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種西來說

在拉克伯里筆下，中華文明的始祖黃帝被說成來自古巴比倫，而中華民族也成了“外來戶”。這便是曾在近代中國風行一時的“中國人種西來說”。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人種西來說
• 作者：拉克伯里

一個獲得一定支持的主張

1915年，袁世凱執掌民國政府期間，廢棄了孫中山頒布的國歌，啟用《中華雄踞天地間》為民國國歌，詞曰：“中華雄踞天地間，廓八埏，華胄從來崑崙巔，江湖浩蕩山綿連，勛華捐讓開堯天，億萬年。”其中，“華胄從來崑崙巔”一語源出晚清民國時關於中國人種起源的一樁公案。而這樁公案的始作俑者，便是法裔英國人拉克伯里，以及他所主張的“中國人種西來說”。

拉克伯里的中國文明起源故事

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4-1894）出生於法國西北部諾曼第地區，幼年隨當工廠主的父親移居香港。在香港期間，拉克伯里學得一口流利的漢語，並接受了中國古代經籍的教育。1870年，拉克伯里前往英國，在倫敦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任教。期間，他主編了一份名為《巴比倫與東方紀事》（Babylonian and Oriental-record）的雜誌， 並先後出版《古巴比倫文字及其中國起源》（The old Babylonian charactere and their Chinese derivatives）、《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等著作。

1894年，拉克伯里出版《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書。在書中，他講述了一個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故事：

“公元前2282年，兩河流域的國王Nakhunte率領巴克族（Bak tribes）從迦勒底亞出發，翻越崑崙山，歷經艱險，來到了中國西北部的黃河上游。此後，巴克族四處征伐，傳播文明，最終奠定了中國歷史的基礎。”

其中Nakhunte又作NaiHwangti，即黃帝之謂，巴克族則為“百姓”（Bak Sing）轉音。在拉克伯里筆下，中華文明的始祖黃帝被說成來自古巴比倫，而中華民族也成了“外來戶”。這便是曾在近代中國風行一時的“中國人種西來說”。

為了論證這一觀點，拉克伯里在書中共列舉出中國早期文明與古巴比倫文明間近百種類同之處。其中主要包括：

（1）天文曆法方面，古代兩河流域居民與中國人皆採用太陽曆紀年法，置閏月，一年分四季、12月、24節氣，並以12年為一循環、60年為一紀（甲子）。此外，關於“天”的形狀的描述、對慧星的稱呼、以金木水火土為五日累積法和天干地支的用法等也相同。

（2）科技發明方面，古代兩河流域居民與中國人都能摩擦取火、開溝造運河、種植小麥、鍛造金屬、利用粘土造瓦、製造獸皮舟油皮舟以及使用戰車等。

（3）語言文字方面，拉克伯里認為《易經》中的八卦就是古巴比倫楔形文字的變形。他認為所謂“卦”者，就是中國的一種古文字，因為字簡而事繁，故於一字中包含多種意義， 後代人遂以為“八卦”寓含天地萬物之理。而《易經》實質是古文字字典。

（4）政治制度方面，古代兩河流域居民與中國人都實行帝王獨裁政治，置天官，以右為尊。此外，兩個文明在“四表”、“四海”、“四岳”、“十二牧”、“黔首”、“中國”、“上帝”等概念的使用方面也有相同之處。

（5）歷史傳說方面，中國古代關於大洪水泛濫的傳說、神農氏的傳說、倉頡造字的傳說以及半魚半人形巨人的傳說等，在古巴比倫也都能找到類似的記載。

蓋西來說之成定論也久已

中國的知識分子其實很早就注意到拉克伯里的“中國人種西來說”。1895年，宋恕在《六字課齋津談》中就寫到：“西人謂世有文字始於亞洲之非尼西人，又謂巴比倫字最類中國字，《易》之‘乾’，‘坤’，乃巴比倫呼‘天’、‘地’之轉音。《爾雅》所載乾支別名亦然，疑中國之學傳自巴比倫。”不過，這一學說當時並未受到國人重視，直到日本學者白河次郎、國府種德出版《支那文明史》一書傳入，才再次點燃中國思想界。

