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徐世昌書

《上徐世昌書》是康有為所著作品，出自於《康有為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上徐世昌書
• 作者：康有為
• 作品出處：康有為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 創作年代：近代

作品原文

大總統鈞鑒：

年來屢欲陳言當道，然作者三，廢者亦三。蓋默察時局，亂象環生，雖古人復生，亦莫可挽救。然終不能已於言者，私謂鈞座厚義純仁，明德照世，如今日失鈞座不言，其下益無足以語此者，則夫 之愚，將何所寄其音耶?然觀事勢，政日以下，亂日以生，累卵之危，朝夕可待。其致亂之由，治安之術，千端萬緒，難可 縷。謹擇其最要者一二端，推論利害，陳之左右，以為鈞座所先憂焉。

竊謂天下之患，莫大於不平。即以西國論之，自盧騷以來，一變貴族世胄之專制，而為經濟之專制，富豪壟斷大利，群氓貧無立錐。富者得勢易為，役貧者如私奴，貧者失時無告，仰富者為生死，於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今夫天下之利，公也，而為少數人所獨得，其多數者加暴役焉，事之不平，無復過此。因之社會徒黨均產之說激而益厲，而俄國紅黨勢加猖獗，駸駸乎布滿歐、亞之土者，非偶然也。今中國之不平也，又甚於是。連年水旱之災，民生已困，而富者專制其利。親民之官，公行苞苴。貧者含冤，不得其直。縱其私奴，勾結土棍，恣為冤害之事。結納豪強，復其私憤，以為市恩之具。在上位者，賣官鬻爵，視為交易之物。在下位者，囊蠹掊克，倚為求償之計。凡所以激民之怒，結民之仇，剝民之財，使群氓不得安其生者，無所不至，吁亦極矣！是故強敵侵陵不足憂，南北不和不足慮，一旦天怒人怨，民變盜起，不可收拾矣！近察人情，深相仇忌，饑荒尤甚之地，往往相脅均分糧食，此其機也。而山東、陝西盜匪橫行之區，架票勒錢，戕害豪富，亦其兆之著見者也。加之郁不得志之徒，陰布徒黨，遙與西北紅黨相應，幾何不入俄國政亂漩渦之中?然而暫安者，以軍隊未動搖，人心有顧忌。竊嘗料之，大亂之機，當以饑民驟潰為引火之媒。一旦爆發，舉國土崩，必甚於秦亡、莽末黃巾之災，何以策其然耶！

計全國之兵，每省各十餘萬之眾，餉糈之數，居全國常年經費十之七。土地若是其大也，政事若是其多也，而政費僅居三焉，則軍費浩繁可想而知矣。夫以枵然素空之國，應風卷鯨吞之需，累月積年，曷克支此?是以茫茫二十省欠餉七八月，團、旅有呼飢之聲，營、連多譁變之警。余往謂人，今之事勢輕重倒懸，總統不能制督軍，督軍不能制師、旅長，以次遞及，終至為長官者不能制其士卒，必有以兵叛官，以下抗上，狂流橫決之一日。不幸而愚言或中，張湘督飢兵十萬，一旦瓦解，豈特湘督一人已哉?欠餉非一省也，二十餘省無省不然；非一兵也，數百萬之眾無兵不欠。彼士卒者，有饑寒之憂，有室家之困，無衣不可也，無食不可也，缺畜養之計不可也。其待時而動，旦暮間耳。而為長官者，不知體恤，不加安慰，方折扣囊蠹，驕豪奢侈，以反激其怒。古所謂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因謂之安，非虛語也。不特此也，地方愚民，迷信未破，或仙或神，私相尊奉，團結徒黨，創立門派約一二十種，大都假託方術，密相傳授，其造作蜚語以謠惑眾聽，勢所不免。並且山東有歷來之悍首，陝西有累年之慣匪，今者千百為群，閭閻騷動，小則戕害姦淫，大則攻城陷邑。加之以兵戈之警，水旱之災，民之失食流離者，遍國中觸目皆是。一旦亂兵、寇盜、教團、饑民相隨而並起，則明末之禍行將再見。而亂機一動，事未可知，恐非十年所能安也。

