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西部民族文化研究》是西北民族學院歷史學系中國文化史研究碩士點的一部專題論集。收錄了的十餘年本學科學術梯隊有關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其中，大部分已發表在各類學術刊物上，少量未經刊布，現結集出版，以期引起“西部大開發”中對各少數民族文化的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 本學科點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西部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在多年的教學與研究中，已開拓了不少新的專題研究領域，填補了西部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研究的一些空白，形成較為豐富的學術成果，《中國西部民族文化研究》就是部分成果的匯集。 這本集子從內容上大致可分為四個部分：一、西部少數民族歷史文獻研究；二、有關西部少數民族漢文資料的發掘和研究；三、藏傳佛教信仰民族文化研究；四、伊斯蘭教信仰民族文化研究。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西部民族文化研究2003卷
-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 開本：0開
- 品牌：民族出版社
- 作者：王繼光
- ISBN：710505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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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中國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是西北民族學院歷史學系中國文化史研究碩士點的一部專題論集。收錄了近十餘年來本學科學術梯隊有關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其中，大部分已發表在各類學術刊物上，少量未經刊布，現結集出版，以期引起“西部大開發”中對各少數民族文化的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 中國的西部、歷史上一直是少數民族活動的舞台。匈奴、氐、羌、丁零、月氏、烏孫、鮮卑、突厥、回鶻、吐蕃、党項、吐谷渾、契丹、女真、蒙古、維吾爾、回等民族都曾在這塊廣袤的土地上縱橫馳騁，展示過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共同開拓了祖國遼闊的疆域，創造了燦爛的民族文化。這些形態各異、內涵極其豐富的多民族文化，已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的組成部分，展現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的特質。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研究，有著特殊的意義。
