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 時間：1941年9月10日-10月22日
- 地點：延安
- 人物：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
會議背景,會議時間,會議內容,會議意義,
會議背景
為了總結土地革命後期的歷史經驗，開始進行整風運動。
會議時間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延安召開。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陳雲、康生、王明、任弼時、劉少奇、王稼祥、彭德懷、博古、鄧發、凱豐。參加會議的還有在延安的李富春、楊尚昆、李維漢、陳伯達、高崗、林伯渠、葉劍英、王若飛、彭真等120多名高級領導幹部。共舉行了5次會議，集中討論了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即1931年9月開始的中共臨時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
會議內容
毛澤東在第一天的會議上作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指出：“過去我們的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立三路線和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都是主觀主義。蘇維埃運動後期的主觀主義表現更嚴重，它的形態更完備，統治時間更長久，結果更悲慘。”“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後，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六中全會對主觀主義作了鬥爭，但有一部分同志還存在著主觀主義，主要表現為延安的各種工作中。”報告強調指出：“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局首先要研究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組織思想方法論的研究組。報告提出：“中央研究組一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一方面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延安開一個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同志全體出馬，大家都出台講話，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打倒兩個主義，把人留下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把犯了錯誤的幹部健全地保留下來。”毛澤東的報告明確提出了整風所要解決的問題、方法及根本方針，為這次整風會議及其後的全黨整風運動定了基調。
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毛澤東的報告。會議集中討論了如何使全黨幹部掌握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根本方向問題，討論了如何使黨的組織達到真正的團結和統一的問題。會議檢討了黨在歷史上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路線問題，肯定黨中央從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上，犯了“左”傾政治路線性質的錯誤。一些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影響而犯過錯誤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評。
張聞天在會上對自己在蘇維埃後期的錯誤作了兩次檢討發言。他說，蘇維埃後期在政治上是盲動主義；軍事上是冒險主義，打大的城市等；組織上是宗派主義，不相信有實際經驗的老幹部；思想上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這些在第五次反“圍剿”時發展到最高點，使黨受到嚴重的損失，我是最主要負責人之一，應當承認錯誤，特別是寫文章、作報告，在宣傳教育方面尤其負有責任。
博古在會上也作了兩次檢查。他說：我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觀主義路線錯誤，我是主要的負責人。他將自己所犯的錯誤，歸納為4個方面：一是對中國革命基本理論有不正確的理解，認為革命性質很快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企圖實行帶有社會主義革命性質的東西；二是認為革命動力只有工農(富農在外)，故有打倒一切的政策；三是對土地革命、民族革命的結合有不正確的認識，以為民族革命已經過去，只有土地革命；四是不了解中國革命的許多屬性，否認不平衡和革命的長期性。
任弼時在會上對自己在中央蘇區那一段對毛澤東的錯誤批評也作了實事求是的自我批評。他說：20年來黨的歷史說明，“根本問題是思想方法問題，即如何使理論與實際真正聯繫的問題”。真正的理論家，“那就是能理論與實際聯繫起來，能從經驗中找出發展的規律而靈活的運用”，是“善於以理論為武器，根據具體的客觀事實正確的決定鬥爭政策”，而不是空談死背教條公式。他說：六屆四中全會後，“一九三二年一月到遵義會議時期，是更完備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思想占統治時期”，造成“更嚴重的路線錯誤和嚴重的惡果”。他批評三次“左”傾錯誤說，他們忽然熱得發狂，忽而又悲觀失望；忽而打倒一切，忽而又唱起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子，常常以共產國際的風為風，以共產國際的雨為雨，不考慮中國的實際。王稼祥、李維漢等在會上也作了檢討發言。
