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國學大典：楚辭

作者簡介

陳煒舜，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古典詩文與文論、文學文獻學、先秦神話。著作包括《屈騷纂緒：楚辭學研究論集》、《楚辭練要》、《明代前期楚辭學史論》、《從荷馬到但丁》、《尋找繆思的歌聲》等。

圖書目錄

《楚辭》導讀
離騷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迴風
遠遊
卜居
漁父
九辯
招魂
大招
惜誓
吊屈原賦
鳥賦
招隱士
名句索引

文摘

《楚辭》導讀
陳煒舜
一、引言
近代大學者梁啓超說：“吾以為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楚辭》作為中國詩歌兩大源頭之一，與《詩經》齊名。《楚辭》產生的年代晚於《詩經》，是先秦南方文學的代表，體現了獨特的審美精神。東周以降，楚國長期吸收北方中原的文化，並將之結合本土文化，到戰國時代乃逐漸擺脫蠻夷之邦的形象。《楚辭》，就是兩種文化成功結合後的產物。
不同於《詩經》的寫實主義，《楚辭》的浪漫主義風格是由楚地廣袤富饒的山川、豪邁熱情的民風和神秘絢麗的巫文化所造就的。其精彩絕艷的辭章、朗麗哀志的情調、細膩高超的藝術技巧、琳琅滿目的神話素材，令人愛不釋手。《楚辭》不僅是漢賦的直系祖先，其辭采和精神更滋養了後世眾多的作家。從司馬遷、曹植、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曹雪芹到龔自珍，他們的創作無一不受到《楚辭》的影響。民國以後，雖然包括楚辭在內的舊體詩歌不再是文學創作的主要體裁，但現代作家如聞一多、郭沫若諸人，依然深受《楚辭》哺育，而楚辭學也成為了“五四”以來的一門顯學。
屈原（約公元前三四三年至公元前二七七年）是《楚辭》的主要作者，作為秦楚爭霸及國內政治鬥爭的犧牲者，他以高尚的人格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屈原傳世的二十五篇作品大抵為仕途失意時所作，字裡行間洋溢著他對斯土斯民的熱愛、古聖先賢的景仰，以及追求真理、堅守正義、保持激情、擁抱理想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是不以時代之更移而轉變的。其次，進入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應運而生。在中原地區，散文逐漸取代詩歌的地位。博學多才的屈原縱然與諸子同期，卻以詩歌創作聞名於世。他不僅對楚辭這種文體起了奠定的作用，更開啟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創作流派，宋玉、唐勒、景差皆能祖述屈原的從容辭令。如果說孟、莊、荀、韓的學派皆以義理為依歸，屈原的流派則以辭章為核心，難怪歷來都有人將屈原列為諸子之一。屈原的楚辭創作，除有發憤抒情的功用外，更意味文學意識的覺醒。在中國文學史上，他雖然不是第一位留名的詩人，卻以大量精力投入詩歌創作，可說以詩歌為寄託、為志業、為生命。因此，屈原有“詩人之祖”的美譽，衣被百代，暉麗千秋。
二、楚辭的名義與風格
楚辭，就是楚人創作的詩歌。這種體裁盛行於戰國時代的楚國，相對於《詩經》較晚。楚國君臣多嫻於辭令，他們對詩歌亦非常注重修辭技巧。因此，這種修辭華美的楚國詩歌就被稱為“辭”或“楚辭”。楚辭的代表作家有屈原、宋玉等，有時候楚辭甚至專指屈原的作品。作為文體的名稱，楚辭最早見於《史記·酷吏列傳》：
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
朱買臣、莊助皆西漢武帝時人。到了成帝即位，劉向奉旨校書，匯集屈原、宋玉、賈誼、東方朔等人的作品，編為十六卷，名曰《楚辭》。自此以後，楚辭成了專書之名。東漢後期，王逸根據劉向的本子著成《楚辭章句》，是現存最早的《楚辭》注本，對後世影響深遠。
楚辭作品獨有的地方特色，一直為人們所注意，其中最顯著的，莫過於誦讀的方法。《漢書·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 所謂賦乃合騷體而言之。騷、賦共同的誦讀方法，就是純粹的朗讀，不必配上音樂旋律來唱誦。而楚辭誦讀的聲調也富於特色，西漢被公、朱買臣等皆是能以楚聲來誦讀楚辭者。除了聲調外，楚辭還有不少其他特色，北宋末年學者黃伯思便做過一番歸納：
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荃、藥、蕙、若、芷、蘅者，楚物也。
黃氏之言可分為形式和內容兩方面。他認為，楚辭作品在形式方面採用了楚地方言辭彙（楚語）和音韻（楚聲），內容方面記錄了楚地的地理環境（楚地）和土特產（楚物）。黃伯思的說法雖然不錯，但尚可斟酌補充。先秦時代的楚聲早已不傳，如何根據楚辭文本來感受楚聲的悲壯頓挫？更何況楚語、楚地、楚物，並不一定只在楚辭作品中才會出現。比如說楚辭的“兮”字，每在《詩經》和賦中出現。而賦的句式，有不少也十分接近楚辭。因此，楚辭必然還有一些判然不同於其他文體的特色。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楚國的文化背景。楚文化與北方的諸夏文化頗有差異，楚人信巫覡、重淫祠，雖君主亦不例外。據桓譚《新論·言體論》的記載：