新中國第一所民族學校——西北民族學院地處大西北中心的蘭州，在50年的風雨歷程中．始終把“西部”、“民族”作為學院教學、科研的重點，形成了鮮明的辦學特色，為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培養了一大批各民族人才，為民族團結、邊疆穩定、加快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改革開放，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本學科點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西部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在多年的教學與研究中，已開拓了不少新的專題研究領域，填補了西部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研究的一些空白，形成較為豐富的學術成果，《中國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就是部分成果的匯集。
這本集子從內容上大致可分為四個部分：
一、西部少數民族歷史文獻研究
其中，《民族文獻與中國歷史文獻學的學科體系》、《中國少數民族文獻概要》是綜論，從中國歷史文獻學學科體系的角度，探討了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文獻在中國歷史文獻學中的地位。明確提出文字種類繁多、文獻總量很大的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文獻是中國歷史文獻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文獻學中忽略少數民族文獻的現狀必須改變。以下．《玉樹州吐蕃石刻初探》、《蒙古文(格斯爾傳)的產生地點、時間和蒐集整理者》、《北京版(格薩爾王傳)特徵探討》、《藏文史籍敘錄》、《藏文史料中的“維吾爾”》、《關於突厥、維吾爾文獻中的“吐蕃”名稱問題》，則分題介紹探討了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的一些著名文獻，展示了這些少數民族文獻的豐富內涵和學術價值。《藏經蒙譯簡論》、《藏文辭書編纂簡史》等文則從文獻翻譯、文獻編纂等方面探討了少數民族文獻發展過程中的相關問題。
二、有關西部少數民族漢文資料的發掘和研究
有關西部少數民族的漢文資料，開拓的餘地還很大，亟須認真發掘、整理、研究。《敦煌漢文吐蕃史料綜述》、《敦煌與吐蕃、回鶻、蒙古學研究》二文綜述了舉世聞名的敦煌文書中的少數民族史料，對其在藏學、突厥學、蒙古學研究中的地位作了客觀的評估。《陳誠西使及其(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研究》則發掘了海內孤本的陳誠文集資料，對明代陳誠西使及其著述作了突破性的探研，以新的資料填補了這一專題研究的空白。《輯本(西寧衛志)序》是青海傳世最早的一部方誌——[萬曆]《西寧衛志》輯本的序言，披露了作者輯佚、整理、校注該書的情況，對其在青海民族史研究中的價值予以充分肯定。《跋會川伯趙安鐵券》、《跋李南哥墓誌》、《安多藏區家族譜輯錄研究》等文，則是挖掘碑誌、家族譜新資料推進專題研究的例證。這些新資料的展示及其在民族史、家族史、邊疆開發史研究上的學術價值是引人矚目、給人啟不的。
……
《中國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是西北民族學院歷史學系中國文化史研究碩士點的一部專題論集。收錄了近十餘年來本學科學術梯隊有關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其中，大部分已發表在各類學術刊物上，少量未經刊布，現結集出版，以期引起“西部大開發”中對各少數民族文化的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 中國的西部、歷史上一直是少數民族活動的舞台。