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文論“失語症”
- 時間：上世紀90年代中期
- 領域：文學理論
- 含義：對語言理解和表達能力的喪失
問題緣起,討論該說,原因,對策,
問題緣起
文學理論借用這個術語，是在隱喻的意義上表達對當代中國文論話語狀況的一種憂慮。把“失語”一詞發展成一個中國文學理論專用術語，並由此衍變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理論問題，引起學術界廣泛的關注和討論的，是曹順慶先生。現在看來，文論“失語症”和“話語重建”不僅是90年代中國文學理論最突出的問題之一，也是近二十年中國文學理論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中國文論“失語症”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事實問題。十多年來，“失語”作為術語和概念已經廣泛地被接受和使用，成為當代文學理論的一個“關鍵字”，正好說明了它的合理性。曹順慶對“失語”的限定是：“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己的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有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啞巴’。”④這種描述充滿了感情色彩，是一種中國古代文論本位觀。反觀5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論，我們的文論實在過於狹隘化了，主動放棄了多種可能性，這使我們的文論偏頗而落後，不能有效地解決文學批評問題。
討論該說
我們應該寬泛性地理解“失語症”。當今中國文論在話語方式上的確存在著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古代文論話語只是一種知識形態，從而從一般文學理論體系中消失了，因而也就是從當代文學批評實踐中消失了，進而失去了對中國文學日常生活的影響力。我們仍然有文學，有文學理論，有一套文學理論話語規則；但從民族情感的角度來說，我們的文學和文學理論似乎失去了傳統和歷史，我們成了文化上的斷裂人、文學精神上的斷裂人。
原因
首先是西方型的文學理論被狹隘化，從而使中國文學理論脫離了西方文論的資源背景，和西方文論發生斷裂，正統的西方文論和我們的文學理論變得扦格不通。其次，古代型的文學理論被“零散化”和“知識化”。所謂“零散化”指的是中國古代文論在現代文學理論體系中是零碎性的，變成了一些材料和論據，變成了附庸和因素，變成了“為我所用”和註腳，而喪失了完整性。所謂“知識化”，是指中國古代文論不再與當下文學批評相聯繫，不再對當代文學創作有實際的影響。整體性的古代文論還是存在的，但變成純粹的知識形態，或者說歷史化了。這樣，中國文學理論和古代文論就脫離了關係，從而與中國傳統發生斷裂。
當今只有“西方文論型”的一般文學理論，沒有“古代文論型”的一般文學理論。人們對古代文論越來越陌生。五六十年代所確定的中國文學理論體系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而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本質上是西方文學理論，也可以說是西方文論的一個派別或者說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主要是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學理論，把它們體系化，同時也把它們中國化了。正是因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和西方文學理論同屬於一個話語體系，所以80年代以後，隨著中國向西方開放，西方各種文學理論迅速輸入到中國，被廣泛地套用於文學批評實踐，從而對80年代之後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樣，80年代之後西方文論思潮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一般性文學理論，中國文論更加西化了。現在看來，50年代中國文論和西方文論的斷裂本質上是一種隔膜，從根本上是由中西交流的政治壁壘造成的。伴隨著這種政治壁壘的消失，中國和西方很快就續接上了。但和古代文論的斷裂卻是毀滅性的，就目前的情形來看，續接似乎很難。
對策
我們也應當不遺餘力做好“重建”工作。就可以分為兩方面來做。對於中國古代文論，重要的是恢復其套用形態。完全回復到中國古代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即使沒有“五四”新文化運動，古代文論也是要發展和變化的。但古代文論傳統可以續接，我們可以重拾古代“詩話”、“詞話”、“點評”、“文話”、“論”、“品”等，可以用中國古代文論的術語、概念、範疇和話語方式來言說各種文學現象，就像古人談論古代文學，或者像王國維、梁啓超、嚴復、林紓等談論西方文學。當然，這不是單純的文學和文學理論問題，還涉及語境問題。當代文化環境為這種可能性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比如，國家越來越重視民族文化傳統，並且採取了很多相應的措施。教育體制特別是基礎語文教育有很大的改革，古詩文在中國小語文教育方面有所加重，高考也允許文言寫作。文國學、讀經得到了普遍的重視今天，國民語言是現代漢語，這是不可逆轉的，但文言仍然有生存的空間，比如金庸小說的半文半白語言就得到了普遍的認可。
對於古代文論，同樣重要的是現代轉換，即精神上的恢復，這一點當代學者談得比較多，有很深入的討論。有學者提出：“在充分占用資料的基礎上，按照一定的原則、方法對傳統文學概念範疇加以蒐集、梳理，將它們整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有層次之分，有法度義理，邏輯與歷史相統一而能充分體現傳統文論及其概念範疇之特點的體系。”留這是一種方式。
陳伯海借用馮友蘭的概念，認為對於古代文論，不能照著講，而應該接著講，具體接著講的辦法是：“一要闡釋，二要套用，二要建構。”“闡釋總是現代人的闡釋，不可能做到絕對還原，而且闡釋的目的是要抉發傳統的精義，激活傳統的生命力，使之與新的時代精神相貫通，乃至吸取新的思想成分以更新和發展傳統自身，故不能以單純的還原作限界。”
對於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不應該誇大其適用範圍，相對於主流的“西方型”文論，它應該只是一種增加，或者說是補闕，而不應該是取代。當然，轉換之後的中國古代文論，要套用於中國當代文學生活實踐，即從知識形態轉變為套用形態，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對於“西方型”中國文論，我們則需要完善和改進。當代中國文論本質上是“西方型”的文論，話語方式本質上是從西方學習和借鑑而來，雖然它事實上中國化了。西方文論的術語、概念、範疇被引進或者翻譯到中國之後事實上都發生了內涵與外延的“歸化”，一定程度上能夠包容或者涵蓋中國文學現象。但西方文論畢竟是外來的，用它來研究或者說解說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恰當(因為畢竟中國現當代文學是深受西方文學影響的文學)，但用它來研究和解釋中國古代文學卻總是顯得隔膜。有時，用古代話語很容易說清楚的問題，用現代文論反而說不清楚，誤解時時發生。
所以，從改進的角度來說，對於當代中國文論，首先，我們要繼續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新的成果，豐富和發展中國當代文論，當然也要吸取西方文論的經驗和教訓，總之是不能割斷中國文論與西方文論的聯繫。其次，要把對西方文論的學習和借鑑與中國文學的實際情況相結合，要把西方文論的知識形態和套用形態區別開來。
西方文論有些理論針對的完全是西方特有的文論現象，作為知識我們可以知道，但未必一定要套用，也未必一定能夠套用。西方很多重要的文學理論都是從西方社會與文學的現實生活中總結出來的，和中國的文學實際有很大的距離，對於這些新的理論，我們可以借鑑，但不能生搬硬套。最後，也是最關鍵的，我們要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當代中國文論，必須在學習和借鑑的基礎上創立自己的文學理論。這就要求我們要重視本土經驗，關注當代中國的各種文學現象，在文學批評實踐中，在具體的文學研究中總結出新的規律，建構新的理論和觀點，“在解決現存衝突的過程中創建當代中國文論”。
總之，建立一種全新的中國當代文論體系，是不現實的。一種新的文論體系的形成，並不完全取決於文學和文論本身，還深刻地取決於社會、文化、經濟、政治等，它通常在社會發生類型轉變時才可能發生。從積極主動的方面來說，重建中國文論應該是在中國當代文論的基礎上、在現時代的語境中，一方面恢復中國古代文化傳統，積極尋找套用的途徑；另一方面則是改進中國當代文論話語體系，使它更加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