1900年6月，日本學者白河次郎、國府種德合著的《支那文明史》出版。該書用專章介紹《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書，對拉氏所主張的黃帝來自巴比倫、中國文字來自楔形文字、中國文明與巴比倫文明的諸種相似之處等內容進行推介。該書在日本出版後不久，便引起了東京與上海兩地中國知識人的關注。然而，在中國思想界產生最深遠影響的不是這本書的各大譯本，而是蔣智由在《中國人種考》中對該書的轉述。

1903-1904年，《中國人種考》在《新民叢報》上連載，以精煉的文字對拉氏書中的核心內容和基本觀點予以概括推介。後世之人論及拉氏學說在中國的流傳時，多以蔣氏之文為肇始。繆鳳林在《中國民族西來辨》一文中梳理稱：“蔣智由氏（觀雲）著《中國人種考》，主旨在即證明拉克伯里之說，顧以證據不充，猶懸而未斷。至劉師培著《思祖國篇》、《華夏篇》、《國土原始論》、《歷史教科書》等，于謙著《中國人種從來考》、《穆天子傳地理考證》”等，矜其淹博，東牽西扯，曲說朋附，於是一般講述歷史、編纂地理者，大率奉為圭臬，間有一二持反對論調者，亦未能動人觀聽。蓋西來說之成定論也久已。”

從繆氏之文大抵可見彼時拉克伯里“中國人種西來說”的風行。而劉師培、于謙也被繆鳳林列為晚清與民國推行拉氏學說的主力。

1903-1906年間，劉師培對拉氏學說鼓吹甚力，更是將其寫入《中國歷史教科書》之中：“西人之稱漢族也，稱為巴枯民族，而中國古籍亦以盤古為創世之君。盤古為巴枯一音之轉。蓋盤古為中國首出之君，即以種名為君名耳。……據西人拉克伯里所著《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論》謂：巴克即百姓，黃帝即巴克民族之酋長，神農即巴庇倫之莎公，倉頡即但克，巴克本該地首府之名。”

章太炎也曾是拉氏學說的服膺者。他在1904年出版的《訄書》重訂本《序種姓》篇中寫到：“方夏之族，自科派利考見石刻，訂其出於加爾特亞；東逾蔥嶺，與九黎三苗戰，始自大皞；至禹然後得其志。征之六藝傳記，蓋近密合矣。其後人文盛，自為一族，與加爾特亞漸別。”其中科派利即指拉克伯里，而加爾特亞則為巴比倫之謂。

黃白之異皆為有德慧術知之氓

章太炎、劉師培皆享國學大師之名，以宣揚國粹知名，何以會接受拉氏學說，將中華文明的源流溯於中亞？箇中原因，頗值玩味。

一方面，誠如方豪先生在《中西交通史》中所言：“此說最受清末民國中國學人之歡迎，以當時反滿之情緒甚高，漢族西來之說，可為漢族不同於滿族之佐證。”彼時國粹學派多與革命黨人關聯頗深，“中國人種西來”之說確有助於其宣揚排滿之論。

回顧當時語境，拉氏學說確實頗受革命黨人重視。陶成章在撰於1904年的《中華民族權力消長史》中節錄了《支那文明史》中介紹拉克伯里學說的部分內容，並用中國典籍進一步予以佐證。他指出：“據拉克伯里氏謂奈亨台王率巴克民族東徙，從土耳其斯坦經喀什噶爾，沿塔里木河達於崑崙山脈之東方，而入宅於中原，其說之果是與否，雖不可得而知，以今考之，我族祖先既留陳跡於崑崙之間，則由中亞遷入東亞，固已確鑿不誤。由中亞遷入東亞，既已確鑿不誤，則其由西亞以達中亞，由中亞以達東亞者，亦可因是而類推矣。”

宋教仁也頗為贊成“中國人種西來”的學說。1906年，他在日記中寫到：“余久疑中國六十甲子之名皆由西方而來，蓋西方亞細亞各國或原有似於甲子之神話的記號或名目，及漢族東來亦仍用之。中國古史載三皇時代之天干、地支之名號，或有二字者，或有三字者，而且絕無意義可釋，竟若後世翻譯梵書之‘波羅密’、‘般若’、‘苦提’等語，余以為此我族初到東時所口傳記號之音，或仍沿用西方文字之音故也。”不過他對拉氏之說似乎還未確信， 在評說《中國人種考》時，認為其“不免失之支蔓”。

