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名著典藏：紅與黑

作者簡介

司湯達（1783-1842），法國著名作家。《紅與黑》是他的主要作品，十九世紀現實主義文學流派的代表作。

圖書目錄

出版者告讀者
上卷
第一章小城
第二章市長
第三章窮人的財產
第四章父與子
第五章談判
第六章煩悶
第七章親和力
第八章小事件
第九章鄉下的一個夜晚
第十章心比天高，祿如紙薄
第十一章一個晚上
第十二章旅行
第十三章網眼長襪
第十四章英國剪刀
第十五章雞啼
第十六章第二天
第十七章市長第一助理
第十八章國王在維里埃爾
第十九章思想使人痛苦
第二十章匿名信
第二十一章和主人的對話
第二十二章一八三0年的作風
第二十三章一位官員的憂愁
第二十四章省會
第二十五章神學院
第二十六章人世間，或富人所缺少者
第二十七章人生的初步經驗
第二十八章迎聖體
第二十九章第一次提升
第三十章野心勃勃的人
下卷
第一章鄉村的快樂
第二章初入上流社會
第三章最初的幾步
第四章拉莫爾府
第五章敏感和一位虔誠的貴婦
第六章說話的腔調
第七章痛風病發作
第八章哪一種勳章使人與眾不同？
第九章舞會
第十章瑪格麗特王后
第十一章年輕姑娘的威力
第十二章他會是一個丹東嗎？
第十三章陰謀
第十四章年輕姑娘的思想
第十五章這是陰謀嗎？
第十六章深夜一點鐘
第十七章古劍
第十八章殘酷的時刻
第十九章滑稽歌劇
第二十章日本花瓶
第二十一章秘密記錄
第二十二章討論
第二十三章教士，樹林，自由
第二十四章斯特拉斯堡
第二十五章道德高尚的女人的職責
第二十六章道德的愛情
第二十七章教會裡的最好職位
第二十八章曼儂·萊斯戈
第二十九章煩悶
第三十章喜歌劇院包廂
第三十一章使她害怕
第三十二章老虎
第三十三章軟弱的苦痛
第三十四章有才智的人
第三十五章暴風雨
第三十六章悲慘的詳情細節
第三十七章主塔樓
第三十八章有權勢的人
第三十九章陰謀
第四十章平靜
第四十一章審判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附錄一關於《紅與黑》
附錄二安托萬·貝爾德案件及死刑執行

序言

時間對作家和作品的評判，是最無私而又公正的。
一八三0年十一月十五日，司湯達的長篇小說《紅與黑》在法國巴黎問世以後，在毗鄰的德國立即引起文學巨匠歌德的注目，耋老的歌德認為它是司湯達的“最好作品”，並稱讚作者的“周密的觀察和對心理方面的深刻見解”。司湯達的這部小說在俄羅斯也有它的知音，托爾斯泰“對他的勇氣產生了好感，有一種近親之感”。
而在本國，《紅與黑》卻遭到不折不扣的冷遇。批評家聖佩韋譏諷作家筆下的人物儘是些“機器人”；報紙評論幾乎同聲譴責據信應由作者負責的小說主人公於連的“道德的殘忍”。公眾對這部小說也十分淡漠，初版只印了七百五十冊，後來依據契約又勉強加印幾百冊，紙型便被束之高閣。
這正是司湯達在世時整個文學際遇的一個縮影：他所寫的三十三部著作，只出版了十四部，而且大部分長期躺在書店的架子上；只有巴爾扎克為他的《帕爾馬修道院》寫過一部題為《亨利·貝爾》的專論，發表了有分量的讚許。
但是，司湯達最了解自己作品的價值。他一再堅稱：“我將在一八八0年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僅僅是在一九00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場抽彩，在那裡最大的彩注是：做一個在一九三五年為人閱讀的作家。”
歷史實際上綽綽有餘地兌現了這些預言。自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泰納為首的一批巴黎高等師範學校造就出的文人掀起“發現”司湯達的運動以來，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而今，司湯達早已贏得他在法國乃至世界文學史上理應占有的重要地位；以《紅與黑》為最高代表的他的一些傑作，早已當之無J隗地躋身於世界文學名著之林。
司湯達在為《紅與黑》初版所寫的“出版者告讀者”中聲稱，他的這部作品“是在一八二七年寫的”，“在七月的那些重大事件發生……時，已經做好了出版的準備工作”。這句話只有一半真實。我們知道，七歲喪母，形同孤兒的司湯達，對一切都心存疑竇，因此處處設防，養成了掩掩藏藏的習慣。為了能在作品和書信中暢所欲言而又避免警察和檢查當局的糾纏，他使用的筆名有四十來個，落款達七十種之多。他最常用的筆名“司湯達”，幾乎代替了他的真實姓名瑪麗一亨利．貝爾。在《紅與黑》寫作年代上，他同樣真真假假。今天已經證實，雖然確如他所說，《紅與黑》在一八三0年七月已準備好發表一有他這年五月與出版商簽訂的契約為證；但它的寫作年代卻在一八二九年十月至次年四月的大約半年時間；至於小說的構思，則最早只能始於一八二八年，因為是一八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的幾期《法庭公報》，向作者啟示了未來小說的故事框架和人物雛形。
