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名稱：傘兵三團起義
- 地點：連雲港
- 時間：1949年4月
- 參戰方：國民黨空軍傘兵第三團
- 結果：起義成功
- 參戰方兵力：國民黨空軍傘兵第三團
- 傷亡情況：無
- 主要指揮官：劉農畯
- 人數：2500
背景,起義經過,起義成功原因,相關人員去向,相關作品,
背景
傘兵三團簡介
國民黨的傘兵部隊，最初由國民政府責成杜聿明於1944年在昆明創建，劃分為一、二、三團。隸屬陸軍總部。傘兵軍官都是國民黨中級和高級軍事院校的畢業生，一律美式裝備，是以傘降或機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戰的合成兵種，具有空中快速機動和地面猛烈突擊的作戰能力，因而成為國軍的特種嫡系機械化部隊。蔣介石曾將這支部隊用於兩廣、湖南等地的對日作戰。日本投降後，傘兵司令部由昆明開往上海，而後調駐南京，內戰期間加入徐州戰區與解放軍作戰。
但在1949年初，隨著解放軍三大戰役的勝利，南京國民政府即將土崩瓦解的時刻，蔣介石卻命令這支精良部隊由南京調防上海，以構築最後的堡壘。其中第三團駐防安亭、三林塘一帶，擔負滬寧線和滬杭線鐵路警備任務。就在渡江戰役前夕，為了謀求最後的逃路，蔣介石匆忙趕至上海，召見傘兵司令張緒滋少將和三個傘兵團的正副團長們，決定將傘兵部隊調往福建，然後去台灣。3月中旬，傘兵司令張緒滋根據蔣的命令，開始制定南撤方案。
密謀起義
中共地下組織策反國民黨傘兵的計畫是從49年初開始實施的。當時，陳家懋的主要策反對象是傘兵司令張緒滋（陳與張是同鄉，並且還當過他的副官），而地下黨的主要力量大都集中在了傘兵第二團，所以當傘兵部隊由上海轉運福建的時候，起初的計畫是讓一、三團先走，把二團和軍械所留在最後。可問題是傘二團團長趙位靖的思想十分頑固，並且對部隊的控制又非常嚴，地下黨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運作機會，而就在他們一籌莫展的時候，傘三團團長劉農畯卻通過在“中法高級職校”（上海機械專科學院）工作的弟弟劉振武與共產黨方面取得了聯繫。
劉農畯是湖南邵東人，他的叔父劉驚濤是湖南農民運動的領導人之一，1927年被反動地主殺害了。劉團長的這段背景在當時並不是秘密，傘三團中的邵陽籍軍官全都知道，但因為那時候國民黨官員與共產黨有歷史關係的人非常多，甚至有許多人原本就是從共產黨那邊過來的，所以大家並沒有太把它當回事。中共地下組織事先顯然也沒有想到劉農畯能夠有反蔣起義的覺悟，等得到訊息之後才匆忙往傘三團調集力量，不僅人數很少，時間也比較晚了。
好在傘三團的情況比較特殊。48年，傘兵主力一直在前線作戰，而第三團卻是由劉農畯在後方新建起來的。這個團雖然沒有打過仗，但人員都經過精心挑選，三個營長有兩個是湖南邵陽人，團部軍需、副官、文書以及直屬連的軍官不是團長的親戚就是團長的同學或者同鄉。這個“小圈子”力量非常穩固，事實也證明，它在中字102號的起義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加緊南撤
蔣介石在哀嘆國軍主力喪失之餘，抓緊制定應變計畫——在堅守長江南岸防線的同時，將嫡系精銳部隊撤往台灣，保存實力，以便東山再起。為此，責成國防部命令傘兵司令部：“著傘兵部隊分作三個梯隊，分別於3月中下旬、4月下旬，按一、二、三團順序，從海路南撤福州待命。不得有誤。” 劉農畯立即將此情況通過周其昌轉告了我地下黨。
