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高中女生的社會調查》是一篇紀實作品,為重慶葦子18歲時所著,內容記敘了她去重慶偏遠山區石柱縣所做的社會調查。這篇作品發表在《當代》2012年第四期上,是該刊第一次刊登的90後高中生作品,發表之後影響很大,曾得到《新京報》、新華社等多家媒體報導。葦子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道:“過去我並不了解什麼叫‘三農’問題,直到這次下鄉調查,我發覺農村才是最嚴酷的現實,21世紀還有每天靠油燈照明的人家。現在社會的眼光過多放在富豪榜上,要是福布斯也評一評最窮苦的人家,那該多好?”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一個高中女生的社會調查》
- 創作年代:2012年7月
- 作品出處:《當代》
- 文學體裁:紀實文學
- 作者:重慶葦子(盧葦)
創作過程
作品鑑賞
我是一個高二女生,就讀於重慶巴蜀中學。半年前,我曾在班上做過三個問卷調查,在網上引起了比較熱烈的反響。尤其是第三份調查,“90後同學的money觀”,參與調查的共十位男女同學,大家雖然都未成年,沒到柴米油鹽的年齡,但他們生動直率的隻言片語,清晰地表達出對金錢的不同觀念。沒想到這三個調查引起了《重慶商報》一位美女記者的興趣,經過一番面對面採訪之後,她在報上寫了“高二女生調查半年,反擊‘妖魔化90後’”的專題文章,新華網、中新網以及全國一百多家主流媒體當天轉載,還有幾個教育專家為此寫了評論文章。
正是由於這篇報導,我有機會認識了《少年先鋒報》和它的中學生刊物《國中生周刊》的編輯記者老師們。我去他們那兒接受採訪時,《國中生周刊》的主編周老師和我聊起他走訪貧困山區學生家庭的經歷。他說:“我也是想盡一點力來幫助這些可憐的孩子,我們找到你,想通過你寫一些帖子發在網上,充分藉助網路媒體這個平台,希望社會能對此廣泛關注。”
記得高一期末政治考試,有一道問答題是關於“三農”的,具體文字我記不清了,只記得當時並不清楚什麼是“三農”。準確地說,我知道“農”是啥,但納悶它前面的“三”,乃至無從下手,還幼稚的想到:社會給農民劃分了三個等級?政府給農民的三項優惠政策?再不就是三個農民?別笑我愚昧,那真的是我認真思考的結果。
直到這次去重慶偏遠的石柱山區做了兩個社會調查,我才真正明白了“三農”的重要意義。中國是個大農村,近三分之二人口是農民,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便是立國之本。最近我忽然變得喜歡思考,或許這就是成長吧。
我去過石柱山區兩次,做了很多調查,也和善良樸實的山裡人交了朋友。他們都是土家族,雖然經濟困難,卻依然熱情地拿出平時難得嘗鮮的食物招待我們。我記錄的是窮困又勤勞的兩戶人家,他們不靠乞討,不靠施捨,而是每天養蜂、養羊、去山上砍柴、替國家護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逆境中頑強地生存著。他們有說不完的辛酸故事,作為這個強大國家三分之一的城市人,我應該感到幸運?抑或悲哀?
