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鋒(社會事件)

交鋒(社會事件)

《交鋒》是1998年3月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凌志軍和馬立誠。

基本介紹

社會事件,汪道涵關注,萬里接見,胡繩首肯,國人熱讀《交鋒》,《交鋒》研討會,左派討伐《交鋒》,海外《交鋒》熱,法院對決,來歷,分類,歷史,長處,弊端,交鋒會傷和氣,交鋒會導致戰爭,交鋒就會得罪人,存在的本質,

社會事件

汪道涵關注

《交鋒》出版之後,立即引起時任海協會會長的汪道涵的關注。 1998年4月8日中午,82歲的汪老在上海國際飯店宴請台灣政要及文化界人士。據參加這次宴請的台灣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創辦人高希均先生見告,餐敘中,汪老的秘書遞給汪老一袋書。汪老把這袋書打開,很高興地對大家說:“我要向各位推薦一本書,送給每位一本,這是一本目前非常受到重視的書,書名是《交鋒》,討論20年來我們的三次思想大轉變,很值得你們帶回去看一看。我對這本書有些觀點還不能完全贊同,但這本書能夠幫助你們了解大陸當前的情況,增加兩岸的了解與溝通。這本書能夠出版,說明大陸的進步。希望你們時時關注大陸的進步。”

萬里接見

萬里接見《交鋒》作者
1998年4月18日下午兩點,我應約來到北京人民大會堂一間大廳,萬里警衛員和其他工作人員也在座。過了一會兒,大約兩點半,萬里推門進來,我起身迎上前去。 萬里問:“你就是馬立誠嗎?” 我點點頭,萬里也點點頭,緊握著我的手。82歲的萬里步履矯捷,眼睛和聽力也很好。 萬里問:“《交鋒》這本書寫農村改革的部分很準確,你在哪兒收集這么多資料?” 我說:“萬老,你要我們多學習,我們是按你的要求做的。” 萬里笑了起來,把我引入裡面一間小會客室,坐在沙發上。 萬里跟我聊了一會天,轉入正題,他對我說:“《交鋒》寫得好,鄧小平理論發展起來不容易啊!當初我在安徽搞包產到戶,阻力很大呀!當時北京一些領導人不贊成,給我扣了很多帽子。無非是說包產到戶是分田單幹,不是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我對他們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當時鬥爭非常激烈,關鍵時刻虧了鄧小平站出來支持。我向他匯報,他表示同意,可以試驗。出了成果之後,他公開表示支持。包產到戶才站住腳。沒有鄧小平的那一番話,安徽的包產到戶之火,還可能會被撲滅。克服那個阻力好不容易啊!總結起來可以說,沒有交鋒就沒有改革開放。現在又出來四個萬言書,這四個萬言書不好。說明今天還有交鋒。有了‘左’的東西,我們就要克服它,中國才能發展。”

胡繩首肯

胡繩首肯《交鋒》
中國社會科學界享有很高聲望的理論家、歷史學家,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鬍繩,1998年3月底年屆80歲。 他在手術之後的休養中讀了《交鋒》,對前往探望他的前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百年潮》雜誌社前社長鄭惠說:“這本書寫得不錯,把改革開放20年來的鬥爭,用詳細的材料披露出來了,包括披露了四個 ‘萬言書’。許多同志對這些鬥爭的過程不是很了解,只是聽說。這一次全部把它披露出來,對大家全面了解歷史有好處。為什麼鄧小平講一百年不動搖?鄧小平的話不是憑空講的。的確是有動搖,歷史上動搖過,現實中也有動搖。89年下半年,90年、91年這兩年半動搖得很厲害。有一家雜誌1992年第一期還發文章說要抓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時輿論界動搖得很厲害。”談話之後,鄭惠將胡繩的話轉告了我們。

