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發現過程,文化特點,文化類型及分期,分布地域,經濟狀況,影響,研究,夏墟考察,考古爭議,中國之最,龍圖騰,文化遺址,主要意義,
發現過程
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是夏文化探索的肇始期。學術界開始把夏史的重建寄托在新興的近現代考古學上。
1950年代，商文化二里崗期遺存和鄭州商城的發現，使學界對早於安陽殷墟的商文化有了較為明晰的認識。李學勤、安志敏、石興邦等根據鄭州商代遺址的發現，提出介於商代文化層和龍山文化層之間的“洛達廟期”遺存（即後來所稱的“二里頭文化”）是探索夏文化值得注意的線索或對象。
二里頭文化分布
二里頭文化分布二里頭文化最早於1952年在河南省登封縣王村遺址發現，當時出土的遺物不多，至1956年發掘洛達廟遺址的時候，人們注意到它在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被稱為洛達廟類型。自1954至1957年，在洛陽東乾溝村附近又曾幾次發現這種文化的墓葬與灰坑。這個遺址的晚期堆積中發現有青銅小刀和青銅錐，器形和鑄造工藝都很原始。從地層關係上可以清楚地判斷出這種文化的年代晚於人們熟悉的河南龍山文化，又早於商代，這種文化的特點及其所處的時代，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注意。1959年起在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進行科學發掘以後，發現二里頭遺址更加具有典型性，故將這種類型的遺存命名為二里頭文化。
1959年夏，徐旭生率隊在傳說中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豫西開始了對“夏墟”的考古調查。調查中所踏查的遺址，即包括著名的偃師二里頭遺址。這是首次明確以探索夏文化為學術目標所進行的田野考古工作。以此為標誌，中國考古學界開始進入了以大規模的田野調查與發掘為基本手段，有目的、有計畫地探索夏文化的時期。
1959年秋，考古工作者即開始對二里頭遺址進行試掘。此後，除了“文革”期間中斷了數年外，二里頭遺址的發掘持續不斷，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考古收穫。
很快，在洛陽偃師灰咀和二里頭、鄭州洛達廟、鞏義稍砦、澠池鹿寺、陝縣七里舖等地都發現了這類古文化遺存。隨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對洛陽二里頭遺址的大規模科學發掘，資料越來越豐富，許多碳14測定數據集中在公元前21-前15世紀。考古界遂把這種文化定名為二里頭文化，並做為夏文化的主要討論內容。
二里頭遺址的發掘，確立了二里頭文化，證明了二里頭遺址是一處早於鄭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規模的遺址，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成為公認的探索夏文化的關鍵性研究對象。二里頭遺址以及臨汝煤山、禹州瓦店、新密新砦、鞏義稍柴、登封王城崗等遺址的發掘，確認了二里頭文化早於二里崗期商文化、晚於中原龍山文化的相對年代關係，以及三者間在文化面貌上一定的繼承性，也為探索夏文化和夏代都邑提供了重要線索。
在豫西晉南地區進行的考古調查，也發現了一大批與夏文化探索有關的遺址。1970年代開始的對夏縣東下馮、襄汾陶寺等遺址的發掘和研究，把夏文化探索的範圍擴展到了晉南地區；根據二里頭文化遺存在豫西和晉南地區的差異，二里頭文化又被區分為以二里頭遺址為代表的二里頭類型和以東下馮遺址為代表的東下馮類型。
20世紀80年代，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現不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南部和陝西省東部各地都有發現，已達100多處。這些遺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宮殿建築、村落、墓葬群，也有一些銅器冶鑄、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業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銅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是研究夏代經濟和文化的珍貴資料。
為了迎接遠道而來的客人，中國社科院在洛陽二里頭工作隊的二層小樓裝扮一新，“華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隊門口豎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慶柱為其揭碑。在專家眼裡，這是一塊分量很重的石碑。因為在二里頭這個看似普通的村莊下，埋藏著中華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6世紀，這裡曾是中國第一個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過夏的繁榮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壯闊史劇。