昔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鬼神，信巫祝之道，齋戒潔鮮，已祀上帝、禮群神，躬執羽紱起舞壇前。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祭上帝，樂明神，當蒙福佑焉，不敢赴救。”
吳軍壓境的關頭，楚靈王卻仍在“鼓舞自若”地祭神。儘管靈王的祭祀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但歷代楚王對於鬼神之事的興趣卻絲毫沒有減退。《漢書·郊祀志》指出，屈原時代的楚懷王同樣採用過這種方式，冀圖退卻秦軍：
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
所謂上有好而下必甚焉，楚國巫風之盛，可想而知。而重想像、重抒情、斑斕陸離、恢詭奇絕、充滿神話色彩的楚辭作品，就是這種文化風俗影響下的產物。《離騷》、《九歌》、《天問》、《招魂》等篇章中關於宗教活動的記載，往往可見。
其次，楚辭的代表作家──屈原，對於楚辭風格的塑造，也是一個關鍵。屈原忠君愛國，卻遭讒害而被疏遠、放逐，眼見君昏國危、民生困苦，屈原於是創作了《離騷》等一系列的作品來諷諫君王，一篇之中，再三致意。明代吳訥《文章辨體》說：
採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傷感事物、托於文章謂之辭。
吳訥雖然將辭、騷並列，但“傷感事物”是概言辭體，“幽憂憤悱”是專論屈作，因此將屈原的《離騷》等作品歸在辭這一類，毋庸置疑。整體而言，吳訥認為辭這種文體表達的心情大多是哀怨的。進而言之，楚辭（以及其所淵源的楚歌）所表達的哀怨心情往往是一種無可奈何感，如《九歌·大司命》云：“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項羽《垓下歌》：“騅不逝兮可奈何？”劉邦《鴻鵠歌》：“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還有《越人歌》的無奈是不為鄂君所知，《離騷》的無奈是懷王不能任賢，《大風歌》的無奈是猛士難求……這種無可奈何之感，是人類面對不如人意的世事卻又無能為力時所滋生的悲劇情愫。
《史記·屈原列傳》曰：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司馬遷在此處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宋玉、唐勒、景差雖在辭令上祖述屈原，但他們的作品就文體而言已由辭發展為賦。唐勒、景差的作品今已十不存一。而從宋玉現有的作品來看，除了收入《楚辭》的《九辨》為辭體外，其餘《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風賦》、《大言賦》、《小言賦》等皆是賦體，可見宋玉的創作興趣逐漸從辭趨向於賦。吳訥指出賦的特色在於“採摭事物、摛華布體”，可見辭強調感傷的情調，賦偏重鋪的手法。而明代胡應麟《詩藪》則說：
騷與賦句語無甚相遠，體裁則大不同。騷複雜無倫，賦整蔚有序。騷以含蓄深婉為尚，賦以誇張宏巨為工。
這段文字顯示，要辨別文體的異同，不能只注意句式，更要看章法和情調。試想屈原行吟澤畔時，心煩慮亂，情思恍惚。故發而為辭，文義或許層次繁複，但傷事感物、幽憂憤悱的情調則一以貫之。至於宋玉等人身為文學侍從，作品雖也帶有諷諫的性質，但主要還是為了娛樂楚王。如《高唐賦》對楚地山川的鋪敘、《神女賦》對神女意態的形容，皆脈絡分明，以極盡描摹為能事，而章法、情調卻與《離騷》大相逕庭。賦是從辭發展而來的，在兩漢蔚為大宗。由於楚辭哀怨的情調與西漢盛世的時代精神已有不符，故不得不演變為藻飾承平的賦。與賦以及後世其他文體相比，楚辭體過早的轉化與衰落，回過頭來又烙上屈原的印記。一種文體的塑造取決於單一作家，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三、楚辭體的起源與形式
古代學者認為《詩經》是《楚辭》的直系祖先，如東漢王逸就提出屈原是“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宋代朱熹也將《楚辭》稱為“變風變雅之末流”。現、當代的學者大多肯定《詩經》與《楚辭》之間的傳承關係，但也認為楚辭體的來源具有多元性，如楚歌（即楚地民歌）就是直接源頭之一。《呂氏春秋·音初》記載：
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
“兮”、“猗”二字皆從“丂”得聲，古代大約念成“呵”音。這首短短四字的《候人歌》中，感嘆詞竟占去了一半的篇幅，把塗山氏等待丈夫歸來的那種焦灼、煩亂而又帶期盼的心境表露無遺。在《呂氏春秋》的作者看來，南方歌謠（南音）最顯著的特色，就在於抒情、感嘆，這種特色在《詩經》的《周南》、《召南》里多有繼承。如《周南·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泳矣，不可方思。