國人熱讀《交鋒》

“國人皆該認真讀讀《交鋒》” 北京傳媒界對《交鋒》高度關注並迅速做出熱烈反應。 《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中華工商時報》、《中國圖書商報》、《工人日報》、《北京晚報》、《環球時報》、《經濟日報》、《中國婦女報》、《中國經濟時報》、《作家文摘》、《生活時報》、《中國商報》、《購物導報》、《華聲月報》、《青年文摘》、《炎黃春秋》等諸多報刊,從1998年3月起到年底,先後發表報導、評論或者轉載,向讀者介紹《交鋒》。 這些報刊評論的要點是:“20年來的改革,幾多曲折,幾多風雨。人們在感受巨變的同時也在思索:是什麼樣的動力導致了這翻天覆地的變化?《交鋒》為我們解開了這些謎。” “四份萬言書再次提出已被實踐否定了的‘左’的治國綱領,向鄧小平理論挑戰,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江澤民“5·29”講話和十五大回擊了這股‘左’的思潮,改革開放才又取得新進展。《交鋒》一書對此作了生動的披露和評述,這是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出版方面取得的重要突破。” “《交鋒》是一部20年思想解放史,是一部有獨特視角的改革開放史,也是一部能夠產生巨大閱讀期待的激動人心的當代政治思想史。” 《中國土地報》1998年4月16日刊登了北京三聯韜奮圖書中心近期的銷售排行榜,《交鋒》連續一個多月名列第一。 《交鋒》出版之後,作者收到各地寄來的來信、報紙、期刊、書籍之類合計近千件之多。從這些信件引用當地報刊報導《交鋒》一書的情況來看,全國各地大約近千家報刊報導、評論《交鋒》或選載《交鋒》的內容。 《太原晚報》於1998年6月7日刊登的一篇評論中提出:“國人皆該認真讀讀《交鋒》”。 上海 《文匯報》1998年4月9日刊出上海市暢銷書名單,《交鋒》名列榜首。
北京青年報北京青年報
中國商報中國商報

《交鋒》研討會

眾學者北大論說《交鋒》 1998年4月4日下午兩點,在北京大學風入松書店,來自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的知名人士,及首都30幾家新聞媒體的代表,舉行《交鋒》研討會。 會議由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風入松書店總經理王煒主持。他說:“《交鋒》自3月5日出版之後,20多天就賣了15萬本。僅風入松書店一家就賣了1500本。”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作者之一孫長江說:“思想解放以後還有沒有呢?有。因為歷史總要前進,要前進你就要認識,要認識就要有個標準。要么就用固有教條的標準,要么就用實踐的標準,當然要用不斷前進的實踐的標準。所以思想解放是永恆的主題。你要把思想解放分成幾次也行,但它根本上是一條河流,後浪推前浪。只要思想還活著,就有束縛和解放的鬥爭。” 北京大學教授趙寶煦說:“要維護社會科學的科學性,社會科學如果隨風轉,就做不到科學,假科學只能幫倒忙。毛澤東說,從民眾中來,到民眾去,這個命題是科學的。但有些社會科學工作者反其道而行之,從領導中來,到領導中去,這就不對了。應該創造這樣一種氣氛,能夠聽不同意見,而且要允許社會科學工作者說錯話。《交鋒》出版是個標誌,天氣暖和一些了。”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說:“當前中國任何一個熱點問題都有兩種不同思想的交鋒,比如說國企改革、下崗分流、道德重建等問題。我們要用改革來解決這些問題,而不能停滯倒退。比如東南亞金融風暴,有人從中吸取的一個教訓是,幸虧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有一道防火牆。但東南亞之所以發生金融風暴,是腐敗加泡沫造成的,是建立在虛假繁榮的貨幣基礎上,政府又腐敗,早晚一定出問題。中國靠著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這道防火牆能堵多久?中國爭取加入世貿組織,遲早要撤掉這道防火牆。要真正抗住國外金融風暴的襲擊和防止國內的金融問題,必須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和企業改革,這樣才能增強自己的抵抗力。”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說:“我覺得遲早要有第四次思想解放,這就是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現在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十五大有突破,提出建立法治國家。這次全國人大會抓了政府機構改革,從機構改革這裡突破可以。但是要認識到,機構改革不能代替政治體制改革,這是兩回事,二者有緊密聯繫,畢竟不等同,孤立地搞機構改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副所長白鋼說:“我覺得政府改革首先要從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過去政府是全能的,什麼都管,社會無法向前發展。今後政府不能再沿用以前那一套來控制了,應該變成服務。服務觀念的確立,是一個思想轉變。要保證這次機構改革能夠順利進行,還要確立社會自治的觀念,否則不容易搞好。”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說:“《交鋒》針對普遍的健忘症,下了一劑猛藥。人們似乎已經喪失了歷史的記憶,這本書展現了這厚重的歷史。我覺得應該編一本20年來的重要文獻,這有現實意義。現在有人就在利用這種遺忘作文章。1990年、1991年,有人出來講話,還出小冊子,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又搬出來,說裡面有積極因素。因為有類似的事情出現,所以我覺得這本書的意義相當大。” 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上海大學教授鄧偉志說:“剛才很多人談到政府機構改革。我提出官員能不能減少一半甚至再多一點。日本現在民與官的比例是290個公民一個官,中國唐朝是390個老百姓一個官。我們1978年的比例是50個人一個官,現在是30個人一個官。官太多了,就是減一半,60個人一個官,比今天的日本又如何呢?政府機構改革的步子要邁得大一些,我們現在的狀況,離鄧小平在十幾年前講政治體制改革時的狀況都差得很遠。搞改革需要有犧牲精神,沒有犧牲精神,換不來思想解放的勝利。”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說:“我打個比方,就是當一個宗法式的大家庭到了維持不下去的晚期,就會發生分不分家的爭論。有些人認為父親最好,不要分家;有些人認為這個大家庭維持不下去,要分家。在解決了姓社姓資、姓公姓私的爭論以後,實際上就是把要不要分家的問題給解決了,肯定要分。但如何分,則是一個大問題。” “沒有公平的競爭是偽競爭,沒有競爭的公平是偽公平。由一個大家長給所有的人安排的公平就是偽公平,一個大家長壟斷機會的競爭肯定是偽競爭。不公平的偽競爭,根源就是政治體製造成的機會壟斷。這就是經濟改革進一步深化和政治改革應當出台的原因。我認為下一次思想解放肯定是發生在政治領域。但正如我們以前的經濟改革不能完全拋開政治改革而進行一樣,以後的政治改革也不能完全拋開經濟領域的變革。那么經濟改革以後將朝著什麼方向進行?我覺得在姓社姓資、姓公姓私問題已經解決的情況下,擺在我們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分家的問題。這個問題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是一而二、二而三的。如果搞不好,中國將來就要出亂子。” 學者劉軍寧說:“思想解放會不會導致胡來蠻幹呢?現在把走出‘大躍進’和否定‘大躍進’叫思想解放,可見,蠻幹不是思想解放的產物,思想解放不大可能帶來‘大躍進’這樣的蠻幹,思想解放恰恰是對蠻幹的一個反省。所以,思想解放,會使人更加理性,我們應該不斷爭取新的思想解放,否則,會導致繼續蠻幹。那么,什麼是思想解放?我想有兩點,一是做為一種討論,不設前提;二是從實踐上說,思想解放的標誌是不設禁區。”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胡偉希說:“這20年思想解放,有兩個問題,兩條線索。一是從上到下,二是從虛到實。第一次思想解放批評“凡是派”,是從上到下,是從虛的東西(哲學)開始。第二次、第三次,上面的介入慢慢減少,問題也從虛到實。這20年對於中國來說,是處在轉折時期。前一階段很多是從上到下,上面潮流順應民心。但是到了下一個階段,民間的創造、民間的影響越來越大了。這是這20年思想解放的特點。”