文化特點
二里頭文化的陶器以夾砂灰陶和泥質灰陶為主，紋飾以繩紋為主。炊器深腹罐、圓腹罐、鼎、甑、鬲，食器平底盆、三足皿、豆、簋，酒器鬹、盉、爵、觚，盛貯器深腹盆、大口尊及各種罐瓮類容器，食品加工器刻槽盆等，構成富有特色的陶器群。主要依據陶器的演變，二里頭文化被劃分為前後相繼的四期；又因以陶器為主的文化因素的地域差異被劃分為數個地方類型。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綠松石龍形器
二里頭遺址發現的綠松石龍形器二里頭文化的聚落包括超大型都邑（二里頭遺址）、區域性中心聚落及中、小型村落，建築則分為大中型夯土台基、地面式建築和半地穴式房屋等，墓葬的規模、葬具和隨葬品也等各有差，顯現出社會的高度分化。農業經濟粟作與稻作並舉，已有高度發達的鑄銅、製造玉石器、制陶和制骨等手工業，最令人矚目的是已掌握了用複合范製造青銅禮器的高超技術。
二里頭文化在廣泛吸收各地文化因素的基礎上，又向周邊地區大幅度地施加文化影響，成為東亞大陸最早進入青銅時代的“核心文化”，奠定了日後“中國”世界的基礎。
夏王朝的中心區域，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均證實在豫西（洛陽）、晉南一帶，考古發現其代表性文化，是二里頭文化的二里頭類型和東下馮類型。
最早的鑲嵌綠松
最早的鑲嵌綠松經歷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3000年的發展到了龍山文化末期，黃河流域許多氏族部落先後進入更大規模的軍事聯盟時期，形成了一批在古史傳說中很有影響的軍事集團，產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神化了的酋長，如黃河下游的皋陶氏、伯益氏，黃河中游的顓頊氏、帝嚳氏，渭水流域的炎帝神農氏，淮河流域的太皞氏等等。這些大的軍事集團經過數百年的交流與融合，大約在公元前22世紀之前，各自成為城邦制的軍事酋長國。黃土高原的黃帝部落集團統轄下的六個巨大的部落聯盟，成為活躍在陝西、山西、河南交界地區最強大的力量，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代。
文化類型及分期
二里頭文化是中國青銅時代的文化，該文化以發現於河南省洛陽偃師二里頭命名。約公元前二十一世紀至公元前十七世紀。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洛陽附近和伊、洛、潁、汝諸水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帶。已發現的遺址有近百處，經過發掘的有洛陽東乾溝、矬李、東馬溝，陝縣七里舖，汝州市煤山，鄭州洛達廟和山西夏縣東下馮、翼城感軍等地點。
根據二里頭遺址的底層於典型器物所作的排比，二里頭文化被分為4期：
第一期陶器以褐陶為主，磨光黑陶占有一定比例，紋飾以籃紋為主，另有少量的方格紋、細繩紋；
第二期陶器中黑陶的數量減少，以細繩紋為主，籃紋和方格紋明顯減少；這兩期的器形多折沿、鼓腹、小平底。
第三、四期的陶器顏色普遍變為淺灰、以繩紋為主，出現粗繩紋，籃紋和方格紋幾乎絕跡。在第三期遺存中，第一、二期常見的鼎、深腹盆、甑等繼續沿用，但有局部的變化，同時，新出現了鬲、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領瓮等與商代二里崗期遺物十分接近的器物。這組新器形在第四期中越來越多，並表現出融合前者的趨勢。
二里頭文化分期 | ||||||||
二里頭文化一期 | 公元前1735年～公元前1705年 | |||||||
二里頭文化二期 | 公元前1705年～公元前1635年 | |||||||
二里頭文化三期 | 公元前1635年～公元前1565年 | |||||||
二里頭文化四期 | 公元前1565年～公元前1530年 | |||||||
分布地域
對於一種具有強大輻射力的核心文化來說，從帶有這種文化特質的代表性器物的分布上，是可以約略窺探這一文化的影響範圍的。打個比方，使用筷子的地方勢必屬於中華文化圈。就二里頭來說，青銅禮器和陶禮器就是它的“筷子”。青銅禮器的製造和使用基本上集中於王都，有很強的獨占性，是權力和地位的象徵物；青銅之外，二里頭典型陶器中有一部分不同於日常生活所用的陶禮器，包括爵、觚（gū）、盉（hé）等，也是社會和政治象徵性的器物，在某些禮儀活動中起著重要作用，並以由統治者賜予的形式從王朝擴散到各地。陶禮器隨之成為二里頭國家疆域的“定位器”。
考古發現，二里頭文化以偃師為大致中心，北至山西省臨汾—晉城一線，向西延伸至陝西西安、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區，南至河南與湖北交界地帶，往東至少到達開封、蘭考一帶地區。而陶禮器，也幾乎遍及這個文化分布圈。這個範圍可能就是二里頭王朝秩序架構的中心區，也就是直接疆域。但二里頭作為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除了直接控制的地盤，它還間接控制著大片土地。跟之前的古國、邦國相比，二里頭王朝是一種複雜的國家形式，是一個國家群，是鬆散的聯盟，二里頭是盟主。不同於後來高度集權的帝國用郡縣制把自己的勢力滲透到最底層，二里頭王朝是靠著一種代表當時先進文化發展方向的禮樂制度來征服世界的。“這套制度，在當時就是最高大上的，引起其他族群的模仿，二里頭文明隨之往外擴散。這是二里頭大國的文化軟實力，也是它能成為‘最早的中國’的動因所在”。而這個軟實力覆蓋的面積遠比直接疆域更大，乃至構成了現今中國的雛形。