對有助於了解和研究社會的各種文獻嗜之為癖的司湯達，是《法庭公報》的熱情讀者。—八二八年初的一天，上述幾期《法庭公報》對伊澤爾省重罪法院正在審理的一樁刑事案件的報導映人他的眼帘。那案情大致是這樣的：現年二十五歲的安托萬·貝爾德是布朗格村一個馬掌匠的兒子。他身體孱弱，不適合體力勞動，但在學習方面卻頗有天分，村里好幾位頭面人物便設法幫助他進身教會。當地的本堂神父收留了他，教他學文化。—八一八年，他進入了格勒諾布爾市的小修院。—八二二年，他因患病而中斷學習，經那位本堂神父介紹，受僱為米肖先生的一個兒子的家庭教師。我們從報導中看到，年輕的家庭教師在法庭上一口咬定和比他年長十一歲的米肖夫人發生戀情。因而米肖先生把他掃地出門。此後，他兩次找到工作，可是不久都被辭退。他重又尋求走教會的道路，也均遭拒絕。他把自己的厄運歸罪於米肖夫婦。一八二七年七月的一個星期日，他潛入布朗格村的教堂，先向米肖夫人，後向自己，連開兩槍，兩人都重傷倒在血泊中。發生在家鄉的這樁未遂事件，引起司湯達濃厚的興趣。他絕不以為貝爾德對米肖夫人的愛情有什麼大逆不道。在與貝爾德相仿的年齡，他也懷著同樣的渴望：“我認為我是為最高級的社會和最漂亮的女人而生的。我強烈地盼望這兩種東西，而且配得上它們。”不僅如此，他還曾對實現這種渴望信心十足：“偉大的熱情能戰勝一切。因此，我可以說，一個人只要強烈地、堅持不懈地追求，他就能達到目的。”追求“幸福”的“熱情”和“毅力”，在仰賴出身而得以享受榮華富貴的上層階級青年身上已喪失殆盡，司湯達卻仿佛在貝爾德這樣的下層青年中發現了他所讚賞的這種品質。在談到當時發生的一起類似案件時，他再清楚不過地寫下了自己的這一見解。一個名叫拉法格的青年細木工，殺死了他的門第高貴的情婦。司湯達在《羅馬漫步》中就此事寫道：“正當巴黎上層社會似乎失去強烈而持久的感受能力的時候，熱情卻在小資產階級中間，在像拉法格這樣的年輕人中間，展開一種可怕的力量。這些青年受過良好的教育，可是由於家境貧寒，不得不從事勞動，並且不怕真正的困苦，掙紮下去。……他們保留著意志的力量，因為他們能有力地感受。很可能今後一切偉大的人物都要出在拉法格先生的那個階級。拿破崙以前也處在這幾種狀況：良好的教育，熱烈的想像力和極度的貧窮。”
儘管富有“熱情”和“毅力”，貝爾德和拉法格都被判處了死刑，他們的“追求”都歸於失敗。但這並不使司湯達詫異。在他看來，這只是絕好地證明了他深信不疑的另一法則：“社會好像一根竹竿，分成若干節。一個人的偉大事業，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階級更高的階級去，而上面那個階級則利用一切力量阻止他爬上去。”
司湯達決定用貝爾德的故事，同時也參考拉法格事件的某些因素，構成他下一部小說的基幹。
作為文學創作源泉的生活本身，每時每刻都在向人們提供著無數可資利用的素材。但不同人利用這些素材產生出的成品卻往往大相逕庭，見出其才能的高下。根據貝爾德的案件，無聊文人完全可以炮製出一部俗不可耐的言情小說；而司湯達卻創造出一部具有不朽價值的文學瑰寶，這絕非偶然。司湯達開始寫作《紅與黑》時，已四十五歲。《紅與黑》這部傑作的產生，可以說是他前此走過的漫長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導向的必然結果。
司湯達於一七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誕生於法國南部的格勒諾布爾市。父親是律師世家的中產階級，思想極其保守。母親早逝後，一向對他冷漠的父親再婚，索性把他交給一個神父教管。而他卻樂於接受外祖父——一個信仰啟蒙運動思想的老醫生的影響。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他和家庭的矛盾發展為政治上的對立。當父親因革命的勝利而驚恐萬狀的時候，他卻歡欣鼓舞。小貝爾舉著自製的小三色旗在自家的空房子裡慶祝共和黨人的勝利的情景，感人至深。從這時起，以雅各賓黨人自命的司湯達，就和政治結下不解之緣。
在專為向青年一代灌輸資產階級革命思想的市中心學校學習三年以後，一七九九年十一月十日，即拿破崙發動霧月十八日政變的第二天，司湯達來到巴黎，任陸軍部秘書長的表兄達律將軍安排他在部里工作。—八00年、一八。六年和一八一二年，他三次跟隨拿破崙大軍南征北戰。在義大利，他歷次作戰都大顯身手，從中士晉級中尉，又升任參謀。在普魯士戰場，他出色完成征糧任務，博得拿破崙皇帝的讚賞。遠征莫斯科雖是一場災難，司湯達卻在軍糧供應方面建立了奇功。據說在最慘痛的日子裡他也軍容整飭，表現十分沉著。他對拿破崙時代滿懷留戀。他，一個近乎孤兒的青年，能夠充分施展自己的熱情、精力和才華，這在任何封建時代都不可想像。他從不諱言對拿破崙的崇敬。他把《義大利繪畫史》（1817）獻給這位“法蘭西最傑出的偉人”。不過，司湯達首先是把拿破崙當作反對封建制度的統帥來加以崇拜的；在《義大利繪畫史》和《拉辛與莎士比亞》（1823-1825）中，他也對拿破崙“忘掉自己公正的和深得民心的理想，重又賜封貴族”等錯誤加以批評。這個著名的拿破崙信徒，歸根結底是一個雅各賓黨人。