《漢廣》篇用“思”不用“兮”，而其內容描述的江漢一帶，正在楚國境內。此篇縱然未必是楚人所作，但嗟嘆的聲韻、幽婉的情調，卻很接近楚辭的特色。二“南”以外的詩歌，也時時可見帶有“兮”字的句式。如《鄭風·野有蔓草》的第一章，就與《楚辭》中《橘頌》的句式幾乎一樣：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至於句式不盡相同而一樣運用“兮”字的，為數更多，茲不贅。
從現有的數據看來，楚康王時代（前五五九至前五二九）已有比較成熟的楚歌產生了。西漢劉向《說苑·善說》記載，楚康王的弟子皙受封為鄂君，泛舟於新波之中。掌櫓的越女以越語（南方少數民族的語言）唱了一首歌曲。鄂君請人翻譯成楚語，其文如下：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這首《越人歌》是中國歷史上可考的第一首譯詩，產生時代較屈原早了二百多年。“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二句，以山木起興，帶出不為鄂君所知的憂愁。其結構與情調，與《九歌·湘夫人》“沅有茝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二句非常相似，二詩被譽為“同一婉至”。由於《越人歌》原文的漢字記音尚保留於《說苑》，引發後代許多學者重新譯解其越語原文。漢字記音的最後五字“滲惿隨河湖”被解讀為“隱藏心裡在不斷思戀”，對應“山有木”兩句；然尚嫌質樸，並無楚譯本的比興之義。可見《越人歌》在轉譯的過程中，必然經過了文學加工。而這位楚譯者的造詣，也展現了當時楚國的文學水平。
游國恩指出，楚辭所以獨立於《詩經》之外而成為一種新文體，全在它運用所謂“騷體”的形式。這個形式就是它在句尾或句中一律用一個助詞——“兮”字。由於楚辭的風格以抒情為主，在句式上富於感嘆，是很自然的。據明代張之象《楚范》的統計，《楚辭》中有“兮”的句式共三十六種，從“一兮一”式（坱兮軋）、“一兮二”式（眴兮杳杳）、“二兮二”（吉日兮辰良）到“九兮六”式（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頷亦何傷），應有盡有。此外，《招魂》的“些”、《大招》的“只”，在篇中的功用也與“兮”字近似。若論屈原作品中帶“兮”的典型句式，粗略而言蓋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九歌型”，如《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以及《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九歌型”的句式中，“兮”字一般居於句子的中間，形式多為“二兮二”、“三兮二”以及“三兮三”型。這種句式主要見於《九歌》諸篇，亦偶見於《九章》。
第二種是“離騷型”。若以兩句為一個單位，“兮”字一般出現在第一句的末尾。如：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頷亦何傷。
這種句式主要見於《離騷》、《九章》（《橘頌》除外）、《遠遊》、《招魂》小引、《九辯》等篇章。很明顯，“離騷型”是由“九歌型”發展而來的，故張之象《楚范》仍以“離騷型”的兩句為一句。此外，還有一種句型略短的變體，如《漁父》中的《滄浪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
以及《招魂》亂詞：
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
只是這種句式更接近四言體，似乎恰是第三種“橘頌型”的倒置形式。《橘頌》云：
後皇嘉樹，橘來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
除《橘頌》外，在《九章》的亂詞中也常常看到這種句式，如《懷沙》亂詞云：
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二《招》的招辭部分雖然不用“兮”字，但形式也非常相近。如《招魂》：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又如《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
這種句式與《詩經·鄭風·野有蔓草》第一章幾乎完全相同，可見《詩經》與《楚辭》之間的聯繫。至於《楚辭》的其他作品，如《天問》以四言為主，《卜居》每句用“乎”字，《漁父》的散文性頗強。這些篇章的句式雖然不是典型，但卻可以讓我們看到《楚辭》在體式和內容上的多樣性。
四、楚國文化與屈原
在神話傳說中，楚人的遠祖古帝顓頊是一個神奇的人物。他有上帝的神格，嘗命其子重黎絕斷了天地之間的通道，曾造《承雲》之樂，死後還化為“魚婦”。重黎就是著名的火神祝融，相傳他獸面人身，乘坐兩龍，能夠光融天下。楚人的這些先祖，充滿了神奇的色彩，與上古宗教巫術的關係密切。周成王時，楚人的領袖熊繹受封為子爵，帶領人民在南方篳路藍縷、開發山林。從此以後，楚地疆土日擴，成為南方大國。由於楚國與周天子沒有血緣或姻親關係，又僻處南方，所以一直被注重宗法制度的中原國家視為蠻夷，受到排斥。正因如此，楚國保存了許多上古、夏、商時代的宗教巫術文化。屈原是楚國的重臣，曾掌巫史之職，熟悉這些宗教活動。因此，他的作品朗麗綺靡、誌哀情深，既善於鋪陳，又富於聯想，這與楚國巫風的熏浸是分不開的。
