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產業結構影響的研究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產業結構影響的研究》是左軍英著的博士論文，由武少俊指導。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產業結構影響的研究
• 論文作者：左軍英著
• 導師：武少俊指導
• 學科專業：國民經濟學

基本信息

副題名

外文題名

Research of the effect of the RMB increasing in value to our industrial structure

學位級別

博士論文

學位授予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

學位授予時間

2008

關鍵字

人民幣 貨幣升值 產業結構 匯率

館藏號

F121.3

館藏目錄

2009\F121.3\2

中文摘要

自2005年 7月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不斷攀升，至2008年2月20日，已升值至7.14元/美元，實際升值11.96%。由於我國經濟對外貿易依存度較高(2007年達到了63.46%)，人民幣升值直接影響著我國經濟比較優勢的發揮，也直接作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度化。 第一章，從匯率體系的形成著手，分析了目前國際匯率體系的特點和影響匯率變動的主要因素。匯率變動雖然是由經濟和政治眾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根本因素是經濟的發展和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是貨幣本身所內含的價值量發生變化的結果。貨幣作為商品的一般等價物，無論在金本位時代還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或牙買加體系的貨幣符號(紙幣)時代，都內含著本身所代表的價值量。兩種貨幣匯率的形成和波動，其實質是兩種貨幣之間內含價值量的比值變化，匯率的浮動也圍繞著其所代表的價值量而上下波動。 人民幣的升值，雖然有較強的政治背景，美國、日本、歐共體等分別從本身的利益出發，給人民幣升值施加了不同的壓力，但人民幣升值的內因才是根本原因，即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這集中體現在我國在國際收支中的不平衡和巨額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 第二章，研究了人民幣的匯率及其發展趨勢。關於人民幣的實際匯率問題，國內外進行研究的機構和專家較多，結論差距也很大，但得出的結論都是人民幣被低估，分歧只是低估的程度而已。為較好地分析人民幣未來的升值趨勢，本文基於經典的購買力平價理論和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分別分析了人民幣實際匯率與名義匯率的差異及人民幣升值的趨勢。本文以1978年的匯率為基數，經過對中美有關匯率數據的對比計算，得出人民幣名義匯率低估約49%。基於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和中國的實際數據的分析，得出隨著中國的經濟成長，人民幣將持續升值的結論。並基於此結論，結合中國的具體國情，預測了人民幣升值的時間和幅度：在未來3-5年內，人民幣升值和波動的幅度將會較小，預計為每年5%--7%左右的升值；5年後，隨著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完成和中國市場經濟的更加成熟，人民幣市場化程度將會逐漸加大，至2015年，基本達到人民幣實際匯率。 第三章，從理論上分析了匯率變動對不同外向型經濟產業結構的影響程度。經濟的全球化和一體化，使匯率對任何國家和地區比較優勢的發揮產生著較大的影響。對外開放程度越深，比較優勢發揮越充分，對其經濟和產業結構的影響就越大。因為匯率代表著兩種貨幣之間的價格比，匯率變動直接使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比較優勢發生變化。國內外價格比小於匯率的所有產品均具有國際競爭優勢，國內外價格比大於匯率的所有產品均處於國際競爭劣勢。本章以不同匯率的四個國家為例，從具體數值上分析了匯率的變動對產業利潤形成和比較優勢發揮的影響。 第四章，建立了人民幣升值不同幅度對國民經濟各行業利潤影響的計算模型，並基於我國國民經濟2005年投入產出表的數據計算了國民經濟各行業的淨出口率、人民幣升值不同幅度各行業總體利潤的波動情況、人民幣升值不同幅度各行業的平均利潤率的變化情況等。通過計算結果可知，隨著人民幣升值幅度的增加，行業利潤的變動幅度也迅速變大。對於自然壟斷行業，由於缺乏充分的競爭，匯率升值後的行業利潤率高於平均利潤率，因此，人民幣升值對這些行業影響不大，而紡織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製造業等，由於這些行業的利潤率本就處於國民經濟平均利潤率以下，而且作為出口依存度較高的行業，隨著人民幣的升值，這些行業將難以為繼。 行業的變化最終會體現在產業結構方面，從資源配置來看，隨著人民幣的升值，資源出口型產業成本大幅度增加，這將有利於我國資源型企業的儘快轉型；從就業方面來，由於低層次產業將隨著人民幣升值不斷退出市場，大量的就業人群，將轉向更高的產業結構層次，從而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從供求方面看，由於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斷上升(2007年已達到55.65%，而世界平均水平只有20%-30%)，已形成嚴重的消費不足，造成了中國嚴重的出口依賴症。隨著人民幣的升值，在出口受限的情況下同，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必須由內需來完成，即產業結構的調整要以促進內需為方向。 另外，隨著人民幣的升值，中國產業對外投資逐步加快，也造成2007年、 2008年外資企業撤離東南沿海的數量不斷增多。基於此，本文認為中國出現了產業空洞化初期現象，為避免產業空洞化對經濟的影響，本文提出了我國的應對措施。 第五章，根據第四章的數據，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影響。人民幣升值有利於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但對第二產業負面影響較大，按目前的生產模式，第二產業將隨著人民幣的升值而逐漸萎縮。要轉變這種現象，國家和企業除大力開發國內市場外，應更多地加快技術的改進，增加產業的技術含量，成功地將人民幣升值造成的成本上升向國外轉嫁。為使我國三次產業結構更好地向合理化和高度化過渡，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及時調整農村產業結構，走農、林、牧、副、漁集約化的發展道路；加速發展信息產業，大力推進信息化，用信息化帶動產業化，加快第二次產業的轉型；以人民幣升值為契機，大力發展金融、保險、旅遊、法律和居民服務等第三產業。 從數據分析可知，按照生產要素密集型產業劃分的產業結構也將受到很大影響。隨著人民幣的升值，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金密集型產品利潤率變化幅度較大，人民幣的升值對他們有負效應，主要原因是這些產品多集中在低端，競爭方式也主要通過價格手段來進行，競爭優勢較弱；而技術密集型產業，由於具有較高的技術含量，人民幣升值將促進本產業的發展。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可藉助人民幣升值效用，淘汰那些粗放型、資源耗費型行業，使國民經濟成長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約式轉化。 第六章，為更好地應對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以紡織業、家電業、房地產業和高科技產業為例進行了具體分析，並針對不同行業的發展提出了策略性建議。 第七章，通過對日德兩國貨幣升值的經驗和教訓總結，依據“三元悖論”的基本原理，為我國完善匯率制度提出了政策性建議：保持人民幣幣值與亞洲其他幣值的聯動，將風險降低；保持人民幣幣值的基本穩定，不可大幅度升降；要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不可聽從某些國家的指手畫腳；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步伐，緩解國際壓力。 降低人民幣升值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使我國產業逐步合理化和高度化，我國的產業政策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針對人民幣升值，依據未來的比較優勢，提前做好產業規劃和部署，防止產業的盲目發展；加快國內市場挖掘，減小人民幣升值對產業發展的衝擊；加大國民生產總值中最終消費的比例，尤其是提高廣大農民的購買水平和消費能力；加大技術人才培訓，保證產業結構升級對人才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