從空間分布上看，盉、爵等二里頭風格的陶禮器向北見於長城之外燕山以北的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遺址，向南由浙江直至四川的長江流域一帶，向西達到了甘肅、青海。在陶禮器之外，起源於山東海岱地區的玉璋等玉禮器，又以二里頭都邑為擴散起點，向長江中上游甚至嶺南一帶傳播，直至越南北部，而這些，被視為“當地土著文化選擇性地接受二里頭王朝文化因素的結果”。
考古學研究表明，在東亞大陸，秦漢帝國問世前的春秋戰國時代，中原式直刃青銅劍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義上“中國”的擴展範圍，其北、南、西界分別及於長城、嶺南和四川成都平原。這一範圍，恰好與二里頭文化陶、玉禮器的拓展分布範圍大體相合，意味深長。或許，“中國”世界的空間輪廓，早在公元前二千紀前葉的二里頭時代，就已顯現出了它最早的雛形。
經濟狀況
夏代的經濟生產比以前有了顯著的提高，反映在物質文化上更加豐富。豫西（洛陽）地區的二里頭文化，是夏代中心區域的代表性文化。從二里頭文化的遺蹟和遺物，可以看出夏代社會經濟的基本狀況。
由於夏文化是許多地區不同氏族交融的產物，在這廣闊的地域內，各地的二里頭文化不盡相同，大致可分為豫西地區的二里頭類型、晉南地區的東下馮類型、豫北冀南地區的下七垣類型、豫東地區的下王崗類型。這些不同類型，是不同淵源的龍山文化時期氏族部落文化傳統承襲發展的結果。
在夏文化的中心地帶分布的是二里頭文化的二里頭類型和東下馮類型，為夏王朝所直接統治，其它類型則可能是與夏後氏聯密切或有姻親關係的方國。
影響
據考古研究，早在夏代，二里頭文化已影響長江以南乃至長三角地區，二里頭文化南傳的路線有兩條。西線從南陽盆地過隨棗走廊進入長江中游的江漢平原地區，再分東、西兩路，西路從江漢平原西部溯江而上經三峽向西到達川西成都平原，或南過長江進入湘西的澧水和沅水流域; 東路從江漢平原東部地區順江東下至九江再轉入贛江流域和鄱陽湖地區，或南渡長江沿幕阜山西麓、洞庭湖東岸進入湘江流域。東線從淮河上游的豫南過淮河進入安徽江淮地區。
二里頭文化從西線大規模南傳始自二里頭三期，也不排除始自二里頭二期的可能。至遲到二里頭四期，二里頭文化已經占據了江漢平原地區。而太湖流域馬橋文化出土二里頭因素遺物遺存的年代也被斷代為二里頭二期。
從考古學層面上說，二里頭文化南傳，終結了南方地區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本地文化的發展軌跡和模式，開啟了巨觀上伴隨中原地區文化變遷節奏而發展的新階段。同時，二里頭文化南傳給業已衰落的南方地區文化強烈的外部刺激，促使南方各地域文化以新的面貌復興。
研究
夏墟考察
上個世紀，甲骨文的發現以及對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證明了商王朝的存在。這給了中國學者以極大的鼓舞，他們希望能從考古學上尋找夏後氏和夏王朝的文化遺存，進而恢復夏代歷史的本來面貌。尋找夏王朝存在的證據，成了近半個世紀中國學者孜孜以求的目標。
二里頭文化遺址
二里頭文化遺址此後，中國三代考古工作者對洛陽二里頭遺址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發掘，發現了大型宮殿基址、大型青銅冶鑄作坊、制陶、制骨遺址，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以及400餘座墓葬，出土了成組的青銅禮器和玉器，證明了它是一處早於洛陽商城的具有都城規模的遺址，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成為公認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關鍵性遺址。
考古爭議
由於它所處的年代正是中國歷史上的夏商時期，所以從發現至今，圍繞它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懸念是：它是夏都還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斷代工程”結束後，二里頭文化的主體為夏人遺存的觀點逐漸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學術界也都傾向於認為二里頭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頭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觀點時，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鄒衡孤軍奮戰，如今，此一“異說”逐漸被大多數學者所接受。年屆80的鄒衡先生說，“夏的存在與否，在國際學術上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二里頭遺址用事實證明了夏朝的真實存在。”
二里頭遺址體現了夏朝已出現等級制度，等級分化。
中國之最
