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殺碑(歷史奇聞)

七殺碑(歷史奇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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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殺碑”是民間長期以來流傳的一則關於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的傳聞。據說,張獻忠殺人如草,還特別立碑明志,上書“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殺殺殺殺”,這也就是有名的“七殺碑”。

一九八0年,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編輯部邀集有關的史學工作者和專家,舉行了“張獻忠在四川”的學術討論會。會上討論了張獻忠在四川“殺人”問題的真相。過去封建統治階級把張獻忠誣衊為“殺人狂”、“殺人魔王”等等,流毒既廣且深,特別在四川留下的惡劣影響更不容忽視。至今無論城市、鄉村,舉凡四十歲以上的四川人,大多都程度不同地受到過所謂八大王“剿四川”的傳說影響。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七殺碑
  • 類別:歷史、文物
  • 正名:獻忠碑、聖諭碑
  • 作者:張獻忠
  • 內容:多個版本
  • 現存:成都官署
由來,質疑,推測,

由來

崇禎元年(1628年)七月至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張獻忠等部農民軍從小到大,從分散到集中,從游擊流動作戰到運動流動作戰,終於推翻明朝的戰爭。
張獻忠、羅汝才為首的幾支農民軍。在多次反覆起伏的戰爭實踐中,漸趨成熟。特別是李自成,吸取知識分子意見,開始實施“行仁義,收人心”,“據河洛,取天下”的戰略。政治上實施“免糧”、“安民”、“平買平賣”政策並大力開展瓦解敵人的宣傳工作,形成“民皆附賊而不附兵”的局面,軍事上實施運動流動作戰,開始向明軍戰略要點進行機動進攻。十四年初,攻占洛陽。張、羅聯軍在四川大敗官軍於開縣黃陵後,以一夜300里之速度,擺脫追擊官軍,於二月間返楚襲破襄陽(參見襄陽之戰),楊嗣昌畏罪自殺。羅汝才因意見不合走附李自成。張軍在信陽戰敗,轉進安徽。
李自成在崇禎十四至崇禎十六年間,三攻開封(參見開封之戰),五殲官軍主力,攻破襄陽,並在汝州之戰中全殲孫傳庭主力:破潼關,入西安,盡占全境及晉西山區,並收編大部三邊官軍。此時,張獻忠亦已攻下漢陽、武昌。戰略形勢發生質變,農民軍開始轉入戰略進攻。
崇禎十七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後,即向北京進軍。二月入山西,僅在寧武一戰,即破太原等地。三月,大同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師城下。十七日,官軍三大營先降,十八日,守城太監開門獻城,十九日,破皇城朱由檢自縊,明王朝的統治終於被農民起義推翻。張獻忠部亦於當年八月攻占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權
七殺碑七殺碑
順治三年(1646年),清軍由陝南入川,攻打大西軍,張獻忠於次年七月撤離成都,北上與清軍作戰,十一月犧牲在鳳凰山(今四川南溪縣北)。李自成、張獻忠犧牲後,農民軍餘部繼續堅持戰鬥,大順農民軍分為兩路,一路由郝搖旗劉體純等領導,活動在洞庭湖以東地區;另一路由李過高一功領導,活動在洞庭湖以西地區。大西農民軍在孫可望李定國率領下轉入川貴,堅持抗清鬥爭。張獻忠餘部繼續抗清,清軍屠川,清軍於1647年公開發布告示:全城盡屠,或屠男而留女。至康熙24年,完全占領四川全境,四川人口僅餘9萬,開始湖廣填四川。清軍集中兵力鎮壓義軍,李過病逝,高一功、劉體純、郝搖旗等戰死,孫可望降清,李定國兵敗。到順治十五年(1658年),明末農民軍餘部完全失敗。

