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紹
汪涌豪,浙江鎮海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99年上海高校優秀青年教師獎和2002年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師獎獲得者。2004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88—2000年為日本九州大學客座教授,2005—2006年為神戶大學特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兼治古代哲學與史學。著有《中國古典美學風骨論》 (1994年)、《當代視界中的文論傳統》(2003年)、《批評的考究》(2003年)和《中國遊俠史》(中文版2001年、日本版2004年) 、《遊俠人格》(大陸版1996年、台灣版1997年)等八種,主編有《中國詩學》(4卷 1999年)、《漢語言文學原典精讀系列》(20種 2007年)等三種。曾獲得中國圖書獎及省部級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多項。
圖書目錄
緒言
第一章 範疇的哲學定義
第一節 術語、概念和範疇的界定
第二節 範疇的理論地位
第三節 範疇的意義與研究價值
第二章 範疇的構成範式
第一節 範疇的語言形式與構成
一、漢語特性籠蓋下的文學批評
二、範疇的結構與活性
三、象形的意義
第二節 取式於自然與人事
二、感性形態的獲得
三、對感官用語的援用
第三節向觀念論趨進
一、單個範疇存在形態的演變
二、系統範疇的抽象化趨勢
三、由有跡之形走向虛眇之境
第三章 範疇的主要特徵
第一節 直覺思維的碩果
一、範疇的整體性與直接性
二、認識超越的實現
三、善會其通與全息呈示
第二節 超越邏輯
一、充滿暗示性的定義
二、模糊識別與解讀
三、具象批評與範疇的模糊性
第三節 可運作的動態系統
一、承傳變易的雙向運動
二、歷史性與學派性
三、範疇的衍生力及其統序特徵
第四章 範疇與創作風尚
第一節 歷史的轉捩
一、由範疇出現頻率切入
二、“百代之中”的中唐
第二節 風骨範疇與漢唐文學理想
一、六朝文學背景下“風骨”的提出
二、對唐初文風的匡正
三、完滿的落幕
第三節 作為宋元人心境折射的平淡範疇
一、以道家思想為底里
二、沉靜於內省的境域
第四節 格調:明清人回歸傳統的旗幟
第一節 本原性範疇
一、主體本原及相關範疇序列
二、客體本原及相關範疇的聯結
第二節 創作論範疇
一、指涉創作發動的範疇序列
二、揭示創作思維規律的範疇系統
三、“才”與“法”:關於創作機理範疇
第三節 作品形態和風格論範疇
一、風格範疇體系的導入途徑
二、作品物質構成提供的視點
四、虛性構成形態的規範範疇
第四節 鑑賞與批評論範疇
一、規範批評主體的範疇序列
二、涵括批評原則和方法的範疇序列
第五節 範疇體系的整合
一、“潛體系”狀態下範疇勾連的凸現
二、一個尚未閉合的系統
結語
後記
摘 要:“五四”以來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維模式的影響下進行的,具體而言,主要經歷了“學科化”、“體系化”、“範疇化”三條西化之路。要使中國古代文論從“失語症”中解脫出來,必須經過四個步驟:第一,承認中國文論較之西方詩學的異質性和話語獨立性,避免“以西釋中”或“以中注西”的傾向;第二,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個命題中進入“古今對話”的現代闡釋性理論視域;第三,在“古今融會”的同時進行“中西化合”,以中國文論的話語規則為本,融和或化用西方的理論資源,最終達到中西跨文明對話語境下的“中國化”研究。在承認中西方文論異質性因素的前提下,進行跨文明對話,中西文論思想的交流、互補和超越,最終達到“中西化合”的無垠之境
關鍵字:學科化;體系化;範疇化;異質性;中國文學批評;中國化
一、學科化、體系化、範疇化:
中國古代文論的西化之路
(一)“學科化”:在學科“史”與學科“死”之間
中國古代文論本來就是中國的,為什麼還要“中國化”?事實上,當代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已經西化了,這門西化的學科,正規的名稱叫“中國文學批評史”。要談論中國古代文論的中國化問題,必然要從這樣的追問開始:“中國古代文論”(或稱為中國文學理論批評、中國詩學、中國傳統文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門學科,在現當代是如何產生的?為什麼會形成這樣一門學科?在“西方化”之前它又是以怎樣的一種面貌現身?為什麼要把中國文論中國化?沿著這樣一條路子去摸索追尋,也許能尋找到當代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的某些最堅硬的癥結所在。毋庸置疑,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學科的產生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有著不解之緣。從某種意義上說,五四運動可以簡單概括為兩個思想傾向:一是對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傳統中國古代文化進行空前深刻的質疑、檢討和反思。在對這一切文化現象背後的思想根基進行價值重估的同時,用一種革命性的激進態度審視中國文化的發展樣態。二是“西學東漸”的文化思潮的形成。隨著對西方思想的大規模引介,中國學界開始在這種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對話中解構對傳統文化既有的觀念,開始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介入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在這個思想“內發自省”與“外在進攻”的過程中,往往呈現出“是西方化還是東方化”這樣的矛盾論爭。中國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形成並發展的。
對文學理論的清理,最初產生於20世紀的歐洲,以英國學者森次巴力(Saintsbury)為代表。他的《歐洲批評和文學趣味的歷史》(3卷本)在1900至1904年之間出版。在這本書中,他對文學批評史這一門學科的基本研究範式進行了初步的勾勒。森次巴力對
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研究的影響,主要還是《文學批評史》這本書。正如羅根澤先生在其《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指出的:“近來的談文學批評者,大半依據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學批評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說法,分為:主觀的、客觀的、歸納的、演繹的、科學的、判斷的、歷史的、考證的、比較的、道德的、印象的、賞鑒的、審美的十三種。依我看是不夠的。按‘文學批評’是英文Literary Criticism的
譯語。Criticism的原來意思是裁判,後來冠以Literary為文學裁判,又由文學裁判引申到文學裁判的理論及文學的理論。文學裁判的理論就是批評原理,或者說是批評理論。所以狹義的文學批評就是文學裁判;廣義的文學批評,則文學裁判以外,還有批評理論及文學理論。”①他認為,在中國本來沒有文學批評這樣一種稱謂,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沒有自己的文學批評,而是說,從一種學理上進行系統清理,或者說,從學科理論高度進行觀照的學術行為,還是在西方學者的研究思路影響下開始的。他把西洋的批評論理論與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思想展開對比,認為“西洋所謂Criticism,中國古代名之曰‘論’。……由此知‘論’是‘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辨其實虛’正是西洋的Criticism”②。
而古代文論或中國文學批評史真正作為一門學科,則是以陳锺凡1927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為標誌的。他在這本書中第一次將這個範疇理論化,並且運用西方知識體系去統攝中國古代的文論思想。後來者幾乎都是按照這個路數去發展的。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1934)、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34)、羅根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1943)、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大綱》(1944)、蔡仲翔等人的《中國文學理論史》(五卷本)、復旦大學王運熙、顧易生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七卷本)這些研究大多是從“史”的角度來進行清理的,按照時間線索來進行劃分,把每一個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文論思想從傳統的文學史和思想史角度獨立出來,成為一個單獨的學科。例如方孝岳的《中國文學批評》,在三卷的論述中,其時間跨度涵蓋了從《尚書》到清代袁枚的各個時期的批評思想,從思想史的角度對各個時期文學批評做出了系統的概括和理論上的歸納。雖然所涉及的批評家只有六十人左右,但是,基本上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論思想家。他從學科對象的角度奠定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基本研究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