除了將一些聽不明白的本地方言做了刪改外,錄音採訪幾乎是原封不動地放進整篇文章里,它必須是真實的,文學性不得不退居二線了。
1
2010年12月24日周五的下午,我和媽媽以及《少年先鋒報》周老師等一行人,從重慶主城區驅車兩百多公里到達石柱縣魚池鎮魚池村向娜家時,千野草場的大山中早已夜深人靜了。這個初二的小女生表現得格外興奮,她熱情地牽住我的手,將我帶進伸手不見五指的室內,隨即背過身去,摸索著,從陳舊的衣櫥頂上端出一個鐵盤,用打火機點燃了鐵盤裡的油燈。向娜十三四歲左右,個頭不高,臉圓圓的,皮膚稍顯黝黑,一雙清澈的丹鳳眼裡透著聰明,讓我想起了語文課本節選的《邊城》里的翠翠。我倆自我介紹著,我大她幾歲,便讓她叫我“葦子姐姐”。她點點頭,掩藏不住的喜悅,喊起來脆生生的,聲音特別甜。
我們談話的這間屋子很小,只有十來個平方,裡面亂七八糟堆放著一些雜物和農具。屋子中央有一張鐵桌,上面嵌著一個三十厘米左右的爐膛。煤炭點燃後,煤煙順著一根粗粗的鐵管排出去,然後整張桌子都會發熱。冬天,這張鐵桌既是家中的取暖器,也是向娜做功課的書桌,他們一家子燒水、做飯、吃飯全都在上面。
向娜的媽媽四十來歲,體態瘦小,圓圓的臉,眼眸清亮。她與人交談時,神情很專注,語音抑揚頓挫,沙啞而略帶磁性。她儘管只是在講述自己普通的日常故事,但很有感染力。她其實長得不錯,不過由於經歷過太多滄桑,面容上流露出與實際年齡不符的蒼老。
“我們的日子過得艱難,不過我養了十幾桶蜂子,格外還種點田地,也能過活。只是可惜了我哥哥,年輕時性情那么溫和,聰明好學,為人又不錯,大家都很喜歡他,但現在完全乾不了什麼事兒了!他腦殼有點毛病,都是被那些輕浮的女人害的……”
向娜的舅舅就站在她身後,聽見妹妹提到自己,他蒼白的臉上悽然一笑。他嘴唇上掛著幾根稀疏的鬍子,雖然已過中年,但依稀可見年輕時的斯文秀氣。他用鮮艷的紅花包袱布背著個一歲左右的女孩,一根結實的布條交叉地綁在他的胸前,還牢牢地打著死結。他不住地左右搖晃著腳步,哄著背上的小女孩睡覺。那女孩是向娜同母異父的妹妹,她扎著根朝天小辮兒,歪起腦袋,正在微弱的油燈光下頑皮地笑。
或許是為了節省燈油吧,向娜趁眾人談話正在趕寫家庭作業,昏黃的燈光隱約照亮她的臉。屋子裡到處瀰漫著一股嗆鼻的油煙味兒。快午夜十二點了,她一定又困又乏,可我知道說服她去睡覺也沒用,她還是會堅持留下來,儘管大多數時候只是充當一個小小的旁聽者。
向娜的家住在千野草場大森林公路邊,處於旅遊拆遷地段,她的父母不願搬遷,現在依然守著一磚一瓦親手建起來的小屋。小屋熬過四次春夏秋冬沒電的日子後,越顯灰暗陳舊了,它拖著疲憊無奈的身影,正在夜幕環抱下沉沉酣睡。
屋子的牆上貼滿了介紹養蜂的圖片。向娜的媽媽告訴我們,賣蜂蜜是她家的主要經濟來源。每到冬天,山里格外寒冷,遊人也稀少起來,蜂蜜非常難賣,家中又沒通電,生活特別苦。我聽了問向娜:“山里天黑得早,要是作業都做完了,你怎么玩兒呢?”向娜抬頭笑了笑說:“要是所有作業都做完了,就這樣在黑暗中坐著烤火,什麼也不想,要不就去後面屋子剁豬草。”她母親笑著插嘴:“剁豬草沒有燈,看不見,她把手指都剁傷了,痛得直哭!”
大伙兒你一言我一語地聊著,我忽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於是扭頭對向娜問道:“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她滿臉茫然。我告訴她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聖誕平安夜。我讓已做完作業的向娜把書本收拾起來,要她打開一個花花綠綠的紙盒,那裡面裝著我定做的蛋糕,用藍莓果醬寫著“聖誕快樂”。向娜見了非常驚喜。
向娜媽媽對我說道:“這蛋糕她還是頭一回吃呢!去年她過生日,想嘗嘗蛋糕。我下山去魚池鎮趕集,順便看了看,太貴了,要好幾十塊,覺得不划算,還不如買點豬肉回家煮煮吃。”說完,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這是她發自肺腑的大實話,可此刻在微弱的油燈光下聽起來,它卻有著一股酸酸的味道。
為營造出節日氣氛,我給向娜講聖誕老人的故事。我指著蛋糕上閃爍的燭光,問道:“假如此刻他老人家允許你許個願望,你會許什麼?”向娜把雙手合攏,閉著眼睛,嘴裡輕輕念出聲來:“我的願望是,家裡能有一盞電燈!”這個願望很小卻又頗大,大伙兒沉默了好一陣子,心裡各自有些想法。至少我當時想成為第二個魔術天才克里斯.安吉爾,可以為她易如反掌地變出一盞維尼小熊檯燈。
窗外無聲地飄著細雪,山裡的冬天比想像更為寒冷,圍坐在火爐邊取暖便成為一種生存本能。向娜的媽媽與我緊挨著,坐在鐵桌對面的是她現在的丈夫楊忠權叔叔,他們結婚還不到兩年,彼此話不多,但看得出二人十分恩愛。向娜舅舅背上那個小女孩便是他倆愛情的結晶。楊叔叔性情沉默,不時管理一下小鐵桌爐膛內的燃料,然後一言不發聽我們交談,實在過意不去,才配合地咧嘴笑笑。
向娜的媽媽轉身拿起裝著菜油的塑膠桶,小心翼翼地往燒得黑黢黢的鐵盤內傾倒。她苦惱地說:“我們儘量不點燈,因為柴油緊張,只能用菜油。燈點多了,就沒有油炒菜了。”原來我們還沒來之前,他們一家人就這樣在黑暗中待著。周老師關切地問道:“為什麼不用煤油點燈呢?”這時剛跨進門來的一位老爺爺接過話頭答道:“早就見不到那玩意兒了。自從農村家家戶戶安了電燈,市場上就沒有煤油賣了!”
