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學名著·世界文學百年經典叢書:紅與黑》如司湯達標榜的是部“紀事”作品，但並不妨礙象徵的運用。以兩種色彩詞作書名，當有寓意存焉。歷來書評家絞盡腦汁，頗多發明，認為“紅”與“黑”，喻軍裝與道袍，劍與十字架，熱血與孝服，軍人的榮耀與僧侶的暗黑，火紅的理想與黯然的幻滅，英勇時世與復辟年代，等等，甚至比附於賭盤上的紅黑兩色，喻人的命運變幻莫測。真可謂挖空心思。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上卷,下卷,序言,
內容簡介
《外國文學名著·世界文學百年經典叢書:紅與黑》是本政治性很強的小說；但從所占篇幅，從藝術成就而論，實為愛情小說無疑。而且寫男女主人公的情愛，主要從心理分析著手，深刻細緻，不愧大家手筆。
圖書目錄
上卷
第一章小城
第二章市長
第三章窮人的福星
第四章父與子
第五章討價還價
第六章煩悶
第七章緣分
第八章小小風波
第九章鄉野一夕
第十章立巍巍壯志發區區小財
第十一章長夜悠悠
第十二章出門訪友
第十三章網眼長襪
第十四章英國剪刀
第十五章雞叫
第十六章新的一天
第十七章首席助理
第十八章國王駕幸維璃葉
第十九章多思則多憂
第二十章匿名信
第二十一章與主人的談話
第二十二章一八三○年的作風
第二十三章長官的苦惱
第二十四章省會
第二十五章神學院
第二十六章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第二十七章涉世之初
第二十八章迎神賽會
第二十九章初次提升
第三十章野心家
下卷
第一章鄉村情趣
第二章初見世面
第三章第一步
第四章拉穆爾府
第五章敏感的心靈與虔誠的貴婦
第六章說話的腔調
第七章風濕痛
第八章抬高身價的榮耀是什麼
第九章舞會上
第十章瑪葛麗特皇后
第十一章少女的王國
第十二章難道是個丹東
第十三章焉知不是陰謀
第十四章少女的心思
第十五章莫非是個圈套
第十六章半夜一點鐘
第十七章古劍
第十八章傷心時刻
第十九章滑稽劇場
第二十章日本花瓶
第二十一章秘密記錄
第二十二章爭論
第二十三章教士，林產，自由
第二十四章斯特拉斯堡
第二十五章潔婦的操守
第二十六章精神之戀
第二十七章教會裡的美差
第二十八章《曼儂·萊斯戈》
第二十九章閒愁萬種
第三十章滑稽劇場的包廂
第三十一章教她有所畏懼
第三十二章老虎
第三十三章弱小者的苦難
第三十四章工於心計的老人
第三十五章晴天霹靂
第三十六章可悲的細節
第三十七章在塔樓里
第三十八章權勢人物
第三十九章深謀遠慮
第四十章靜退
第四十一章審判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序言
瓦萊利指出：“司湯達喜歡的題旨是：拿破崙、愛情、魄力、幸福，從而演繹出浩繁的卷帙。”①通常的印象里，巴爾扎克名篇就數不過來，稱得上卷帙浩繁，殊不知司湯達留下的文稿也不少，亨利·馬蒂諾編的《司湯達全集》（1927—1937）就達79卷之多。文學史家朗松評論道：“社會經過大革命的洗禮，對世人活動的隱秘動機和靈魂隱私，《紅與黑》區區五百頁所告訴我們的，不下於整部《人間喜劇》四十巨帙。”也有論者認為，《紅與黑》是19世紀的一部關鍵作品。推崇《紅》書的人，不乏溢美之辭。就讀者面而言，司湯達不及巴爾扎克廣，但同躋身於19世紀大作家之列，卻是不爭的事實。
