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 外文名：Chinese ancient rare books bibliography
- 特點：抄本、稿本、校本
- 實質：凡是有歷史文物性
簡介,標示錯誤,版本著錄錯誤,遺漏之處,兩種著錄,書目完善,
簡介
凡是有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並流傳較少的古籍，年代下限大致斷至清代乾隆以及在此之後辛亥革命前有特殊價值的刻本、抄本、稿本、校本，都作為善本在收錄之列。編排方法基本按四部分類法排列，並增設叢書部，故分為經、史、子、集、叢書五部。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經部，叢書部和史部分別於1990年和1992年出版。著錄項目有書名（含卷數）、著者和著作方式、版本等。每部書均有編號，書末附藏書單位代號及檢索表，並另編書名、作者、版本、批校題跋者索引。
標示錯誤
將其他單位藏書誤標為河南省圖書館藏書
（1）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書目中，書名編號9508的《山堂先生群書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後集六十五卷續集五十六卷別集二十五卷》（宋章如愚輯，元延祐七年圓沙書院刻明修本），其收藏單位的代號有：0101，0201，2201（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藏書單位檢索表》，以下此類情況不再進行說明）。根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所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藏書單位代號表》，2201指代的是河南省圖書館（註：《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藏書單位代號表》中“0101”原指“北京圖書館”，以下行文統稱為“國家圖書館”）。經查河南省館藏書和目錄，卻並無此書。查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正式出版前的《徵求意見稿》對藏書單位的標示，該書為代號2261的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收藏。又請河南省社科院圖書館確認，此書的確是其所藏。可以確切地說，《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將2261誤為2201。
正補：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
書名編號 藏書單位代號
9508 0101，0201，2261
（2）《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書目中，書名編號8868的[萬曆]《山西通志三十卷》（明李維楨纂修，明萬曆刻本），標示有四家單位收藏，其中河南省只有一家，即河南省圖書館。經過一番查找求證，確認河南省館沒有收藏此書。查《徵求意見稿》，又查當年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時，河南省內各單位著錄各自所藏古籍善本、而後匯總到河南省館的善本目錄卡片（註：由於時間、地點、人事變化等的緣故，筆者沒能見到這部分善本目錄卡片的全部。以下行文中稱其為“善本目錄卡片”），均顯示該書為河南省南陽市圖書館收藏，又與南陽市館核對無誤。《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錯將南陽市圖書館的代號2210印成了2201。
正補：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
書名編號藏書單位代號
8868 0101X，0201X，0581，2210X
正補：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
書名編號藏書單位代號
9165 2210
（4）《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書目中，書名編號2734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純仁撰，元刻明修本），標示國內有三家圖書館收藏，河南省圖書館為一家，另兩家分別為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徵求意見稿》的標示同上（註：《徵求意見稿》集部宋別集類中，該書名編號為551）。但遍查河南省圖書館現有的古籍目錄，卻未見有對此書的著錄。查善本目錄卡片，關於元刻本的范純仁文集，只有鄭州大學圖書館著錄的一張“二范集四十四卷”的目錄卡片（歸入集部宋別集類）中，顯示有“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位於其父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之後，版本著錄為“元天曆至正間褒賢世家家塾歲寒堂刻本”）。