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三大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
三大軍閥
吳佩孚
吳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東蓬萊人，6歲即入私塾，1896年 22歲時中秀才，後因避禍投軍從戎。從淮軍聶士成部戈什哈（勤務兵）做起，“憑藉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錕的賞識，官運亨通，青雲直上，成為直系軍閥的一員大將。通過1920年的直皖戰爭，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戰爭，吳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權力，成為一方梟雄。他鎮壓京漢工人大罷工，雙手沾滿工人的鮮血；排斥異己，到處調兵遣將，挑起軍閥混戰；敵視南方革命政權，叫囂“先撲滅北方之赤化，然後撲滅廣東之赤化”，企圖以“武力統一”中國。
吳佩孚
吳佩孚曹錕賄選總統以及直系軍閥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奉系軍閥張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蟄居東北，圖謀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於 1924年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戰爭以直系大敗，曹錕被俘，吳佩孚逃往南方而結束。此後吳佩孚雖幾次試圖東山再起，忽而聯合馮玉祥、孫傳芳與奉軍作戰，忽而聯奉反馮，但在北伐軍的攻勢下，主力被殲於武漢，最後輾轉流落北京。七七事變後，日本為推行“以華制華”的方針，試圖拉吳佩孚擔任全國性傀儡政府的首腦。1938年汪精衛公開投降日本後，日本更是策劃“汪吳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吳主軍，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吳佩孚所拒絕。1939年12月4日，吳佩孚去世。
吳佩孚作為北洋軍閥中繼袁世凱、段祺瑞之後的中心人物，雖與其他軍閥一樣，窮兵黷武，鎮壓革命，但“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歷史上偉大的人物關、岳，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的大兵，他沒有私蓄，也沒置田產，有清廉名，比較他同時的那些軍閥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董必武：《日本企圖搬新傀儡》）吳佩孚不做漢奸的民族氣節，還是應予以肯定的。本文試對吳佩孚拒作漢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討。
吳佩孚在民族危急關頭拒當漢奸，是與他個人的經歷分不開的。首先，吳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讀經書，對孔孟之道極為熟捻。在從幼年到青年的二十餘年中，吳佩孚雖曾因父親病亡中斷在私塾的學習，但他並未因此而放棄學業，仍以各種方式堅持自學，為通過科舉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試第 37名考中秀才，雖不能因此說他舊學極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對此確實下過一番功夫。在這點上他與響匪出身的張作霖，布販出身的曹錕又有著顯著的區別。儒家思想對國家、民族的強調以及對國人愛國情操的培養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作為北洋軍閥中的“儒將”，吳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禮、義”訓練部屬；在民族大義上，較之其他軍閥，吳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認識。
對自己，吳又提出了“三不主義”：‘不住租界，不積私財，不舉外債”，雖然有人指責他譁眾取寵，但在某種程度上。吳佩孚確實實踐了他的信條。在用人上，吳佩孚拒用親屬，曾親自下令，吳姓的“天、手、道、遠、隆五世永不敘用。”這種用人現在北洋軍閥中還是較為罕見的。
二次直奉大戰時，吳佩孚敗走天津，在閻錫山、馮玉祥及奉軍的三面包圍下，以“堂堂軍官，託庇外人，有傷國體”為由拒絕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全全的建議。即使在牙疾惡化，面臨生命威脅時，吳佩孚仍拒絕到租界就診，最終死於家中。
1927年，吳佩孚在北伐軍的打擊下躲入四川後，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荒城二郎少將派其特務機關長與吳接觸，表示日方可資助“步槍十萬支、機槍二千挺、大炮五百門，子彈若干，此外並助款百萬”幫助吳佩孚東山再起，被吳嚴辭拒絕。在吳兵敗、亟需財力支持的情況下，能做到不為日方利誘所勸，對一箇舊軍閥來講，確屬難能可貴，這與吳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應有很大的關係。吳佩孚的成長環境也為他對日本一直採取疏遠、甚至敵對的態度有一定的影響。吳佩孚的家鄉蓬萊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繼光的故里，戚繼光的抗倭事跡在當地深入人心，備受人民民眾的尊敬和愛戴，吳的父親就因景仰戚繼光而以戚繼光的字“佩玉”而為吳取名子玉。吳本人對此也從未忘懷，一直與以戚繼光同鄉而自豪。而蓬萊又與甲午戰場威海衛相距不遠，甲午戰爭期間，日本軍艦炮轟登州（煙臺）沿海各府，蓬萊也未能倖免，蓬萊閣幾為炮火所毀。對於日軍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戰敗後的恥辱，吳佩孚親身感受，對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響。吳佩孚在為其軍隊所寫的《登蓬萊閣歌》中就反映出他對日本侵略的憤怒之情：‘北海滿州，渤海中風浪大作！想當年吉江遼瀋人民安樂。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縱橫，風雲惡。甲午役，土地剝，甲辰役，主權墮，江山如故。夷族錯落。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卻歸來，永作蓬山游，念彌陀”。（陶菊隱：《吳佩孚將軍傳》）
