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舉子”是宋朝時期的社會現象，也叫“生子不舉”，即生了孩子不養育，把嬰溺死或扔掉。宋朝的沉重稅負是宋朝出現廣泛的殺嬰現象、殺嬰習俗的原因之一。“不舉子”現象，古代社會一般發生在極少數極端貧困的家庭之中，或發生在自然災害和戰爭動亂的民不聊生時期。但是在宋朝，即使是沒有災害與戰爭動亂的階段，宋朝仍然出現廣泛的“不舉子”現象，並演變成一種社會習俗——殺嬰習俗。
基本介紹
- 作者：劉靜貞
- ISBN：9789579628297
- 定價：290
- 出版社：稻鄉
- 出版時間：民國87
- 副標題：宋人的生育問題：殺子、溺女
內容介紹
舉者，養也，不舉子，就是不肯養育從己所出的子女。但是，為什麼要拒絕一個新生命的降臨？是只有賠錢的女兒被溺，還是男女通殺？抑或是在母親腹中，不知性別的胎兒也一併除去？殺嬰、墮胎算不算是殘殺生命？胎嬰兒是否算是一條生命？兒女的性命是父母的嗎？這是一個法律的問題？還是一個道德的問題？一個時至今日仍爭論不休的問題，距今千年前的宋代父母如何面對？距今千年前的知識分子們如何看待？距今千年前的法律如何規範？距今千年前的政府又如何處置。
蘇軾在《與朱鄂州書一首》中說：荊湖北路（今湖北一帶），“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東坡被貶黃州（今湖北黃岡縣），見“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東坡志林》）。朱熹父親朱松《韋齋集·戒殺子文》說，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福建一帶殺溺幼嬰的風俗最盛。朱松在福建為官，“聞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雖有法而不能勝。”王得臣《麈史·風俗》謂，在一般情況下，“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據《道山清話》載，宋神宗、哲宗時的宰執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今屬福建），“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為人敕止。”《宋會要輯稿·刑法二》載，江南東路（今江蘇、安徽、江西一帶），“東南數州之地……男多則殺其男，女多則殺其女，習俗相傳，謂之薅子，即其土風。宣、歙（今安徽）為基，江寧（今南京）次之，饒、信（今江西）又次之。”而兩浙路（今上海浙江一帶）一些地方殺嬰棄嬰之風也很嚴重，“衢、嚴（今浙江建德）之間，田野之民，每憂口眾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舉。”
從上述史料歸納，宋代東南地區，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溺殺嬰兒的現象與風俗已相當普遍。“不舉子”之風嚴重敗壞了社會的倫理道德。
宋朝官府不但承繼了以往各朝的苛捐雜稅，而且還增加了許多斂民新法，其中丁賦（人頭稅）成為廣大民眾的沉重負擔。其丁賦承以東南地區最重。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談到，福建“泉州、漳州、興化軍，人戶每年輸納身丁米七斗五升”。《淳熙三山志》卷十載，三山地區（今福州）“鹹平初，夏稅及身丁錢總二萬九千七百有餘，大中祥符四年，詔放身丁錢，獨夏稅七千六十九貫有奇”。身丁錢高達夏稅的三倍之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四說，南宋初期，荊湖南路（今湖南一帶）“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朱熹《朱子語類》中也說到，兩浙地區“丁錢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見宋代的各色人頭稅花樣百出，沉重不堪。范成大說：“處州（今浙江麗水）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宋會要輯稿·食貨》載：“湖州丁絹最重，至生子不舉。”趙善燎《自警篇·濟人》云：“浙民歲輸身丁錢絹，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江南東路的太平州（今安徽當塗），“民生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民貧無以輸官，故生子皆溺死”（《生生四諦》）。可以說宋朝統治者殘酷的人頭稅壓榨，是民眾生子不育的重要原因。
當時一些士大夫曾加以嚴厲斥責，“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宋史·范如圭傳》），要求政府嚴刑禁止。官府確也採取多種措施，企圖加以制止，但不舉子風俗並不見好轉，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還愈演愈烈。
宋朝統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這一風俗，一方面又以超強剝削法推動這一風俗，連宋朝皇帝都承認，“民為身丁錢，至生子不舉”（《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五二），但宋朝統治者根本不會有改變這一賦稅結構，來“救救孩子”的念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