巴爾扎克熟讀拿破崙著作，早年編過一本《拿破崙文選》；相傳寫《人間喜劇》時，書桌上置一尊拿翁塑像，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語：“彼以劍創其業，吾以筆競其功！”在拿破崙崇拜方面，司湯達也絕不讓於巴爾扎克。還在小學生時期，聽到拿破崙在義大利戰場連戰連捷，不禁驚喜雀躍。司湯達景仰波拿巴將軍，而貶抑拿破崙皇帝，儘管風雲變幻，他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始終奉為“愷撒之後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並慶幸自己能步偉人之後塵，進入米蘭、柏林、維也納，直到莫斯科，親身踐履“拿破崙詩史”！滑鐵盧一敗，拿破崙頗受復辟勢力的攻訐，司湯達於1817年底振筆疾書，幾個月寫了一本《拿破崙傳稿》；時隔20年，又寫下他的《憶拿破崙》。1837年，司湯達已過知天命之年，自撰《亨利·貝爾傳略》（司湯達為筆名，亨利·貝爾乃本名），寫到最後一句，言盡於此：“生平只敬仰一人：拿破崙。”②他讚頌拿破崙強勁的個性，充沛的精力，敢冒風險，雄才大略。拿破崙是司湯達全部著作關注的一個中心，無論小說、遊記、文論、史書，都或隱或現有皇帝的影子在。
從著述來看，司湯達小說家的才能，遠勝於史學家的才識。他成就最大的，是小說；小說中最成功的，是《紅與黑》。書中的主人公，於連，可以說是從拿破崙模子裡刻出來的人物。司湯達把於連寫成“內地青年，普魯塔克和拿破崙的弟子”。跟拿破崙①一樣，於連也有非凡的記憶。為迎合時勢，他《聖經》能倒背如流，但最喜歡的書，“作為他行為的唯一準則，使他為之怦然心動的書”，是《聖赫倫那島回憶錄》。有空一回到房裡，最痛快的事，就是“重新捧起他心愛的那本書”。與市長較量占上風之後，覺得“應當乘勝追擊。趁這妄自尊大的貴族向後撤退之際，得把他的傲氣徹底打垮，這才是道地的拿破崙作風”。
同樣一種英雄性格，由於所處時代不同，就有幸與不幸之別。於連神往於拿破崙，但已非生於“功名只向馬上取”的拿破崙時代。只引得他一聲浩嘆：“噢，拿破崙！你那時代，靠打仗出生入死，以博取榮華富貴，那多痛快！現如今卻去加重窮人的苦難，豈不卑鄙！”是的，到了1830年，“軍人沒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②，英雄無用武之地，壯士有不得出之悲。故《紅與黑》這部小說，實際是寫一失敗，寫於連從鋸木廠走向斷頭台的失敗。
如果說拿破崙是掃蕩歐洲封建制度的成功者，那么，於連則是“向社會開戰的不幸兒”③。他生就火熱的性格，充滿著進取精神，嚮往英雄行為，但在一個復辟倒退的社會，便成了一個拒斥現存秩序、顛覆神聖事物的叛逆分子。於連“心比天高，身為下賤”，如他自己所說，“老天爺把我放在窮人堆里，卻給了我一顆高貴的心”。在自己家，和粗魯的父兄說不到一起去；進入社會，在市長家、修道院、侯爵府，看到庸俗、虛偽、猥瑣，覺得格格不入；而那時代，已不是“面對強敵，憑我漂亮的行動，就足以解決立身處世的問題”。家庭，社會，時代，三不合宜，就苦了他。