匈奴、氐、羌、丁零、月氏、烏孫、鮮卑、突厥、回鶻、吐蕃、党項、吐谷渾、契丹、女真、蒙古、維吾爾、回等民族都曾在這塊廣袤的土地上縱橫馳騁，展示過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共同開拓了祖國遼闊的疆域，創造了燦爛的民族文化。這些形態各異、內涵極其豐富的多民族文化，已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寶庫的組成部分，展現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的特質。因此，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研究，有著特殊的意義。
新中國第一所民族學校——西北民族學院地處大西北中心的蘭州，在50年的風雨歷程中．始終把“西部”、“民族”作為學院教學、科研的重點，形成了鮮明的辦學特色，為西部少數民族地區培養了一大批各民族人才，為民族團結、邊疆穩定、加快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改革開放，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本學科點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西部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在多年的教學與研究中，已開拓了不少新的專題研究領域，填補了西部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研究的一些空白，形成較為豐富的學術成果，《中國西部民族文化史研究》就是部分成果的匯集。
這本集子從內容上大致可分為四個部分：
一、西部少數民族歷史文獻研究
其中，《民族文獻與中國歷史文獻學的學科體系》、《中國少數民族文獻概要》是綜論，從中國歷史文獻學學科體系的角度，探討了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文獻在中國歷史文獻學中的地位。明確提出文字種類繁多、文獻總量很大的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文獻是中國歷史文獻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傳統文獻學中忽略少數民族文獻的現狀必須改變。以下．《玉樹州吐蕃石刻初探》、《蒙古文(格斯爾傳)的產生地點、時間和蒐集整理者》、《北京版(格薩爾王傳)特徵探討》、《藏文史籍敘錄》、《藏文史料中的“維吾爾”》、《關於突厥、維吾爾文獻中的“吐蕃”名稱問題》，則分題介紹探討了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的一些著名文獻，展示了這些少數民族文獻的豐富內涵和學術價值。《藏經蒙譯簡論》、《藏文辭書編纂簡史》等文則從文獻翻譯、文獻編纂等方面探討了少數民族文獻發展過程中的相關問題。
二、有關西部少數民族漢文資料的發掘和研究
有關西部少數民族的漢文資料，開拓的餘地還很大，亟須認真發掘、整理、研究。《敦煌漢文吐蕃史料綜述》、《敦煌與吐蕃、回鶻、蒙古學研究》二文綜述了舉世聞名的敦煌文書中的少數民族史料，對其在藏學、突厥學、蒙古學研究中的地位作了客觀的評估。《陳誠西使及其(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研究》則發掘了海內孤本的陳誠文集資料，對明代陳誠西使及其著述作了突破性的探研，以新的資料填補了這一專題研究的空白。《輯本(西寧衛志)序》是青海傳世最早的一部方誌——[萬曆]《西寧衛志》輯本的序言，披露了作者輯佚、整理、校注該書的情況，對其在青海民族史研究中的價值予以充分肯定。《跋會川伯趙安鐵券》、《跋李南哥墓誌》、《安多藏區家族譜輯錄研究》等文，則是挖掘碑誌、家族譜新資料推進專題研究的例證。這些新資料的展示及其在民族史、家族史、邊疆開發史研究上的學術價值是引人矚目、給人啟不的。
