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符號》是由廣東人民出版社於2011年10月1日出版的圖書。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山符號
- 又名：中山符號/走近孫中山叢書
- 作者：盧潔峰
- ISBN：9787218072654
- 類別：傳記
- 頁數：234頁
- 定價：25.6元
- 出版社：廣東省出版集團，廣東人民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1-10-01 第1版
- 裝幀：平裝
- 開本： 16
圖書信息,內容簡介,目錄,前言,後記,精彩頁,
圖書信息
出版社: 廣東省出版集團，廣東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10月1日)
叢書名: 走近孫中山叢書
平裝: 234頁
正文語種: 簡體中文
開本: 16
ISBN: 9787218072654
條形碼: 9787218072654
尺寸: 23.8 x 16 x 1.4 cm
重量: 381 g
內容簡介
《"中山"符號》在具體剖析“中山”符號個案的同時，融進了筆者近年關於呂彥直、南京中山陵、廣州中山紀念堂、梧州中山紀念堂等的最新研究成果。比如，點破中山陵祭堂實為“中山堡壘”；呂彥直在中山陵設計中的創新與突破；論證廣州中山紀念堂實為中國寶塔之變體；具體披露廣州中山紀念堂的八角亭大屋頂是用架設現代橋樑的方法來構建的；指出梧州中山紀念堂是廣州中山紀念堂的第一個模仿者……
目錄
上篇 “中山”符號的形成
一、“中山”符號的觀念形態/5
1．興中會成立打下“中山”符號底色/5
2．“倫敦蒙難”，“中山”符號出世/13
3．革命黨人積極推廣“中山”符號/23
4．同盟會公推總理，凸顯“中山”共識/29
5．“天下為公”——“中山”符號觀念形態的定格/34
二、“中山”符號的物化形態/44
1．革命尚未成功，中山鞠躬盡瘁/44
2．舉世哀悼，共鑄“中山”符號/46
3．“中山”符號物化肇始/54
4．中山模範縣——“中山”符號之惠民模式/58
中篇 “中山”符號的範本
三、中山陵——“中山”符號之範本/70
1．中山陵墓的建築要求/70
2．呂彥直對孫中山的理解/84
3．呂彥直對“中山”符號的表達/99
四、眾人甘為構建“中山”符號而奉獻/115
1．呂彥直嘔心瀝血英年早逝/115
2．姚新記倒貼14萬兩銀子/125
3．參建陵工的艱辛/129
4．工程技術人員甘於奉獻/131
下篇 “中山”符號的推廣
五、廣州中山紀念堂——“中山”符號推廣之起點/142
1．粵人率先動議建築中山紀念堂/142
2．一個訛傳/149
3．“前堂後碑”是集體智慧的結晶/153
4．呂彥直二次奪魁/158
5．中國寶塔的變體/162
6．建築與落成/181
7．廣州中山紀念堂效應/191
六、“中山”符號之泛化/205
1．“中山”符號泛化的轉折點/205
2．“中山”符號泛化中的亮點/212
3．“中山”成為中國符號/220
結語：中國需要孫中山/224
參考書目/231
後記/233
前言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病逝於北京。巨星隕落，激起一片“中山”波瀾，浩浩蕩蕩凡86年至今而未見衰減。以“中山”命名之樓堂館舍、城池園囿、道路街區、學校醫院遍於中華、流布世界，蔚為壯觀，成為一大符號奇蹟。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山”已經超越了孫中山本人而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民族符號。
是什麼賦予“中山”符號以如此超強的張力？有學界先進說是國民黨“黨文化”、“黨政治”的力量在起根本作用。筆者不敢苟同。於是尋根溯源，試圖探究“中山”符號之起始，並以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等為案例，解讀物化的“中山”符號背後所隱含的精神元素、文化元素甚至宗教元素，進而走近孫中山，理解孫中山，弘揚孫中山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為最終達至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理想境界，盡一己綿薄之力。