老爺爺是向娜家的鄰居,住在公路下方不遠處,向娜的媽媽喊他表姑爺。他六十來歲,個子高高的,皮膚黝黑,身穿一件油膩膩的軍大衣,額頭上還戴著一盞礦燈,看起來就像個煤礦工人,緊跟在身後的是他老伴。老爺爺自我介紹說他姓崔,名叫崔顯棚。大家都認識過後老爺爺說:“我家還要慘點,十一個年頭都沒通電,喝屋檐水差不多十年,直到去年才總算安上了自來水。現在家裡還是沒電,唯一能照亮的東西就是這個寶貝。”他拿手指敲了敲額前的礦燈說,“我只有吃晚飯時才用它,不然連碗裡的菜都看不到!”
當晚我對向娜和她媽媽提了不少問題,她們一一認真作答,很可惜事先沒有準備,本來就有點近視的我,在油燈下做記錄寫字頗為吃力,許多重要的細節只好忽略了。回家後我按照周老師他們事先的布置,把這次鄉村之行寫成圖文帖子發在網上,題目叫做“四年沒電的日子,90後油燈女孩的聖誕夢”,引起了極大轟動,向娜在油燈下做作業的照片不僅上了《少年先鋒報》網站頭條,人民網、天涯、新浪、網易等各大入口網站也把它放在首頁,還有《重慶商報》和《新女報》兩位記者姐姐聯繫到我,想對此事進行跟蹤採訪。
網上一位不相識的前輩老師對我這樣鼓勵道:“武陵山區包括湘渝黔鄂,其中,渝鄂邊區以漢族、土家族為主體民族,湘黔以苗族居多。烏江流域及長江流域的渝黔農民,居住條件最為險惡,高山深谷,溝壑縱橫,但山民極為勤勞。此地喀斯特地貌發育度極高,農民為了討吃,大多到了岩縫中刨食的地步。葦子妹妹能於平靜之中白描民間印象,看似聲色不動,實為高聲疾呼。巴蜀之語言,不亞於所謂京腔,龍門陣也不亞於國粹相聲。更吸納山水靈氣,更顯機靈。圖中語言,若是能有通川渝之音者讀來,增色不少。樓主九〇少女,能出此圖文,老納當贊,期待更多。”
很多網友向我打聽向娜的聯繫方式,希望能幫助到這個鄉下小丫頭:“你好,請問這油燈女孩具體的聯絡方式,我想送她一個太陽能發電設備加太陽能燈,油燈下讀書寫字太辛苦了,對眼睛也不好。”也有人說:“很感動,我正為自己買不了私家車而煩悶的時候,還有人在這樣的環境中樂觀堅強。”還有人問我:“你好!能將你照片中那個小丫頭的通信地址告訴我嗎?上學時就有一個想幫助她那種狀態下的學生的願望。希望你能成全我這個願望……”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想幫助她的人。
我打電話將網友的好意告訴了向娜的媽媽,她用本地話很樸實地回答我說:“妹,我們只要能點上電燈就滿足了,不需要麻煩那么多好心人。他們找個錢也不容易。”
第二次到向娜家是2011年1月7日,那天又是個星期五,距離第一次訪問剛好相隔兩周,仍是和周老師等人一道去的。我們離開重慶城區的時候在下雨,到了千野草場大山中,這綿綿細雨變成了銀白色的朵朵雪花,在灰暗的天空中不緊不慢地飄飛著。
《新女報》和《重慶商報》的兩位記者姐姐本來與我約好周末一塊兒到石柱做實地採訪,不過她們臨時都有任務,只好委託我代勞。《新女報》記者還讓我代她買些糖果給向娜。《重慶商報》那位記者姐姐讓我從普通網友的角度出發,報導這個貧苦的山村家庭,講述他們四年沒電的日子,星期一清早就要發在掌上新聞欄目里。