周朝得天下後，大封同姓諸侯，發展出宗法制度來統治國家。然而在南方的楚國，宗法觀念尚未形成。楚人的國家民族意識中，還遺留很多氏族社會的痕跡。因此，屈原更多地用氏族社會的觀念來看問題。如屈原對於伍子胥的態度，就是一個極佳的證明。伍子胥為報父兄之仇，曾鞭楚平王屍。在儒家看來，這種行為自然大逆不道。但屈原作為楚王宗親，卻高度讚揚伍子胥，還直斥楚平王之非。在他眼中，導致吳國入侵、楚國破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楚平王的昏暴。因此，伍子胥的鞭屍之舉雖出於個人恩怨，但卻向國人昭示國家民族與君主的地位孰輕孰重。屈原這種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也是他始終不願離開楚國的思想基礎。其實，屈原在仕途失意之時，考慮過前往他國追求理想：
“思九州島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離騷》）
縱然如此，他至死都沒有背棄自己所眷戀的楚國。戰國時期，與君主同族而另去他國謀職的人並不罕見。如商鞅是衛國公子，韓非是韓國公子，卻皆曾出仕於秦。假如對楚國獨有的文化缺乏認識，的確會覺得屈原不願去國的決定在當時是個異數。然而，了解屈原這種置國家民族於君主之上的意識後，我們會發現：他留在楚國、以身殉國是必然之事。
抑有進者，楚國在文化上雖然視周為落後，卻能不斷地學習中原文化。故此，楚國文化既有獨特的地方色彩，又具備了廣博的襟懷。屈原熟悉中原的思想禮儀、歷史掌故。如在《天問》篇中，屈原歷數唐、虞、夏、商、周這些中原王朝的史事，篇幅比例大大超過楚國史事，可見他不僅了解，而且認同中原的歷史文化。這正是楚國文化開放自由、有容乃大之氣象的體現。
屈原，是戰國時期楚國丹陽（今湖北秭歸）人，與楚王同宗。屈原的遠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的帝顓頊高陽氏，顓頊的後裔季連相傳為楚人的始祖。季連之後鬻熊，曾經服侍周文王。到了春秋前期，楚武王熊通封其子瑕於屈，後代遂以屈為氏。現存有關屈原生平的材料，除了屈原作品本身之外，比較可信的只有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和劉向《新序·節士》兩處。我們依據這些材料，參酌歷來學者的研究成果，尚可勾勒出屈原生平的概況。
屈原大約出生於楚宣王（前三六九至前三四○在位）時代的一個寅年寅月寅日，去世於頃襄王（前三二八至前二九九在位）時期，而主要活動時期則在懷王（前三二八至前二九九在位）朝。他出身貴族，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故而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屈原早年深受懷王信任，官至左徒，地位僅次於令尹（令尹相當於北方諸國的宰相之職）。他輔佐懷王改革內政，主張聯齊抗秦，力求楚國在七雄間取得領導地位。屈原的才能和地位招致同列上官大夫的忌妒，他的改革內容也引起既得利益階層的不滿。懷王使屈原擬定憲令，上官大夫看到草稿後意欲奪去，遭到屈原拒絕，於是向懷王進讒。一怒之下，懷王疏遠了屈原，屈原於是來到了漢北。其後，屈原轉任三閭大夫之職，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務，負責宗廟祭祀和貴族子弟的教育。
懷王即位之初，頗思變法圖強，曾經擔任“合縱長”，聯合魏、趙、韓、燕攻秦。為了除去楚國的威脅，秦惠王於懷王十五年（前三○四）命張儀至楚，買通佞臣靳尚等人，在懷王面前毀謗屈原。懷王中計，屈原被逐出郢都，來到漢北。張儀趁機誘騙懷王與齊國斷交，並允諾割商於之地六百里作為報酬。等到楚、齊絕交後，張儀卻反口說當初允諾的只有六里。懷王受騙後大怒，先後兩度舉發兵攻秦（史稱丹陽、藍田之戰），卻皆敗北，還喪失了漢中之地。這時，懷王想起了屈原，令他出使齊國尋求援助，但屈原的努力似乎沒有結果。不久，親秦派勢力再次抬頭。懷王二十四年（前二九五），秦楚盟於黃棘，約為婚姻，懷王還一度遣太子入質秦國。懷王三十年（前二八九），秦昭王約懷王於武關相會。屈原極力勸阻，而公子蘭等人卻不願絕秦之歡，力主懷王入秦。懷王最終被秦扣留，三年後客死秦國。
懷王入秦後，長子頃襄王接位，以公子蘭為令尹。頃襄王七年，與秦結為婚姻，以求苟安。屈原再次被逐，流放江南，沿長江、夏水向東南走，經過洞庭湖和夏浦，到達陵陽（在今安徽境內）。頃襄王二十一年（前二七八），秦將白起攻破郢都，楚國遷都至陳。這時，屈原心繫故都，又循原路西還，經鄂渚，穿洞庭，入沅江，來到了辰陽、漵浦一帶。次年，秦國攻占了楚國的巫郡、黔中郡，屈原悲憤莫名，遂自沉於汨羅江。相傳屈原自盡的日子為農曆五月初五，後來人們在這一天包粽子、賽龍舟，就是為了紀念屈原。
五、屈原的思想與《楚辭》