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在法國復辟以後，司湯達深感“像我這樣一個到過莫斯科的人，在波旁王朝的法國除了屈辱以外不會再有別的”，於是前往義大利米蘭僑居。在那裡，表面看他潛心於寫作，實際上他並未脫離政治。他始終關注著封建復辟後的法國階級鬥爭的新形勢。他還同情義大利燒炭黨人為把祖國從奧地利統治下解放出來的鬥爭，同一些義大利愛國志士發生了聯繫。一八二一年奧地利警察當局把他作為燒炭黨人驅逐出境，並非毫無根據。
司湯達不得不返回復辟政權當政的法國。離開在義大利熱戀了數年的情人，他悲痛欲絕，曾在《論愛情》（1822）一書的手稿上畫下一柄手槍，表達自殺之意。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只因政治上的好奇心才阻止了我結束自己。”在闊別七年的祖國，帝國時代的朋友們不是備受迫害就是屈膝變節。司湯達卻很快便同復辟王朝政治上的反對派領袖拉斐德將軍、本雅曼·貢斯當等人取得了聯繫。
司湯達自資產階級大革命以來約三十年的生涯，就這樣與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兩種思想、兩種制度在法國和歐洲範圍的大搏鬥緊緊相連。歷史幾經曲折，他的政治信念始終如一。誠然，一如他的政治觀，他的社會觀也是資產階級的；例如，在一八二五年發表的反對聖西門空想社會主義的政論小冊子《論針對工業家的新陰謀》中，他明白宣稱：“我雖然希望這些人幸福，但我們不可能尊敬所有的農民、泥瓦匠、木匠。”但是，他無疑比同時代的所有法國大作家都進步得多。一八二九年秋天，當他提筆寫下《紅與黑》的第一頁手稿時，夏多布里昂還在為復辟政權效命，巴爾扎克還在為封建階級的敗落而興嘆，雨果剛剛掙脫保王主義幽靈，他卻作為一個老雅各賓黨人，已經在長期鬥爭中親身體察、透徹研究了法蘭西的歷史運動和社會現實。
現在，我們就仿佛看到這樣一副形象：留著濃密的連鬢鬍鬚、明顯發胖的司湯達手拿貝爾德案件的報導，但他是站在一個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高度，胸懷豐富的社會政治閱歷，抱定明確的理論原則，擁有長期的文學經驗的。他為自己未來的小說加上一個謙遜而又大膽的副標題：“一八三。年紀事”。而《紅與黑》之所以成為一部傑作，首先就在於它從一紙簡單的刑事案件資料中展示出那個時代的廣闊的社會畫面，把一個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對十九世紀初期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制度進行歷史和哲學研究的水平。
把司湯達奉為自然主義小說的先驅者的左拉，責備司湯達沒有表現出《紅與黑》主人公於連和德·雷納爾夫人生活的那個世界。這很不公允。司湯達的小說一向重視將主人公置於同其性格的形成和命運的發展密切相連的特定的社會環境之中，《紅與黑》在這一點上尤其成功。這部小說雖沒有自然主義者所偏愛的關於物質世界的長篇瑣細的描寫，但它恰如其分的筆墨，卻把時代氣氛烘托得那么濃烈，歷史特點表現得那么準確，社會狀況勾畫得那么清晰，階級關係、特別是各階級的政治關係揭示得那么深刻！
司湯達告訴我們：德·雷納爾先生從一八一五年起做維里埃爾市長，小說開始時他在這個位置上已為所欲為了十年；而十九歲的於連在這年受僱於市長家，到他在二十三歲時被推上斷頭台，時間跨度為四年。由此推算，《紅與黑》所描寫的是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二九年問的法國，即波旁復辟王朝的第二個國王查理十世上台的第二年到這個王朝覆滅前一年的法國。
一八一四年，在資產階級大革命中被推翻的波旁王朝及其所代表的封建階級，雖然在英、俄、奧等歐洲封建君主國的刺刀庇護下在法國捲土重來，但是已經在這塊土地上確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卻再也無法摧毀，復辟制度只能在舊貴族與資產階級妥協的基礎上實現。復辟政權的關稅保護政策等經濟政策，也反映了這一點。復辟時期法國的經濟有了明顯的復甦和發展。一個重要特點是：資本主義關係愈來愈深地滲入依然是農業國的法國廣大農村。