正因為有這樣的思想基礎，吳佩孚才會以“試能與日本交涉不失中國主權，得以結束日中戰爭，回所企願，願意聽從。若與‘臨時’、‘維新’兩政權相似，寄人籬下，未敢從命出山，而決心抗戰到底”來口答侵華日軍的利誘。
在與皖系、奉系的鬥爭中，吳佩孚多次以反對其媚日賣國作為與其開戰的藉口。1919年，在反對巴黎和約的鬥爭中，吳佩孚一再發出通電，支持學生愛國運動，反對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約上籤字，要求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約。吳佩孚甚至提出：“在山東問題上，對日本需以相當兵力，作最後之解決”，為推翻皖系政府製造輿論。
一次直奉大戰時，奉軍敗走天津，欲從天津撤回關內。直軍追人天津後，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義，藉口辛丑條約規定中國軍隊不可駐紮天津，對吳佩孚提出抗議，試圖掩護奉軍撤退。吳佩孚對此極為不滿，曾向美國記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東京去。
二次直奉大戰，馮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吉風顯作致電吳佩孚，不許直軍在撤退時使用當時唯一可用的秦皇島碼頭。而奉軍南下灤河的前鋒就是由日本人率領的黑龍江騎兵大隊。對於二次直奉大戰的失敗，想必吳佩孚也會在日本人身上記上一筆。
雖然日本對吳佩孚也多次試探，一次直奉戰爭後，派吳佩孚的好友崗野增次郎充當吳的顧問，又以提供軍事裝備等手段對吳伺機拉攏，但吳對此並不接受。日本占領華北後，為推行“以華制華”的方針，企圖拉吳出山，充當傀儡政府的首腦，並為此而制定了“吳佩孚工作”計畫，前後耗資三千萬。為了與吳佩孚拉關係，崗野增次郎被調入北平，擔任‘敬請專使”；日本特務頭子川本大作還專門拜吳佩孚為師，“學習大師的立身處世，道德文章”，企圖以舊友、師徒關係拉攏吳佩孚。
汪精衛公開投日後，日本又調整其“和平運動”方針，策劃“汪吳合作”。在日本的策動下，汪精衛先是給吳佩孚寫信，拉吳作漢奸。吳回信拒絕後，汪精衛又親自跑到北平，約請吳在日本華北方面軍總司令官邸會面，商談合作事宜，又被吳以“咱們是中國人；談的是中國事，要談就在中國人的家裡談”為由一口口絕。
總的說來，在英美扶植下發展起來的直系軍閥，對日本的態度都較為冷淡。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除個別直系將領，如齊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漢奸外，大部分直系將領，如馮玉祥、鹿忠麟、于學忠等人都是抗日愛國的。即使是賄選當上總統的曹錕，也拒絕了日本人讓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漢奸。因此，吳佩孚能夠作出不當漢奸的選擇與他自身所處派系也不無關聯。
除了吳佩孚個人因素外，為防止吳投敵，國共兩黨也做了大量爭取吳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吳佩孚，表示對吳的處境“懸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吳佩孚能“自全晚節”，“不做日寇的傀儡”；社會各界愛國人士也紛紛希望吳佩孚能保持氣節，不為日人所用。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吳佩孚終於做出了正確的選擇。吳佩孚28歲從軍，66歲去世，一生東征西伐，可謂‘大有作為”，可是他所努力奮鬥、孜孜以求的目標卻違背了人民的利益和歷史發展的潮流，給他帶來的只是滾滾罵名；而他的‘不為”——‘不借外債、不住租界、不積私財”以及最後的‘不作漢奸”卻使他贏得了人們的一絲敬意。對於吳佩孚來說，他的不為比有為更加難得，更有價值。
孫傳芳
孫傳芳(1885-1935) 字馨遠，山東歷城人。1908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1921 年8月任長江上游警備司令兼第二師師長，成為直系軍閥的幹將。1923年1月任福建軍務督理 。1924年江浙戰爭中，出兵浙江，任閩浙巡閱使兼浙江軍務善後督理。1925年奉浙戰爭中打敗奉軍，占據滬、蘇、皖一帶，自任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1926年11月在江西戰場為北伐軍擊潰，投靠張作霖，與奉系直魯聯軍張宗昌部聯合與北伐軍作戰。1927年又失蘇皖地盤，8月反攻南京，在龍潭兵敗。1928年逃往瀋陽，後避往大連、天津。1935年11 月被施劍翹為報父仇擊斃。
孫傳芳
孫傳芳張作霖
張作霖張作霖幼年家境貧寒。12歲時去私塾偷聽，被塾師楊景鎮發現後允其免費讀書。14歲時父親去世，隨母親前往鎮安縣（今黑山縣）投奔外祖父。為謀生賣過包子，當過貨郎，學過木匠，後跟隨繼父學獸醫、相馬。
1894年因為父報仇殺人而流落至營口，適逢甲午戰爭爆發，便投入駐營口田莊台的毅軍，後因表現出眾，被提拔為毅軍統領宋慶的衛士，後升任伍長。甲午戰爭失敗後，1895年3月被遣返，回到故里，投身草莽。1902年被官府收編，任巡警馬隊幫帶、統帶，因剿匪有功升為洮南鎮守使。
武昌起義後，張作霖起兵勤王，任“奉天國民保全會”軍事部副部長，鎮壓革命軍，受到清廷破格升賞，出任“關外練兵大臣”，賞頂戴花翎，被派任掌管奉軍軍事大權的巡防營務處總辦，成為奉省地方最大的軍事首領。袁世凱出任大總統後，1912年被任命為第27師中將師長，袁世凱稱帝後，被封為子爵、盛武將軍，督理奉天軍務兼巡按使；袁死後，被北京政府任命為奉天督軍兼省長、東三省巡閱使，在日本幫助下控制了遼吉黑三省，成為奉系首領。此後，張作霖以東北為基地，向關內擴張勢力。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前，與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