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影響因素,
表現
企業的政治關聯主要表現為：
第一，聘請曾任政府官員出任企業高管；
第二，曾任政府官員下海創辦企業而形成的企業高管的政府背景；
第三，企業家通過當選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參政議政。
影響因素
(一)正式制度的完善程度
正式制度包括憲法、產權制度和契約等，規範和習俗則為非正式制度。大部分社會和經濟生活都受非正式制度的規範，任何正式制度的作用都離不開非正式制度的輔助，同樣，非正式制度有效地發揮作用也依賴於正式制度的支撐。林毅夫認為：在一些情況下，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顯得更為重要，這源於正式制度的缺陷至少可以部分地通過非正式制度的運行得到彌補。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交織在一起，共同支撐著資本市場和社會經濟的運行。企業總是處於特定的制度環境中，並且行為往往適應環境規則，從而企業的很多行為應該是內生於所在的制度環境。正式制度架構了企業存在的制度環境，而企業的政治關聯則可看成是非正式制度的存在。制度環境越不完善，民營企業建立政治關聯的動機就越強。
(二)資源市場化程度
任何組織都不可能控制著生存與發展所需要的全部資源，組織所需要的資源包括人員、資金、社會合法性、顧客以及技術和物資投人等，獲取和保持資源的能力是組織生存必不可少的。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雖然市場機制發揮一定作用，但是由於資源稟賦、地理位置及國家政策等差異，我國各個地區的市場化程度存在較大差異(樊綱等，2007)。理論和實踐都已經證明，非市場化的制度安排是低效率的，會造成資源分配的嚴重不公平、不均衡，企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非市場機制來獲取資源。資源市場化程度越低，企業建立政治關聯越強烈。
(三)所有權性質差異
一般來說，由於過去長期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是建國以來就得到大力支持和發展的兩種所有制企業形式，而且往往在目前的行政規制中，享有與主管部門實質相當的身份和級別，可以說，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具有天然的政治關聯。Faccio(2007)認為，國有企業的產權屬性及在實現政府目標方面的獨特地位，導致政府可能在產業政策、行業規制、資源配置、政府訂單等方面給予國有企業以扶持和傾斜，還可以得到政府保護。由於民營企業缺乏像國企一樣的來自行政系列的身份，往往在工商、稅務、環境等一系列行政規制中，不能享有和這些主管部門實質相當的身份和級別，生存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
(四)文化傳統
我國悠久的歷史、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孕育和造就了獨特的人文社會環境，粱漱溟(1990)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徵正是從中國文化而來；成良斌(2006)認為：中國的主流文化主張“性善論”，強調每個人內心的修為和自覺性，而忽略外部因素的制約，這直接導致了人治、專制和正式制度的變通；王利平認為：中國人的人生觀是以儒家信條為主形成的，是肩負光宗耀祖、造福子孫使命，遵循“以義取利”等一系列家族秩序規範基礎上的行為規範，看重血緣親情，重視人際關係，善於審時度勢，協調人際關係，冷靜理智行事，積極追求家族(組織)興旺發達和個人道德行為(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價值取向。正是重生重情、情理交融的自然之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內聖外王的儒家訓命塑造了中國的關係文化。因此，政治關聯是深深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深處，可能是我國企業政治關聯區別他國企業政治關聯的根本標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