周老師剛一見面就對向娜說道:“向娜,現在網上關注你的人恐怕有上百萬吧?”她聽了抿嘴一笑,她今天特意穿了一件紅色的新衣服,戴著眼鏡,一副標準的學生打扮。採訪中途,我給《新女報》記者打了個電話,告訴她買的糖果已經送到,我把電話遞給向娜,讓她和記者姐姐通了話。
這次吸取了前次的經驗,不但把手機充足了電,還提前騰出存儲空間,可以獲取更多原始談話內容。下面就是我在油燈下採訪向娜一家子的錄音稿,當晚崔顯棚老爺爺生病在家,只有他老伴在。
有幾個問題是幫《新女報》記者提的,我怕採訪時間耽誤得太晚,就在車上提前打電話把問題告訴了向娜,並要她預先寫出答案。我打開手機錄音功能,讓她念出問題並回答。
向娜拿出那張記錄問題和答案的紙,低下頭去,就著微弱的油燈光線,一字一句念道:“你最喜歡的人和事是什麼?”
她接著讀出自己的回答:“我最喜歡的人是林依晨、Rain,還有吳尊、蔡依林。我最想做的事就是看電視、陪爸爸媽媽聊天。”
上次來的時候,應我的要求,向娜曾帶我參觀過她簡陋的臥室。一扇破舊的房門上貼著兩張Rain的小幅海報,其中一張是演唱會宣傳畫,另一張是電視劇《這該死的愛》的介紹。仔細瞧Rain的穿著打扮,時間應該是2004至2006年吧。
“為什麼家裡斷電四年了?”
“因為我們租房子和買房子時都沒有電,現在要個人家拿錢去牽電,可我們沒錢,就一直沒電。”向娜繼續自問自答,表情顯得頗為平靜,大概她早已習慣了在黑暗中摸索的日子吧。
“只有你們家這樣,還是這一片區的人都這樣?”我聽著向娜念,不由得把手機的話筒像她湊了湊。
“只有我們和表姑家(老爺爺)沒電,不是這一片區都這樣。”
“怎么認識葦子姐姐的呢?對她的印象如何?”這個問題好奇怪喔,難道也要登到報紙上?
“是在聖誕節那天晚上,我們以前認識的記者哥哥把葦子姐姐帶來採訪我們,所以認識了。我對她的印象非常好,因為她有愛心,願意幫助別人,給我帶來了快樂,讓我對自己充滿了信心。我要向她學習。”
“你平時都在學校,只有周末和星期天回家,一回家就沒電了,很不習慣吧?你在家的一天是怎么度過的?”
向娜讀到這兒,手抓了抓頭髮,一字一句回答道:“我早上天亮就起床,媽媽就上山打柴。我在家裡一邊做早飯一邊煮豬食,還要照顧妹妹。早飯後做家務,然後去割一背簍豬草,回來做午飯,下午洗自己的衣服,晚上就在油燈下做作業。”
“作業做完大概什麼時間?”
“有時候是半夜十二點多。”
“新年了,想對讀者哥哥姐姐們說點什麼?”
向娜露出燦爛的笑容,繼續低頭看著那張紙條讀道:“我只想對他們說,祝你們新年快樂,工作順利!謝謝你們給我那么多的幫助。我長大以後要像你們一樣,儘自己所能去關心和幫助別人,也給貧苦的人們帶來快樂。”
“嗯,很好,寫的很好!”我鼓勵地對小丫頭說道。
3
“接下來我想問向娜的媽媽,四年沒電的日子一定很難熬吧?你是家中的頂樑柱,仔細講一下你的生活吧。”我把手機湊近向娜的媽媽。
“從啥時候講起?”她抱著膝蓋,若有所思地回答。
我說:“從你第一次結婚嘛,還有你去廣東等地打工的經歷。你一直都是魚池鎮魚池村的村民嗎?”