在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是一個學術思想空前自由發達的時代，諸子百家，競起爭鳴。屈原生活於戰國晚期，年代稍晚於孟子、莊子，而比荀子、韓非子稍早。屈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對於北方諸夏文化的經典非常熟悉，並把其內容融入自己的詩篇。如《離騷》“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與《尚書》“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九歌·東君》“援北斗兮酌桂漿”與《詩經·小雅·大東》“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天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與《詩經·商頌·玄鳥》“禹敷下土方”，內容文字都兩兩相近。非僅如此，從屈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對各家學說都有深入的了解。儒家主張的仁義之道，屈原非常推崇：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懷沙》）
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這種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也得到了繼承：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離騷》）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離騷》）
除儒家的先王外，法家所取法的齊桓公、秦穆公等霸主，屈原也表示尊尚：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寧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雲而知之！（《惜往日》）
他在早年助懷王變法，可謂繼軌吳起的法治觀念：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惜往日》）
在流離憤懣的放逐之際，屈原的思想一度傾向於道家，希望能夠拋開俗世，超然高舉：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遠遊》）
綜而觀之，屈原對諸子的思想，無疑是有足夠的認知、理解和接納，但與各家的主張也有不合的地方。比如說，儒家推崇的周公、孔子，屈原作品中從未提及，這與儒家經典如《孟子》、《荀子》等頗為不同。而屈原被流放的事實，也證明他不像商鞅、吳起等法家中人擁有高明的乾君之術。至於《漁父》一篇，更說明屈原的思想與道家有不可調和的矛盾。詹安泰說得好：“一個人的思想，並不是孤立絕緣的，在某一個時代里，各種意識形態都是該時代的社會存在的反映。因之，各種思想都可能起相互關聯的作用。” 各家的思想學說，對於屈原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影響。然而屈原畢竟是詩人，而非思想家。要勉強把他劃入某一學派，以求概括他的思想，實不相宜。
屈原的巨製《離騷》中，最後兩句是這樣的：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鹹之所居！
據王逸《楚辭章句》，彭鹹是殷代的賢大夫，因諫君不聽，投水而死。屈原意欲取法彭鹹，並非僅因一己之不遇，而是感到“美政”不能在楚國實現，理想破滅之故。何謂“美政”？王逸的解釋是“行美德，施善政”。 “美德”、“善政”的內容，一言以蔽之，就是聖君賢臣之治。
儒家主張“君為臣綱”，認為一位國君的道德操守應該是臣下效法的榜樣。國君只有學習堯、舜、文、武這樣的有德先王，施政才會有成效。屈原繼承了儒家這種思想，他的作品對於先王的稱揚，重點就在於他們的德行：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離騷》）
湯禹儼而只敬兮，周論道而莫差。（《離騷》）
王逸說：“耿，光也。介，大也。” 又云：“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佑也。” 光明正大、畏天敬賢，就是屈原對國君的最高要求。相反，對於古代的暴君，屈原則毫不留情地加以貶責：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而圖後兮，五子用失夫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後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離騷》）
夏啟自縱、后羿淫游、寒浞陰狠、夏桀違道、商紂誅殺忠臣，他們的作為不僅導致家國的破亡，更落得千秋惡名。這些沉重的歷史教訓，屈原也念茲在茲。
