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會議，由剛從莫斯科回國的王明傳達共產國際關於中國抗戰的有關指示。在這次會議上，王明就抗戰、國共關係等問題系統地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其中包含事後看來具有很強遷就國民黨的思想和觀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
- 外文名：The December Government Meeting of CPC
- 日期：1937年12月9日-14日
- 別名：“十二月會議”
1937年11月29日，毛澤東去延安機場迎接從蘇聯回國的王明。王明在蘇聯時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之一，並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王明回國，是為了在中共中央貫徹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在5月制定的關於中國抗日形勢和中共任務的“新政策”。王明離開莫斯科後，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
王明回國後，各地政治局委員大多已齊集延安。為了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總結黨的工作，中共中央於12月9日至14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彭德懷、凱豐、劉少奇、項英、張國燾共13人。張聞天在會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項英作了《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的報告。王明的報告分析了抗戰爆發以來的國內外形勢，在堅持聯合國民黨抗戰的問題上，發表了一些正確的意見。但是，他又以共產國際路線代表的名義，批評洛川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原則”，沒有提出“抗戰高於一切”；批評毛澤東《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對形勢的分析有錯誤；批評劉少奇《抗日游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的一些正確觀點，並在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右傾投降主張。主要是：一、過高地估計了國民黨的政策轉變，忽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不同階級和集團的原則區別；二、反對提出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三、輕視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游擊戰爭，幻想依靠“全中國統一的國防軍”求得抗日戰爭的速勝。
在會上毛澤東沒有作正式報告，但他在兩次發言中，正面闡述了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的正確主張。他說：團結禦侮是我們的基本方針，統一戰線問題要適合於這個總方針。在統一戰線中，“和”與“爭”是對立的統一。國民黨內劃為左、中、右派，而且左、中、右派會變動的。過去我們反對國民黨派大官來也是必要的，因為西安事變後國民黨要派大批人來侮辱和破壞紅軍，應該拒絕。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方面去了。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存在的，不是說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來，而是說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我們所謂獨立自主是對日本作戰的獨立自主。戰役戰術是獨立自主的。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洛川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是對的。獨立自主，對敵軍來說我是主動而不是被動的，對友軍來說我是相對的集中指揮，對自己來說是給下級以機動。總的一句話：相對集中指揮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
這次會議，由於毛澤東等的抵制，王明的錯誤意見沒有形成會議決議；王明的錯誤意見雖然一度影響了一些同志，但沒有為全體與會同志所接受。會議決定成立由25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王明為書記，並由毛澤東、張聞天、康生、陳雲、王明五人組成籌備委員會秘書處。會議決定，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中國南方各省黨的工作。會議之後，王明前往武漢，並擔任了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使當時國民黨統治區、華中敵後地區的黨的工作和開創根據地工作受到了一些不良影響；但是，就全黨範圍來說，還是以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在洛川會議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方針為主。
王明回國後，各地政治局委員大多已齊集延安。為了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總結黨的工作，中共中央於12月9日至14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彭德懷、凱豐、劉少奇、項英、張國燾共13人。張聞天在會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項英作了《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的報告。王明的報告分析了抗戰爆發以來的國內外形勢，在堅持聯合國民黨抗戰的問題上，發表了一些正確的意見。但是，他又以共產國際路線代表的名義，批評洛川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原則”，沒有提出“抗戰高於一切”；批評毛澤東《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對形勢的分析有錯誤；批評劉少奇《抗日游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的一些正確觀點，並在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右傾投降主張。主要是：一、過高地估計了國民黨的政策轉變，忽視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不同階級和集團的原則區別；二、反對提出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三、輕視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游擊戰爭，幻想依靠“全中國統一的國防軍”求得抗日戰爭的速勝。
在會上毛澤東沒有作正式報告，但他在兩次發言中，正面闡述了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的正確主張。他說：團結禦侮是我們的基本方針，統一戰線問題要適合於這個總方針。在統一戰線中，“和”與“爭”是對立的統一。國民黨內劃為左、中、右派，而且左、中、右派會變動的。過去我們反對國民黨派大官來也是必要的，因為西安事變後國民黨要派大批人來侮辱和破壞紅軍，應該拒絕。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方面去了。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存在的，不是說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來，而是說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我們所謂獨立自主是對日本作戰的獨立自主。戰役戰術是獨立自主的。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一部。洛川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是對的。獨立自主，對敵軍來說我是主動而不是被動的，對友軍來說我是相對的集中指揮，對自己來說是給下級以機動。總的一句話：相對集中指揮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
這次會議，由於毛澤東等的抵制，王明的錯誤意見沒有形成會議決議；王明的錯誤意見雖然一度影響了一些同志，但沒有為全體與會同志所接受。會議決定成立由25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王明為書記，並由毛澤東、張聞天、康生、陳雲、王明五人組成籌備委員會秘書處。會議決定，增補王明、陳雲、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中國南方各省黨的工作。會議之後，王明前往武漢，並擔任了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使當時國民黨統治區、華中敵後地區的黨的工作和開創根據地工作受到了一些不良影響；但是，就全黨範圍來說，還是以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在洛川會議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方針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