“不是,我以前是龍沙鎮石嶺村的村民。”向娜的媽媽顯得頗為拘謹。這種你一言我一語的問答過於規矩,我就安慰道:“不要緊張嘛,就當我們兩人在聊天,隨便你怎么回答都可以,只要是真實的。你第一次是什麼時候結的婚呢?”
向娜的媽媽開始娓娓道來:“我是一九九〇年七月份拿的結婚手續。我們農村結婚,事先要選好日子,還要準備家具這些東西。兩邊同意定在一九九一年冬月十幾泡酒(辦喜宴),我們講陰曆。結婚第二年就生了向娜的姐姐。她剛生下來很小,才三斤多點。她爸爸在小孩剛出生不久,就到遼寧煤廠去打工,做了兩三個月就回來了,聽說在那邊和一些外地打工仔打了架。回來他就拿了五六百塊錢去做生意,到河邊買豬兒過來賣。”
向娜的媽媽越聊越放鬆,臉上帶著回憶的表情:“河邊是指的忠縣、豐都那些地方,就是長江邊上。結果豬兒得了病,豬丹毒,身上起些紅疙瘩,死了,連本錢都虧了。他就借了兩百塊錢去了廣東,過了幾個月,又讓我去。那時向娜的姐姐剛一歲零三個月,我把她放在他奶奶(向娜爸爸的母親,這是當地人的叫法)家裡,他奶奶不同意,怕我跑了,不跟她兒子了。我只好交給我媽媽照看。我進了一家廣東電子廠,是做電話線路板的。臘月去的,七月份就回來了,因為很想小孩。我走時向娜的姐姐已經會走路會說話了,但體重才十一斤,我很擔心,怕她生病。”
“向娜的姐姐現在也在廣東打工嗎?她是好久去的呢?”我問道。
“她今年正月十五去的,快一年了。”
“她有沒有寄錢回來幫助家裡呢?”
向娜的媽媽笑了。顯然,大女兒的孝順讓她頗為開心,她答道:“有。她剛去的時候,第一個月好像被押了工資。第二個月要還去時的路費錢,還要買衣服,買手機。結果剛買的手機又掉了,只好又買了一個,所以就沒寄錢。她打電話說下個月多寄點回來。當真她第三個月就給我們寄了一千五百塊錢。她總共寄了有三千多塊錢回家。後來我說你自己存起吧,用不著寄了,因為每次總是寄到石柱縣城她大姨那兒,我們離街上遠。我說,你大姨那么忙,給她添麻煩,你個人學自立嘛!她就存起了,是我讓她不要寄的。”
“她上過高中嗎?”我問道。
“她上過國中二年級上冊,下冊都沒讀。這還沒到春節,她前幾天就打電話回來了,說又寄了一千塊錢,給我們過年。”
“她好孝順喔。”我稱讚道。
“她確實很孝順。”向娜的媽媽高興地說。她站起身來,用身上的圍裙擦了擦沾有油污的手,去漆黑的外間屋子抱來一罐濃稠的蜂蜜,將幾個紙杯在小鐵桌邊依次擺好,為我們泡蜂蜜水。這蜂蜜是他們自家釀的,淡淡的香味,很好喝。
“阿姨,你第一次婚姻失敗了,是什麼原因呢?”我問道。
向娜的媽媽解釋道:“哎呀!我們農村人嘛……”
我立馬聯繫到一個詞兒,脫口而出:“重男輕女?”在我的概念中,這世界只有兩種人特別偏愛兒子,一是以男丁打主力的農村人,再就是有錢有勢的大富豪們。
向娜的媽媽接著我的話說道:“嗯,重男輕女。他的奶奶(向娜爸爸的媽媽)有三個兒子,三個女兒。向娜的爸爸是大兒子,向娜還有個二爸和麼爸。麼爸一直都沒討到媳婦,二爸家裡生了個男孩,爺爺格外心疼這個孫。向娜的爸爸在外面打工,看見很多人在外面超生,直到生個男娃兒為止,也不怕罰款。他打工回來就有這種想法,也想生個男孩。我們石柱是少數民族自治縣,允許生兩個孩子,哪知道我剛生了向娜幾個月,又懷上了第三胎,心想他既然要個兒子,我就決定生下來。結果他相信他大姑的說法:不能生喲,這是九八年,屋裡要抄家喲,要抄三個家!”