左派討伐《交鋒》

左派大會討伐《交鋒》 北大這個研討會開過一周,4月10日,北京西四全國政協禮堂三樓會議大廳里,針對《交鋒》,舉行了一個方向完全相反的會議。鄧力群魏巍林默涵等一百多人出席會議。 這個聚會名稱是“《中流》創刊百期座談會”(該雜誌現已停刊)。 會上,《中流》主編魏巍對《交鋒》一書作了判決書式的基調發言,題目是《堅持初衷,繼續戰鬥》。其他一些與會者也發言痛批《交鋒》。 魏巍說:我翻閱了《交鋒》,這本書的一些題目很嚇人,什麼“三次思想解放”,什麼“衝破姓社姓資”,什麼“衝破姓公姓私”,真是其勢洶洶。在黨的檔案上是找不到這種提法的。這本書的名字叫 《交鋒》。我說,不錯,這場鬥爭確實是在交鋒。問題是為什麼交鋒,誰同誰交鋒。今天我們和一些人交鋒的性質一目了然。從當前這場交鋒的性質來看,是要不要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鬥爭。《交鋒》的結束語說,三次解放貫穿一條反“左”主線。我說,不對。這本書的指導思想倒是有一條主線,這就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把改革引入歧途,其實質是資本主義化,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 他們批“左”,實際上是批馬克思主義,批社會主義。憑一些編造出來的條條,就要衝破姓社姓資、姓公姓私,你們做得到嗎?你們沖得破嗎?如果不講姓社姓資,豈不是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背叛?如果不講姓公姓私,豈不是對《共產黨宣言》的基本原理和我們黨的基本路線的背叛? 這次大會有如動員令。從此開始,極左勢力開足馬力批判《交鋒》。 百篇文章猛轟《交鋒》 《中流》百期座談會開了頭炮之後,以《中流》、《當代思潮》、《真理的追求》三雜誌為主,把批《交鋒》作為重中之重,開始了長達數年的大批判之旅。 魏巍擔任名譽主編的陝西《天人古今》雜誌,還出版了批 《交鋒》專刊——該刊1999年第1期集中發表八篇批判《交鋒》的文章。 2002年3月,樑柱主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四項基本原則》一書出版。該書第十四部分題為“《交鋒》:資產階級自由化向我們黨發起的新一輪交鋒”,總計40頁,約5萬字。 直至2007年7月底,某些人士又聚在北京一家書屋批判《交鋒》。 《交鋒》出版10年來,極左勢力批判熱情經久不衰,總計發表批判文章一百多篇。 這裡限於篇幅,不再一一引述大批判的詞句了。總之,上綱上線,無所不用其極,給《交鋒》扣了十頂大帽子。 一、“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二、“反對和歪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反對社會主義,企圖復辟資本主義”;四、“鼓吹私有化”;五、“否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六、“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七、“歪曲歷史,篡改歷史”;八、“只反左,不反右”;九、“鼓吹賣國主義、世界主義”;十、“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掃蕩一切”。 看看這些帽子和棍子,像不像“文革”中的大字報呢?