《紅與黑》中的維里埃爾市是司湯達杜撰的一個外省小城。他在小說一開始“構築”這座大部分居民“更像農民而不像城裡人”的小城時，很好地再現了上述特點。
司湯達還令人信服地表明：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深入發展，資產階級意識和風氣也像瘟疫一樣籠罩著維里埃爾城。“提供收入”這句話，決定了維里埃爾的一切。這四個字代表了那城市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習慣思想。可以視為小資產階級暴發戶的鋸木廠主索雷爾，就是這樣一個典型。好心的老外科軍醫為了讓索雷爾的兒子於連有工夫讀書，教好他拉丁文和歷史，反須付錢給老索雷爾。老索雷爾慶幸於連當上市長家的家庭教師，僅僅是因為可以向兒子討回養育費。在同市長做的一次次交易中，這個鋸木廠主表現了列那狐②式的狡獪。連“最富有貴族氣派的”德·雷納爾市長這樣的頑固保王派貴族，也不免深受市儈風氣的薰陶。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成為他思考問題的主要依據，例如在他看來，胡桃樹之所以有權利存在，全由於它們“提供收入”；“送禮物給一個我們完全滿意，而且替我們幹活兒幹得很好的人”實屬荒唐，“只有在他不好好乾的情況下，才需要激發他的熱忱”。金錢的考慮甚至可以犧牲貴族的“尊嚴”，得知妻子和於連的關係，他寧願隱忍，就因為妻子是一大筆財產的繼承人。
然而，司湯達的筆墨主要還是用於刻畫法國復辟王朝後期的政治鬥爭。復辟既是舊貴族和大資產階級的妥協，那么，像一切妥協一樣，自必包含某些力量的平衡，但也必然是不穩定的平衡。獲得了大部分政治權力的封建階級，總妄圖恢復對國家的絕對統治和昔日的全部特權；隨著資本主義生產不斷發展而日益壯大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雄心勃勃。事實上，自—八一四年以來，這兩個階級以爭奪統治權為重心的政治鬥爭從未間歇。一八二四年極端保王黨領袖查理十世登台後，鬥爭更達到你死我活的白熱化程度。小說《紅與黑》的一個突出成就，便是對法國歷史的這個關鍵時期的政治狀況，作了真實而深刻的藝術寫照。
對反動教會的揭露，是《紅與黑》這幅政治風俗畫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少年時代就受到伏爾泰思想影響的司湯達，是個徹底的無神論者。他有句名言：“上帝之所以被人原諒，因為上帝是不存在的。”他對教會的揭露，幾乎全然不涉及宗教信仰問題一對他來說那是已經過時的任務，而是緊扣著教會的要害一它在封建復辟中扮演的罪惡角色。通過發生在維里埃爾的一系列事件，他向我們指出，復辟時代後期，宗教的反動氣焰如此囂張，構成了不折不扣的“宗教專政”。本堂神父謝朗因為帶領《獄情報》編輯阿佩爾了解貧民收容所和監獄的真相，便被教會撤銷教職；治安法官得罪了省里派來的瑪斯隆副本堂神父，差點兒丟掉飯碗；通過聽取懺悔，教會掌握每個人的秘密，控制每一個家庭。最陰森可怕的是聖會，這個教會的秘密政治組織，網羅了各色各樣心懷叵測的人，從貧民收容所所長到市長家的僕人。教會的橫行霸道在法國隨處可見。在里昂市郊，慣守本分的聖吉羅只因每年施合給窮人兩三百法郎，而沒有把錢奉獻給教會組織，便被攪得無法安身。在貝藏松，代理主教德·弗里萊爾組織起嚴密的聖會網，“他的那些送往巴黎的報告使法官、省長，甚至駐防軍隊的將級軍官都感到膽顫心驚。”在司湯達稱為整個小說的“最精彩的部分”里，貝藏松神學院的醜惡內幕被揭露無遺，那裡，宗派相煎，密探猖獗，虛偽排擠正直，欺詐勝過善良，毋寧說是一所陰謀家的專門學校。在描寫秘密會議的章節里，司湯達對積極參與反革命密謀的教會提出了最嚴重的指控。《紅與黑》對教會的一切描寫都基於這樣一個認識：宗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它是為階級鬥爭服務的；並且始終著眼於復辟王朝時期教會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這就使它的揭髮帶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抨擊達到極強的力度。
“陰謀和偽善的中心”巴黎，是司湯達筆下整個復辟王朝政治畫卷的中心，而秘密會議又是這中心的核心，在這次會議上，貴族階級和教會的要人們策劃請求英國出錢，俄、奧、普出兵，而在法國由教會組織起一個武裝的政黨與之配合，把反對派一舉殲滅。他們明知“這是個冒風險的，而且沒完沒了的工作”，因為他們必須除掉的“已經不是一個人，而是整個巴黎，全法國都在模仿巴黎”，但階級本陛使他們還要作垂死的掙扎。作家這裡所反映的，正是他寫作《紅與黑》時正在發生的事，—八二九年八月波里雅克的極端保王黨內閣上台後的法國活生生的現實。一個當代人在日記中寫道：“首都流傳著成千上萬種可怕的謠言，使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人們害怕鎮壓又要加強，……然而悲慘的經驗告訴我們：人民也能夠舉行政變。”完全證明了司湯達對當時事態觀察之銳敏，再現之準確。