屈原推崇的古代君主除了儒家憲章祖述的聖王外，還有齊桓公、秦穆公等法家尊尚的霸主。然而整體而言，屈原政治抱負的基礎還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舉例來說，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來，禪讓制度大概真的在上古時代存在過，而堯舜禹的傳說卻無疑經過儒家的美化、理想化。相反，戰國後期，由於法家思想的盛行，人們逐漸懷疑堯舜禪讓的真實性。如《莊子·盜跖》云：“堯不慈，舜不孝。” 《竹書紀年》則謂堯晚年德衰而為舜幽囚，舜晚年又被禹流放至南方。對於這些意見，屈原持反對的態度：
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哀郢》）
在屈原心目中，堯、舜聖賢之名是不容玷污的。換言之，法家權謀是因時制宜、作為儒家德政之補充的一種舉措。
春秋以來，隨權臣執政（如晉六卿、齊田氏等）、諸侯兼併，貴族的地位日益下降。沒落貴族將王官的知識帶入民間，而平民因有機會學習知識而得以晉身士大夫階層。戰國以後，北方魏文侯、秦孝公、齊威王、燕昭王、趙武靈王等先後變法成功，稱雄一方。南方的楚國雖早在楚悼王時就任用吳起變法，但卻功虧一簣。究其原因，依然在於楚國獨有的文化傳統。很早開始，楚國的軍政大權就由包括昭、屈、景三族在內的貴族宗室所把持。雖然也有平民登上楚國的政治舞台（如孫叔敖以布衣而為令尹），但為數極少。吳起的變法削減了貴族的利益，自然引起強烈的反對。屈原雖身為貴族，卻欲踵武吳起，繼續變法。而變法初期是頗有成效的（參前引《惜往日》“奉先功以照下兮”章）。從屈原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知道他固然推重箕子、比干、伯夷、周公、伍子胥這些貴族中的賢能之士，但他更強調要不拘一格地任用人才：
說操築於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離騷》）
屈原看重傅說、呂望、寧戚這些平民賢才，無疑就是希望在楚國建設北方那種“處士橫議”的政治生態。進而言之，對於一些大醇小疵之人，屈原也認為要因其才而致其用：
昔三後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離騷》）
正如明人錢澄之解曰：“椒桂性芳而烈，比亢直之士，非如蕙茝，一味芳馥可親。雜字著眼，惟雜而後可以得純粹也。” 無論亢直還是芳馥可親的賢士，屈原對於他們的基本要求乃是一個“忠”字。在他的作品中，“忠貞”、“忠誠”、“忠信”等詞語每每可見，而屈原自己就是一個忠臣的典範。總而觀之，屈原的賢臣觀念與楚國傳統貴族相去何啻霄壤。而上官大夫要奪取屈原的改革憲令文稿，不但出於個人的忌妒，更是為了保障傳統貴族的既得利益。
西周建國後，隨神權思想的消退，以周公為首的政治家們都反覆強調民本思想。如《尚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左傳》曰：“夫民，神之主也。” 在屈原的“美政”理想中，君德臣忠固然重要，而其終極目的乃是在於民生。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離騷》）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離騷》）
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抽思》）
在屈原看來，為人君、為人臣者，只要能令人民安居樂業，就能成其聖、成其賢。
當然我們也必須指出，屈原的政治抱負雖然遠大，但他政治生命的終結與其本人的性格也有莫大的關係。上官大夫之所以能輕易令懷王疏遠屈原，除了貴族勢力影響、懷王昏庸等因素外，也由於慷慨激昂、抗直不阿的屈原缺乏政治人物應有的周旋能力。因此，屈原的悲劇不在於其個人之浮沉起落，而在於他本身的性格和理想與實際的政治、社會環境之間存在著難以協調的矛盾。
屈原留下的作品有多少？《史記·屈原列傳》提到《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懷沙》五篇。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的著錄是“二十五篇”，但卻未有詳言這二十五篇的篇目。王逸《楚辭章句》認為《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皆是屈原所作，《招魂》為宋玉所作，《大招》則謂：“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宋代朱熹亦以《招魂》為宋玉所作，又將《大招》的著作權歸於景差，恰成二十五篇之數。自此以後，明清兩代對於屈原作品篇目的認知，每有爭議。如周用認為《九歌》中的《湘君》與《湘夫人》、《大司命》與《少司命》各自應合成一篇，而焦竑認為《九辯》為屈原所作，陳深、黃文煥、林雲銘認為二“招”皆為屈原作品。到了近代，則有人懷疑《九章》中《橘頌》、《惜往日》、《悲迴風》等作品乃後人偽造。不過，當今學術界一般認為是屈原手筆的作品包括：《離騷》、《九歌》、《天問》、《九章》、《招魂》、《大招》。至於《遠遊》、《卜居》、《漁父》三篇是否屈原所作，則爭議較大。