全書分三篇。上篇主要分析“中山”符號的形成過程，剖析“中山”符號的核心精神。筆者認為，“中山”符號的形成有兩個階段。首為“中山”符號的觀念形態階段。這一階段始於興中會成立之時，甚至可以追溯到孫中山在家鄉與陸皓東一起砸毀神像這一事件。及至興中會成立，其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便已打下“中山”符號之底色了。
1895年乙未重陽，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孫中山被迫流亡海外，蒙難倫敦。然而，正是倫敦蒙難把孫中山推上了國際舞台，促成其從造反者到革命家的角色轉換，一舉成為世界矚目的中國民主革命的“肢體符號”或日“形象代表”。“中山”符號由此問世。
與此同時，孫中山利用暫居英倫的9個月時間，廣泛閱讀，深入研究，實地考察英國與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為創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共和理論奠定了基礎。“中山”符號的精神核心亦隨之而形成。
除了通過報紙、書籍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政治主張之外，民眾精英還自發地用各自的方式來宣傳孫中山，塑造“中山”符號。比如，中國電影史上創辦影戲學校、首開航拍和軍隊參演戰爭場面先河的第一人，為中國電影事業作出卓越貢獻，被譽為“香港電影之父”的黎民偉，就是用電影記錄和塑造孫中山革命形象，並成為用電影這種現代媒體傳播“中山”符號的第一人。
在塑造“中山”符號的過程中，孫中山本人的參與也很重要。他的參與途徑集中在演講和題詞上。兩袖清風“勉為其難”的孫中山最能使用的“工具”就是他自己的嘴巴了。他不辭勞苦地滿世界奔波演講，宣傳推翻滿清、建立共和的道理。他把自己的革命理想、政治主張高度概括為“天下為公”，並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途徑和機會宣傳之，用以發動民眾、鼓舞同仁。除演講外，他還運用最地道的中國文化傳播方式——以毛筆題書“天下為公”等字幅分贈各人。據學者研究，僅存世的孫中山手書“天下為公”字幅就有39件②。而以孫中山手書“天下為公”作匾額懸掛於各地公共場所的則數不勝數。以“天下為公”為題的各種著述書刊更是汗牛充棟。以至每提及“天下為公”，人們就會立即聯想到孫中山。“中山”符號的觀念形態因此而確立。
“中山”符號形成的第二階段是其物化形態階段。這一階段始於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病逝之時。及至1925年，經40年的奮鬥，孫中山已是海內外公認的中國民主革命領袖了。他的病逝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人民民眾悼念之情洶湧澎湃，以致形成萬眾齊造“中山”符號之大勢。以林森為首的革命紀念會“改觀音山為中山公園”的建議，標誌著“中山”符號物化的肇始。“中山艦”則再次領航，成為“中山”符號物化的先鋒。接踵而至的中山縣，更成為“中山”符號的惠民模式。
在中篇，筆者集中對“中山”符號的範本中山陵進行剖析。從孫中山葬事籌備委員會對陵墓建築的要求，看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對孫中山的理解；從建築師呂彥直的應徵獲獎圖案，看留學歸國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孫中山的認同；從中山陵的建築設計，看呂彥直是如何表達孫中山精神，使中山陵成為“中山”符號之範本的。
另從中山陵的建築過程，從呂彥直的嘔心瀝血英年早逝，姚新記的自我犧牲甘願賠本，參建陵工風餐露宿、艱苦奮鬥的巨大付出，工程技術人員的全力以赴，李錦沛、黃檀甫的執著堅持等等，看建築師、承建商、工匠、工程師等等是如何心甘情願地為構建“中山”符號而無私奉獻的。從而認定：構建“中山”符號是一種集體行為、民族行為，這種行為是民眾對孫中山崇敬和懷念之情的自然流露和必然表達，而絕非某個政黨孤立的政治操作所能包辦和涵蓋得了的。