近者懲此，裁兵之說大盛，亦行見諸實行。不知裁兵計畫將全國行之耶?抑小部分先試為之而已耶?小試為之必無補救，全國行之勢必不能，即幸而能矣，亦必有不量之禍隨之。蓋中國之兵，歷由招募，大都失業流民與亡命無賴居多，人人以營為家，退伍則無所歸，平居欠餉既不可一日安，一旦得遣亦不可旦暮居，仍將招聚為群，共為非法，此必然之勢也。夫以今日多兵之國，猶不足以除匪，況更裁兵增匪，是愈不可為，愈不可為而復募兵，是展轉多事也。政府何利焉?夫見兵之將為亂也，而曰裁兵，設不幸如余前所云云，國內年年有水旱之災，民志人人抱不平之痛，加之流離顛踣，饑寒之困，各不安其生，老弱死不擇音，壯者鋌而走險。於是時也，又見天下之民皆將為亂，而亦曰裁民可乎?故今日於兵於民不改求安集之術，而漫為揚湯止沸、飲鴆止渴之計，適足以致禍而已矣。

雖然，終將何以安之，豈遂無術矣乎?曰：否。昔唐德宗問李泌復府兵之策，泌曰：舊制戍邊士卒三年而代，然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若更代之時，令願留者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如此行之，不過數番，則戍卒土著，乃以府兵法理之，是變疲敝為富強也。觀泌之策，欲由戍卒變屯田，由屯田復府兵。為今之計，宜略依泌策，擇兵之擬裁者遣令屯田，按伍就墾，均力計種，春夏耕耘，秋冬習戰，以為緩急之備，以為富強之本。計一人之力能耕田三十畝，中歲所收能給五人之食，是五倍之數也。一年足以償欠餉，三年足以足軍食，五年之間，倉庾流溢，北美之富可幾也。居今之勢，國帑空虛，政莫能為，欠俸欠餉，忍飢待潰，茫茫無際，此誠為深憂。然一行屯田，能使軍民有安集之實，國家有富強之望，內外有不虞之備，一舉而三美俱焉。雖管、葛復生，為今之計，亦莫易此。且也以兵就田，此其始也。積而久之，為之室家之居，賜之妻子之樂，休養生息，漸為聚落，此兵而為農也。鄰居之民習見什伍，相安莫怪，陰以軍法理之，隱為隊伍，此農而為兵也。一旦有事，合屯田之兵與土著之民一併號令，則夫徵兵之基亦自是以立。其與李泌復府兵之策，又何其相類也。

