是一個真正的軍事家，只不過是一介赳赳武夫。在他的政治和軍事生涯中，不如莫洛托夫勤奮不倦，不如卡岡諾維奇擅長組織，不如馬林科夫諳熟官場內幕，不如日丹諾夫理論高深，甚至不如赫魯雪夫精明強幹、點子很多，但他與眾不同之處就在於服從命令聽指揮，踩著其他紅軍高級將領的頭往上爬，積極參與鎮壓軍隊高級幹部的罪惡活動。他當眾承認自己渺小而吹捧史達林的軍事天才，公開宣稱史達林是蘇聯紅軍的締造者、組織者、鼓舞者，是“我們星球上的最偉大的人物”。正因為他積極參與清洗紅軍將領，史達林需要這種“紅色元帥”，所以他才能長期地保持住在黨政軍集團中的高位。
1936年—1938年的大清洗運動中，當史達林一手製造的血腥煉獄的大門打開之後，伏羅希洛夫就毫不猶豫地點燃了殘酷鎮壓之火。他直接參與殺害的中級指揮員高達五千名（其家屬還遭到非人的磨難）。經過他批准逮捕和槍決的電文不計其數，比如其中著名的有：哈巴羅夫哈克，布柳赫爾，答88號，審判；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戈巴契夫，答39號，準予逮捕；極地，北極區艦隊司令，答212號，審判並給予應有的懲罰；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蓋利特，找到、逮捕並嚴加審判；列寧格勒，德賓科、馬格爾，答16758號，準予逮捕和審判；提比里西，古比雪夫、阿普謝，答344號，審判並槍決……還不止如此，連他最親密的第一副手、副國防人民委員伊·費·費季科和上校副官蘭戈沃伊遭到逮捕和處決前請求他營救，他連站出來為他們說一句公道話的勇氣都沒有——這說明他的良心早就在他的肉體死亡之前已經死掉了。
1938年11月29日，伏羅希洛夫在軍事會議上作報告：“在1937年—1938年紅軍清洗過程中，我們清除了四萬多人；而在1938年十個月中，我們根據史達林同志教導的‘學會重視人才、重視幹部’，我們提拔了十多萬名新的指揮員。”
1940年初的蘇芬戰爭充分暴露了伏羅希洛夫指揮上的無能。4月在工農紅軍最高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總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根據史達林的意圖在長篇發言中公開批評了他在指揮上所犯的錯誤。會議決定解除他所擔任的國防人民委員職務，由鐵木辛哥繼任，他改任為蘇聯人委會副主席。
1941年6月22日衛國戰爭爆發後，鐵木辛哥承擔了統帥部的指揮工作，朱可夫被賦予領導總參謀部的重任，伏羅希洛夫被派往西部戰線，但未能阻止德軍的瘋狂進攻。7月1日，伏羅希洛夫被召回莫斯科，負責領導西北防線的防禦工作；8月被派往列寧格勒；9月被分配擔任檢查莫斯科、伏爾加、中亞細亞和烏拉爾各軍區內紅軍後備部隊的訓練工作：這些，無疑都是降職使用。1942年，他被任命為游擊運動總司令和國防委員會所屬的戰利品委員會主席。
二戰後，伏羅希洛夫退出軍界，被任命為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1947年兼任部長會議文化局局長。他越來越失寵。有一次史達林在看電影時對貝利亞說：“我們真得好好照看伏羅希洛夫，看來不少布爾什維克都不樂意挨著他坐嘛。”甚至有一次在政治局會議上，史達林竟聲言他是英國間諜。有時政治局開會也不通知他參加。在這種情況下，他就打電話詢問波斯克列貝舍夫，低聲下氣地說：“勞駕請您了解一下，我是否能參加這次的政治局會議，好嗎？”。史達林原準備清除他和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的，但因為列寧格勒案和醫生謀殺案牽扯精力，騰不出手來，只好把他們放在一邊，等以後有機會再作處理。
1952年10月十九大上，伏羅希洛夫當選為擴大的中央主席團委員，並進入主席團的九人執行局。
史達林逝世後，伏羅希洛夫繼續擔任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同時還擔任了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1957年6月，中央全會通過了《關於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伏羅希洛夫因倒戈站到赫魯雪夫一邊，不但在《反黨集團》中沒有列上他的名字，而且仍然被選為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並繼續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
1957年4月15日，伏羅希洛夫作為國家元首率代表團出訪中國，毛澤東為了借用他的權勢以抵制反華的赫魯雪夫，用最高的規格來接待他。從北京南苑飛機場到天安門，動用了幾十萬軍民在鑼鼓喧天聲中夾道歡迎。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到南苑機場迎接。那天，他身著元帥服，胸前戴滿勳章，神氣十足，洋洋得意。