下篇主要講述“中山”符號的推廣。指出：廣州中山紀念堂的建造是，“中山”符號推廣的起點。中山陵雖為“中山”符號的範本，但她畢竟具有唯一性，不可複製和推廣。而廣州中山紀念堂則不然。她本來就是應大型集會之需而設計建築的。建造和普及公共文化場所，既是20世紀20—30年代中國近代化發展的客觀需求，也是國民政府在國家建設初期所肩負的必然任務。於是，廣州中山紀念堂便成為當然的榜樣。籌委會應邀將廣州中山紀念堂的建築圖紙送往各地作參照。各地紛紛以建築中山紀念堂、中山公園、中山路、中山學校、中山醫院等等為名，掀起一股近代中國城市市政公共設施建設的熱潮。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的侵華戰爭中斷了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進程，令中國建設的“黃金十年”戛然而止，“中山”符號的推廣也因此而暫停，以致1937年以前真正新建並落成的中山紀念建築為數甚少。
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中，“中山”符號以各種各樣不起眼的形式，在炮火紛飛的抗日前線頑強地傳播著，成為鼓舞軍民英勇抗戰的巨大精神力量。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6年，出於團結人民重建國家的需要，國民黨以黨中央的名義，向全國推廣建築範式統一的“中山堂”。“中山堂”的推廣，成為“中山”符號泛化的轉折點，最終使“中山”符號上升為一種意識形態。
時至今日，“中山”符號已經完全脫離了孫中山本人的具象，而抽象成為一種民族共識，一種民族精神，代表著人民大眾對於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和嚮往了。也許，這就是“中山”符號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本書在具體剖析“中山”符號個案的同時，融進了筆者近年關於呂彥直、南京中山陵、廣州中山紀念堂、梧州中山紀念堂等的最新研究成果。比如，點破中山陵祭堂實為“中山堡壘”；呂彥直在中山陵設計中的創新與突破；論證廣州中山紀念堂實為中國寶塔之變體；具體披露廣州中山紀念堂的八角亭大屋頂是用架設現代橋樑的方法來構建的；指出梧州中山紀念堂是廣州中山紀念堂的第一個模仿者……
筆者不才，幸有自知之明而能將勤補拙。故積十餘年之勞累，終於略有所成，聊補前人研究之空白與不足，並以“沒有枉食廣東米”而稍感寬慰。
盧潔峰
2011年4月30日
于越秀山蓬蒿居
是什麼賦予“中山”符號以如此超強的張力？有學界先進說是國民黨“黨文化”、“黨政治”的力量在起根本作用。筆者不敢苟同。於是尋根溯源，試圖探究“中山”符號之起始，並以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等為案例，解讀物化的“中山”符號背後所隱含的精神元素、文化元素甚至宗教元素，進而走近孫中山，理解孫中山，弘揚孫中山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為最終達至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的理想境界，盡一己綿薄之力。
全書分三篇。上篇主要分析“中山”符號的形成過程，剖析“中山”符號的核心精神。筆者認為，“中山”符號的形成有兩個階段。首為“中山”符號的觀念形態階段。這一階段始於興中會成立之時，甚至可以追溯到孫中山在家鄉與陸皓東一起砸毀神像這一事件。及至興中會成立，其誓詞“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便已打下“中山”符號之底色了。
1895年乙未重陽，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孫中山被迫流亡海外，蒙難倫敦。然而，正是倫敦蒙難把孫中山推上了國際舞台，促成其從造反者到革命家的角色轉換，一舉成為世界矚目的中國民主革命的“肢體符號”或日“形象代表”。“中山”符號由此問世。
與此同時，孫中山利用暫居英倫的9個月時間，廣泛閱讀，深入研究，實地考察英國與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為創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等共和理論奠定了基礎。“中山”符號的精神核心亦隨之而形成。