班固《漢書·地理志》說：“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 而同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屈原賦之屬”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陸賈賦之屬”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孫卿賦之屬”二十五家一百三十六篇，“雜賦之屬”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由於漢人辭、賦名稱混用，這些篇章中有不少是楚辭作品，可惜今日大都亡佚了。根據王逸《楚辭章句》及朱熹《楚辭集注》所收錄的篇章看來，今日仍有作品流傳的楚辭作家除了屈原之外，尚有宋玉、景差、賈誼、莊忌、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王逸九位。本書所選作品的作者除屈原外，僅涉及宋玉、景差、賈誼、淮南小山四家。
六、《楚辭》要籍簡介
黃伯思《校訂楚詞序》以詩歌作品但凡“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即可歸入楚辭類。換言之，楚語、楚聲、楚地、楚物，皆可納入楚辭文本、屈原生平二端，傳統楚辭學也以這二端為核心。近人姜亮夫指出，今天的楚辭研究，已經發展成一門綜合多學科研究內容的專門學問。對於楚辭，除了在文學方面的研究外，很多學者還對它做了許多專題研究，從詮釋文義發展出來的有專門研究楚辭的語音、方言、辭彙，進而到研究它的虛詞使用、文法結構、修辭形式等有關語言學方面的問題；從屈原作品引用到大量香花、草木、蟲魚、鳥獸及所涉及的文物、禮制形成的屈作文物博物的專門研究，在很古以前就有了專門的著作。
屈作的神話、屈作與三楚文化、地理、天文，歷代都有專論。屈原的思想、藝術手法、藝術的發展、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等等，在當代就有更多的研究了。總結姜氏及其他現代學者的意見，楚辭學的內容可以歸為以下幾方面：（一）楚辭作者生平、思想研究；（二）楚辭作品的詮釋與研究；（三）楚辭體（或稱騷體）文學發展狀況的研究；（四）楚辭文化及其影響的研究；（五）楚辭研究史的研究。自古至今，楚辭學都堪稱“顯學”，歷代楚辭學著作的數量非常龐大，當代之新注更如雨後春筍。不過，無論屈騷的研究者或欣賞者，都應參考王逸《楚辭章句》、洪興祖《楚辭補註》及朱熹《楚辭集注》三種著作，茲逐一簡介之。
（一）漢·王逸《楚辭章句》十七卷
漢代楚辭學著作，首推淮南王劉安《離騷傳》。劉向除編訂《楚辭》外，又有《天問解》。其後揚雄亦有《天問解》，班固、賈逵各有《離騷經章句》，馬融有《楚辭注》。然而，這些著作今日悉已亡佚。現存最早而最完整的楚辭學著作，實惟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十七卷。王逸根據劉向所編《楚辭》十六卷，加上己作《九思》一篇，合為十七卷。漢人章句之學，本供講說與讀本之需，既為專家之學，亦寓普及之義。《楚辭章句》既兼備眾說之體，又要括不繁。書中所錄每一篇都有序文，說明作者生平、創作背景，並解釋題意。然後從訓詁、校勘、釋義、評文等方面，對戰國以迄東漢的楚辭相關資料，全面檢討。由於王逸的原籍──南郡宜城乃故楚之地，他不僅了解楚地方言和與故楚相關的傳聞，對屈騷也抱有極大的崇敬之情。因此，《楚辭章句》除保存、酌采舊說外，一家之言也每每可見，對後世影響深遠。由於漢代經學盛行，王逸又是儒者，故往往用漢儒解經之法來詮釋《楚辭》。就王逸而言，如此方式無疑是為了表達對屈騷的推崇；但屈原終究不是純儒，王逸之說難免扞格難通。這是《楚辭章句》的瑕疵。
（二）宋·洪興祖《楚辭補註》十七卷
洪興祖（一○九○至一一五五），字慶善，丹陽人。歷任秘書省正字、太常博士、真、饒知州，因觸犯秦檜而編管昭州。博學好古，尚著有《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韓文公年譜》、《楚辭補註》、《楚辭考異》等。《宋史》有傳。《楚辭補註》以王逸《楚辭章句》為底本，補缺糾誤，廣徵成說，總結了歷代楚辭研究的成果。又嘗蒐集近二十種《楚辭》本子，精加校讎，作《楚辭考異》。然今流行本中，《考異》已散入《補註》之中，不復單出。洪興祖非常理解、強調屈原的怨憤之情，說：“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者。”可見《補註》內容雖以訓詁校讎為主，但洪氏的著作動機卻與南宋初年的政治環境關係甚大。
（三）宋·朱熹《楚辭集注》八卷（附《辯證》二卷《後語》六卷）