接到情報後，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研究決定：放棄原定的傘兵團晚些時候配合其他國民黨部隊在上海起義的方案，讓傘兵3團在調防途中起義。同時，為集中策反力量，中共上海局決定把對策反傘兵3團的三股力量匯合在一起，歸上海策反委員會統一領導，這樣，這幾路地下工作者才接上了關係。
此時，南撤計畫又有了新變化。3月20日，國防部給傘兵司令部下達命令：“因戰局吃緊，日後恐無法解決運輸船隻，三團需提前起程，與傘兵司令部軍械處一道，和傘兵二團合併為一個梯隊，於3月28日撤離上海。”
接到這道“提前起程”的命令，劉農畯心中一驚。因為目前官兵的工作還沒有來得及做，另外與2團合編梯隊行動多有不便。他趕緊囑咐周其昌立即向“策反委”負責人張執一、李正文報告。這時候的上海灘已處於腥風血雨之中。根據蔣介石的手令，軍警憲正一齊出動，對地下党進行大規模搜捕。此時的張執一、李正文已暴露身份，不得不匆忙轉移去了蘇北根據地。策反委員會的工作改由張登主持，傘兵3團起義一事則移交給田雲樵負責。他們仔細研究以後，認為應該設法推遲南撤時間，還要確保3團單獨調防，這樣才能保證起義萬無一失。於是通過內線來干擾和推遲南撤的行動計畫。
三天后，傘兵司令部接到段仲宇報告：“傘兵3團一營在上海北站執行特別警戒，京滬杭警備司令部要集中兵力布防上海外圍戰線，旬日之內抽不出人力接替一營，故3團暫時不能南撤。至於該團待後撤離時的船隻，我當一定負責準備。”此時的段仲宇，已調任國民黨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將副司令，專管海陸運輸船隻調度。他按照“策反委”的指示，給傘兵司令部施加了“滯後南撤”的影響。
傘兵司令張緒滋不敢在沒有接替的情況下，把負有“特別警戒”任務的3團1營拉走。便電告國防部：“擬同意3團與軍械處延至4月13日一起撤往福州。1、2團則在3月28日按時起程。”國防部作了答覆。劉農畯接到3團推遲南撤的命令後，內心稍安；但又怕再出意外的麻煩，便急切要求會見新的聯絡員舒忻，商討起義具體事宜。最後決定在江北進行起義。
4月9日上午，田雲樵、舒忻、陳家懋、劉農等人喬裝打扮，陸續來到上海“大滬飯店”，由扮作堂倌的周其昌引到二樓雅座，對起義具體事項一一研究。為使起義取得成功，成立了由劉農畯、周其昌、陳家懋、李貴田、孟虎等5人組成的“傘兵3團起義指揮部”，劉農畯任總指揮。同時成立了領導起義的黨支部，由共產黨員和積極分子組成武裝糾察隊，密切監督和處理突發情況。中共上海局“策反委”田雲樵，在碰頭會上鄭重宣布：“起義途中，情況變幻莫測，要及時正確應變。對於膽敢武力抗拒者，堅決鎮壓，決不留情。” 4月10日，劉農畯在三林塘團部召開連以上軍官會議，宣布奉調南去福州，13日離開浦東，傘兵司令部軍械處與3團同行。他責成陳家懋和李貴田負責聯繫船隻，安排、組織人員物資上船。
“中字102號”郡級滾裝船
“上海港口司令部”的正式名稱其實是“聯勤上海運輸指揮部”，是隸屬於“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總司令郭懺）的幹線運輸管理機構，與負責支線調配的“補給區司令部”是平行單位。上海港口司令部的司令是湯恩伯的親信楊政民，另外還有好多個分管鐵路、公路、倉儲等各方面的副司令，段仲宇也是其中之一。然而，真正最有油水的海運組卻始終掌握在楊政民自己手裡，具體負責的是他的副官吳鐸。、