“喔,這是迷信嗎?”我不免疑惑地問。
“嗯,他大姑說要抄三個家,娘家、自己家、還有婆家,所以不能生!”向娜的媽媽氣憤地說,“他就要我去引(人流)了。我說你要我去引可以,從此我再也不會給你生了。當時已經懷了五個月了,最後還是去做引產手術打了。”
“啊!”我非常吃驚。
“打下來看見是個男孩,他就很後悔。”向娜的媽媽把攤開的手掌又合攏來,滿臉無奈地嘆氣。
“喔,本來可以生個男孩呢!”我遺憾地對向娜的媽媽說道。
向娜的媽媽認真地回憶那段辛酸的往事:“嗯,但是我不在乎!我並不想超生,只是為了要滿足他的心愿!我說從此不會給他生了,他也沒再提。他從2001年開始學養蜜蜂,我每天都跟著他到處跑。後來他說,小孩沒得人照顧。我說,乾脆你養蜜蜂,我去石柱城裡賣蜂蜜,賣的錢就拿來養家,兩個孩子就送到城裡去讀書。結果他養蜂養到忠縣那兒,就和當地一個婦女談上了。”
4
雖然第三者插足導致婚姻破裂的故事屢見不鮮,可我此刻還是很氣憤:“喔,有外遇了?”
“嗯,那婦女也有兩個娃兒,都是男孩。我聽那婦女的前夫後來告訴我,那女人對向娜的爸爸說:‘我保證給你生個兒子,因為我前頭兩個都是兒子!’向娜的爸爸就決定把她帶起跑了。那個時候我還在石柱城裡賣蜂蜜,兩個娃兒都在讀書。向娜才九歲,在城小,姐姐在民族中學上初一。向娜的爸爸把蜂子拖回來,放在龍沙鎮石嶺村他們家院子裡,對我說,我要出去打工了,蜂子你自己管。他也不提他有個女的,只說他得了絕症病了,要我跟他離婚,不然怕連累了我們幾娘母!”
我不由得說道:“好假的話!”
“嗯,我當時就不信。我說你既然得的是絕症病,我不會和你離婚的,哪怕去借錢也要給你治病。要是你有外遇,不要我了,我可以跟你離婚。我就是這樣回答的。”向娜的媽媽講得很動情,大概回想起那段憂傷的日子,有些感慨,“他告訴我,確實是得了絕症病了。他還流眼淚說自己死後要埋在哪裡,還給我指了具體位置,硬是說得好當真喲!我就相信了,更不願離婚。他看我不願意離,只好跑了。他最後打電話對我說:‘我三年之後回來見你!’”
大伙兒聽見這話都禁不住直搖頭,向娜媽媽的聲音也變得有些嘶啞:“那個時候,兩個娃兒都在讀書,蜜蜂沒得人管,怕餓死了,我就無法在城裡做生意了!只好回來把蜜蜂裝好,跟我爸爸的蜜蜂放在一堆(向娜的外公也是個養蜂專業戶)。我以前根本就不懂養蜂,只是給向娜的爸爸煮煮飯,一起取過幾次蜂蜜。”
“那後來怎么辦呢?”
“當時我爸爸餵了七八十群蜂子,要上一百多群了,他無法幫我餵這些,我只好去跟他學。每天被蜂子蜇得喲,兩隻手腫起多高!”說到這兒,向娜的媽媽終於忍不住哽咽,掉下了傷心的眼淚,“沒得辦法,還是要學嘛,不然拿什麼來養活這個家呢?後來學會了,我就跟我爸爸一路養蜂。”
“你是怎么認識楊叔叔的呢?”
向娜媽媽繼續講道:“我和向娜的爸爸正式離婚不久,養蜂養到這山上亮埡子,你楊叔叔騎摩托送養蜂的人,那一帶有好幾家養蜂的,他就在那兒認識我了。”
我笑稱:“一見鐘情!”
向娜的媽媽在大伙兒的笑聲中繼續說道:“介紹人姓白,也是個養蜂的,對你楊叔叔簡單提過一下我的情況,但介紹人並沒來給我說。為啥子不來呢?因為他爸爸(指楊叔叔的繼父)是千野草場開跑馬場的,那地方遊客多,介紹人自己就在跑馬場賣蜂蜜。如果我和你楊叔叔成親了,介紹人怕我也去那賣蜂蜜形成競爭,所以就後悔了。後來你楊叔叔把他爸爸叫來,直接對我爸爸說了。本來我不想走(嫁),小孩都大了,我也這么大歲數了,但我又想,我不走(嫁),我這兩個娃兒咋養呢?”