海外《交鋒》熱

海外《交鋒》熱 在汪道涵推動下,《交鋒》由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於1998年6月20日在台北出版。 《交鋒》在台灣熱銷,引動了台灣讀者關心大陸,從而增加溝通,增加心理認同。可以說,1998年,《交鋒》充當了兩岸交流的文化使者。 台灣兩大報紙之一的 《聯合報》從1998年6月22日起,開始用整版篇幅連載《交鋒》全書。這樣介紹大陸書籍,在台灣是沒有前例的。為適應北美華人讀者需要,《聯合報》在美國辦的《世界日報》於6月份開始連載《交鋒》的主要內容。台灣另一大報 《中國時報》1998年3月12日發表書評:《反左著作〈交鋒〉成北京暢銷書》。4月14日又發表報導《〈交鋒〉震京華》。文章說,四份萬言書是左傾思潮精心之作,傳播途徑也藉助了先在香港出版然後“出口轉內銷”的策略。《交鋒》這本書站在與左派對立的立場上,為改革政策叫好。 台灣《遠見》雜誌1998年5月號發表高希均教授《近訪大陸》一文。文章說:我一直認為,“大陸不改革,中國沒希望;兩岸不交流,台灣沒遠景。”32萬字的《交鋒》,描繪出大陸擺脫羈絆,力爭上遊的遠景,對兩岸加強交流是大好事。 台灣《書的天下》雜誌1998年8月號刊登了高希均的《出版大陸〈交鋒〉的緣起》,介紹汪道涵對《交鋒》的推薦,此文即為台灣版《交鋒》的序言。 回歸後的香港對《交鋒》投入更大關注。 《大公報》1998年3月24日發表《三度交鋒,艱難突破——三次思想解放轟動京華》的長篇報導,介紹《交鋒》出版引起轟動。26日,又發表長文《四份萬言書出籠經過》。4月5日,該報發表《首都學者座談〈交鋒〉》的長篇通訊,介紹了4月4日在北京大學召開的《交鋒》座談會發言情況。 《鏡報月刊》1998年8月號、9月號,1999年3月號等發表多篇長篇述評,介紹《交鋒》引起的爭論,以及各界對《交鋒》的反映。 《亞洲周刊》1998年3月30日至4月5日一期發表兩篇長篇報導 《擺脫舊理論,再創新天地》、《20年論爭筆底風雲》,報導了《交鋒》在京出版引起各方關注的情況。該刊5月11日至17日一期又刊發三篇長文《〈交鋒〉引起新的交鋒》、《改革首先是思想解放》、《〈交鋒〉面世一波三折》,報導了《中流》雜誌批判《交鋒》的座談會,以及北京學者座談支持《交鋒》的發言。 從4月起到年底,《信報》、《明報》、《蘋果日報》、《星島日報》、《南華早報》、《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等報刊也先後發表多篇文章,評述《交鋒》以及圍繞《交鋒》所產生的爭論。 世界主要國家的主流媒體均大量報導了《交鋒》出版情況。 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各大報紙及《新聞周刊》、《遠東經濟評論》、英文《亞洲周刊》等主要雜誌追蹤報導了《交鋒》的出版及其後的命運。 英國BBC電台說:“《交鋒》是觀察中國政治動向的最新視窗。” 法國廣播電台連續報導了 《交鋒》在中國引起爭議的情況。 在德國,《交鋒》的出版受到各界關注。《萊茵周刊》於1998年4月8日一期發表了《衝擊禁區》一文,介紹《交鋒》的內容。 德國《世界報》於5月25日發表《中國:老左派的進攻》一文,報導了《中流》百期座談會的情況。 澳大利亞出版的中文報紙《澳華時報》自1998年4月起連載《交鋒》,並組織貨源在澳大利亞銷售了一萬本《交鋒》。 日本第一大報 《讀賣新聞》自1998年3月18日起至4月24日,連續發表4篇文章,追蹤報導《交鋒》的遭遇。《產經新聞》1998年5月2日也發表長篇文章評述《交鋒》一書的內容及對日本的影響。 東京著名的出版社中央公論新社通過天津圖書著作權代理公司,爭取到了《交鋒》日文版著作權。由著名翻譯家、日本華僑邱茂先生翻譯,於1999年9月20日出版了《交鋒》日文全譯本。
中國時報中國時報
書的天下書的天下