當時港口司令部原本計畫給傘兵三團配備“海遼號”，但是由於“海遼號”不吉利，而換了。 “海遼號”是美國Manitowoc船廠1920年的產品，原名San Antonio，賣給中國後起名為“海閩號”，這“海閩號”船的頭一次航行就撞沉了吳凇軍港的小火輪，弄死了十六個軍校實習生，然後又開到廈門去撞翻了“伏波號”，於是就改叫“海福”。結果“海福”改了名字卻沒改脾氣，又繼續去撞陸軍的運兵駁船，再幹掉一百多人，只好又更名為“海遼”……兩年來，這倒霉傢伙的航行經歷就是撞船、維修、改名、再撞船、再維修、再改名，反正專跟兵艦過不去，撞掉了海軍撞陸軍，只剩下空軍還沒有碰過，所以傘兵三團當然不願意給它這個“破記錄”的機會。因此最後起用招商局的“郡級滾裝船”。
但是實際原因是劉農畯所說的“海遼輪不吉利”當然只是藉口。當時他不願意使用這條船的真正原因是因為其客艙容量太大，在裝載傘三團的同時一定還會加運其他部隊，這將影響原定的起義計畫。同時，在之前的“普陀山軍演”上，傘兵部隊乘坐的就是“郡級滾裝船”，對它了解較多，因此選擇它更加利於起義。
4月10日上午，“中字102”出航前的準備會在招商局大樓召開。主持會議的是上海港口副司令劉耀漢，是個留美的海歸，抗戰時期曾經擔任過美軍顧問團的首席翻譯，經常陪著外國大鼻子到傘兵基地來視察，並且還給“留美預備班”的學員上過課。出席會議的有傘三團團長劉農畯、傘兵軍械處主任陳家懋、港口司令部海運組長吳鐸、招商局副總經理黃慕宗（解放後任上海徐匯區政協委員）等十多個人。
劉耀漢在會上宣布：“中字102”滾裝輪將運載傘兵第三團、傘兵司令部軍械處、第22兵團通信隊以及轉送福建的 “國大代表”和家眷，總計四個單位三千餘人和兩千多噸物資，定於4月13日啟程前往福州，預計航程48小時左右。行船期間由劉農畯擔任軍事指揮長、傘兵第三團負責紀律糾察，規定每隔八小時向招商局（港口司令部海運組）報告一次位置坐標，並劃定了具體的航行線路。
起義經過
”前往青島“
4月13日下午4時半,中字第102號坦克登入艇離開了黃浦碼頭,駛出吳淞口,劉農畯在他的房間裡召開了營長以上幹部會議。會上,劉農畯拿出假電報,告訴大家,國防部來電報要部隊改開青島。由於事出突然,幾個營長思想都沒有準備。這時,副團長姜鍵問了一聲:“任務是什麼?”劉回答“任務不明”。本來在會場外面已做了準備,如有變故,即行斷然處置。因會議開得比較順利,就沒有採取措施。
下午6時許,船駛出長江口,向南航行。這時天已黃昏,糾察隊的同志按計畫進入各自的崗位。李貴田登上駕駛台找到船長,拿出假造的國防部電報命令船長改變航向,開赴青島。船長服從命令,將船掉轉航向,向北開去。這天正好是農曆三月十六,一輪明月懸掛天空,耀眼的海波涌著登入艇疾速前進。
艦上譁變
船向北開後不久,團政工室的一個女隊員因暈船跑到甲板上吹風。她一見月亮的位置不對,立即叫了起來:“哎呀,不對啦,剛才月亮在船的左邊,現在怎么跑到右邊?”她這一叫,引起了通信連一部分人的驚訝和騷動。輪船轉向的起因多半與團長劉農畯有關，但究竟還有多少人介入其中卻難以判斷。客艙里的姜鍵副團長態度曖昧、而一營長鐘漢勛和二營長楊鶴立又都是劉農畯的湖南老鄉，想來想去就只有住在外面甲板上的團附（參謀長）李貴田和三營長李敬賓還能夠指望了。可這時候，船尾客艙與外界已經無法進行聯繫，舷梯上架起了重機槍，黑洞洞的槍口正直指艙門，一個身高超過一米九的壯漢雙手叉腰守在那裡，怒目圓睜、威風凜凜，就象是鬥神一樣。