……
圖書目錄
中國少數民族文獻與中國歷史文獻學的學科體系 王繼光
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文獻概要 王繼光
玉樹州吐蕃時期石刻初探 高瑞著 傅千吉譯
藏經蒙譯簡論 唐吉思
藏文文獻中的“維吾爾” 尹偉先
關於突厥、維吾爾文文獻中的“吐蕃” 尹偉先
藏語文辭書編纂簡史 尹偉先
藏文辭書編纂史的分期與特點 尹偉先
國外《如意寶樹史》研究評價 尹偉先 曾雪梅
蒙古文《格斯爾傳》的產生地點、時間及記錄出版者探討
瑪·烏尼烏蘭
北京版《格斯爾傳》特徵之探討 唐吉思
藏文史籍敘錄 王繼光 才讓
關於敦煌古藏文文獻整理出版的初步構想
扎西才讓高瑞
敦煌漢文吐蕃史料綜述 王繼光 鄭炳林
敦煌與吐蕃、回鶻、蒙古學研究 楊富學
吐魯番出土回鶻文借貸文書概述 楊富學
陳誠西使及其《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研究 王繼光
輯本《西寧衛志》序 王繼光
《隴右方誌錄》補正 王繼光
《明會川伯趙安鐵券》跋 王繼光
《李南哥墓誌》跋 王繼光
安多藏區土司家族譜探研 王繼光
蒙藏文化交流的使者 趙學東
十三至十九世紀藏蒙文化交流評介 唐吉思
中國石窟寺藝術源淵簡論 買麗萍
簡析青藏高原上的龍文化 才讓
試論古代藏族的靈魂觀及魂命物 才讓
藏傳佛教中的關公信仰 才讓
青海藏族的射箭活動及其文化背景 才讓
西藏歷史上的醫藥學校 蘇發祥 趙學東
藏族醫聖宇陀·元丹貢布 趙學東
青海隆務河流域藏文化特點的社會考察 劉夏蓓
隆務河流域的藏族及其服飾文化 劉夏蓓
青海隆務河流域的“六月會”及其文化內涵 劉夏蓓
青藏高原的麝香文化與麝香貿易 尹偉先
蒙古族男子三項那達幕的起源與發展 瑪·烏尼烏蘭
怎樣看待回族的形成 金雲峰
怎樣看待伊斯蘭教人華“標誌”和“時間” 金雲峰
蒙·元時期“回回炮”的東傳及作用 馬建春
元代西域散曲家輯述 馬建春
元代東傳之回回地理學 馬建春
明代陶瓷與伊斯蘭文化 馬建春
維吾爾族曆法初探 楊富學
對文化生長與文化生態關係的幾點思考 金雲峰
維吾爾族與藏族之間的文化聯繫與交流 尹偉先
“白哈爾”的傳說及其所反映的維、藏民族文化交流 尹偉先
楊增新督新期間的伊斯蘭教政策 馬明達 王繼光
後 記
中國少數民族歷史文獻概要 王繼光
玉樹州吐蕃時期石刻初探 高瑞著 傅千吉譯
藏經蒙譯簡論 唐吉思
藏文文獻中的“維吾爾” 尹偉先
關於突厥、維吾爾文文獻中的“吐蕃” 尹偉先
藏語文辭書編纂簡史 尹偉先
藏文辭書編纂史的分期與特點 尹偉先
國外《如意寶樹史》研究評價 尹偉先 曾雪梅
蒙古文《格斯爾傳》的產生地點、時間及記錄出版者探討
瑪·烏尼烏蘭
北京版《格斯爾傳》特徵之探討 唐吉思
藏文史籍敘錄 王繼光 才讓
關於敦煌古藏文文獻整理出版的初步構想
扎西才讓高瑞
敦煌漢文吐蕃史料綜述 王繼光 鄭炳林
敦煌與吐蕃、回鶻、蒙古學研究 楊富學
吐魯番出土回鶻文借貸文書概述 楊富學
陳誠西使及其《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研究 王繼光
輯本《西寧衛志》序 王繼光
《隴右方誌錄》補正 王繼光
《明會川伯趙安鐵券》跋 王繼光
《李南哥墓誌》跋 王繼光
安多藏區土司家族譜探研 王繼光
蒙藏文化交流的使者 趙學東
十三至十九世紀藏蒙文化交流評介 唐吉思
中國石窟寺藝術源淵簡論 買麗萍
簡析青藏高原上的龍文化 才讓
試論古代藏族的靈魂觀及魂命物 才讓
藏傳佛教中的關公信仰 才讓
青海藏族的射箭活動及其文化背景 才讓
西藏歷史上的醫藥學校 蘇發祥 趙學東
藏族醫聖宇陀·元丹貢布 趙學東
青海隆務河流域藏文化特點的社會考察 劉夏蓓
隆務河流域的藏族及其服飾文化 劉夏蓓
青海隆務河流域的“六月會”及其文化內涵 劉夏蓓
青藏高原的麝香文化與麝香貿易 尹偉先
蒙古族男子三項那達幕的起源與發展 瑪·烏尼烏蘭