法院對決

法院對決 如果有人以為,極左勢力圍剿《交鋒》,只是因為書中批評了他們,想鬧一點意氣而已。那就把事情低估了。某些人的真實目的,是想以批判《交鋒》為突破口,否定鄧小平理論,否定改革開放,削弱中央領導權威,在黨內重新掌握主導權。 《中流》雜誌1998年第10期發表《致〈交鋒〉作者的公開信》。文章說:“你們批‘凡是’,卻不允許萬言書作者對小平南巡講話表示一點不以為然,這不是要人們對小平同志的講話搞‘凡是’嗎?”原來,他們對南巡談話是“不以為然”的。 陝西《天人古今》雜誌1999年第1期發表餘明的一篇題為《說的好》的文章。該文說:“毛澤東已多次點明: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黨內的腐敗分子,不就是黨內走資派么?看來,走資派已不全是人民內部矛盾,有的已上升為敵我矛盾。”原來他們所信奉的,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他們的萬言書說:“是不是某些決策部門有些人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壟斷資產階級掌權人達成默契:只要西方繼續增加對華投資,中國就保證一步步向西方資本主義靠攏、看齊。所謂要把改革開放進行到底,決不走回頭路,其真實含義是不是就在這裡?”這裡的矛頭究竟是指向誰呢? 他們的這些活動,至今沒有停止。 然而,令某些人沒有料到的是,他們種種否定改革開放的努力,不但沒有達致預期的效果,反而促進了《交鋒》暢銷。經北京三聯韜奮書店、風入松書店、國林風書店和上海新華書店、上海東方電視台、《文匯報》等統計,《交鋒》連續三個月高踞全國暢銷書排行榜第1名。一年之內,包括盜版發行200萬冊。 極左勢力的一位重要人物說:《交鋒》“唱和者如此之多,令人感慨不已!” 一計不成,再生一計。萬言書的作者也時髦起來,企圖利用著作權法打一場官司,扳倒《交鋒》,藉以打擊改革,壓制對萬言書的批評,以便繼續拉大旗作虎皮,製造混亂。 這裡對四份萬言書做一簡介。 第一份題為《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於1995年春天在北京散發。 第二份題為《未來一二十年我國國家安全的內外形勢及主要威脅的初步探討》,出現於1995年秋季。 第三份題為《關於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若干理論和政策問題》(以下簡稱《公有制》),出現於1997年年初。此文要求全面保存所有的大中小國有企業,反對中央提出的國企改革“抓大放小”的方針,反對“私有化”。 第四份題為《1992年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動態和特點》,於鄧小平1997年2月去世之後出現。 耐人尋味的是,第一份、第二份和第四份“萬言書”沒有作者署名,是“無主物”。第三份“萬言書”作者署名為“當代思潮特約評論員”。 1998年6月1日,《當代思潮》主編段若非到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控告《交鋒》作者以及今日中國出版社。他說,第三份萬言書是他所寫,此文並未公開發表,《交鋒》一書未經他的許可,摘錄和引用該文,侵犯了他的智慧財產權 (發表權)。另外,《交鋒》一書評論他的文章時,歪曲了他的觀點,破壞了作品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因此請求法院“責令停止侵權,消除影響,賠償損失,以正視聽。” 1998年11月26日中午1點30分,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智慧財產權庭正式開庭審理此案。由董建中審判長及邵明艷、臧智營審判員審理此案。 在當天法庭調查和辯論的過程中,《交鋒》一方的證人、原中央統戰部研究室副主任賈鋌作證說,1997年5月,他曾前往《當代思潮》雜誌社買雜誌,當時該雜誌正向社會各界大量散發《公有制》一文的鉛印文本,他也拿了5本。《交鋒》一方的律師同時指出,《公有制》一文在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出版物也多次反覆發表。因此,該文已經行使了發表權,《交鋒》一書並沒有侵犯該文的發表權。至於引用問題,《交鋒》引用的都是該文原文,並未編造,不存在“歪曲”問題。 段若飛的代理人(段先生沒有出庭)在法庭上承認,《公有制》完成之後,到北京1201印刷廠印刷了5000本,散發了3800本,散發對象為中央各部委、一些學會和一些大學。 這次開庭,有30多家國內媒體旁聽採訪,世界各大傳媒也先後披露此事。庭審之後第三天,11月28日,北京《中華工商時報》刊出5000字長篇報導:《〈交鋒〉作者庭上交鋒》,介紹了庭審情況。廣州《大時代文摘》、上海《報刊文摘》、石家莊《燕趙都市報》先後轉載此文。11月30日,北京《華聲月報》電子網路版發表網上新聞:《〈交鋒〉作者被告侵權案,北京中級法院公開庭審》。12月3日,北京《中國信息報》刊出報導:《暢銷書〈交鋒〉引出法庭交鋒》。 香港《大公報》11月27日刊登報導:《〈交鋒〉作者被告侵權案,北京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庭審》。《亞洲周刊》11月30日至12月6日一期刊登專稿《政治交鋒在法庭交鋒》。 台灣《聯合報》11月30日發表《交鋒侵權案公審,記者坐滿旁聽席》一文。 美國 《新聞周刊》1999年2月8日一期刊出文章評論這場官司說:如果是在過去,對於這個政治理論爭端,會做出政治判決,但是現在雙方到法庭訴訟,這是中國第一次使用法律解決理論爭端的案例,這說明中國進步了,這個審判表明正在推進依法治國。 美聯社、路透社向全世界發出了此案開庭的特稿,法國、德國報紙和廣播電台也廣泛報導了這一官司。 1999年4月22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判決。判決書說:“原告段若非自行印刷其作品五千冊對外傳送達三千八百冊之多,其傳送對象恰恰與其作品的讀者群是一致的,且在其傳送範圍內其傳送的對象是不特定的,故應視為原告段若非已將其《公有制》一文公之於眾,其訴稱被告馬立誠凌志軍、今日中國出版社侵犯其發表權,本院不予支持。” “《交鋒》一書的作者採用摘錄要點的形式進行評論,非全文全段落引用,其未使用引號、省略號,並無不妥,兩被告是為了在學術理論上評介原告的觀點,不論該評介是否符合原告觀點的原意,都屬於學術理論爭論範疇內的問題,尚不構成破壞作品的完整性。” “本院判決如下:駁回原告段若非的訴訟請求。” 《交鋒》一審勝訴的訊息立即引發轟動,在海內外不脛而走。 香港 《大公報》1999年4月23日刊出文章 《京法院判決侵權案,〈交鋒〉作者勝訴》。《亞洲周刊》1999年5月2日一期刊出文章《指控〈交鋒〉,原告敗訴》。 新加坡聯合早報》1999年5月2日刊出文章《〈交鋒〉作者被告侵權案,中共法院判原告敗訴》。文章說:改革派獲勝意義重大。這次判決有三個意義:一是表示中共在進步,二是表示法律擺脫了意識形態的干擾,三是顯示中國整體的人心所向。 台灣兩大報紙《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也都發表了類似報導和評論。 日本《讀賣新聞》1999年4月24日發表文章《引用“萬言書”引發的訴訟,改革派政論家獲勝》。 美國《遠東經濟評論》雜誌1999年5月6日一期發表文章 《語言戰爭——由書籍引起的改革之爭》。文章說,官司震動了北京知識界。“在中國,對某些敏感案件的裁決上,中共有時會介入進來。這一次會不會呢?馬立誠說,這個案子完全依照法律來判決。他認為這表明中國在進步。” 段若非不服判決,於4月30日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遞交了抗訴狀。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於6月24日上午開庭審理此抗訴案。由審判長魏湘玲、審判員劉薇馬永紅審理。經過詳細的法庭調查和辯論之後,北京高級人民法院於8月24日對抗訴案進行判決。判決結果是:駁回抗訴,維持原判。此為終審判決。 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及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傳媒廣泛報導了北京高法的終審判決。 在這一場訴訟中,沒有權力干預,審理和判決都依照法律進行。這是依法治國的進步。北京天元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仗義出庭,依法陳詞。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們不辭勞苦調查研究,依照著作權法對這個訴訟案進行審理,並作出公正的判決,得到了世界輿論的肯定。各國輿論界從這個案子中得到的結論是:中國的法治在進步。