他年輕有為，也曾想乾一番事業：“比如說我吧，竭智盡忠，為人正派，至少不讓於瑞那先生，一旦當上維璃葉的市長會怎樣？看我不收拾助理司鐸和瓦勒諾，以及他們所有的鬼蜮伎倆！公理將在維璃葉大行其道！”但他既不能像拿破崙那樣去征服世界，名揚天下；也當不成維璃葉市長，去懲惡除腐，伸張正義。他只能面對“殘酷的現實，強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再以虛偽的言行，行其欺詐的勾當”。他傾向雅各賓主義，卻參加保皇黨密謀；他蔑視貴族有產階級，卻往貴族有產階級里鑽。他“為自己位卑命艱而敢於抗爭”，在敵對的環境中做著沒有勝利希望的鬥爭。向上爬正當飛黃騰達，不意受到告密信的打擊，他不惜功虧一簣，也要泄憤報復，慨然走上斷頭台。一人做事一人當，不求抗訴，不乞一命，固不失為好漢，但終究是一個悲劇。這個悲劇，是於連個人的悲劇，也是所有傑出人物不用於世的悲劇。
《紅與黑》的副標題，為“一八三○年紀事”。司湯達後來說，這部小說是根據“一個現成故事”敷演而成的。所謂“現成故事”，當指發生在布拉格的一樁情殺案：安多華‘貝爾德系馬掌匠之子，家境清寒，但自幼聰明，靠本堂神父進了修道院，因體弱不耐苦修，初進米舒先生家當家庭教師，不久因與主婦有染而見逐，復回修道院，再進郭爾冬先生家任教，這次因鐘情於千金小姐而遭辭退。在走投無路之際，以為是昔日情婦從中作梗，便於1827年7月23日禮拜天彌撒祭時行刺米舒夫人，旋判死刑，於翌年2月23日上斷頭台，年僅25。這樁案子為司湯達提供了小說情節。如把安多華、米舒、郭爾冬易為於連、瑞那、拉穆爾，則儼然是《紅與黑》本事，道地的“現成故事”的“紀事”。司湯達自稱並未杜撰什麼①。雖然故事情節方面沒杜撰什麼，但他把自己的閱歷，對社會的觀察，於心理的卓識，融進了作品。隨著於連人生的歷程，小說從市長家到修道院，從小城到省會，從內地到巴黎，從底層直到上流社會，展現了廣闊的生活場景，揭示出深刻的社會內容。
司湯達說，《紅與黑》意在描寫1830年的法國②。作品不僅在總體上，全景式展示復辟王朝時期，尤其是查理十世（1824—1830）治下的政治社會生活，而且在細節上，如書中提到的《奧利伯爵》（羅西尼歌劇，春季復演）、《艾那尼》（雨果浪漫派名劇，2月25日首次上演）、《曼儂·列斯戈》（芭蕾舞劇，5月3日首演）、“英國新王登基”（喬治四世於6月26日去世，新王威廉四世隨即登基）等事都發生在1830年，點出特定的年份。所以，司湯達這部主要寫於1830年上半年的小說，提到許多發生於1830年的真事，確乎稱得上是“一八三○年”的紀事。
“小說，是一面鏡子，鑒以照之，一路行去。”這是司湯達在書中提出“小說一鏡子”論的由來。小說要像鏡子反映行進的現實，於是我們在司湯達筆下看到內地生活的庸俗，聖公會的肆虐，貴族社會的奢靡與保皇勢力的猖獗。鏡子“有時映現蔚藍的天空，有時照出的卻是路上的污泥”，這能責怪鏡子嗎？小說像鏡子一樣反映社會生活，就不能不涉及時政。而1830年，正是法國歷史上一個重要年份，七月革命的爆發，成為查理十世復辟王朝與路易·菲力蒲資產階級王國更迭的契機。“一八三○年紀事”，就意味著是本有很強政治性的小說。司湯達在小說中借出版家之口說：“你的人物如果不談政治，就不成其為1830年的法國人。你這本書，也就不會像你奢望的那樣，成其為一面鏡子。”司湯達深知，政治像掛在脖子上的石頭。會把文學拖下水的：“政治之於妙趣無窮的想像，猶如音樂會上的一聲槍響。”