質疑

然而,近些年來,學術成果在民間的傳播交流遠勝以往,已經有眾多專業的或業餘的論者指出過,考古發現的所謂“七殺碑”上並無一“殺”字,與傳聞截然不同,實為張獻忠“聖諭碑”(“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可見“七殺碑”實為清統治者為誣衊張獻忠而散布的流言,並且,此流言影響之大,足以證明在清朝的嚴厲思想控制下,“眾口皆碑”道出的未必是事實。
又然而,仍有論者堅持以某些文章中提到的“解放區前一直保持的七殺碑”的存在為由,認定“七殺碑無殺字”為謬論謠言,更質疑現存“聖諭碑”系解放後偽造,甚至說原來有“殺”字的“七殺碑”已經被“毀屍滅跡”了。
以上所謂“質疑”毫無根據,只能說明質疑著對“七殺碑”的歷史所知無幾卻妄下揣測。不過,“七殺碑”的真偽問題的確是許多人關注的話題,故於此將“七殺碑”文物之原委略作簡述,以釋諸疑。
首先,國內現存兩塊張獻忠“聖諭碑”,都是解放前在國統區發現的,當時的文獻都有記載,並不是解放後才冒出來的,因此,“解放後偽造”一說絕不成立。
其次,所謂“解放前人盡皆知的七殺碑”,指出就是上面兩塊碑中的一塊,該碑解放前陳列於成都市“少城公園”,後移至少城民眾教育陳列館。
第三,少城公園(今成都市人民公園)陳列的碑上,沒有一個“殺”字,當時的照片仍在。
第四,除了照片以外,少城公園當時的陳列說明(見於30年代的出版物)中,文物名稱是“獻忠碑,世稱之七殺碑”,附帶說明三點,I 年代,II,來歷,III,疑點。
第三部份,也就是疑點部份指出,碑文殘缺,無法細辨,但殘存的筆畫中沒有“殺”字的筆畫,而有“與”“思”“量”的筆畫,還有一個完整的“自”,這與史料記載中張獻忠的“六言聖諭”相符(注,這則六言聖諭在明末清初的很多史料中都提到過,而傳說中“七殺碑”的碑文與張獻忠“聖諭”的差別,正在於後者沒有七個殺字,多了“自思自量”幾個字。換句話說,“七殺碑”碑文中有“殺”無“自”,“聖諭”中有“自”無“殺”),因此,懷疑此碑並非“七殺碑”,而是“六言諭碑”。
可見早在“七殺碑”最早被公開於眾時,就有學者質疑“七殺碑”之傳聞名不副實,就連陳列方都懷疑“七殺碑”之說是以訛傳訛,而且特意在陳列中說出來,所以在文物名稱中沒有用“七殺碑”,而用了“獻忠碑,世傳之七殺碑”,這個文物名稱的意思就是說只能肯定它是張獻忠留下來的碑,而且就是傳聞中所說的那塊所謂“七殺碑”,至於碑文是否與“七殺碑”的傳說相符----“疑點部份”特意加以指出。
現存的另一塊“聖諭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國傳教士在四川廣漢發現的,後來這塊碑被運到廣漢公園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記載的張獻忠“六言聖諭”:“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現在再看一下,廣漢那塊碑是很晚才由洋人發現的,名氣不大很正常,成都那塊“七殺碑”碑文上明明沒有“殺”字,為什麼長期無人懷疑呢?翻查一下史料就不難得知,原來這通碑本來一直放在成都一座官衙空屋里,嚴禁外人靠近,據官府的說法,誰摸了它就會引起火災,故而一般老百姓固然沒有機會靠近,官衙里也沒人敢去一探究竟。直到辛亥革命勝利後,當時任四川軍政府成都知府的官員從重慶來到成都,住進這個衙門,才打開屋子,讓允許人們看此碑。後來楊森到成都任職,就把它運到少城公園展覽,同時命人寫了“陳列說明”。這就是“七殺碑”真面目長期不為人知的緣由。

推測

根據史料和文物,推斷“七殺碑”的傳說大致形成如下:
張獻忠當年命人將自己的“六言聖諭”刊印刻石,於是有這樣的碑刻留下來。(關於此事及“六言聖諭”內容的記載均非孤證)
張獻忠當年曾經留下碑刻在成都官署的事,是有人知道的。但是那些人可能不識字,或者沒有機會親見,或者流傳下來的碑文不完整,比如,只有前面兩句“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留傳了下來,後面是什麼,誰也說不清了。
四川平定後,滿清統治者為了把“幾乎殺盡四川人”的責任推給張獻忠,就利用民間流傳下來的“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的口碑,在後面加上七個“殺”字,而且聲稱這塊“七殺碑”就在官署中,以證明其說詞可信。
研究口碑的流變就會發現,完全憑空捏早的口碑是不容易流傳的,而以已有傳說為基礎,捕風捉影,十倍百倍誇大的效果卻很明顯,正因為張獻忠確實曾經有聖御碑留下,當時又有兩句碑文流傳下來,所以統治者在後面加七個字,將其“補充完整”,就比較容易被接受。久而久之,“七殺碑”的說法就深入人心了。
由於碑刻放在官署,一般人接近不了,也就無法查驗真偽。而統治者又害怕會有人好奇偷看,所以特意把屋子上鎖,並用“誰碰了它會造成火災”作為禁止旁人靠近的藉口。到了後來,甚至就連住在這個官署里的人也不敢靠近它了。
一直到了辛亥革命勝利後,這塊碑才重見天日。少城公園的陳列,也是“七殺碑”在將近三百年以後第一次與學者和普通民眾見面,人們才知道它是什麼樣子。
而在這個時候,就有人提出了“七殺碑”叫法及傳說的質疑,而且這種質疑還被寫入了陳列說明中。就連文物名稱都只說它是“世傳之七殺碑”,而正名用的是“獻忠碑”。
如此一來,有關“七殺碑”的疑問基本上都可以合理而且有據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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