來歷

交鋒的發生通常是在這樣幾個時候:一、新的思想或事物出現被舊的思想或事物不能相融時;二、對立的雙方處
在矛盾中;三、意見產生分歧又互不退讓時;四、統一一致的平衡被打破之後。
“交鋒”,是自從球上有了生物——人和事物之後就存在著的一種普遍現象。像“春夏之交”、對立意見的爭論、朝廷上的不同奏本、古裝戲中的打鬥等等,都有交鋒的意思;不過,交鋒一詞,字典上或者說在人們的習慣上,是把它視同交戰一樣看待的,所以,交鋒也就是不同的軍事勢力在戰場上爭鬥時的相互過招。
交鋒是對立面互不相讓而爭鬥的意思,後人也就把它引伸到人的兩種思想的爭論(鬥爭)上,把思想“鬥爭”也視為“交鋒”。“交鋒”與“鬥爭”兩個詞相比,“鬥爭”一詞火藥味濃一些,“交鋒”一詞卻略顯平和。好像是因為這一原因,思想上的不一致是大事,用“交鋒”一詞不足以表現這樣嚴肅的大事,就用“鬥爭”一詞多一些。
“交鋒”一詞運用到“思想鬥爭”上,是近代的事。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六次全會上做結論,當談到關於思想鬥爭一節時,他開門見山就說:“歷史的經驗證明一條:思想鬥爭必須中肯。現在有一句話,就是要思想交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207頁〕意為“思想交鋒”是處理好同志之間關係的一種“中肯”的表現。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中,李銳等人又向毛澤東提起了“交鋒”這個詞。