1960年5月，根據本人的請求，伏羅希洛夫被解除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職務，但仍擔任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
1961年7月二十二大上，赫魯雪夫點了伏羅希洛夫的名。多數代表發言都揭發批判了他的罪行。他舉止失常，焦躁不安，如坐針氈，最後怒氣沖沖地把筆記本摔在桌上，起身離開會議大廳。但第二天他又回到會場，再次就座耐心聽著別人對自己的批判。10月27日在中央全會上，他念了一份聲明：“……我深知，我在支持反黨集團的發言時已經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同時還被迫承認：“我對過去那一段時期里所犯下的許多錯誤深感悔恨。”赫魯雪夫在總結髮言中，一方面譴責伏羅希洛夫，一方面又呼籲與會代表對他採取寬大為懷的態度。因此，他不僅被保留了黨籍，而且還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但在新的中委會和黨的機構中都沒有為他安排重要職務。
儘管在1962年和1966年他兩度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但他卻很少參加會議，也很少拋頭露面，幾乎停止了政治活動。以後，他繼續享受特權，住在莫斯科郊區的鄉間別墅；他的妻子早已去世，同繼子彼得一家住在一起安度晚年。
1969年12月3日，伏羅希洛夫去世，被埋葬在克里姆林宮紅牆下。
投身革命
1903年加入蘇聯共產黨。1918年參加蘇軍。出身於鐵路工人家庭。1896年起在尤里耶夫冶金廠（阿爾切夫斯卡亞火車站）當鉗工學徒。1903年起在盧甘斯克加爾特曼機車製造廠工作。1904年當選為布爾什維克盧甘斯克委員會委員。1905年任盧甘斯克蘇維埃主席，領導工人罷工和建立戰鬥隊的工作。1906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第一次與列寧會見。1908年—1917年在巴庫、彼得堡和察里津做黨的地下工作，屢遭監禁和流放。
參加十月革命
積極參加了1917年二月革命，為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蘇維埃成員和布爾什維克黨團執行局委員。1917年3月起在盧甘斯克領導革命鬥爭，任盧甘斯克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前夕為武裝工人和建立赤衛隊做了大量工作，積極參加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1917年11月被任命為彼得格勒委員，同捷爾任斯基一起從事肅反委員會的組織工作。
保衛蘇維埃
1918年3月初德奧軍隊加緊進攻烏克蘭時，伏羅希洛夫組織了盧甘斯克社會主義第1支隊，保衛了哈爾科夫接近地。根據他的建議，由各紅色支隊組成烏克蘭第5集團軍，對入侵烏克蘭的干涉者進行了有組織的抵抗。該集團軍對德國占領者和頓河哥薩克反革命白匪進行了3個月激戰，進抵至察里津，與蘇維埃軍隊會合。在察里津戰役中，伏羅希洛夫任察里津軍隊集群司令、南方面軍副司令兼軍事委員會委員、第10集團軍司令。為把零散部隊組成正規的戰鬥團和師，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他十分重視建立紅色騎兵。1918年11月被選入烏克蘭臨時工農政府，任內務人民委員，後任哈爾科夫軍區司令。1919年5月領導了肅清格里戈里耶夫匪幫的作戰。同年6月任第14集團軍司令，指揮了葉卡捷琳諾斯拉夫（今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保衛戰。後任內烏克蘭方面軍司令，指揮了基輔戰役。1919年3月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曾附和“軍事反對派”否認利用軍事專家的必要性。1919—1921年參加組建了騎兵第1集團軍，任集團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該集團軍在粉碎鄧尼金軍隊，從波蘭白匪手中解放烏克蘭和消滅弗蘭格爾軍隊的作戰中，起了重大作用。因在高加索方面軍的作戰中表現英勇，榮獲紅旗勳章；因消滅弗蘭格爾軍隊立有戰功，1920年榮獲革命榮譽武器。國內戰爭時期，他在紅軍中做了大量的政治教育工作。1921年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俄共（布）中央委員。1921年率領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代表小組參加平定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亂，榮獲第二枚紅旗勳章。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東南局委員、北高加索軍區司令。因善於領導軍區部隊對北高加索土匪進行鬥爭，榮獲第三枚紅旗勳章。1924年起任莫斯科軍區司令，並為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同伏龍芝一起積極參加了軍事改革。1925年11月—1934年6月任陸海軍人民委員、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34—1940年任蘇聯國防人民委員。