艙室里的乘客此時也已經猜到外面正發生著什麼不尋常的事情，22兵團通信隊的吳學挺隊長跑來探問“兵變了怎么辦？”。直到這時，仍有一部分人依然對局勢的“好轉”心存僥倖。他們覺得軍艦的譁變原本就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而傘兵部隊的文化素質高、政治要求嚴、待遇條件好，長期以來都以“黨國精銳”自居，附和叛亂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甲板上負責彈壓的那幾個軍官明顯都是剛入伍不久的新人，既缺乏威望也缺少經驗，只要出現合適的機會，船上的局面就極有可能發生逆轉。臨近中午的時候，艙面上突然傳出一陣嘈雜的聲音，聽得出是有人在廝打，還聽見有人在喊叫：“團長！我們要見團長……營長，營長在哪裡？”，此時姜鍵、鐘漢勛和楊鶴立躺在床上一動不動，絲毫也沒有準備回應的跡象。沒過多久，甲板上又傳來一連串槍響，外面的一切就平靜了下。下午三點，幾個督察隊員進入客艙搜繳武器，姜鍵這時也站起來要求大家交出各自的佩槍。
事已至此，輪船上原本十分緊張的氣氛反而平靜了下來。交出武器之後，客艙里的軍官陸續被喊出去開會。所謂會議室其實就是艦橋上的軍官餐廳，餐廳門口的一邊站著團部連連長劉錦世，另一邊站著排長孟虎（就是那個身高一米九幾的大個，他是華野敵工部的人員）。從船尾一路走來，大概判斷出兵變的內情——副團長姜鍵以及一些營長連長兩手空空、表情木然，在督察隊的監視之下顯得無可奈何，而在艦橋上站著的傘兵軍械處主任陳家懋和傘三團團附李貴田則是全副武裝、喜形於色，分明是這次事件的組織者。前甲板上，通往中艙的跳板已經被收了上來，幾挺重機槍對準了艙門口，底下的兩千多號人馬別說是只有空槍沒有彈藥、就是裝備齊全也很難沖得上來。
會議結果
14日下午4時,劉農畯在他的房間召開連長以上軍官會議。會上,劉農畯就到青島的問題,講清了形勢、前途和全船人的處境。他說,如果繼續再跟國民黨走,只能是“欲進不能、欲退不得”的死路。考慮到全船2500多人的身家性命,有的還帶有家小,到底怎么辦?緊接著他說:“共產黨已派人來聯繫,歡迎我們舉行起義去解放區,希望大家表態。”會議沉默了一段時間,有個連長說:“請團長作主!”接著又有幾個連長、營長重複了這句話。一位副團長和個別人問:“共產黨的代表在哪裡?我們想見見這位代表。”劉農畯把1948年打入傘兵司令部參謀處的地下黨員陳家懋指了一下,說:“這是陳處長。”陳家懋根據黨支部的決議,站起來對他們講了形勢,同時說明政策,歡迎大家起義去解放區。結果,大家就在這個會上,作出了舉行起義的決定,並立即著手進行起義的準備工作。
劉農畯由周其昌及糾察隊員陪同,與連隊幹部及士兵頻頻交談,幹部情緒漸趨穩定。14日晚8時,船隻改變了新航向,朝連雲港開去。時近拂曉,傘兵起義宣言已經印好,李貴田帶著孟虎和幾個糾察隊員到各連去散發。
抵達新海連特區
1949年4月15日清晨6時,登入艇已經到達連雲港外。此時,劉農畯把全體排長和部分連以上幹部集中到甲板上的大廳內,劉農畯和陳家懋分別向他們講清形勢,宣布了起義的決定和政策,同時請他們將這些意見轉告給全體士兵。上午8時,中字102號登入艇被領入港內。從即日起傘兵第三團海上起義終於勝利了。
起義傘兵到達連雲港,新海連特委和當地軍民熱情接待。當天下午,特委負責同志蘇羽親自趕到港口,向起義人員進行慰問。下午派專列火車把部隊送到新浦。5月18日,新浦連軍民召開了對起義傘兵全體官兵的歡迎大會。谷牧致歡迎詞,熱烈歡迎起義傘兵的全體官兵光榮歸來。傘兵全體官兵向黨中央、毛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發了致敬電,並向全國父老發出了起義聲明,在我解放大軍渡江前夕,解放區廣播電台播發了這個聲明。毛主席、朱總司令當天就給部隊發來了慰勉復電。中央領導同志對傘兵的關懷,給了起義傘兵以巨大的鼓舞。