怎樣看待回族的形成 金雲峰
怎樣看待伊斯蘭教人華“標誌”和“時間” 金雲峰
蒙·元時期“回回炮”的東傳及作用 馬建春
元代西域散曲家輯述 馬建春
元代東傳之回回地理學 馬建春
明代陶瓷與伊斯蘭文化 馬建春
維吾爾族曆法初探 楊富學
對文化生長與文化生態關係的幾點思考 金雲峰
維吾爾族與藏族之間的文化聯繫與交流 尹偉先
“白哈爾”的傳說及其所反映的維、藏民族文化交流 尹偉先
楊增新督新期間的伊斯蘭教政策 馬明達 王繼光
後 記
文摘
書摘
了解了藏文佛經蒙譯的發展脈絡以後，再來看譯經制度的演進。
蒙古地區的佛經翻譯，一開始就受到了官方的重視和政府部門的資助。這種情況從元朝一直沿繼到清朝中期。
從廣義上講，蒙古族的翻譯事業從13世紀初就盛興。當時蒙古貴族開始從草原向外擴張，在異族地區的政治、軍事活動，使得翻譯人員成為必要。到了元朝，廣袤的境域內居住著操持各種語言文字的民族。這種情況使統治機器的正常運轉離不開翻譯。蒙古帝國時期翻譯機構的設定是出於戰爭和外交的需要。而元朝翻譯的使用，其目的在於治理國家、調節民族關係，即內政。
元朝的各種管理機構內大都設定了翻譯吏員一職，是元朝的主要吏職之一，其中蒙古譯吏職位更高。元朝的文化機構翰林院成立於1264年，其中建立了編譯機構。從此開始大量地翻譯漢、藏文書籍和編修文獻。《甘珠爾》、《丹珠爾》的翻譯也是由這個機構組織和主持的。著名的譯師搠思吉斡節爾、沙剌布僧格等就是這個機構的主要成員。忽必烈時期，元朝在中央政權組織機構中設立了總制院(後改名為宣政院)，它除負責藏族地區的軍事、行政事務外，還要負責全國的佛教事務。顯然，佛經的翻譯工作也在它的管轄之內。可見譯經事業已被納入政府工作之中。
皇帝和政府部門不僅對佛經的蒙譯工作給予支持和資助，而且對有功人員獎賞鼓勵。比如1312年仁宗寶彥圖授予譯經大師搠思吉斡節爾“佛經之光”的尊號，並於1313年賜鈔一萬。我們目前雖然沒有根據說元朝設立了冠以“翻經館”“譯經院”之類名稱的譯場，但從當時的譯吏制度和翻譯機關來看，對佛經的翻譯事業設了由朝廷資助組織的國立譯經場。17世紀初寫成的《阿勒坦汗傳》有一段頌揚元朝時代譯經事業的贊詩：“……無與倫比的海山曲律汗，請聖識一切脫因搠思吉斡節爾喇嘛來蒙古地方，翻譯諸多經典刊印頒發，使當時政教二道普遍傳揚。”這些詩段與當時的佛教譯文編後記是一致的。正是由政府資助組織的譯經機構，才能“翻譯諸多經典”，並能“刊印頒發”。
元朝滅亡後，藏文佛經的蒙譯機構與翻譯組織也隨之消亡。從16世紀後半葉到18世紀的中期，藏文佛經的蒙譯事業又空前地發展，譯經人員都被組織到政府部門的譯經機構。而譯經的人員之多、規模之大，都是空前的。元朝時期主要以京城大都(今之北京)為主要譯場。而這一時期出現了幾個代表性的譯經場所：阿勒坦汗及其繼承者的時代，呼和浩特是最大的譯經中心，大藏經《甘珠爾》的翻譯就是在這裡完成的；林丹汗時代把庫倫部、科爾沁部、喀喇沁部蒙古人地區置於自己的統轄之下，並且在原遼代的“欽欽白塔”附近又建立了一些新的寺院，這裡又成了一個譯經的中心場所，113部《甘珠爾》經的編纂工作即在這裡完成的；在清朝，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駐錫地大庫倫(今烏蘭巴托)也成為格魯派的佛學中心和譯經場所；而清朝的京都(今北京)理所當然地成為當時最大的譯經中心，翻譯《丹珠爾》的浩大工程就在這裡完成。此外，四衛拉特蒙古的烏魯木齊也是一個譯經的中心場所，納木海扎木措師徒的200餘部經文的翻譯工作幾乎都在這裡進行。
由於譯經事業的主辦單位都是朝廷資助和組織的，各地各寺院的優秀翻譯人才被徵召到一起，按照譯經的程式、並照顧到各自的特長，分工組合，因而使譯經的規章制度逐步完善起來。據《甘珠爾》的最後一卷中的介紹可以了解當時譯場的組織體制：
1、主要譯者：由專家擔任；
2、修辭家：主要對譯文的準確性進行審查；
3、音譯師：對譯文中的音譯進行核查，主要是對人名、地名和術語等所寫出同音的 蒙文字的準確性進行審查；
4、校對：對全書進行校勘；