建設國防
衛國戰爭
衛國戰爭伊始，就直接參加了粉碎德軍的組織工作。1941年7月10日—8月31日任國防委員會委員、最高統帥部大本營成員、西北方向總司令。1941年9月5日—12日任列寧格勒方面軍司令。1942年9月6日—11月19日任游擊運動總司令，積極參加了游擊鬥爭的組織工作，親自訓練游擊隊指揮員，使游擊隊的行動與軍隊的作戰相互配合。1943年1月作為大本營的代表，在對列寧格勒封鎖的突破的作戰中，協調了列寧格勒方面軍和沃爾霍夫方面軍的行動。1943年12月被派往濱海集團軍去參加擬制解放克里木的戰役計畫和組織步兵與海軍的協同。出席過蘇、美、英三國莫斯科會議（1941年）和蘇、美、英領導人德黑蘭會議（1943年）。
此後，伏羅希洛夫在蘇聯紅軍中做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黨政工作。從1924年起任莫斯科軍區司令。與伏龍芝等人一起參與領導了軍事改革。1925年至1934年，他升任陸海軍人民委員和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此後又擔任了6年蘇聯國防人民委員，為加強蘇軍建設花費了大量心血。
衛國戰爭一開始，他就直接參加了粉碎德軍進攻的組織工作，先後擔任國防委員會委員、最高統帥部大本營成員、西北方面軍總司令和列寧格勒前線司令、游擊隊總司令等職。但由於他對戰爭的認識在一些方面仍停留在騎兵時代，對當代戰爭中的新情況認識不足，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績一般，未能象在國內戰爭中那樣得到人們的高度讚譽。
晚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於1945年—1947年出任盟國對匈牙利管制委員會主席。1952年—1960年為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1953年—1960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61年10月在蘇共二十二大上，因被指責為支持反黨集團而未進入新的中央委員會。1966年4月蘇共二十三大後，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1969年12月2日病逝。
成就榮譽
伏羅希洛夫為加強蘇聯防禦威力付出了很大精力。1945年—1947年任盟國對匈(牙利)管制委員會主席，大力幫助匈牙利人民重建自己的國家。1946年—1953年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1953年3月—1960年5月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60年5月起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蘇聯第七屆最高蘇維埃代表。伏羅希洛夫的自覺的一生是與列寧共產黨緊密聯繫在一起的。1921年—1961年10月和1966年以後為蘇共中央委員，1926年—1952年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52年—1960年7月為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蒙古人民共和國英雄。獲列寧勳章8枚，紅旗勳章6枚，一級蘇沃洛夫勳章1枚，獎章及外國勳章多枚，革命榮譽武器和榮譽武器各1件。葬於莫斯科紅場。
個人作品
著作：《蘇聯國防》（言論和書信選集），莫斯科1937年版；《捍衛社會主義的紅軍》（1938年言論、命令和賀辭彙編），莫斯科1939年版；《生活紀事》，第1卷，莫斯科1968年版；《緊急任務》，載《大家都是士兵》一書，明斯克1968年版。
伏羅希洛夫雕像
伏羅希洛夫雕像伏羅希洛夫在他的回憶錄《生活的故事》的前言中寫道：“我不信上帝，但我感激自己的命運。因為降臨我頭上的那條道路，正是我有幸走過來的道路。再也沒有比工人和革命士兵的事業更崇高了。”因此，蘇聯人稱他是“軍隊的統帥”和“人民的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