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緯

書名

1、書名。漢代方士化的儒生依據今文經學附麗經義製作的《尚書緯》、《詩緯》、《易緯》、《禮緯》、《春秋緯》、《樂緯》、《孝經緯》的統稱，也稱“七經緯”。

2、書名。[清]趙在翰輯，三十八卷,為七經緯的輯佚之作。卷端依次有阮元序、葉紹本序和張師誠序。正文三十七卷，首列《易緯八種》八卷。其後按照《書緯》、《詩緯》、《禮緯》、《樂緯》、《春秋緯》、《孝經緯》的順序輯錄各緯逸文，篇目以《後漢書·樊英傳》李賢注所列緯書題目為準，纂成二十九卷。其中除《易緯》外，六種緯書末皆附本緯佚文一篇，名之為《七緯附錄》。卷三十八為《七緯敘錄》和《敘目》，末附李大瑛、楊應階跋語各一節。有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福州小積石山房刻本，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出版緯書輯佚書彙編《緯書集成》，即據此本重印。

漢代七緯

“緯”是相對於“經”而言的，如織布之豎經橫緯，“七緯”就是“七經”之“緯”。

春秋以前，《詩》、《書》、《禮》、《樂》、《易》、《春秋》本屬“舊法世傳之史”，凡有教養的貴族子弟，都要學習《詩》、《書》、《禮》、《樂》。儒家學派的孔子教授弟子，傳習“六藝”，其中使用的主要教材也是《詩》、《書》、《禮》、《易》、《樂》、《春秋》等，後來成為儒家門人世代傳習的主要內容。

六藝初不稱“經”，“經”名是因傳記的興起而得名。經是儒家後學對六藝的尊稱，有傳記而後有“經”名。孔子教學口義，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其中一部分由七十子後學集結為《論語》，另一部分《詩》《書》《禮》《樂》《易》《春秋》的口義，師弟相傳，儒家後學再加以引申發揮，就形成了眾多的六藝傳記。

到了漢代，由於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儒學定於一尊，《詩》、《書》、《禮》《易》、《春秋》成為官方的法定經典，取得了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地位。在漢代，五經、六藝具有崇高的權威性，但經書畢竟是古代的東西，即使在某些方面具有指導意義，也總難和當時的政治與現實需要緊密結合。

秦漢以來出現了一批方士化的儒生，把陰陽術數帶進了儒學。為了使經學與當時的政治現實結合，方士化的儒生開始神化孔子和經學，把孔子說成是一位能通過去、知未來的“神聖”，把六經變成神學經典，於是就產生了“孔子為漢製法”的神學預言。在儒學宗教化的氣氛下，方士化的儒生開始大量炮製讖緯，讖緯神學由此形成。

“讖”是神的預言，“緯”是與“經”相配的。讖緯的出現，既依附於孔子和儒家經典，又可以藉助於宗教神權的力量來指導現實和預示未來的吉凶禍福。這樣既便於同漢代的現實和政治結合，並以神權的力量增加了經學的權威性，從而鞏固了經學的統治地位，這就是讖緯附經，亦以輔經的妙用。讖緯在後漢時代，號為“內學”，尊為“秘經”，盛極一時。讖緯不僅與經平起平坐，幾乎有取代經學的趨勢。

漢代只有“五經”，而因為“樂”是孔子傳習的“六藝”之一，也具有“經”的地位，所以為之製作的緯書就直接稱為《樂緯》；《孝經》和《論語》本來屬於傳記，但漢代重視“孝”，非常認可《孝經》里說的“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的話，認為孝可以感天動地，故予大力推崇，甚至帝王名號里也加個“孝”，如“孝文”、“孝武”。在緯書中，常把《孝經》與《春秋》並舉，如《孝經緯鉤命決》里說：“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又說：“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可見在漢代人心目中，《孝經》是是孔子所著，和作為經的《春秋》地位相同；《論語》則是記孔子記其門人言行之書，故也受到追捧和重視，也都為之製作了緯書。但是“緯”是相對於“經”而言的，既然不是經，就不能稱為緯，所以起初稱《孝經讖》和《論語讖》。而實際情況是，自東漢以降，讖與緯實無分別，所以《春秋緯》、《詩緯》也可以稱為《春秋讖》、《詩讖》，《孝經讖》、《論語讖》也可以稱為《孝經緯》、《論語緯》。由於漢代對《孝經》的重視，它具有與“經”的同等的地位，所以後人把《書緯》、《易緯》、《詩緯》、《禮緯》、《春秋緯》、《樂緯》、《孝經緯》統稱為“七經緯”或“七緯”，裡面不包含《論語讖》。就現在所知，《論語讖》只有八篇，而《孝經緯》或《孝經讖》卻有幾十種，可見漢代尊崇《孝經》遠遠超過《論語》。

七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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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七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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