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為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總結黨的工作，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彭德懷、凱豐、劉少奇、項英、張國燾13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央政治局會議
- 時間：1937年12月9日至14日
- 地點：延安
- 人物：張聞天、毛澤東、王明等13人
- 又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
會議背景,會議時間,會議內容,會議意義,
會議背景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但是，由於國共兩黨奉行著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的敵後戰場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局面。國民黨正面戰場雖對日軍的侵略進行了英勇抵抗，但由於其奉行片面抗戰路線和消極防禦的作戰方針，不斷遭受了嚴重失敗。11月8日，山西太原失陷，華北大部淪於敵手；11月12日，上海失守，日軍繼續向南京進逼。從10月起，國民黨即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與日本進行秘密接觸，試探媾和條件。八路軍在華北敵後戰場上，正確執行了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一面積極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作戰，一面深入敵後發動民眾，建立抗日根據地，廣泛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但是，在黨和軍隊的一些工作中出現了過高估計國民黨的抗日積極性，過分遷就國民黨等右的傾向。
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他認為：盧溝橋事變以後，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是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存在著左、中、右三個集團，而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右翼集團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大本營。因此，他提出：“在黨內，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在全國，反對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他還再次強調了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明確指出：“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和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
11月29日，王明、康生從蘇聯，經新疆迪化（今新疆烏魯木齊）到達延安。在迪化任八路軍辦事處主任的陳雲也同時到達。王明此時的身份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書記處書記。王明回國時，帶來了共產國際對中共在新形勢下基本政策的全面建議。這些建議是在8月1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根據王明的報告討論通過的。會議高度評價了中共制定和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所取得的成績，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見，但是，會議也過高地估計了國民黨的政策轉變，認為中共缺乏工人階級基礎，大多數老幹部出身農民，有武裝鬥爭經驗，但連城市工人運動的一般概念都沒有。“為此，需要很了解國際形勢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王明就是作為這種“新人”回到延安的。王明行前曾受到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見。
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他認為：盧溝橋事變以後，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是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存在著左、中、右三個集團，而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右翼集團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大本營。因此，他提出：“在黨內，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在全國，反對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他還再次強調了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明確指出：“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和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
11月29日，王明、康生從蘇聯，經新疆迪化（今新疆烏魯木齊）到達延安。在迪化任八路軍辦事處主任的陳雲也同時到達。王明此時的身份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書記處書記。王明回國時，帶來了共產國際對中共在新形勢下基本政策的全面建議。這些建議是在8月1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根據王明的報告討論通過的。會議高度評價了中共制定和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所取得的成績，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見，但是，會議也過高地估計了國民黨的政策轉變，認為中共缺乏工人階級基礎，大多數老幹部出身農民，有武裝鬥爭經驗，但連城市工人運動的一般概念都沒有。“為此，需要很了解國際形勢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王明就是作為這種“新人”回到延安的。王明行前曾受到史達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見。
會議時間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為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總結黨的工作，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彭德懷、凱豐、劉少奇、項英、張國燾13人。張聞天在會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項英作了《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的報告。
會議內容
王明的報告分析了抗戰爆發以來的國內外形勢，在堅持聯合國民黨抗戰的問題上，發表了一些正確的意見。但是，他又以共產國際路線代表的名義，批評洛川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原則”，沒有提出“抗戰高於一切”；批評毛澤東《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對形勢的分析有錯誤；批評了劉少奇《抗日游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的一些正確觀點，並在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
一、過高地估計了國民黨的政策轉變，忽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不同階級和集團的原則區別。王明的報告認為，國民黨轉向抗日以後，國民政府開始成為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人民開始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開始民主化；只能以“抗日與不抗日”作為劃分敵友的主要標準，不應再去劃分抗日營壘中的左、中、右三個集團。這實際上完全抹煞了國共兩黨兩條不同抗戰路線的原則分歧和鬥爭。