分類

一、交鋒是一種自由辯論,如:“毛澤東說,要容許交鋒,容許自由辯論。”
交鋒
二、交鋒是讓人有什麼說什麼,如:“都說許多問題應當攤開來談,互相交鋒,才有好處。談到這個問題,我們就建議,最好將大區組打亂,各組人員互相穿插,這樣更便於交流情況、交換意見,免得一個地區總是唱一個調子。”讓不同的觀點都能亮出來。
三、交鋒是短兵相接,如:“會議原來還是比較平靜的,雖有不同意見,在一些問題上有所交鋒,但並不很尖銳,我不同意他的觀點,雖然沒有展開爭論,但有幾次短兵相接。”短兵相接就是面對面的爭論。
四、交鋒是一種對立,如:“16日到8月1日,從糾“左”與反右的對立交鋒,突然轉到大反右傾……”
五、交鋒也是兩個人之間的爭論,如:“在即將到來的毛澤東與王明的交鋒中”、“毛澤東與王明的首次公開交鋒”。
六、交鋒也要有理解,如:“提倡敢想敢幹,確引起唯心主義。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門,否則,王鶴壽會像蔣乾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

歷史

交鋒也要有理解這段話是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說的,裡面提到兩個人,一個是現代人,一個是古代人。王鶴壽是現代人,一九五八年時任冶金工業部部長,“大煉鋼鐵”與他有關。蔣乾呢?蔣乾是三國時曹操的謀臣。曹操收降水軍蔡瑁張允後,軍威大震,遂率水陸大軍要攻打東吳。東吳的周瑜曾是蔣乾的同學,蔣乾不忍看著自己的同學讓曹操打敗,主動要求去勸說東吳的周瑜和好曹操。那天,聽說蔣乾到了東吳,周瑜心裡就想,蔣乾此來一定是為曹操當說客的,於是也就定下一個反間計,事先假造了一封蔡瑁、張允二人私通東吳的書信,來見蔣乾,置酒款待,非常殷勤,還對蔣乾說:我們是老同學,好容易才見一面,今兒晚上咱們只準談風月之意,絕不許提及孫、曹兩家之事,誰要是犯了就罰酒。並命令太史慈做中人監督。這一來就把蔣乾的嘴給封住了。蔣乾無奈,又不能讓周瑜看出破綻,只好陪著周瑜,你一杯我一杯地喝起來。喝著喝著,周瑜就東倒西歪地醉了,卻掙著命的還要喝。“我沒有醉!拿酒來!我沒有醉,拿、拿……”蔣乾心裡有事,見周瑜醉了,暗自高興,就極力勸周瑜回房歇息。周瑜心裡像明鏡似的,也就半推半就,拽著蔣乾睡在一個床上。蔣乾本來是要勸說周瑜和曹的,結果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著,就悄悄地起來在屋裡來回地踱著步想辦法。這時,他忽然發現了那封蔡瑁、張允寫給東吳的信,他便揣了那封信急忙回到曹營。曹操本來就是個多疑之人,得到那封信,頓時大怒,喝令殺了蔡瑁、張允。結果卻上了周瑜的當,也就埋怨蔣乾無用。蔣乾本來是為了曹營,結果 卻害了曹營,白白地搭上了兩條重要的人命,還落得一個埋怨。毛澤東講這段歷史的用意是:“大躍進出點亂子,不要埋怨”,而更要團結,“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否則就是蔣乾搖頭:“曹營之事,難辦得很。”

長處

一、交鋒能統一認識,統一行動。出於種種原因,人們對相同一件事的看法常常是“各有各的理”。意見不統一就沒有辦法形成一個“拳頭”,就沒法子乾好一件事。比如一九五八年,一方面說不要急於過渡,一方面說早過渡比晚了好,一面說要事實求是,一面鼓吹高指標,結果就出了“亂子”。“延安整風”就不一樣。不管後人對延安整風作何認識,正是延安整風統一了那時全黨、全軍的思想,思想統一,行動一致,才在此後的解放戰爭中取得了三大戰役的勝利,誕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二、交鋒可以增進了解,增進友誼。朋友之間,經常交談(也是思想交鋒),相互之間就會有進一步的了解,也就有了共識,再經過取長補短,關係也就會更親密,就能很好地繼續把友誼保持下去。
三、交鋒能改正錯誤,永葆青春。交鋒的目的是保持正確,保持健康。人有了錯誤,通過交鋒,把錯誤的改了過來,就成了健康的人。有一位進了鐵窗的原領導幹部,這樣對記者說:我犯錯誤的時候,要是有人對我大喊一聲,不能那樣做,我也不會走到今天。就個人來說也一樣。一個人同樣存在著兩個我,一個正確的,一個不正確的,總是在交鋒,因了這種交鋒才促進保持了人的健康成長。