就是在這刻畫得極其出色的典型社會環境中，司湯達安排了小說主人公於連短暫生命的最後幾個年頭。歷史條件的成功限定，為於連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堅實的依據；於連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又大大深化了小說的主題。
平民出身；較高文化；任家庭教師；與女主人發生戀情；事露，槍傷戀人；被處死刑。小說人物於連的故事受到《法庭公報》中貝爾德案件報導的啟發，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報導中的貝爾德僅僅是個普通的刑事罪犯；而經過司湯達藝術再創造的於連，則是根據人物所處的社會地位和時空，被賦予一定的思想性格特徵，具有了充實的社會含義的文學典型。
於連自稱“平民”、“農民的兒子”、“木匠的兒子”、“工人的兒子”、“僕人”、“工人”、“農民”，實際上，他的父親已經由農民發跡為鋸木廠主，他本人又先後在謝朗神父、德·雷納爾夫人那裡和神學院裡受到教育，他屬於小資產階級的行列。兒童時代，他看見拿破崙的威武的騎兵從本鄉經過，便發狂地熱望進入軍界。那時，平民青年盡可以披掛上陣，“不是陣亡，就是三十六歲當上將軍”。拿破崙就是絕好的榜樣。但是在復辟時代，一切都變了，沒有財富，沒有高貴的出身，就沒有出頭之日。歷史為於連這一代青年設定下的就是這樣的共同處境：他們被養育在英雄的時代，卻不得不在門第和金錢主宰的時代里生活。很早就同反動家庭決裂的司湯達，曾得以在拿破崙大軍中施展才幹，兩相比較，他深知復辟王朝在新一代青年面前聳立起的是怎樣的壁壘。通過困擾著於連的出路問題，他響亮地提出的，正是復辟時代整個社會制度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這一根本性問題。
在這樣的社會現實面前，只能有兩種選擇：退避或反抗。於連的兒時好友富凱奉行的是前一種態度，他潔身自好，在深山裡離群索居，賣木柴。小商人的生活雖然平庸，卻少做許多虛偽的事。於連則迥然不同，他拒絕像富凱那樣處世，因為他追求的不是“保證他生活舒適的碌碌無為”，而是“青年時代的所有英雄的夢想”。他決心實現這些英雄的夢想，並和阻礙他達到目的的社會展開了鬥爭。正如司湯達所說的，這是個“在和整個社會作戰的不幸的人”。
怎樣認識這個反抗者的形象呢？不能期望把它套進某個“簡便”的模子，或者用一兩句話作出“定斷”。必須考慮到，青年於連的思想和性格在小說中是逐步演化的；他的思想和性格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矛盾；他的所想所言所行經常在真實中摻雜著假象。總之，必須正視他的全部複雜性。
於連有著極其敏銳的平民階級意識。他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一個“可憐蟲”，“沒有保護人，也沒有錢”。地位不同、階級不同的觀念時時刺激著他，他唯恐自己因平民出身而受到上層階級的輕賤。聽到市長答應給他的待遇以後，他第一句話是“我不願意當用人”，第一個問題是“我跟誰同桌吃飯呢？”經妻子建議，德·雷納爾市長給他一點兒賞賜，被他視為一種屈辱。他十分清楚，是他的貧困在跟他們的財富打交道。他對平民階級的活力充滿信心：“這些貴族，如果有可能讓我們跟他們進行一次武器對等的戰鬥，他們會怎么樣呢！”“他對命運和社會發怒”。然而，於連作為平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又是和他千方百計要超脫自身所處階級地位、飛黃騰達的個人野心緊密聯繫著的。如果說兒童時代他渴望人軍界是因為受到老外科軍醫講的那些戰役的鼓舞，出於對“披著長白披風，戴著有黑長鬃毛的頭盔”的拿破崙龍騎兵威武氣概的羨慕，那么，青年於連卻是慾火炎炎地眼盯著金錢和權勢：“今天我們看見一些四十多歲的教士，他們有十萬法郎的年俸，也就是說，相當於拿破崙手下那些著名的師長的三倍……應該當教士。”“我知道怎樣選擇我這個時代的軍服。（他感到他的野心和他對教士服裝的喜愛成倍地增長了。）有多少紅衣主教，他們的出身比我低，然而掌握過統治大權！”