二、反對提出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王明認為，要承認國民黨在統一戰線中優勢力量，歷史上就沒有資產階級受無產階級領導的事情，空喊領導權，只能嚇跑同盟者；國共兩黨不是誰領導誰，而是“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奮鬥”，“共同發展”。王明的主張，實質上完全放棄了共產黨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權的鬥爭。
三、輕視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游擊戰爭，幻想依靠“全中國統一的國防軍”求得抗日戰爭的速勝。王明看不到八路軍獨立自主的敵後游擊戰爭的重要戰略地位，片面地強調在現有軍隊基礎上建立和擴大全中國統一的國防軍，不適當地要求“建立真正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和統一作戰計畫”，無前提地要求“逐漸打破擁兵自衛的傳統”。王明實際上是把抗戰勝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國民黨軍隊身上。
由於王明的特殊身份，他的錯誤思想在會上曾影響了一些同志。毛澤東等在會上發言，正面闡述了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的正確主張。由於毛澤東等的抵制，王明的錯誤意見未能形成會議決議。
會議討論並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議規定，應儘可能在較短時期內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規定：“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任務，在於討論和規定如何在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下，組織和保障全中國人民取得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同時，黨的七次大會應當對於自六次大會以來的革命鬥爭經驗作一個基本的總結。”
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由25人組成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成員有：毛澤東、王明、朱德、周恩來、項英、張聞天、張國燾、博古、康生、陳雲、王稼祥、彭德懷、任弼時、鄧發、劉少奇、凱豐、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曾山、張鼎丞、陳毅、楊靖宇、高崗。毛澤東為準備委員會主席，王明為書記；並由毛澤東、張聞天、康生、陳雲、王明5人組成準備委員會秘書處。
會議決定，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的談判；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中國南部黨的工作；由項英、曾山、陳毅、方方、塗振農組成東南分局，項英為書記，負責領導新四軍的工作。
會議還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和《中央政治局對於南方區游擊工作的決議》。
一、過高地估計了國民黨的政策轉變，忽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不同階級和集團的原則區別。王明的報告認為，國民黨轉向抗日以後，國民政府開始成為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人民開始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開始民主化；只能以“抗日與不抗日”作為劃分敵友的主要標準，不應再去劃分抗日營壘中的左、中、右三個集團。這實際上完全抹煞了國共兩黨兩條不同抗戰路線的原則分歧和鬥爭。
二、反對提出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王明認為，要承認國民黨在統一戰線中優勢力量，歷史上就沒有資產階級受無產階級領導的事情，空喊領導權，只能嚇跑同盟者；國共兩黨不是誰領導誰，而是“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奮鬥”，“共同發展”。王明的主張，實質上完全放棄了共產黨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權的鬥爭。
三、輕視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游擊戰爭，幻想依靠“全中國統一的國防軍”求得抗日戰爭的速勝。王明看不到八路軍獨立自主的敵後游擊戰爭的重要戰略地位，片面地強調在現有軍隊基礎上建立和擴大全中國統一的國防軍，不適當地要求“建立真正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和統一作戰計畫”，無前提地要求“逐漸打破擁兵自衛的傳統”。王明實際上是把抗戰勝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國民黨軍隊身上。
由於王明的特殊身份，他的錯誤思想在會上曾影響了一些同志。毛澤東等在會上發言，正面闡述了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的正確主張。由於毛澤東等的抵制，王明的錯誤意見未能形成會議決議。
會議討論並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議規定，應儘可能在較短時期內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規定：“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任務，在於討論和規定如何在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下，組織和保障全中國人民取得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同時，黨的七次大會應當對於自六次大會以來的革命鬥爭經驗作一個基本的總結。”
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由25人組成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成員有：毛澤東、王明、朱德、周恩來、項英、張聞天、張國燾、博古、康生、陳雲、王稼祥、彭德懷、任弼時、鄧發、劉少奇、凱豐、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曾山、張鼎丞、陳毅、楊靖宇、高崗。毛澤東為準備委員會主席，王明為書記；並由毛澤東、張聞天、康生、陳雲、王明5人組成準備委員會秘書處。
會議決定，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的談判；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中國南部黨的工作；由項英、曾山、陳毅、方方、塗振農組成東南分局，項英為書記，負責領導新四軍的工作。
會議還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和《中央政治局對於南方區游擊工作的決議》。
會議意義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總結了抗戰爆發以來黨的工作，聽取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王明雖然根據共產國際的某些不正確意見系統提出了他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並且一度影響了一些同志，但是他的錯誤觀點，沒有為全體與會同志所接受。會議之後，王明前往武漢，並擔任了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在領導長江局工作期間，王明積極推行其右傾投降主義主張，使當時國民黨統治區正在恢復和發展的黨的工作受到了一些不良影響，妨礙了華中敵後地區抗日游擊戰爭的開展和開創根據地的工作。但是，就全黨範圍來說，中共中央在洛川會議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方針，仍然得到了認真地貫徹執行，並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