作為小說家，司湯達的高明之處，在於《紅與黑》中固然有“槍響”，但更充滿了“妙趣無窮的想像”。6年後司湯達重讀舊作，在書頁空白處批了一句：“只有在小說里才能臻於真實。”
《紅與黑》如司湯達標榜的是部“紀事”作品，但並不妨礙象徵的運用。小說開初就叫《於連》，到上部寫畢，才定名為《紅與黑》。以兩種色彩詞作書名，當有寓意存焉。歷來書評家絞盡腦汁，頗多發明，認為“紅”與“黑”，喻軍裝與道袍，劍與十字架，熱血與孝服，軍人的榮耀與僧侶的暗黑，火紅的理想與黯然的幻滅，英勇時世與復辟年代，等等，甚至比附於賭盤上的紅黑兩色，喻人的命運變幻莫測。真可謂挖空心思。相對而言，司湯達本人的說法倒較平實。他死後，其友人福爾格在悼念文章里談到，照司湯達意思，“‘紅’意味著書中主人公於連出世得早，會去當兵，但他生活的年代，只得披上‘黑’道袍了”。書名如此，書中其他象徵，如山洞這意象，也一再出現。維璃葉後山腹壁有個小洞，於連覺得“於我特別親切”，他開始人生征途之前，樂於廁身其間，即使死後也願安息那裡。此處山洞，疑為溫暖、安寧、母性洞穴之隱喻。又，論者還注意到，於連每當有大動作，前去征服女子，必先豎起梯子云雲。
從“紀事”角度講，《紅與黑》是本政治性很強的小說；但從所占篇幅，從藝術成就而論，實為愛情小說無疑。而且寫男女主人公的情愛，主要從心理分析著手，深刻細緻，不愧大家手筆。時當19世紀前半葉，刻畫戀愛心理方面，司湯達還有開創之功，對後世，對國外，都有久遠的影響。因《紅與黑》的出版，1830年成為法國小說史上一個重要的年份。
羅新璋
巴爾扎克熟讀拿破崙著作，早年編過一本《拿破崙文選》；相傳寫《人間喜劇》時，書桌上置一尊拿翁塑像，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語：“彼以劍創其業，吾以筆競其功！”在拿破崙崇拜方面，司湯達也絕不讓於巴爾扎克。還在小學生時期，聽到拿破崙在義大利戰場連戰連捷，不禁驚喜雀躍。司湯達景仰波拿巴將軍，而貶抑拿破崙皇帝，儘管風雲變幻，他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始終奉為“愷撒之後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並慶幸自己能步偉人之後塵，進入米蘭、柏林、維也納，直到莫斯科，親身踐履“拿破崙詩史”！滑鐵盧一敗，拿破崙頗受復辟勢力的攻訐，司湯達於1817年底振筆疾書，幾個月寫了一本《拿破崙傳稿》；時隔20年，又寫下他的《憶拿破崙》。1837年，司湯達已過知天命之年，自撰《亨利·貝爾傳略》（司湯達為筆名，亨利·貝爾乃本名），寫到最後一句，言盡於此：“生平只敬仰一人：拿破崙。”②他讚頌拿破崙強勁的個性，充沛的精力，敢冒風險，雄才大略。拿破崙是司湯達全部著作關注的一個中心，無論小說、遊記、文論、史書，都或隱或現有皇帝的影子在。