因為時刻意識到自己社會地位的低下，於連對上層階級的醜惡觀察得最透徹，懷著強烈的憤懣。他是反動統治階級的最無情的揭露者和批判者。在德·雷納爾市長家，他所感受到的僅僅是“對上流社會的仇恨和厭惡”。他鄙視這個貴族的貪婪和吝嗇，把嘲弄這個“享盡了財產帶來的種種好處”的“畜生”引為快事。他對資產階級暴發戶瓦爾諾更加深惡痛絕：“自從掌管窮人的財產以後，把自己的財產顯然增加了兩三倍，……我敢打賭說，他甚至連專供棄兒用的經費都要賺！而棄兒這種窮苦人的困難比別的窮苦人還要神聖得多。啊！這些惡魔！惡魔！我也跟棄兒差不了多少……”但是，於連一方面痛罵這可鄙的財富和建築在其上的享樂生活，一方面絕不放棄獲得這種財富和享樂的決心：“這就是你可能達到的骯髒的富貴地位，而且你只能在這種情況下，跟這樣的一些人在一起享受它！你也許會有一個兩萬法郎收入的職位，但是在你狼吞虎咽地吃肉時，你必須禁止可憐的被收容者唱歌；你舉行宴會用的錢是你從他少得可憐的口糧中竊取來的，在你的宴會進行時他將更加不幸！”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瓦爾諾高升時，正是於連為自己的父親謀到了瓦爾諾留下的貧民收容所的肥缺！這在逐漸“成熟”的於連看來已經極其自然了，因為他認為：“在我們稱為生活的這片自私自利的沙漠裡，人人都為自己。”
於連經常自詡“高潔”。他聲稱：“我出身低微……但是我並不卑賤。”和瓦爾諾之流比較，他認為“我的心離開他們的蠻橫無理有上千法里遠”。他甚至宣稱：“即使把他們搜刮來的錢分一半給我，我也不願意跟他們生活在一起……他們在我心中引起的輕蔑，我不可能克制住不讓它流露出來。”但是，連他自己也承認自己是一個“老練的偽君子”。為由教會的道路往上爬，他明明對《新約》和《論教皇》“都同樣不相信”，卻把它們稱為“我們所有人的行動準則”。德·拉莫爾侯爵賞他一枚勳章，他就發誓“我必須按照給我勳章的政府的方針行事”。他的“行事”是那樣忠誠，甚至被選中擔任最反動的秘密會議的記錄人！
於連敢於直面人生，向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壁壘發起衝擊，和逃避現實的富凱相比，無疑更具有英雄的氣概。他的英雄主義的動因，是平民反抗意識和個人進取的野心的複雜結合，所以它必然往往是矛盾和扭曲的，例如：他聲稱“不能墮落到跟僕人們在一起吃飯。我的父親會強迫我；寧可死”。但是，“為了能夠飛黃騰達，比這再困難得多的事他都能去做”。不過，在鼓舞著他的英雄主義的平民反抗意識和個人野心這兩種“熱情”中，前者畢竟是第一位的。正因為如此，儘管他知道特赦以後他仍然可以得到財富和美人，他還是義無反顧地拒絕向“資產階級貴族”控制的法庭求饒。
於連和德·雷納爾夫人、德·拉莫爾小姐的愛情故事貫穿整個小說，是刻畫主人公於連、也是反映復辟王朝後期社會風尚的重要部分。
考察於連的兩次愛情，要首先撇開那些障眼的細節，矚目於這個根本的事實：儘管經過種種曲折，於連和德·雷納爾夫人還是衷心相愛了，他和德·拉莫爾小姐還是達到了自願的結合。這事實具有深刻的社會含義，它是對封建門閥制度的有力衝擊，對平等自由的戀愛和婚姻的大膽肯定，對資產階級個性解放的熱情謳歌。
司湯達筆下的德·雷納爾夫人的“心靈的愛情”和德·拉莫爾小姐的“頭腦的愛情”，相映成趣，的確如他所說，是小說中的一個“創舉”。在《論愛情》一書中，司湯達曾把愛情分為熱情之愛、趣味之愛、肉體之愛和虛榮之愛。他鄙視純肉體之愛，認為“唯有熱情之愛能使人幸福”。德·雷納爾夫人的“心靈的愛情”大約就是他所謂的“熱情之愛”，而德·拉莫爾小姐的“頭腦的愛情”則近於“虛榮之愛”。看來正因為如此，於連終於被德·雷納爾夫人的純真之情所融化，而與瑪蒂爾德在感情上始終存在隔膜。
不過，儘管這兩個貴族女性的愛情方式迥然不同，一個深沉，一個狂熱，她們在這兩個根本點上卻是一致的，那就是：對本階級的厭惡，對封建門閥制度的叛逆。溫良柔弱的德·雷納爾夫人要衝破封建道德的束縛，必須有很大的勇氣；大家閨秀德·拉莫爾小姐不顧一切地嫁給一個平民，尤需有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她們對於連的愛都帶有壯烈的意味，而且令人感到某種英雄的氣息。
至於於連，他的愛情道路也是他小資產階級個人反抗的道路。不論在與德·雷納爾夫人還是在與德·拉莫爾小姐的戀愛中，於連身上的“公民的熱情”，即他作為一個平民青年要求在戀愛和婚姻上獲得平等地位的熱情，都遠遠超過戀人的柔情。他一次次追求德·雷納爾夫人，或者出於他平民的“責任”，或者為了嘲弄德·雷納爾市長，或者因為要減輕她對他這個剛離開鋸木廠的可憐工人十之八九會有的“輕蔑”。他要博取德·拉莫爾小姐的愛，是想證明平民子弟的他比貴族的公子哥兒們更有被愛的價值。這種平民青年的自尊心、進取心，乃是時代給他的愛情生活打下的烙印。當時，沒有這種向統治階級偏見挑戰和鬥爭的熱情，就不可能有愛情的平等自由。應該指出，於連在戀愛中有一些不擇手段的低劣做法，例如用給德·費爾瓦克夫人寄假情書的方法刺激德·拉莫爾小姐。但依然有必要從總體上肯定，於連的兩次戀愛，在復辟時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具有小資產階級爭取個性解放和平等自由的積極意義。