此刻坐在我對面的楊叔叔一言不發。他手中拈著一支香菸,臉上帶著柔和的表情。上一次採訪,我就聽楊叔叔開玩笑地評價過自己的老婆:“她才是家中的老大!”沒錯,向娜的媽媽就是一家人的精神支柱,大大小小的事務都由這能幹的女人打理。她當年遭受前夫遺棄後,帶著兩個女兒離婚離家,在沒有任何出路的情況下,只好回娘家學養蜂,每天在野外東奔西跑,日曬雨淋,乾一些男人才能勝任的體力活兒。楊叔叔那時還是一個因為家窮討不到老婆的大齡光棍兒呢。
楊叔叔的童年和少年都很不幸,他後來主動對我講述了自己的人生經歷。他的父親一貫賭博成性,經常偷家裡的東西出去賣。他母親實在無奈,帶著兩個姐姐離婚再嫁。當時楊叔叔很小也很倔強,堅決不肯跟母親走,就留在了家裡。父親哪肯管他,十二歲的他,為了生存只得到一個磚窯廠背磚,賺了點路費跟隨家鄉人一道去廣東打工,又遭遇車禍(他眉宇間還有處傷疤),最後一無所獲地回家了。
回到家鄉,三十好幾的人身無分文,沒有女人願意嫁給一個窮小子,他只能選擇離過婚的女人,於是他和向娜媽媽組建了家庭。結婚後,他們夫婦倆借了三千五百元錢,買下別人養羊的羊圈,拿來做了養蜂棚和棲身的屋子。那羊圈破破爛爛的,僅能勉強遮擋風雨和防備野獸的襲擊,可小日子卻拌和著辛勤的汗水和香甜的蜂蜜,有一種特別幸福的滋味。他格外珍惜這個家,花了整整三年工夫,自己一個人動手,既當木工又當磚瓦匠,把這個本是羊圈,後來是養蜂棚的小屋改建成了一個充滿溫馨的住宅。
向娜的媽媽去年為他生下一個女兒。他白天上山打柴,晚上,當有野豬來襲擊羊群的時候,他敢手執木棒,獨自走出黑黢黢的大門。
這個大山深處的家儘管缺少光明,但自從遇見了負責任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從此有了依靠。
接下來該記錄我和老爺爺的談話了。老爺爺大名叫崔顯棚,今年六十二歲。和向娜的媽媽一樣,他也是石柱縣魚池鎮魚池村的村民。他本來叫崔顯朋,最後一個字是朋友的朋,但在登記二代身份證時,被人莫名其妙加了個木旁,變成了爛棚棚的棚。他老伴的年齡也被寫小了一歲,就因為這小小的筆誤,她實際上已快到六十一歲了,卻至今領不到每月八十元的養老金。
這是我第三次到老爺爺的小木屋裡,前兩次都是從向娜家採訪完畢後順道過來。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天平安夜到老爺爺家採訪的情形,掛在廚房牆上的電子鐘指針正指向午夜十二點零三分。我和老爺爺還在屋檐底下合了影。他照相的模樣特別精神,頭戴著的礦燈射出銀白色的光束,在漆黑的山林中分外耀眼。昨夜我去他家探望時,發現他病了,躺在床上,用毛巾包著頭,有些咳嗽。我把有些網友的疑惑告訴他,有人在帖子裡問道:“家中十一年沒通電,礦燈怎么充電呀?”老爺爺說他每周都要去山下岩口小街的農家樂賓館裡求人充電。大概是同情他吧,人家不收一分錢。老爺爺家裡只點著油燈,光線太暗,我一不小心碰到手機某個觸屏按鍵,很多重要內容都沒錄下來。我只好再次來到老爺爺家,請他重新給我講一遍。
汽車沿著彎曲的公路小心翼翼地爬上山來。現在是白天,可以看出路面結著一層薄薄的冰殼子。舉目四望,一片真正的銀色世界,輕盈的雪花踏著舞步飄然而至,我從車窗探出手去,想要在半道上迎接它們,然而除了一點清涼的露珠,一無所獲。