弊端

交鋒會傷和氣

人性本身是“要好”的,要成績,要面子,要權力(我說了算),要尊嚴,要正確,要表揚 等。有人給當官的送禮,那是要官手中的權力,這個禮就不能收;但是這個“送”字會讓當官的有一種高高在上 的優越感,所以,“官不打送禮的”就成了古往今來的名言。交鋒就是要指出對方的錯誤之處,可是,人們常常是,指責別人錯誤行,對自己的錯誤卻是保護的。如: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了一次會議。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會議是由劉少奇主持的。這次會議結束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有關這次會議內容的社論,題目是《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這篇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對急躁冒進,……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其實,政治局不得不提‘反保守’,是因為不能不照顧毛澤東的意見;至於‘反冒進’,這才是他們的本意。”即便是這樣,毛澤東也不高興,就批評這篇社論是“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還把《人民日報》的這篇社論摘要下來在南寧會議上印發,並且還加上了批語:“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尖銳地針對我的。”鄧小平復出後組織了對毛澤東“家長制”“個人崇拜”的批評;但他自己還是在第三代領袖接班時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們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毛澤東前秘書李銳上書吁政改獲高層正面回應》一文)大人物就這樣,小人物更不要說了。人既然是“要好”的,因而可以批評別人,那是站得高,正確,但聽不得批評;交鋒就是要相互批評,所以,交鋒是會傷和氣的。

交鋒會導致戰爭

“思想的武器”(交鋒)代表不了“武器的思想”(戰爭)。“廬山會議”時,後來的八屆八中全會就是“交鋒”交出來的。思想上的交鋒不能統一時,就用勢力(權力)說話。比如,當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合作的基礎是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植工農三大政策。對如何執行這三大政策,國共兩黨在思想交鋒中沒有能求得一致,最後也就分道揚鑣,訴諸了武力。生活中矛盾對立的雙方,從交談到吵嘴,到激烈的爭吵,再到動手,鬥毆,都具有這樣一種性質。

交鋒就會得罪人

不利於“團結”,有人還會對指出他錯誤的人以牙還牙,記仇一輩子;或者是背後搞鬼,傷人害人。正因為這樣,“務實”的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批評的聲音就越來越少,吹捧的聲音卻越來越多,以至把他人身上的“疤”,也說成是鮮花。其實,這是一種不要交鋒的交鋒,這種交鋒就是像相聲里說的“慣著你”那種,是“捧殺”。有不少人就是在這種交鋒中才迷失了方向。

存在的本質

交鋒有好處,也有弊端。顧此失彼,不一定就是明智之舉;相互兼之,很可能是一種最好的結合。因為,這反映
交鋒
了事物的本質。
從哲學上講,事物存在著對立的兩個方面,即所謂“對立統一”。對立就是相對的兩種思想及指導的兩種行為。
事物的發展就是這兩種思想不斷交鋒而推動的。比如,白天和黑夜,是白天和黑夜推動著一天又一天。人的存在也是如此,人是人體內對立的兩個方面相互交鋒中才保證了健康成長的。中國歷史上出現過的張儀蘇秦,都是成功之人,他們的成功就是自身矛盾交鋒的結果。比如說蘇秦。他一無所獲回到家中,他的哥哥、嫂子、弟弟、妹妹、妻子都譏笑他不務正業,只知道搬弄口舌,把個畫餅當飯吃。蘇秦聽了這些嘲笑他的話,心裡感到十分慚愧,身體裡兩個我就交鋒起來:是甘願就這樣失敗下去呢?還是重新奮起呢?就在這種兩個我的交鋒中,他選擇了後者,因此,他的“頭懸樑,錐刺股”的故事不知道鼓勵了多少後人。
再說,這兩個成功之人的思想和行為又是相對的:一個主張橫向聯合,一個主張縱向發展。鬼谷子的這兩個學
生,由思想上的交鋒發展到行為上的交鋒——互相拆台,一個用縱的主張來拆橫的主張的台,一個用橫向主張來拆縱向的台。正是這種縱橫觀及其主導的行為,才推動了戰國時期的發展,在這一發展中,張儀和蘇秦也成了當時有名的縱橫家
——存在的本質就是對立雙方的不斷交鋒。正是這種對立方面存在的交鋒,在推動著事物的發展,推動著歷史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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