這就是司湯達和盤托現在我們面前的於連，帶著他的全部善與惡、優點和缺點。司湯達無疑對於連滿懷同情，他把自己內心最深邃的東西——他的雅各賓黨人的社會政治信仰和鬥爭精神，賦予了這位小資產階級英雄；他欣賞於連，儘管他無情地指出為實現個人目的不惜投靠惡勢力的於連是個達爾杜弗，卻還是認為這個罪犯比所有那些上層社會的正人君子要純淨、高尚得多；最後，他清醒地承認孤軍奮戰的於連必然失敗的結局，從而昭示了個人反抗的道路行不通的客觀真理。
拿在現實主義作家、資產階級雅各賓黨人司湯達手中的《紅與黑》就是這樣一面“鏡子”：它以同情的態度表現了平民青年於連的奮鬥和悲劇，透過這個典型人物，展示了法國復辟王朝時期整整一代青年的苦悶、追求和厄運；它在於連悲劇命運的背景上真實地反映出法國復辟王朝時期的廣闊社會畫面，照見了反動統治階級的醜惡卑污，深刻地揭示了這一時期法國歷史的本質特徵。高爾基說得好：於連·索雷爾是十九世紀歐洲文學中一系列反叛資本主義社會的英雄人物的“始祖”。同樣，我們可以說，《紅與黑》是十九世紀歐洲文學中的第—部批判現實主義傑作。
《紅與黑》的巨大魅力，還在於它極富有藝術特色。
司湯達曾說：“除了幾何學以外，只有一種推理方式，那就是通過事實來推理。”“用事實來證實，是最好的證實。”他總是把真實性放在第一位。對他來說，尊重事實，意味著一方面要“摹仿自然”，尊重通過觀察在“廣闊的天地里”發現的“事物的比例”，“不帶成見”地“如實反映”，另一方面要“善於選擇真實”，“描繪出每件事物的主要特徵”，“把主要特徵陳述得更鮮明”。以上我們已經看到，《紅與黑》就是司湯達根據對波旁復辟王朝社會現實的親身體察所作的真實描繪，作家從紛繁複雜的事物中提煉出最本質的事物，不僅創造了社會各階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典型，而且如實地反映了各種勢力的比例，以及它們在歷史運動中的消長。
但是，雖然同為現實主義，司湯達的現實主義卻與巴爾扎克的現實主義很不相同。巴爾扎克更感興趣的是造成一個人的“境遇”，而司湯達傾心的是人的“靈魂的辯證法”。
當有人詢問司湯達的職業時，他嚴肅地答道：“人類心靈的觀察者。”我們從《紅與黑》中可以看到，對人物的思想、感情、情緒、心理活動的描述，亦即對人物內在世界的描述，成了司湯達塑造人物性格的至關重要的手段，如果沒有內心描述，他筆下的人物都會立即枯萎。不難想像，假若於連在握住德·雷納爾夫人的手時沒有想到這是他的“職責”，假若於連看到瓦爾諾之流花天酒地而不由心底發出憤慨的詛咒，假若於連在死牢里不做那些深邃的思考，他這個人物的形象定然面目全非。泰納讚譽司湯達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心理學家”。司湯達對人的心理的研究的確精到。他不僅看透了人物的心靈，而且看到他們行動和感覺的心理法則。愛倫堡精闢地指出：“瑪蒂爾德任何時候都不會重複德·雷納爾夫人的心理活動。”不僅如此，《紅與黑》中的每一個重要人物，都有著與他們的出身、職業、氣質、際遇相聯繫的，構成他們性格的基本特徵的許多心理細節。仔細領味《紅與黑》中的心理描寫，讀者會獲得莫大的藝術享受。
司湯達對開掘人物內心世界的專注，同時也決定了他的小說藝術的其他一些特點。
為了把讀者的注意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到人物的內心世界上來，司湯達有意識地把對客觀物質世界的描寫加以最大限度地削減。他在《拉辛與莎士比亞》中舉了一個很雄辯的例子：一個情敵在大街上奪去你心愛的人的心，要你說出此人這時戴的領帶是什麼顏色，是不近情理的。另外，在他看來，“描寫一個中世紀農奴的服裝和銅項鍊，要比描寫人類心靈的運動更輕而易舉”。因此，他完全忽略人物的衣著，正像他在化名文章中直言不諱的，他“讓讀者完全不知道德·雷納爾夫人和德·拉莫爾小姐穿的連衫裙的式樣”。對人物外貌的描寫同樣輕視，他筆下的奧克塔夫、於連、法布里斯都是“細長的身材”、“黑色的大眼睛”、“鬈曲的頭髮”。自然景物的描寫也少得出奇。只有在襯托於連的胸懷時，作者才難得地揮灑筆墨去形容“從他頭頂上的那些巨大岩石問飛起來”的一隻雄鷹在“靜悄悄地盤旋著”。
為了突出人物的內心世界，司湯達不僅要儘量減少物質世界的干擾，而且也強調把內心活動寫得儘量簡潔。他的自傳性小說《亨利·布呂拉的一生》，以這樣一句話作為結束：“再溫柔動人的感情，如果瑣瑣屑屑地道來，也會受到損害。”司湯達深知利弊，所以他的主人公的心理活動無論多么豐富，他總訴諸凝鍊的幾筆。
出於同樣的原因，司湯達竭力主張“使形式所占的部分”儘可能“菲薄”，使風格縮小到“零度”。他甚至輕視文筆，認為一個完美的作家要能使人們讀過他的作品之後只記得意思而不復憶及個別辭句。他就是努力這樣做的。為此，他不僅嗜讀十八世紀啟蒙作家的簡潔的散文，而且每天早晨背誦幾頁《民法》。司湯達小說語言的簡約、質樸，甚至到了乾枯的程度，《紅與黑》的讀者不難獲得深刻的印象。