5、雕刻家：在印刷版上刻下原文。
以上這些是與經籍的翻譯工作有直接相關人員的職位而已。間接人員的職位有多少，不得而知。比如，譯經主持人等。《甘珠爾》的翻譯主持人竟然是阿勒坦汗的孫子那木岱汗和鐘津哈敦(即三娘子)，《丹珠爾》的翻譯主持人是第二世章嘉呼圖克圖。佛典蒙譯既然是官方資助和組織的，那么當時的朝廷也必然要派監督員或監護員來督檢，這是可想而知的。
總之，由朝廷組織和資助的翻譯機構，其組織體制相當健全，譯經制度也十分完善。它為佛經的蒙譯提供了諸多方便，例如人才薈萃、資財雄厚、設備精良、譯經的速度快、數量多、質量高等。
四、譯經的規範化措施
由於翻譯事業的發展需要和為保證翻譯質量的提高，歷代的佛經翻譯家們對譯經實踐採取了一系列的規範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編纂各類內容的辭典或詞典。編修辭書的數量和質量也是隨著譯經事業的發展而發展的。
元代蒙古學者搠思吉斡節爾對畏兀兒體蒙古文作了不少規範化的工作。他精通蒙古語、畏兀兒語、吐蕃語(藏語)，在研究巴寧、陀密桑巴塔、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等梵藏學者的語言理論的基礎上於1308—1311年間編著了《蒙文啟蒙》(又譯《心箍》或《心鑒》)的語法書(這部書現已失傳)。但從18世紀初由丹僧達格巴、畢里貢達賴所編著的《蒙文啟蒙注釋》(即《鄂突爾貴嘛呢》)中的解釋看，它是為翻譯《甘珠爾》而編著的。搠思吉斡節爾以其精湛的語言學知識，第一次歸納整理出他那個時代的蒙古書面語語法。並在此基礎上翻譯了不少的佛教經典。
《蒙文啟蒙》也為後世編修各類語法辭典及翻譯詞典作出了榜樣並打下了基礎。17世紀中期以後為適應藏文佛經蒙譯事業的發展，很多的學者和語言學家們編纂了不少的翻譯詞典和名詞術語詞典。也有的在藏文詞典的基礎上加上蒙文對照詞，變成蒙藏對照或藏蒙對照詞典。其中比較典型的詞典有：
(1)《簡明藏蒙詞典》這部詞典是奉康熙皇帝詔命和根據京都(今北京)官辦藏文學堂副學監、大喇嘛丹巴格隆的意見編纂的，是為適應培養翻譯人員的需要而刊印頒發的。
……
了解了藏文佛經蒙譯的發展脈絡以後，再來看譯經制度的演進。
蒙古地區的佛經翻譯，一開始就受到了官方的重視和政府部門的資助。這種情況從元朝一直沿繼到清朝中期。
從廣義上講，蒙古族的翻譯事業從13世紀初就盛興。當時蒙古貴族開始從草原向外擴張，在異族地區的政治、軍事活動，使得翻譯人員成為必要。到了元朝，廣袤的境域內居住著操持各種語言文字的民族。這種情況使統治機器的正常運轉離不開翻譯。蒙古帝國時期翻譯機構的設定是出於戰爭和外交的需要。而元朝翻譯的使用，其目的在於治理國家、調節民族關係，即內政。
元朝的各種管理機構內大都設定了翻譯吏員一職，是元朝的主要吏職之一，其中蒙古譯吏職位更高。元朝的文化機構翰林院成立於1264年，其中建立了編譯機構。從此開始大量地翻譯漢、藏文書籍和編修文獻。《甘珠爾》、《丹珠爾》的翻譯也是由這個機構組織和主持的。著名的譯師搠思吉斡節爾、沙剌布僧格等就是這個機構的主要成員。忽必烈時期，元朝在中央政權組織機構中設立了總制院(後改名為宣政院)，它除負責藏族地區的軍事、行政事務外，還要負責全國的佛教事務。顯然，佛經的翻譯工作也在它的管轄之內。可見譯經事業已被納入政府工作之中。
皇帝和政府部門不僅對佛經的蒙譯工作給予支持和資助，而且對有功人員獎賞鼓勵。比如1312年仁宗寶彥圖授予譯經大師搠思吉斡節爾“佛經之光”的尊號，並於1313年賜鈔一萬。我們目前雖然沒有根據說元朝設立了冠以“翻經館”“譯經院”之類名稱的譯場，但從當時的譯吏制度和翻譯機關來看，對佛經的翻譯事業設了由朝廷資助組織的國立譯經場。17世紀初寫成的《阿勒坦汗傳》有一段頌揚元朝時代譯經事業的贊詩：“……無與倫比的海山曲律汗，請聖識一切脫因搠思吉斡節爾喇嘛來蒙古地方，翻譯諸多經典刊印頒發，使當時政教二道普遍傳揚。”這些詩段與當時的佛教譯文編後記是一致的。正是由政府資助組織的譯經機構，才能“翻譯諸多經典”，並能“刊印頒發”。