除了排滿的角度，“中國人種西來說”盛行還在於國人求立身於世界之林的願景。晚清之際，中西間競爭中國已處下風，種族上的白優黃劣之論頗為盛行。正如梁啓超在《論中國國民之品格》一文中的觀察：“昔之浴我文化者，今乃詆為野蠻半化矣。昔之懾我強盛者，今乃詆為東方病夫矣……曩之侮以空言者，今且侮以實事，肆意凌辱，咄咄逼人；彼白人之視我，曾埃及、印度諸國之不若。”而在“中國人種西來說”中，中西人種源出一處，在中國知識分子眼中，這自然抹平了中西優劣之別。故而，才有章太炎在《原人》一文中所表示的：“如歐、美者，則越海而皆為中國。其與吾華夏，黃白之異，而皆為有德慧術知之氓。”

基於此，拉氏之說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看來，並非貶低中國文明，而是可以闡明中國並不在種族上劣於西人，並通過黃帝率部遷徙的艱辛故事，提振彼時國人心氣，強化民族自豪與自信。這正是蔣智由所謂“講明吾種之淵源，以團結吾同胞之氣誼，使不敢自慚其祖宗， 而陷其種族於劣敗之列焉”。

羌無確證，不足成為信獻

及至1920年代，隨著中國考古學科的建立，一系列考古挖掘使得中國史前文化漸漸為人們所知曉，也使得拉克伯里的觀點難以立足。

梁啓超曾是“中國人種西來說”的贊同者，他在1901年的《中國史敘論》中指出：“黃帝起於崑崙之墟，即自帕米爾高原，東形而入中國，棲於黃河沿岸，次第蕃殖於四方。”但新的考古發現使他改變了觀點。他在1922年的一次演講中指出：“二十多年前，有人在長城以北發現了石器時代的人骨，近來又在河南地方發現了二十多萬年前陶器和人骨，也是石器時代的東西。因此，至少在五萬年前，河南已有人類，是無可懷疑的。”據此，梁啓超認為拉克伯里提出的漢族在公元前23世紀左右從西亞遷來的說法缺乏根據。

同時，五四以來的“疑古”思潮也使得之前宣揚“中國人種西來說”的學者所依據的古代文獻變得多不可取。如朱逖先在《文字學上之中國人種觀察》一文中說:“晚近言漢族西來者，大都取證於漢魏以來之緯書神話，一二歐人亦都接近此輩，妄相附會，馴至積學之士，亦震其新奇，從而附和之。”

至於拉克伯里所提出的中國早期文明與古巴比倫文明的相似之處，也遭到當時知識分子的批駁。繆鳳林在《中國民族西來辨》中指出，史前環境中各民族的初始活動相似很正常，並不能作為承襲的依據。

柳詒徵也曾在在《自立與他立》一種中表示拉氏之說“羌無確證，不足成為信獻”。之後，他進一步指出拉氏筆下中國與古巴比倫文明之間的相似之處其實頗多錯誤，如所謂八卦圖畫與楔形文字相同之論便無根據。在《中國文化史》中，柳詒徵對二者進行區別：“一則有橫無縱，而數止於三，一則縱橫兼備，而筆畫亦無定數，則無論年代不合，雖至愚淺之人，亦可知其不類也。”

拉克伯里的“中國人種西來說”經民國諸多知識分子的批判，已難以再引起國人的認同，漸漸退出歷史舞台。回望晚清民國知識分子對拉氏學說的宣揚與批駁，學理上的考量尚在其次，更多的是源於近代民族主義興起背景下對中西文明關係的思考。

於今觀之，現代生物學對人類起源的最初地點是非洲這一論斷普遍是接受和認同的。而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也將中西文明交流的歷史不斷前推。或許今人對“中國人種西來說”的審視也不應再繼續囿於民族主義的範式，而應以更加廣大的胸懷與視野去思考我們從何而來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