在《紅與黑》中，人們可以發現一個饒有興味的情況：小說基本上是以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寫的，但是第一人稱“我”卻經常插嘴進來，評頭論足。實際上，即使在第三人稱的敘述中，隱身作者的態度也昭然若揭。作家描寫主人公於連的筆墨中，同情的色彩更加鮮明。在十九世紀歐洲文學名著中，作者這樣直接出面，作者的傾向性如此露骨的，實在少見。
文學技法沒有一定之規。文學名家總是各逞其能，各盡其妙。《紅與黑》的不朽魅力，表明司湯達的藝術追求達到它的理想境界。例如，通過貶低風格，他創造了那最適應他的小說需要的風格。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薩特指出：“他的風格是盡善盡美的。”
小說的題目《紅與黑》究竟應該作何解釋呢？這是一個半世紀以來人們一直在探究的一個謎。關於這個書名，已經提出的說法五花八門。比較普遍的一種看法，認為“紅”指紅色的軍裝，“黑”指教士的黑袍。此外，也有人認為：“紅”是指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的英雄時代，“黑”是對卑鄙可恥的復辟時代的蔑視；“紅”象徵於連的力量，他羨慕蒼鷹的力量和它的我行我素，“黑”象徵身陷囹圄的於連幻想的破滅；“紅”與“黑”是賭盤匕區別輸贏的標誌……
《紅與黑》是個象徵性的書名。正像後世的象徵主義者所說的，它成了“面紗後面的美麗的雙眼”，若隱若現，更增加了它的魅力。既是象徵，人們本來是盡可以通過自己的體會，在意向上充實它的含義的。但是，具體地指定“紅”代表紅色軍裝、“黑”代表教士黑袍，卻顯然不能成立。整本《紅與黑》，寫到軍隊處只出現過拿破崙龍騎兵“披著白長披風”，而絕無．“紅色軍裝”出現，這不是偶然的。拿破崙的部將極少有身穿紅色軍裝的，這一點可由維爾奈的名畫《楓丹白露的訣別》為證，在那幅畫上，拿破崙的部將們聚集在這位行將前往厄爾巴島的皇帝周圍，竟無一人身著紅衣；而復辟王朝對紅色是諱莫如深的。至於教士黑袍，那不是於連追求的目標，他羨慕的是年薪二三十萬法郎的紅衣主教。那種認為“紅”與“黑”和賭博的輸贏相聯繫的解釋，更是牽強。我們知道，司湯達是以唯物主義哲學家的嚴肅態度來處理於連的失敗的，這裡絲毫不牽涉什麼“機運”。從兩種力量的對立和鬥爭的意向上理解“紅與黑”，相比之下倒是更合乎情理的。
能不能有一個比較貼近又比較可靠的解釋呢？應該說可以。司湯達本人為人們提供過幫助，在《呂西安·婁凡》的手稿中，談到他為這部新作考慮的另一個名字《紅與白》時，他寫道：“《紅與白》，或者《藍與白》，為了使人聯想起《紅與黑》，並且給記者們一個啟示：‘紅’，共和黨人呂西安。‘白’，保王黨少女沙斯特萊。”司湯達關於“紅”與“白”的解釋，與服裝無涉，而是根據兩位主人公政治思想的對立。循著這一啟示，我們可以說，《紅與黑》中的“紅”指以其特殊的方式反抗復辟制度的小資產階級叛逆者於連，“黑”指包括反動教會、貴族階級和資產階級在內的黑暗勢力。這一理解，不但貼近作品的故事內容，而且切合這部小說的主題思想。司湯達繼《紅與黑》之後的作品，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巴馬修道院》（1839）和《呂西安·婁凡》。前者以復辟時期的義大利為背景，通過一個青年由追求進步到沉淪的經歷，反映了義大利由拿破崙時代到復辟時代的歷史曲折，是司湯達又一部長篇小說傑作。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呂西安·婁凡》以一八三。年七月革命後建立的七月王朝時期的法國為背景，通過一個大銀行家的兒子由進步到反動的蛻變，表現了這一時期的法國社會現實，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它在資產階級文學中第一次從正面表現了工人階級反抗資本統治的鬥爭。在一八三八年出版的《一個旅行者的見聞錄》中，司湯達還提出要寫一部復辟時代貧苦農民慘遭迫害的編年史。儘管一八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一次中風過早地奪去了他的生命，但這位卓越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忠於他的時代的鮮明形象，將永遠為人們所記憶。
張英倫
一九八六年五一六月於北京

譯文名著典藏：紅與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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