朱熹（一一三○至一二○○），字元晦，號晦庵，別號紫陽，徽州婺源人。曾任轉運副使、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秘閣修撰等。仕途坎坷，曾被權相韓侂胄誣為“偽學”。朱熹為著名理學家，著述講學四十餘年，發展二程之說，創立程朱學派，更在元、明、清三代被奉為儒學正宗。傳世著作有《周易本義》、《詩集傳》、《儀禮經傳通解》、《四書章句集注》、《論孟精義》、《四書或問》、《楚辭集注》、《楚辭辯證》、《楚辭後語》等。朱熹注《騷》的動機，一方面是出於對朝政混亂的孤憤，另一方面則是欲將屈騷納入儒學之軌。《楚辭集注》八卷，厘定屈作二十五篇的篇目，題為“離騷”，計卷一《離騷》，卷二《九歌》，卷三《天問》，卷四《九章》，卷五《遠遊》、《卜居》、《漁父》。宋玉以下，去《九懷》、《九嘆》、《九思》而補入賈誼《吊屈原賦》、《鳥賦》，共十六篇為“續離騷”，計卷六《九辯》、卷七《招魂》、《大招》，卷八《惜誓》、《吊屈原》、《服賦》、《哀時命》、《招隱士》。《辯證》二卷，多為考證歷史和語言的小材料，所論精詳。《後語》六卷，乃據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增刪而成，收錄了荀子至呂大臨的辭賦共五十二篇。《後語》僅前十七篇有注，尚未完成。朱熹既是注重義理闡發的理學家，又是著名的詩人。他注《騷》時在文字訓釋方面多參考洪興祖之說，於微言奧意頗有獨見，且嘗試以賦、比、興的寫作手法來分析楚辭作品。元代中葉以後，朱學獨尊，《楚辭集注》在明、清兩代遂成為流傳最廣、影響最巨的楚辭學著作。
七、《楚辭》的現代意義
《楚辭》的文字較為古雅，作品長度一般也超過絕句的篇幅。因此，今天一般大眾對《楚辭》的愛好似乎不及唐詩、宋詞，遑論將其作為孩子的啟蒙讀物。然而，《楚辭》和唐詩、宋詞一樣，具有高度的文學性，能使當代讀者滋生永恆不變的審美愉悅。如“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體現了對理想之追求的執著；“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暈染出淡雅素淨的秋色影像；“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深得男女戀情三昧；“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如工筆畫出的仕女圖，如是這般令人目不暇給。
其次，《楚辭》文本涉及的面向更是跨學科的。舉例而言，《天問》所記載殷商的重要先祖王恆，完全不見於《竹書紀年》、《史記》等書記載，卻能與出土的甲骨文相印證。又如《湘君》、《湘夫人》二篇，可以讓我們了解虞舜二妃傳說在荊楚大地的演變情況。復如《招魂》以傳統宗教儀軌的形式注入新的內容，體現出作者對懷王客死異鄉的痛悼和國家前途的憂思……可以說，無論在歷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民俗學、宗教學、神話學乃至自然科學的範疇，《楚辭》都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信息。
屈原的人格與思想至今仍具有典範意義。如抗戰正酣之際，郭沫若創作歷史劇《屈原》，講述屈原一生的故事，借古諷今，激勵全民的抗日意志。又如一九七二年，香港著名演員鮑方針對大陸市場自編自導自演電影《屈原》，大受歡迎，不僅為大陸上荒蕪已久的影業注入了新的生機，更將以《楚辭》為代表的優秀傳統文化重新向內地觀眾引介（至今大陸上不少屈原的雕像、畫像皆以鮑方的形象為藍本，可見其影響）。屈原忠君愛國的思想，一向為人津津樂道。誠如淨空法師所論：“‘君臣有義’，君是領導者，臣是被領導者，君臣之道也是自然的，君仁臣忠也是德。現在的社會，‘君’不一定指帝王，是指老闆跟員工、長官跟部屬的關係，老闆、長官是君，員工、部屬是臣。君仁，就是領導者對被領導者要慈愛；臣忠，就是被領導者對領導者要忠誠。現代社會君臣關係雖有，但精神已喪失了。”而屈原的忠君思想，自然可以給我們一番啟示。東漢班固曾站在儒家的立場批評屈原“顯暴君惡”，即是說屈原因為自己的仕途不遇而揭露君主的短處，不合乎溫柔敦厚之旨。實際上，班固的批評正好說明，屈原的忠君並非愚忠。所謂“怨靈修之浩蕩”、“惜壅君之不識”，足見他對楚王忠之深而責之切，視“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式的自怨自艾何啻霄壤！而另一方面，面對令尹子蘭、上官大夫靳尚等讒佞的迫害，他沒有分毫的妥協。在那沒有法律保護、也沒有合理途徑來表達政見、抵制誤國之徒的時代，他選擇以死進諫。司馬遷說：“死有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屈原重於泰山的死，對於當今的社會風氣，不論委曲求全或動輒輕生，未嘗沒有撥亂反正的效能。
比來香港中華書局籌劃《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本套叢書編列《楚辭》一種，對屈騷的推廣弘揚功不可沒。筆者有幸負責《楚辭》的注釋，亦儘量配合系列的旨趣，務求導讀、注釋、賞析與點評的平易淺白，並使讀者得以推求詩人文心，獲得審美愉悅。茲就本書編撰的方式略做說明：
（1）屈原名下之作品一概收入，宋玉以下有所取捨。
（2）作品異文擇善而從，不復標出。
（3）文字考訂過程若過於冗長，則僅舉其結論。
（4）為方便閱讀，前修時賢之成說於必要時方為注出，非敢掠美。筆者管窺之見，亦不一一。
筆者學殖荒疏，又復限於時間，本書紕繆定然所在多有。若蒙方家指正，不勝感激之至。

中信國學大典：楚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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