除了通過報紙、書籍宣傳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政治主張之外，民眾精英還自發地用各自的方式來宣傳孫中山，塑造“中山”符號。比如，中國電影史上創辦影戲學校、首開航拍和軍隊參演戰爭場面先河的第一人，為中國電影事業作出卓越貢獻，被譽為“香港電影之父”的黎民偉，就是用電影記錄和塑造孫中山革命形象，並成為用電影這種現代媒體傳播“中山”符號的第一人。
在塑造“中山”符號的過程中，孫中山本人的參與也很重要。他的參與途徑集中在演講和題詞上。兩袖清風“勉為其難”的孫中山最能使用的“工具”就是他自己的嘴巴了。他不辭勞苦地滿世界奔波演講，宣傳推翻滿清、建立共和的道理。他把自己的革命理想、政治主張高度概括為“天下為公”，並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途徑和機會宣傳之，用以發動民眾、鼓舞同仁。除演講外，他還運用最地道的中國文化傳播方式——以毛筆題書“天下為公”等字幅分贈各人。據學者研究，僅存世的孫中山手書“天下為公”字幅就有39件②。而以孫中山手書“天下為公”作匾額懸掛於各地公共場所的則數不勝數。以“天下為公”為題的各種著述書刊更是汗牛充棟。以至每提及“天下為公”，人們就會立即聯想到孫中山。“中山”符號的觀念形態因此而確立。
“中山”符號形成的第二階段是其物化形態階段。這一階段始於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病逝之時。及至1925年，經40年的奮鬥，孫中山已是海內外公認的中國民主革命領袖了。他的病逝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人民民眾悼念之情洶湧澎湃，以致形成萬眾齊造“中山”符號之大勢。以林森為首的革命紀念會“改觀音山為中山公園”的建議，標誌著“中山”符號物化的肇始。“中山艦”則再次領航，成為“中山”符號物化的先鋒。接踵而至的中山縣，更成為“中山”符號的惠民模式。
在中篇，筆者集中對“中山”符號的範本中山陵進行剖析。從孫中山葬事籌備委員會對陵墓建築的要求，看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對孫中山的理解；從建築師呂彥直的應徵獲獎圖案，看留學歸國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孫中山的認同；從中山陵的建築設計，看呂彥直是如何表達孫中山精神，使中山陵成為“中山”符號之範本的。
另從中山陵的建築過程，從呂彥直的嘔心瀝血英年早逝，姚新記的自我犧牲甘願賠本，參建陵工風餐露宿、艱苦奮鬥的巨大付出，工程技術人員的全力以赴，李錦沛、黃檀甫的執著堅持等等，看建築師、承建商、工匠、工程師等等是如何心甘情願地為構建“中山”符號而無私奉獻的。從而認定：構建“中山”符號是一種集體行為、民族行為，這種行為是民眾對孫中山崇敬和懷念之情的自然流露和必然表達，而絕非某個政黨孤立的政治操作所能包辦和涵蓋得了的。
下篇主要講述“中山”符號的推廣。指出：廣州中山紀念堂的建造是，“中山”符號推廣的起點。中山陵雖為“中山”符號的範本，但她畢竟具有唯一性，不可複製和推廣。而廣州中山紀念堂則不然。她本來就是應大型集會之需而設計建築的。建造和普及公共文化場所，既是20世紀20—30年代中國近代化發展的客觀需求，也是國民政府在國家建設初期所肩負的必然任務。於是，廣州中山紀念堂便成為當然的榜樣。籌委會應邀將廣州中山紀念堂的建築圖紙送往各地作參照。各地紛紛以建築中山紀念堂、中山公園、中山路、中山學校、中山醫院等等為名，掀起一股近代中國城市市政公共設施建設的熱潮。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的侵華戰爭中斷了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進程，令中國建設的“黃金十年”戛然而止，“中山”符號的推廣也因此而暫停，以致1937年以前真正新建並落成的中山紀念建築為數甚少。
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中，“中山”符號以各種各樣不起眼的形式，在炮火紛飛的抗日前線頑強地傳播著，成為鼓舞軍民英勇抗戰的巨大精神力量。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6年，出於團結人民重建國家的需要，國民黨以黨中央的名義，向全國推廣建築範式統一的“中山堂”。“中山堂”的推廣，成為“中山”符號泛化的轉折點，最終使“中山”符號上升為一種意識形態。