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宋別集中，先後著錄有范氏父子的集子。書名編號2355的為“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集四卷政府奏議二捲尺牘三卷（宋范仲淹撰）遺文一卷（宋范純仁、范純粹撰）年譜一卷（宋樓鑰撰）年譜補遺一卷祭文一卷諸賢讚頌論疏一卷論頌一卷詩頌一卷朝廷優崇一卷言行拾遺事錄四卷鄱陽遺事錄一卷遺蹟一卷褒賢祠記二卷義莊規矩一卷”（元天曆至正間褒賢世家家塾歲寒堂刻本）一書，在其收藏單位的代號中，可以找到鄭州大學圖書館的代號2241，且標示其所藏書殘缺；《徵求意見稿》著錄相同,只是未標示殘缺且書名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略有差異（書名編號為集部宋別集192）。而在所有的元刻本（包括元刻明修本）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宋別集，書名編號從2732至2735）的收藏單位的代號中，卻都沒有鄭州大學圖書館的代號2241。只有在書名編號2734《范忠宣公文集》（元刻明修本）的藏書單位代號中，有河南省圖書館的代號2201。又查《徵求意見稿》（該書名編號為集部宋別集551），藏書單位的標示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相同。綜上所述，可以推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在編纂過程中，將原本是鄭州大學圖書館藏書《范忠宣公文集》誤標成河南省圖書館的藏書了。如果筆者的這種推論不誤，《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對於鄭州大學圖書館所藏范氏父子的這兩種書籍的殘缺情況、版本等方面的認定與著錄，與鄭州大學圖書館原來的判斷和著錄也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圖書館現存有鄭州大學圖書館著錄的“二范集四十四卷”的另一張目錄卡片，它與前面所提到的那張卡片著錄內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卡片背面多出了對於書籍行款、版式、序文、牌記、印鑑等方面的描述文字，文字的旁邊還有鉛筆批字：“據紙張墨色看，系元刻明印本。”這一點似乎也能從另一方面佐證筆者的上述判斷。
正補：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
書名編號 藏書單位代號
2734 0101，0201，2241
版本著錄錯誤
1、《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清別集書名編號12237的《遺安堂詩文集四卷》，清王連瑛撰，清康熙五十五年王氏治古堂刻本。《徵求意見稿》著錄同（見集部清別集，書名編號1325）。查善本目錄卡片，著錄的是“清康熙五十五年永城王氏治古堂刻本”。仔細閱讀此書中的序文後，上述著錄中的“王氏治古堂”應為“呂氏冶古堂”之誤。呂履恆在康熙丙申年即五十五年的序文中，有“先生（註：指王連瑛）既卒，嗣君安甫屬（註：“屬”通“囑”）予序而梓之，區為四卷，卷若干首”句。考“冶古堂”，系呂履恆的室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清別集類著錄有呂履恆撰的《冶古堂文集五卷》（書名編號12876，清乾隆十五年呂宣曾刻本），系呂履恆去世後，由“淳安方楘如及其門人石屏張漢選定”。
正補：
書名 書名編號
遺安堂詩文集四卷12237
清王連瑛撰
清康熙五十五年呂氏冶古堂刻本
2、《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清別集書名編號12599的《聊齋文集》四卷，清蒲松齡撰，清道光二十九年邢祖恪抄本。該書中有抄者邢祖恪寫於清道光“己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自敘”，善本目錄卡片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對該書版本的著錄，應當是據此“敘”的時間而斷定的。但筆者認為這種判斷似可商榷。根據自敘所言，邢氏曾在“丙午歲（即清道光二十六年，1864年）館於平輿”時，“同硯繡圃李君”向他出示“在召陵舊家所錄”之《聊齋文集》四卷，邢氏當於此時因以抄錄成書。據此可知，邢祖恪抄錄《聊齋文集》的時間當是清道光二十六年他在“平輿”（註：其地清時隸屬於河南省汝南縣）坐館教書期間，而不會遲至三年後他到“苑陵”（古縣名，古城在今河南新鄭縣境）官衙任職之際。所以認為該書版本應著錄為“清道光二十六年抄本”。
正補：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
書 名 書名編號
聊齋文集四卷12599
清蒲松齡撰
清道光二十六年邢祖恪抄本