起義成功原因
技術層面
從技術上講，傘三團起義的成功主要得益於三點。一是巧妙利用LST型坦克登入艦的構造，把絕大多數官兵封鎖在了船艙里；二是事先調走思想比較頑固的監察人員，從而順利地掌握了甲板和艦橋的控制權；三是布設疑陣、虛張聲勢，摧毀了其他人的意志。當傘兵團長劉農畯、軍械所長陳家懋和中校團附李貴田等高級軍官突然表明自己的身份，並且宣稱船上還隱蔽著大量的共產黨員的時候，各級部下立刻在震驚之中陷入了相互猜疑，從而無法再採取有效的抵抗措施。
上層協助
之前劉農畯與陸大的同學，蔣介石侍從室少將侍從段伯宇聯繫上。
段伯宇，畢業於國民黨陸軍大學，和劉農畯同為陸大二十一期同學。抗戰期間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其胞弟、國民黨軍務局參謀、地下黨員段仲宇推薦入軍務局，主管軍事情報。按地下黨指示，段伯宇以隸屬關係和同窗之誼接近劉農畯。老同學見面自然非常親切和隨意，經過幾次交往，劉農畯表明了心意，願意投奔共產黨。段伯宇向劉傳達了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利用南撤之機，在上海舉行起義；然後調轉船頭北上，直馳蘇北連雲港解放區。劉農欣然接受這個方案，並同意讓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員會派周其昌打入傘兵團，與李正文單線聯繫。為名正言順，劉農畯委任周其昌為3團通信連“中尉通信員”，住在團部，以便及時掌握情況。
相關人員去向
國大代表
在得知解放軍渡江的訊息之後，乘坐“遠東號”去香港的四十多個國大代表及家眷選擇了不同的道路，有的留在香港，有的去了台灣，有的跑到南美洲去了。張志韓先生依然追隨何應欽和劉建群，後來他以執教為業，曾經擔任過台灣大學教授和東吳大學的教務長，致力研究“考試監察制度”，並發表了許多學術文章。
部分傘兵軍官
大約在國大代表離開香港之後的一個月，傘三團副團長姜鍵、二營營長楊鶴立以及十多個連營級軍官也到了香江。他們是根據共產黨“去留自便”的原則離開解放區的，楊鶴立等人轉道去了馬來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而姜鍵等人在香港住了一段時間之後，於1950年去了台灣，接著就被槍斃了。姜鍵被判處死刑的名義是“叛國罪”，直接原因是他49年4月在傘兵致西柏坡的“致敬電”上籤了名，更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的台灣正處於“肅奸防諜”的高潮，從國防部到各基層單位的“赤色疑犯”都遭到了嚴厲地處分，姜鍵自然也就在劫難逃。
傘兵司令張緒滋也受到了牽連。他被撤了職、還被關了幾天，幸虧有朋友說情才算保住了性命，然後就到美國去了。通常情況下，高級軍官退伍的時候應該可以獲得由政府提供的安家費和養老費，但張少將卻沒有享受到這個待遇，他到德州以後只能在商鋪里幫人打工，日子過得非常窘迫。不過，張老先生晚年依然十分關心祖國的統一大業，時常以“宗國強”（中國強）的名字在華文報紙上發表文章，對民族的未來充滿了希望。
大部分傘兵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