時至今日，“中山”符號已經完全脫離了孫中山本人的具象，而抽象成為一種民族共識，一種民族精神，代表著人民大眾對於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和嚮往了。也許，這就是“中山”符號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本書在具體剖析“中山”符號個案的同時，融進了筆者近年關於呂彥直、南京中山陵、廣州中山紀念堂、梧州中山紀念堂等的最新研究成果。比如，點破中山陵祭堂實為“中山堡壘”；呂彥直在中山陵設計中的創新與突破；論證廣州中山紀念堂實為中國寶塔之變體；具體披露廣州中山紀念堂的八角亭大屋頂是用架設現代橋樑的方法來構建的；指出梧州中山紀念堂是廣州中山紀念堂的第一個模仿者……
筆者不才，幸有自知之明而能將勤補拙。故積十餘年之勞累，終於略有所成，聊補前人研究之空白與不足，並以“沒有枉食廣東米”而稍感寬慰。
盧潔峰
2011年4月30日
于越秀山蓬蒿居
後記
恭逢辛亥百年，蒙廣東人民出版社不棄，賜我一綴專家之後寫作孫中山系列讀本之機會。領命之際不勝惶恐，仿若臨淵履冰。
為不辜負出版社的期望，亦為表達對孫中山先生的一份敬意，遂靜下心來，廣泛閱讀，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努力而為之。
今日，雖書稿初成，而內心猶惴惴不安。畢竟關於孫中山、孫中山研究，真可謂“前人之述備矣”。我等門外漢，本不具發言權，只是因10多年前的廣州中山紀念堂研究而被牽扯進“孫中山”這個閱讀的圈子裡，以至對孫中山略知一二而已。
本次寫作，對我來說，實在是一次閱讀孫中山、閱讀辛亥革命、閱讀中國近代史的絕好機會。藉助網際網路，足不出戶便可獲知各路專家對孫中山的各種評價，借得相關的思想火花。正是這些不同意見拓寬了我的視野；正是這些思想火花激發了我的探索熱情。
然而，關於孫中山、辛亥革命、中國近代史的歷史檔案、研究著述畢竟浩若煙海，淺陋如我者，真箇窮其一生之時間和精力也未嘗能得其一二。因此，在短短的半年時間內，倉促所成之書稿，必定粗陋淺顯，不當之處在所難免。然則，再醜的媳婦也要見公婆。誠望各位專家不吝賜教，批評指正。
在本次研究和寫作中，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趙志剛先生、梧州中山紀念堂管理處的黃裕峰先生、南京大學建築系的冷天先生，以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珠海市博物館等給我提供了一批珍貴的歷史檔案、圖書資料和照片，在此特向他們致謝！感謝他們給予筆者的真誠幫助。
此外，2010年12月在安徽廬江紀念孫立人將軍誕辰110周年的研討會上，筆者有幸知遇台北大學的朱源教授，並就相關問題向他請教，獲益匪淺。在寫作的過程中，．還有很多朋友給予筆者各方面的幫助和支持，在此一併致謝！
盧潔峰
2011年9月15日
為不辜負出版社的期望，亦為表達對孫中山先生的一份敬意，遂靜下心來，廣泛閱讀，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努力而為之。
今日，雖書稿初成，而內心猶惴惴不安。畢竟關於孫中山、孫中山研究，真可謂“前人之述備矣”。我等門外漢，本不具發言權，只是因10多年前的廣州中山紀念堂研究而被牽扯進“孫中山”這個閱讀的圈子裡，以至對孫中山略知一二而已。
本次寫作，對我來說，實在是一次閱讀孫中山、閱讀辛亥革命、閱讀中國近代史的絕好機會。藉助網際網路，足不出戶便可獲知各路專家對孫中山的各種評價，借得相關的思想火花。正是這些不同意見拓寬了我的視野；正是這些思想火花激發了我的探索熱情。
然而，關於孫中山、辛亥革命、中國近代史的歷史檔案、研究著述畢竟浩若煙海，淺陋如我者，真箇窮其一生之時間和精力也未嘗能得其一二。因此，在短短的半年時間內，倉促所成之書稿，必定粗陋淺顯，不當之處在所難免。然則，再醜的媳婦也要見公婆。誠望各位專家不吝賜教，批評指正。
在本次研究和寫作中，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趙志剛先生、梧州中山紀念堂管理處的黃裕峰先生、南京大學建築系的冷天先生，以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珠海市博物館等給我提供了一批珍貴的歷史檔案、圖書資料和照片，在此特向他們致謝！感謝他們給予筆者的真誠幫助。