遺漏之處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由《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委會編纂，該編委會任命顧廷龍先生為主編，冀淑英女士、潘天禎先生為副主編。此書的經部、史部、子部、集部、叢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89年10月至1998年3月陸續出版齊全。作為一部大型工具書，該書正如冀淑英女士在此書《後記》中所說，是“一部當今國家現藏古籍善本書的總目錄”，由此書的正文和所附錄的《藏書單位代號表》和《藏書單位檢索表》(以下簡稱“檢索表”)可將中國大陸現存的任何一種古籍的善本的館藏、卷數、作者等細節情況很方便地檢索出來。此書的出版為從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人員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任何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由於編纂時間倉促等原因，此書難免有不足之處。筆者考辨《吳越備史》一書的版本源流時，就發現《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對《吳越備史》一書的記載頗多井誤和遺漏。其中的井誤主要屬於館藏情況的記載，其次屬於作者和序跋人的著錄。現先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對《吳越備史》一書各版本的記載抄錄如下，然後用按語對其中的井誤予以糾正。最後，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漏收的《吳越備史》的版本予以補充，並仍以按語的形式將各圖書館目錄卡誤載或漏載的內容予以修正或補充。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收《吳越備史》的版本館藏等情況的記載舛誤和糾正:
按，國圖書號:13351。又按，此本有十人之序跋，依次為:朱錫庚、益津王遴、真寧趙挹清、二十五世孫錢岱;二十二世孫錢汝錫、二十五世孫錢達道、巴陵姜性、歷下後學劉敕、晉安在杭謝肇淛 . 闕里門人孔貞祚。比原萬曆本多出朱錫庚、錢汝錫、孔貞祚三人之序跋。
兩種著錄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編號12458的《維揚兵憲鄭公棠蔭紀》二卷，明黃光斗輯，明崇禎黃廷詢刻清康熙重修本。
查閱了善本目錄卡片，發現原有的著錄也是將上述兩種書分入不同部類並分別著錄的。但在核對書籍時發現，上述兩種書合裝在一個函套中，紙質、開本等相同，且函套上有書籤題為“鄭中丞益樓集附家乘鄭中丞棠陰紀”。經鑑別，該書籤應系當年刷印書籍者所印製、貼上。由此認為，上述兩種書雖然是不同朝代的刻版，但卻是同一時間印製的。兩種書雖然在版式、行款、字型等方面均有不同，但卻應該當作一種書籍著錄。
正補：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
書名書名編號
鄭中丞公益樓集四卷鄭氏家乘一卷 9944
三代遺真錄一卷
清康熙世德堂刻本
維揚兵憲鄭公棠蔭紀二卷
明黃光斗輯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不應再著錄“維揚兵憲鄭公棠蔭紀二卷”。
書目完善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一書問世後，伴隨著不斷地被查閱使用，它也不斷地在被確認和檢驗，人們在信服著它的權威性的同時，又發現了它自身存在的不足，並試圖用各種方式去完善它、補充它，這便先有了天津圖書館編、2003年齊魯書社出版的《稿本中國古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書名索引》，隨後又有了故宮博物院圖書館翁連溪編校、2005年線裝書局出版的《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前者是根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徵求意見稿》的油印本編制出索引，將《徵求意見稿》影印後作為附錄；後者則是經過校核後，將《徵求意見稿》予以“翻印”（見傅璇琮先生為《中國古籍善本總目》撰寫的序言）。
作為圖書館古籍編目整理隊伍中的一員，對於《中國古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是心存敬仰的，藉助於工作和研究的機遇，又藉助於《稿本中國古籍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書名索引》、《中國古籍善本總目》等書的便利，在此將一些發現或心得公之於世，其中有的觀點和看法純屬“一家之言”，並未經有關專家或團體認定，故而肯定有不足和錯誤在裡面，實望得到有識之士的指點和批評。
分析《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存在上述失誤的原因，這當中既有編纂出版過程中的過錯，也有藏書單位自身在著錄工作中的錯誤，還有人們對於書籍的認識上的欠缺等等。
在長期的工作實踐中，越來越認識到：古籍的編目是一項極為不易的工作，對書籍分類的認識，對書籍版本的鑑定，對書籍完整或殘缺的認定，對書籍卷數的認定等等，都需要不斷的發現和認識。有時候，一個長期困繞的難題或許會因為一個偶然的機遇而得以解決，而這個機遇是可遇不可求的。比如，近些年來，隨著許多珍稀古籍的影印出版，就為一些單位對所藏古籍版本的重新鑑定和判斷提供了參照依據，前面所述河南省館的“御製詩三集”一書即是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