元朝滅亡後，藏文佛經的蒙譯機構與翻譯組織也隨之消亡。從16世紀後半葉到18世紀的中期，藏文佛經的蒙譯事業又空前地發展，譯經人員都被組織到政府部門的譯經機構。而譯經的人員之多、規模之大，都是空前的。元朝時期主要以京城大都(今之北京)為主要譯場。而這一時期出現了幾個代表性的譯經場所：阿勒坦汗及其繼承者的時代，呼和浩特是最大的譯經中心，大藏經《甘珠爾》的翻譯就是在這裡完成的；林丹汗時代把庫倫部、科爾沁部、喀喇沁部蒙古人地區置於自己的統轄之下，並且在原遼代的“欽欽白塔”附近又建立了一些新的寺院，這裡又成了一個譯經的中心場所，113部《甘珠爾》經的編纂工作即在這裡完成的；在清朝，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駐錫地大庫倫(今烏蘭巴托)也成為格魯派的佛學中心和譯經場所；而清朝的京都(今北京)理所當然地成為當時最大的譯經中心，翻譯《丹珠爾》的浩大工程就在這裡完成。此外，四衛拉特蒙古的烏魯木齊也是一個譯經的中心場所，納木海扎木措師徒的200餘部經文的翻譯工作幾乎都在這裡進行。
由於譯經事業的主辦單位都是朝廷資助和組織的，各地各寺院的優秀翻譯人才被徵召到一起，按照譯經的程式、並照顧到各自的特長，分工組合，因而使譯經的規章制度逐步完善起來。據《甘珠爾》的最後一卷中的介紹可以了解當時譯場的組織體制：
1、主要譯者：由專家擔任；
2、修辭家：主要對譯文的準確性進行審查；
3、音譯師：對譯文中的音譯進行核查，主要是對人名、地名和術語等所寫出同音的 蒙文字的準確性進行審查；
4、校對：對全書進行校勘；
5、雕刻家：在印刷版上刻下原文。
以上這些是與經籍的翻譯工作有直接相關人員的職位而已。間接人員的職位有多少，不得而知。比如，譯經主持人等。《甘珠爾》的翻譯主持人竟然是阿勒坦汗的孫子那木岱汗和鐘津哈敦(即三娘子)，《丹珠爾》的翻譯主持人是第二世章嘉呼圖克圖。佛典蒙譯既然是官方資助和組織的，那么當時的朝廷也必然要派監督員或監護員來督檢，這是可想而知的。
總之，由朝廷組織和資助的翻譯機構，其組織體制相當健全，譯經制度也十分完善。它為佛經的蒙譯提供了諸多方便，例如人才薈萃、資財雄厚、設備精良、譯經的速度快、數量多、質量高等。
四、譯經的規範化措施
由於翻譯事業的發展需要和為保證翻譯質量的提高，歷代的佛經翻譯家們對譯經實踐採取了一系列的規範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編纂各類內容的辭典或詞典。編修辭書的數量和質量也是隨著譯經事業的發展而發展的。
元代蒙古學者搠思吉斡節爾對畏兀兒體蒙古文作了不少規範化的工作。他精通蒙古語、畏兀兒語、吐蕃語(藏語)，在研究巴寧、陀密桑巴塔、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等梵藏學者的語言理論的基礎上於1308—1311年間編著了《蒙文啟蒙》(又譯《心箍》或《心鑒》)的語法書(這部書現已失傳)。但從18世紀初由丹僧達格巴、畢里貢達賴所編著的《蒙文啟蒙注釋》(即《鄂突爾貴嘛呢》)中的解釋看，它是為翻譯《甘珠爾》而編著的。搠思吉斡節爾以其精湛的語言學知識，第一次歸納整理出他那個時代的蒙古書面語語法。並在此基礎上翻譯了不少的佛教經典。
《蒙文啟蒙》也為後世編修各類語法辭典及翻譯詞典作出了榜樣並打下了基礎。17世紀中期以後為適應藏文佛經蒙譯事業的發展，很多的學者和語言學家們編纂了不少的翻譯詞典和名詞術語詞典。也有的在藏文詞典的基礎上加上蒙文對照詞，變成蒙藏對照或藏蒙對照詞典。其中比較典型的詞典有：
(1)《簡明藏蒙詞典》這部詞典是奉康熙皇帝詔命和根據京都(今北京)官辦藏文學堂副學監、大喇嘛丹巴格隆的意見編纂的，是為適應培養翻譯人員的需要而刊印頒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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