夫盜匪遍地，難可猝除。吾猶為之計曰：招撫誘降，編為什伍，立勒耕之條，為安集之本，以收兵農壹體之效。今論者反欲裁兵遣歸，縱為盜匪，以大亂居民之業，何其不思之甚耶！雖然亂必有所由亂，弭亂而不去所由亂，難未已也。今之所由亂者何也?在乎官方士俗頹弛壞穢而已矣。曠觀全國，八字足以盡之，曰：政無良法，官無善人。蓋奔競之風興，羞惡之心塞，而世道大壞。彼善人者，篤於守義，高自期許，不與世俗同流合穢，深藏而不現。唯好利之徒，不以諂諛為慚恥者，然後得進。而淺人之識，見其富且貴也，即目為豪傑偉人而不疑。上下壹體，演成風俗。由是言之，士俗既壞，則所進無善人。無善人斯無良法，政事安得不壞，民生安得不困，國家安得不亂?然政無良法，猶易更張。官無善人，斯難補救。故夫潰兵、流寇、亂民三者，猶未足深憂。所最不可為者，群小營私，挾持上下，在上者欲有所為而不得，在下者欲有所通而不能。雖總統之尊，總理之重，所日與士大夫接洽者，不過某方面意見反對，須假交換。某大吏態度不明，急待疏通。其日見於命令者，則為給某某禾虎章，升某某師、旅長，撤某某官，委某某任，記某某名，發某某賞。於此稍疏略事軍國之計，斯群起而逐之矣。夫兵潰、民變、盜起，禍雖無量，然而智者猶能安之。聚千萬好利無恥之徒，置於朝野而不去，是政無良法、官無善人無止期，而潰兵、流寇、亂民三者有胞胎也。天下之患，無復過於此者矣。懲是故也，掃除政客指油滑政客而言、廓清蠅蠹之說於是大盛。然亦未之察也，何也?瀆亂百事，政客之罪也。至於政客所以進，則非政客之咎也。欲除政客而不求其本，吾見政客不減，而改頭換面，其路轉盛。蓋政客所憑托謠惑者，勢位也。勢位聽其言，行其計，則得逞；不聽其言，不行其計，則不得逞。例如鈞座痛恨政客者也，有來言者，度鈞座之所樂聞者而道之，鈞座聽其甘言諛辭而不察其好利無恥，久之入其術中而不自覺。吾恐其所以謠惑鈞座者，益甚於其他。苟鈞座卓然特立，略不與政客同其臭味，而唯引天下之英賢，議天下之大計，圖根本之固，立遠大之規。豈唯君子彈冠，小人匿跡，亦將陶熔士類，轉移風氣。如此則潰兵、流寇、饑民三者縱大盛，猶不足慮，將群策群力漸底於平，雖大同之化猶可庶幾，況其下焉者乎?

歷觀往古，三國人才，號為最盛。其始也，李膺、郭泰提倡於前，天下之人聞其風聲，相為慕義。志節之路既開，而英賢之士遂出。唐初武德、貞觀之間，人才亦眾。如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之徒，不下數十人，又皆變乎王通者也。蓋風俗之成，其始自一二人推引同類，甄陶漸染。其道既廣，士林丕變。清時曾文正公以文章道德號召天下，推引左、李之徒，遂成中興之業，一時立功名者書生為多，是其效之尤著者也。當今之世，外有強鄰之逼，內有財窮之困，近受群小之挾持，遠承大吏之意旨，令不出於國門，政無施於天下，誠所謂尾大不掉，一事不可以有為也。唯有獎育人才，轉移風俗，期效於十年之後，以為治平之基。則安居指顧之間，可以從容成就，雖布蔬野老、林泉處士莫能御者。又況鈞座管總大政，為一國視聽所歸，登高一呼，遠邇皆應，則英賢興起，有非飆發雲涌所能喻者。夫文為武定，治平製作之功有時而既。雖周公之聖，其為澤也，不過數世。而孔子匹夫也，與門弟子七十餘人，以空言詔後世，以正人心，以美風俗。師友淵源，經數千百年，至於今而不絕。其為功之大，並黃、農、堯、舜、禹、湯、文、武之澤猶未及之。其輕重為何如耶?

以上所言，大凡二端：一宜急為計者，安集軍民是也；一宜漸為計者，轉移士俗是也。草茅私議，未必當於時務，唯望鈞座揆安危之勢，量緩急之務，於下愚之言少垂察焉，則幸甚幸甚。

【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作者簡介

康有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廣東省南海縣丹灶蘇村人，人稱康南海，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光緒十七年（1891年）後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始進行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後，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溥儀復位。民國六年（1917年），康有為和張勛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康有為晚年始終宣稱忠於清朝，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後，他曾親往天津，到溥儀居住的靜園覲見探望。民國十六年（1927年）病死於青島。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時，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但後來，他與袁世凱成為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他也是書法家，北京大學教授陳玉龍曾評價：“縱觀20世紀中國書壇，真正憑深厚書法功力勝出，達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數康有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