在皓髮白首的專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顯得年輕而有活力。正是這位在世紀之交接任隊長的年輕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學理念，給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迎來了轉型和振興。這種理念著重於遺址的範圍與城市布局、城郭遺蹟的尋找、禮制建築的發掘、中心遺址與周圍其他聚落的關係等。
二里頭遺址出土陶器上刻劃符號表
二里頭遺址出土陶器上刻劃符號表幾年來，二里頭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稱讚的成績：廓清了遺址的實有範圍，找到了遺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還發現了宮城城垣，證實了宮城的存在。此外還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宮殿建築基址，發現一些有關遺址布局的新線索，獲得一些包括大型綠松石鑲嵌龍在內的珍貴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劉慶柱稱，新發現證明這是一處經過縝密規劃、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頭都邑規劃性的判明，對於探索中國文明的淵源具有重大的標尺性意義，為人們研究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國早期城市與宮室制度、中國早期文明與國家的形成等課題，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說起二里頭，許宏喜歡用5個“中國之最”來形容：這是迄今可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發現有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作坊，還發現了最早的車轍痕跡，將中國發明雙輪車輛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二里頭遺址放到其出現前後大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它的每一項發現都牽動人心，並有理由相信，在這片神秘的土地上，還將會有更多的中國之最出土，殷墟的發現曾震驚了世界，二里頭將像20世紀的殷墟一樣，使21世紀的中國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輝煌。
約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這一千多年間，中國歷史上發生了急劇動盪的社會大變革。這一變革可以用文明化、國家化或社會複雜化來概括，作為中華文明最早階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誕生肇始於這一時期。這一時期一個大的分水嶺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此時，數百年異彩紛呈的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後走向衰落；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覆蓋廣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典型代表的二里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託而迅速崛起。二里頭文化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龍圖騰
當劉慶柱揭開紅色綢布、一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複製品）展示在世人面前時，在場的70餘名專家學者報以熱烈的掌聲，這是“中國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最為精彩的一幕。
二里頭綠松石龍
二里頭綠松石龍綠松石龍形體長大，總長70.2厘米，由2000餘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每片綠松石的大小僅有0.2至0.9厘米，厚度僅0.1厘米左右。其用工之巨、製作之精、體量之大，在中國早期龍形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見的。
將之命名為“中國龍”的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鵬闡釋了其中的原因：“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初期一件名為“何尊”的青銅器上，其銘文將包括偃師在內的洛陽平原稱為“中國”，意為“天下之中”。“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看，二里頭遺址地處最早被稱作‘中國’的地方，所謂‘天下之中’的洛陽平原，又是我國年代最早的‘中國’即第一個王朝都城所在地，那么，二里頭遺址所見的龍，自然就是天經地義的‘中國龍’”，杜金鵬說。