此外，2010年12月在安徽廬江紀念孫立人將軍誕辰110周年的研討會上，筆者有幸知遇台北大學的朱源教授，並就相關問題向他請教，獲益匪淺。在寫作的過程中，．還有很多朋友給予筆者各方面的幫助和支持，在此一併致謝！
盧潔峰
2011年9月15日
精彩頁
據馮自由《革命逸史》記載，孫中山初在廣州行醫，除在西關冼基設立東西藥局以外，還得教友左斗山、傳教士王質甫的幫助，另設診察所於廣州雙門底基督教長老會的聖教書樓內。“廣州雙門底聖教書樓為基督教徒左斗山所設，其司事日王質甫。”左、王二人皆先後為興中會會員。其中，左斗山篤信新學，凡屬上海廣學會出版之西籍譯本如林樂如、李提摩太所譯泰西新史攬要，西學啟蒙十六種，《萬國公報》等，皆儘量寄售，是廣州唯一的新學書店。康有為是該書店的常客。
聖教書樓的內後進為基督教禮拜堂，每星期由王質甫兼任講道。經筆者初步考證，雙門底聖教書樓位於今廣州市北京路北端日“財廳前”地段，背靠原法國領事館(1866—1927年)的大片園林，與清“藩司”(辛亥革命後在“藩司”地址上建立廣東省財政廳大樓)相鄰。以筆者之見，聖教書樓極有可能就是建於20世紀20年代初的商務印書館廣州分館(今廣州科技書店)的前身。
“乙未廣州重陽之役，楊衢雲在香港以長短槍六百桿，偽裝膠坭(泥)，寄聖教書樓王質甫名收，為海關破獲，左斗山因是被捕，得美領事保釋。先是粵督譚鐘麟因聞黨人多屬教徒，密令王道台存善會同西牧師香秉文到輪船碼頭截拿，王質甫得香牧師密通訊息，步行赴韶關入江西走脫。”
可見，聖教書樓不僅是一家專賣西方新學的新式書店、孫中山先生早年行醫的診察所所在地，而且還是1895年乙未重陽廣州起義的重要機關之一，陸皓東就是為銷毀黨人名冊而返回聖教書樓時被捕於斯的。實際上，在陸皓東返回之前，左斗山已經將黨人名冊投毀於水井裡了。孫中山等之所以把黨人名冊、槍枝武器等藏於聖教書樓內後進基督堂內，而不是藏於其幾百米之外的王氏書院裡，是因為當時衙門不敢隨便干擾禮拜堂，否則易引起傳教士抗議，進而演變成外交風波。孫中山等正是利用這一點而將乙未重陽廣州起義的重要機關，設於聖教書樓內後進基督堂中的。
聖教書樓屬主左斗山，因是被捕並得美領事保釋後，仍不改初衷。為宣傳起見，更在聖教書樓對面的衛邊街(今吉祥路南段與廣衛路交界處。當時雙門底街北端與衛邊街之間的街區比較空曠，故二者只是打“對面”的關係，不像今日之此地，人煙稠密，樓房障眼)租了一間大廈，闢為“大光觀書樓”，陳列古今中外圖書及新舊約《聖經》，供人觀覽，並請蘇復初主理其事。其不屈不撓、矢志不渝的精神，堪為後人之懿範楷模。
P14-15
聖教書樓的內後進為基督教禮拜堂，每星期由王質甫兼任講道。經筆者初步考證，雙門底聖教書樓位於今廣州市北京路北端日“財廳前”地段，背靠原法國領事館(1866—1927年)的大片園林，與清“藩司”(辛亥革命後在“藩司”地址上建立廣東省財政廳大樓)相鄰。以筆者之見，聖教書樓極有可能就是建於20世紀20年代初的商務印書館廣州分館(今廣州科技書店)的前身。
“乙未廣州重陽之役，楊衢雲在香港以長短槍六百桿，偽裝膠坭(泥)，寄聖教書樓王質甫名收，為海關破獲，左斗山因是被捕，得美領事保釋。先是粵督譚鐘麟因聞黨人多屬教徒，密令王道台存善會同西牧師香秉文到輪船碼頭截拿，王質甫得香牧師密通訊息，步行赴韶關入江西走脫。”
可見，聖教書樓不僅是一家專賣西方新學的新式書店、孫中山先生早年行醫的診察所所在地，而且還是1895年乙未重陽廣州起義的重要機關之一，陸皓東就是為銷毀黨人名冊而返回聖教書樓時被捕於斯的。實際上，在陸皓東返回之前，左斗山已經將黨人名冊投毀於水井裡了。孫中山等之所以把黨人名冊、槍枝武器等藏於聖教書樓內後進基督堂內，而不是藏於其幾百米之外的王氏書院裡，是因為當時衙門不敢隨便干擾禮拜堂，否則易引起傳教士抗議，進而演變成外交風波。孫中山等正是利用這一點而將乙未重陽廣州起義的重要機關，設於聖教書樓內後進基督堂中的。
聖教書樓屬主左斗山，因是被捕並得美領事保釋後，仍不改初衷。為宣傳起見，更在聖教書樓對面的衛邊街(今吉祥路南段與廣衛路交界處。當時雙門底街北端與衛邊街之間的街區比較空曠，故二者只是打“對面”的關係，不像今日之此地，人煙稠密，樓房障眼)租了一間大廈，闢為“大光觀書樓”，陳列古今中外圖書及新舊約《聖經》，供人觀覽，並請蘇復初主理其事。其不屈不撓、矢志不渝的精神，堪為後人之懿範楷模。
P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