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是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戰發生於1934—1935年。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堅持反帝反封建革命，在農村革命根據地領導農民開展土地改革運動。西方學者卜凱等人，羅列在中國進行農村調查的資料，宣揚中國農村貧困的主要原因是生產力低下、勞動時間分配不均及耕地面積缺乏，否認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阻礙，認為中國農村已是資本主義性質，應積極推行資本主義經營。更加有害的是，堅持托派理論的王宜昌等人，在《中國經濟雜誌》等報刊上，接連發表文章，宣揚“指示某社會歷史的性質的標幟，不能不是生產力”，農村經濟的研究的對象應是生產技術，並且獵取當時極少數農業生產中套用現代農業技術的資料，斷言中國農村經濟已經資本主義化了。胡說“以土地問題為農村經濟研究的核心的時代已經過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
- 關於：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的討論
- 時間：1933年
- 實質：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繼續與深入
內容介紹,參考書目,
內容介紹
歷史背景 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在革命根據地堅持鬥爭，國民黨則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投降政策，在帝國主義的金錢、武器支持下出動了數十萬軍隊“圍剿”中央蘇區紅軍。在此形勢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農村>雜誌1934年在上海出版，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根據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隱蔽地宣傳土地革命是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發展中國農村經濟的唯一出路的主張。
挑起這次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的是不久前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堅持托派理論的王宜昌，同王宜昌站在一起的有張志澄、王毓銓、王景波（欠寬）等人。他們的文章，多數發表在南京出版的《中國經濟》雜誌上，被稱為“中國經濟派”。起而應戰的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的成員，主要有錢俊瑞（陶直夫、周彬）、薛暮橋（余霖）、孫冶方、趙槑僧等人，所有文章均發表在《中國農村》月刊上，被稱為“中國農村派”。
主要內容這次論戰是從農村經濟研究的方法和對象開始的，歸結到中國農村社會的性質。主要是兩個問題:①農村經濟研究的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係;②中國農村的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還是半封建。問題的核心是資本問題還是土地問題。對這兩個問題，“中國經濟派”主張前者，“中國農村派”則主張後者。對於這兩個問題的不同觀點，必然引伸出對中國革命性質的不同論斷。
研究農村經濟的方法論不僅是理論，而且是與農村社會性質的論斷密切相關。王宜昌等人認為，“指示某社會歷史的性質的標幟，不能不是生產力”。他們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所以農村經濟研究的對象是技術。王宜昌說，他看到“中國農村生產工具的資本主義的變革，和其相應的生產關係的轉移，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與其規模大小的分劃，使我不能再以土地問題為農村經濟問題的中心，而以資本問題為中心”。他們根據極少數示範性的現代農業技術的套用，斷定中國農村已經資本主義化。王宜昌說:“農業機械和人造肥料的套用,不唯表示資本制的農業生產力的進步，同時更表示資本主義在國內市場的擴大，資本主義在農業上的增大和農業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又說：“我從帝國主義商品的推銷和原料的吸取上，從中國都市的民族資本主義金融的支配原料的吸取和商品的推銷上，從中國農業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形成上，來論證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實況和性質”。由此他作出結論說：“中國農村是資本主義占優勢，農業是資本主義占優勢”，“土地問題變成了資本問題的支配物以後,對於一切農村經濟問題,我們便不再著重土地分配、土地所有等形態，而要先著重農村資本主義關係的分析”。他們始終認為帝國主義的侵入和控制中國經濟便是農村社會已經資本主義性質的證據。他們說:“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土地問題已由改良政策而達到某種程度的解決”,所以,“以土地問題為農村經濟研究的核心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而現在應該以資本問題為農村經濟研究的核心”（《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這樣，土地革命就成為無的放矢，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略方針就是錯誤的了。
對於這些論點，《中國農村》的幾位作者給予了批駁。錢俊瑞說：“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辯證關係之中，生產力是決定的、主導的因素。可是在辨認某一社會經濟結構的性質的時候，我們決不能單純地、直接地用生產力來決定；而要從生產關係本身……的分析來決定。”他認為,研究的對象應是農村的生產關係,而農村生產關係的中心問題是土地問題。土地是農業生產的最主要的生產手段，占人口極少數的地主、富農占有70%以上的土地，占人口極大多數的中農、貧農則僅有30%的土地。同時，農村資金的運動也是以土地買賣、所有權轉移為契機的，農村中苛捐雜稅、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等使農民失去土地。此外，農民流亡，農村勞動力荒廢，也是由於農民失去了土地。所以，“土地問題主要的是土地分配問題，我們應從土地問題、租佃關係問題、農業經營問題、農產物商品化和農村市場的問題等，來分析中國農村生產關係，闡明農村社會性質”（《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
關於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農村社會的作用問題，薛暮橋說：“就整個國民經濟而論，中國底農業生產一般已經隸屬於整個資本主義體系（自然後者又是隸屬於整個國際帝國主義體系）而受其支配;如就農村內部而論,並就農業生產方式本身而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雖已相當發展，可是半封建的零細經營還占優勢”，以研究土地問題為中心是因為“研究土地問題，主要的任務是在闡明在這土地所有形態之下所隱藏著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中國底土地關係（包括租佃關係）之中無疑地顯示著十足的過渡性質：一方面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存在，另一方面封建殘餘還占相當的優勢”，所以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半封建的生產關係。“中國農村中真正支配者是帝國主義，但帝國主義為了要對中國農村勞動大眾永久維持其超額利潤的榨取，它和農村中半封建勢力勾結起來，使農民受到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勢力的兩重壓迫”（《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帝國主義的侵入沒有使農村資本主義化，而是維持了封建剝削的存在，阻礙了農業現代化的進程。孫冶方在《財政資本底統治與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一文中，不但在中國而且在世界範圍之內考察了國際財政資本對半殖民地殖民地的經濟關係，得出了同樣的科學結論。
這次論戰繼續了一年，實質上是捍衛還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六大”決議，贊成還是反對中國土地革命的論戰。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入侵逐步深入，民族危機日趨嚴重，《中國農村》從1935年第 2捲起由偏重理論的刊物改變為大眾化的雜誌，著重於團結全國農村運動工作者和農村青年進行抗日救亡運動的宣傳教育。同時，由於形勢變化，對方陣營的作者也起了分化。這樣，論戰就自然地停止了。
參考書目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編：《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新知書店，上海，1935。 〖作者〗馮和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