從著述來看，司湯達小說家的才能，遠勝於史學家的才識。他成就最大的，是小說；小說中最成功的，是《紅與黑》。書中的主人公，於連，可以說是從拿破崙模子裡刻出來的人物。司湯達把於連寫成“內地青年，普魯塔克和拿破崙的弟子”。跟拿破崙①一樣，於連也有非凡的記憶。為迎合時勢，他《聖經》能倒背如流，但最喜歡的書，“作為他行為的唯一準則，使他為之怦然心動的書”，是《聖赫倫那島回憶錄》。有空一回到房裡，最痛快的事，就是“重新捧起他心愛的那本書”。與市長較量占上風之後，覺得“應當乘勝追擊。趁這妄自尊大的貴族向後撤退之際，得把他的傲氣徹底打垮，這才是道地的拿破崙作風”。
同樣一種英雄性格，由於所處時代不同，就有幸與不幸之別。於連神往於拿破崙，但已非生於“功名只向馬上取”的拿破崙時代。只引得他一聲浩嘆：“噢，拿破崙！你那時代，靠打仗出生入死，以博取榮華富貴，那多痛快！現如今卻去加重窮人的苦難，豈不卑鄙！”是的，到了1830年，“軍人沒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②，英雄無用武之地，壯士有不得出之悲。故《紅與黑》這部小說，實際是寫一失敗，寫於連從鋸木廠走向斷頭台的失敗。
如果說拿破崙是掃蕩歐洲封建制度的成功者，那么，於連則是“向社會開戰的不幸兒”③。他生就火熱的性格，充滿著進取精神，嚮往英雄行為，但在一個復辟倒退的社會，便成了一個拒斥現存秩序、顛覆神聖事物的叛逆分子。於連“心比天高，身為下賤”，如他自己所說，“老天爺把我放在窮人堆里，卻給了我一顆高貴的心”。在自己家，和粗魯的父兄說不到一起去；進入社會，在市長家、修道院、侯爵府，看到庸俗、虛偽、猥瑣，覺得格格不入；而那時代，已不是“面對強敵，憑我漂亮的行動，就足以解決立身處世的問題”。家庭，社會，時代，三不合宜，就苦了他。他年輕有為，也曾想乾一番事業：“比如說我吧，竭智盡忠，為人正派，至少不讓於瑞那先生，一旦當上維璃葉的市長會怎樣？看我不收拾助理司鐸和瓦勒諾，以及他們所有的鬼蜮伎倆！公理將在維璃葉大行其道！”但他既不能像拿破崙那樣去征服世界，名揚天下；也當不成維璃葉市長，去懲惡除腐，伸張正義。他只能面對“殘酷的現實，強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再以虛偽的言行，行其欺詐的勾當”。他傾向雅各賓主義，卻參加保皇黨密謀；他蔑視貴族有產階級，卻往貴族有產階級里鑽。他“為自己位卑命艱而敢於抗爭”，在敵對的環境中做著沒有勝利希望的鬥爭。向上爬正當飛黃騰達，不意受到告密信的打擊，他不惜功虧一簣，也要泄憤報復，慨然走上斷頭台。一人做事一人當，不求抗訴，不乞一命，固不失為好漢，但終究是一個悲劇。這個悲劇，是於連個人的悲劇，也是所有傑出人物不用於世的悲劇。
《紅與黑》的副標題，為“一八三○年紀事”。司湯達後來說，這部小說是根據“一個現成故事”敷演而成的。所謂“現成故事”，當指發生在布拉格的一樁情殺案：安多華‘貝爾德系馬掌匠之子，家境清寒，但自幼聰明，靠本堂神父進了修道院，因體弱不耐苦修，初進米舒先生家當家庭教師，不久因與主婦有染而見逐，復回修道院，再進郭爾冬先生家任教，這次因鐘情於千金小姐而遭辭退。在走投無路之際，以為是昔日情婦從中作梗，便於1827年7月23日禮拜天彌撒祭時行刺米舒夫人，旋判死刑，於翌年2月23日上斷頭台，年僅25。這樁案子為司湯達提供了小說情節。如把安多華、米舒、郭爾冬易為於連、瑞那、拉穆爾，則儼然是《紅與黑》本事，道地的“現成故事”的“紀事”。司湯達自稱並未杜撰什麼①。雖然故事情節方面沒杜撰什麼，但他把自己的閱歷，對社會的觀察，於心理的卓識，融進了作品。隨著於連人生的歷程，小說從市長家到修道院，從小城到省會，從內地到巴黎，從底層直到上流社會，展現了廣闊的生活場景，揭示出深刻的社會內容。