以往的考古發現中，有許多比二里頭還早的龍的形象，比如，1994年，遼寧查海遺址曾發掘發現的一條距今8000年的興隆窪文化石塊堆塑龍。這條龍用大小均等的紅褐色礫岩擺塑，全長19.7米，龍頭部最寬處約2米，呈昂首張口、彎身弓背狀。1987年，濮陽市文物工作隊在一座形式奇特的墓葬內，在一人體骨架的東西兩側發現以蚌殼擺塑了龍虎圖案。龍虎頭北尾南，與人骨架的頭腳方向相錯。其中蚌殼龍位於人骨架的東側，長1.78米。龍昂首、曲頸、弓身、前爪扒、後爪蹬，狀似騰飛。它們與二里頭遺址的龍一樣，都是由石塊、蚌殼等堆塑而成，有一定的繼承關係，但作為文明時代的龍形，則以二里頭最早，所以杜金鵬說，“從文化傳統的親緣關係上看，只有中原地區發現的龍，從夏、商、周到秦漢一脈相承，從這個意義上講，發現於二里頭的龍形器是中華民族龍圖騰最直接、最正統的源頭。” 至於距今7000多年的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豬龍等，但它們跟秦漢以來的文化沒有直接的聯繫。
據龍的發現者許宏博士介紹，它是在二里頭宮殿區一座高等級貴族墓葬中被發現的。當時，它被放置於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髖骨處。這引起了專家學者對綠松龍的用途及墓主人身份進行種種猜測。杜金鵬推測，它是一個在紅漆木板上粘嵌綠松石而成的“龍牌”，色彩艷麗，對比強烈，富有衝擊效果，是在宗廟祭祀典禮中使用的儀仗類器具。
除了綠松石龍，二里頭遺址還發現有其他與龍有關的文物，如陶器、銅牌飾上的龍圖像，有的似蛇，有的脫離了原始形態的蛇形象，有爪有鰭。據當前所知，在全國現有250處二里頭文化遺址中，集中出土龍文物的只有作為都城的偃師二里頭遺址，且都是出土在宮殿區或其附近重要地點如鑄銅遺址或祭祀區。專家認為，這表明二里頭時期，龍文物的地位是顯赫尊貴的，是與夏王和其他貴族密切相關的，龍已經成為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代表了王權，這種觀念代代相傳。
文化遺址
考古人員對河南溫縣林村遺址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時發現，這是一處距今約4000年的二里頭文化遺址，為研究該地區夏王朝與先商部族的文化特徵和交流提供了重要材料。
在對林村遺址考古發掘時，不僅發掘出灰坑、水井等文化遺存，還收集了大量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陶片。陶器主要有夾砂灰陶和泥質陶，器型有深腹罐、圓腹罐、折沿深腹甑、捏口罐、平折沿帶鋬深腹盆、大口尊、小口瓮、侈口繩紋鬲、折沿淺腹粗柄豆等。從器物形制上看，年代為二里頭二期至三期。
長期以來，溫縣及臨近地區發現的二里頭文化遺址數量很少，受制於材料匱乏，夏商時期文化演進與交流的研究進展緩慢。專家認為，該遺址對於研究夏王朝對焦濟平原的經營以及夏商族群關係意義重大。
考古隊領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武志江說，林村遺址所在的沁河中下游是二里頭文化和先商文化的分界，在二里頭文化三期時，夏王朝勢力開始深入到焦濟平原。林村遺址恰好處於夏王朝與豫北先商部族交流的重要地帶。遺址內發現有先商文化的卷沿鬲、陶豆等器物，說明當時二里頭文化與先商族群之間存在較為密切的聯繫。
二里頭文化所反映的民居遺址有半地穴居址、地面建築和窯洞式居址幾種類型，平面形狀也有圓形、方形圓角和長方形等幾種，一般居室的直徑在3米左右，較大的長方形居址長約10米，寬約5米，中間有隔牆分開，地基和隔牆都經夯築。居民的經濟生活大體以農業為主，農具主要是石器、蚌器和骨器，有鏟、鐮、斧、錛、鑿等種類。飼養的家畜有豬、狗、雞、牛、羊等。
二里頭遺址是一處夏代中晚期的都城遺址，總面積約3平方公里，遺存可劃分為四個時期。遺址內發現有宮殿、居民區、制陶作坊、鑄銅作坊、窖穴、墓葬等遺蹟。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銅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遺物，其中的青銅爵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
二里頭遺址是二里頭文化的命名地，並初步被確認為夏代中晚期都城遺址。
主要意義
新的考古發現，使一度歸於沉寂的中國考古界關於夏商分界的討論重新出現新的興奮點。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關於二里頭文化與夏商文化的關係問題，持不同觀點的學者都能從新發現中找到有利於自己的證據，“這完全是兩個聲音，但有一點值得放心，無論持什麼觀點，沒有人懷疑新發現的價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許宏說。“從新發現中，人們幾乎可以觸摸到中國第一個王朝的脈動了。”許宏說。但作為都城的二里頭，它的內涵布局及其演變過程、它的文化面貌及其背後人們共同的社會生活與組織結構、它的族屬國別以及人地關係等諸多課題，還只是粗線條的把握。就其族屬和國別而言，當前的研究尚未超出推論的範疇，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問題的最終解明，仍有待於帶有較多歷史信息的內證性遺存比如文字的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