王明在會上的兩次發言，表面上抽象地表示同意毛澤東的報告，承認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但同時仍堅持認為“四中全會的政治路線也是正確的”，並把錯誤責任完全推到博古身上。
在會議期間，中央書記處又召開幾天工作會議，實際上是黨的核心領導的會議。會議進一步對王明的錯誤進行批評。毛澤東根據大家發言的意見，歸納了幾點看法，作為準備提交六屆七中全會，再提交七次大會的一個結論草案。其要點是：（1）說明這一時期“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比之立三路線，形態更完備，時期更長久，結果更悲慘。（2）這一錯誤的時期問題，從1932年開始，到1934年五中全會時便發展到最高峰。（3）我黨20年來的歷史問題。認為四中全會雖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線，但在實際政策上沒有執行正確的轉變。（4）這次討論，要從檢討過去錯誤中得到經驗教訓，使全黨了解失敗為成功之母。要採取治病救人的辦法。（5）要進行加強對學習組的領導。會議決定：組織以毛澤東為首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成員包括：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彭真；組織以陳云為首的審查過去被打擊幹部的委員會，成員包括：高崗、譚政、陳正人、彭真。
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毛澤東的報告。會議集中討論了如何使全黨幹部掌握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根本方向問題，討論了如何使黨的組織達到真正的團結和統一的問題。會議檢討了黨在歷史上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路線問題，肯定黨中央從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上，犯了“左”傾政治路線性質的錯誤。一些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影響而犯過錯誤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評。
張聞天在會上對自己在蘇維埃後期的錯誤作了兩次檢討發言。他說，蘇維埃後期在政治上是盲動主義；軍事上是冒險主義，打大的城市等；組織上是宗派主義，不相信有實際經驗的老幹部；思想上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這些在第五次反“圍剿”時發展到最高點，使黨受到嚴重的損失，我是最主要負責人之一，應當承認錯誤，特別是寫文章、作報告，在宣傳教育方面尤其負有責任。
博古在會上也作了兩次檢查。他說：我有勇氣承認自己的錯誤，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觀主義路線錯誤，我是主要的負責人。他將自己所犯的錯誤，歸納為4個方面：一是對中國革命基本理論有不正確的理解，認為革命性質很快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企圖實行帶有社會主義革命性質的東西；二是認為革命動力只有工農(富農在外)，故有打倒一切的政策；三是對土地革命、民族革命的結合有不正確的認識，以為民族革命已經過去，只有土地革命；四是不了解中國革命的許多屬性，否認不平衡和革命的長期性。
任弼時在會上對自己在中央蘇區那一段對毛澤東的錯誤批評也作了實事求是的自我批評。他說：20年來黨的歷史說明，“根本問題是思想方法問題，即如何使理論與實際真正聯繫的問題”。真正的理論家，“那就是能理論與實際聯繫起來，能從經驗中找出發展的規律而靈活的運用”，是“善於以理論為武器，根據具體的客觀事實正確的決定鬥爭政策”，而不是空談死背教條公式。他說：六屆四中全會後，“一九三二年一月到遵義會議時期，是更完備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思想占統治時期”，造成“更嚴重的路線錯誤和嚴重的惡果”。他批評三次“左”傾錯誤說，他們忽然熱得發狂，忽而又悲觀失望；忽而打倒一切，忽而又唱起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子，常常以共產國際的風為風，以共產國際的雨為雨，不考慮中國的實際。王稼祥、李維漢等在會上也作了檢討發言。
王明在會上的兩次發言，表面上抽象地表示同意毛澤東的報告，承認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但同時仍堅持認為“四中全會的政治路線也是正確的”，並把錯誤責任完全推到博古身上。
在會議期間，中央書記處又召開幾天工作會議，實際上是黨的核心領導的會議。會議進一步對王明的錯誤進行批評。毛澤東根據大家發言的意見，歸納了幾點看法，作為準備提交六屆七中全會，再提交七次大會的一個結論草案。其要點是：（1）說明這一時期“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比之立三路線，形態更完備，時期更長久，結果更悲慘。（2）這一錯誤的時期問題，從1932年開始，到1934年五中全會時便發展到最高峰。（3）我黨20年來的歷史問題。認為四中全會雖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線，但在實際政策上沒有執行正確的轉變。（4）這次討論，要從檢討過去錯誤中得到經驗教訓，使全黨了解失敗為成功之母。要採取治病救人的辦法。（5）要進行加強對學習組的領導。會議決定：組織以毛澤東為首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成員包括：王稼祥、任弼時、康生、彭真；組織以陳云為首的審查過去被打擊幹部的委員會，成員包括：高崗、譚政、陳正人、彭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