司湯達說，《紅與黑》意在描寫1830年的法國②。作品不僅在總體上，全景式展示復辟王朝時期，尤其是查理十世（1824—1830）治下的政治社會生活，而且在細節上，如書中提到的《奧利伯爵》（羅西尼歌劇，春季復演）、《艾那尼》（雨果浪漫派名劇，2月25日首次上演）、《曼儂·列斯戈》（芭蕾舞劇，5月3日首演）、“英國新王登基”（喬治四世於6月26日去世，新王威廉四世隨即登基）等事都發生在1830年，點出特定的年份。所以，司湯達這部主要寫於1830年上半年的小說，提到許多發生於1830年的真事，確乎稱得上是“一八三○年”的紀事。
“小說，是一面鏡子，鑒以照之，一路行去。”這是司湯達在書中提出“小說一鏡子”論的由來。小說要像鏡子反映行進的現實，於是我們在司湯達筆下看到內地生活的庸俗，聖公會的肆虐，貴族社會的奢靡與保皇勢力的猖獗。鏡子“有時映現蔚藍的天空，有時照出的卻是路上的污泥”，這能責怪鏡子嗎？小說像鏡子一樣反映社會生活，就不能不涉及時政。而1830年，正是法國歷史上一個重要年份，七月革命的爆發，成為查理十世復辟王朝與路易·菲力蒲資產階級王國更迭的契機。“一八三○年紀事”，就意味著是本有很強政治性的小說。司湯達在小說中借出版家之口說：“你的人物如果不談政治，就不成其為1830年的法國人。你這本書，也就不會像你奢望的那樣，成其為一面鏡子。”司湯達深知，政治像掛在脖子上的石頭。會把文學拖下水的：“政治之於妙趣無窮的想像，猶如音樂會上的一聲槍響。”
作為小說家，司湯達的高明之處，在於《紅與黑》中固然有“槍響”，但更充滿了“妙趣無窮的想像”。6年後司湯達重讀舊作，在書頁空白處批了一句：“只有在小說里才能臻於真實。”
《紅與黑》如司湯達標榜的是部“紀事”作品，但並不妨礙象徵的運用。小說開初就叫《於連》，到上部寫畢，才定名為《紅與黑》。以兩種色彩詞作書名，當有寓意存焉。歷來書評家絞盡腦汁，頗多發明，認為“紅”與“黑”，喻軍裝與道袍，劍與十字架，熱血與孝服，軍人的榮耀與僧侶的暗黑，火紅的理想與黯然的幻滅，英勇時世與復辟年代，等等，甚至比附於賭盤上的紅黑兩色，喻人的命運變幻莫測。真可謂挖空心思。相對而言，司湯達本人的說法倒較平實。他死後，其友人福爾格在悼念文章里談到，照司湯達意思，“‘紅’意味著書中主人公於連出世得早，會去當兵，但他生活的年代，只得披上‘黑’道袍了”。書名如此，書中其他象徵，如山洞這意象，也一再出現。維璃葉後山腹壁有個小洞，於連覺得“於我特別親切”，他開始人生征途之前，樂於廁身其間，即使死後也願安息那裡。此處山洞，疑為溫暖、安寧、母性洞穴之隱喻。又，論者還注意到，於連每當有大動作，前去征服女子，必先豎起梯子云雲。
從“紀事”角度講，《紅與黑》是本政治性很強的小說；但從所占篇幅，從藝術成就而論，實為愛情小說無疑。而且寫男女主人公的情愛，主要從心理分析著手，深刻細緻，不愧大家手筆。時當19世紀前半葉，刻畫戀愛心理方面，司湯達還有開創之功，對後世，對國外，都有久遠的影響。因《紅與黑》的出版，1830年成為法國小說史上一個重要的年份。
羅新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