或許是時間還早的緣故吧,大山里來往的車輛十分稀少,由於路面太滑,媽媽一直都在控制車速。我遠遠瞧見路邊那個熟悉的白牆小瓦屋,屋頂上冒著裊裊炊煙,在清晨鋪滿積雪的綠色山林中煞是好看。我趕緊下車拍了好多照片,對於我這個出生在南方城市的孩子來說,這樣美麗的雪景是難得一見的。老婆婆正在小小的院落里忙前忙後,看見我們,顯得格外欣喜。她打開那扇爬滿青藤的柴扉,熱情地把我們迎進去了。
還是那所熟悉而簡陋的小房子,到處凌亂地堆放著一些農具和雜物。房屋側面的林間空地上,凌亂地扔著幾大捆燒火煮飯的枯枝。用白色塗料粉刷過的牆邊,掛了許多晾乾的青菜和玉米。低矮的屋檐下,擱著一個用細鐵絲拴成的小木盆,一些凝結的冰塊浸泡在淺淺的清水裡。由此看來,老爺爺家雖然去年就安上了自來水,可他們還是捨不得放棄使用屋檐水的老習慣。
我前兩次來都是深夜,四周漆黑一團,除了藉助相機閃光燈隨意抓拍了幾張照片,對屋子內部的情形並不真正了解。當我走進房裡,吃驚地看見到處都破敗不堪。狹小的臥室僅能容下一張大床,床鋪上亂糟糟的,扔著兩床很厚的棉被。也許是為了遮擋昆蟲和灰塵,床的周圍用塑膠彩條布嚴嚴實實地綑紮起來。廚房的盡頭是灶台,表面的瓷磚浸滿了油污,但它卻是填飽肚子的源頭,扮演著家庭中很重要的角色。一個破舊的竹簍旁邊,幾隻淘氣可愛的小雞崽不住地嘰嘰喳喳,正在母雞的羽翼下低頭覓食。
老爺爺的家充滿著泥土色的調子。幸好廚房門邊的角落上有張取暖的小鐵桌,那燃燒著旺火的紅色爐膛,增加了熱量和溫馨感,才使得這間四面透風的小木屋不至於太過寒冷。那隻白色的電子鐘原封不動地掛在牆上,令人驚訝的是,我發覺原本應該走到八點多鐘的它,卻依然直指著十二點零三分!原來,它早就壞掉了,成為打扮這貧苦農家唯一的電器產品。
2
我和老爺爺坐在那張小鐵桌邊(姑且把這角落叫做飯廳或客廳吧),傍著溫暖的爐火開始了談話。我直接對老爺爺道明了來意:“爺爺,昨天晚上採訪,整個敘述還不是很清楚,我希望你重新再講一遍,從你們家被火燒到現在經歷的事情,都詳細地告訴我,我儘量不打斷你,好不好?”
見老爺爺滿口答應,我非常高興,趕緊把手機錄音打開。因為有了昨天的鋪墊,老爺爺更加有條不紊:“我們在魚池壩街上的房子是1995年冬月間起的火,我隔壁住著我親家。我么兒媳婦的姨侄女一個人在床上做作業,沒有電燈,蠟燭倒下來,床上蓋的和鋪的都是呢絨,就把呢絨罩子燃起來了。”
我很抱歉地打岔道:“爺爺,打斷一下,對不起,我還是要重複一句,你允許我把你的個人肖像照,還有你講的話整理成文字,發到網上和報紙上嗎?”
“我同意。”沒想到老爺爺回答得甚是豪爽,他高興地說,“我巴不得你們來採訪!要是報社和新聞機構,都肯幫我們農民說話,我是拍雙手歡迎的。別看我這么窮,如果需要稿子費的話,我明天還可以賣兩捆柴來資助!”
“不用了!不用了!”我趕緊笑著搖手推辭。
老爺爺開始講述自己親身經歷的故事。他老伴在灶間用乾柴生火煮飯,不時幫著補充一兩句。有時也為一些不同的觀點發生爭執。從兩位老人既認真又親昵的口吻聽得出來,他們已經這樣相依為命生活了好多年。昨天夜裡在向娜家採訪時,我就聽老婆婆說過,老爺爺病了,醫院要他住院,他不乾。除了支付不起高昂的費用,還有一點更為重要,那就是他擔心患有骨質增生的老婆婆,不願把她獨自一人扔在寒冷的大山里,與漫長的黑夜和兇悍的野豬做鬥爭。
“火燃起來沒得法。”老爺爺繼續講道,“她才七八歲一個妹娃兒,就從窗子翻出來,喊我:‘表大爺,表大爺,我屋起火!’等我們得知情況時,火已經大了。”
老爺爺說話的鄉音很重,語氣惟妙惟肖,讓人身臨其境:“我們趕忙出門喊,街上住的人多,當大家跑過來,火把那兩間房子基本上都燃完了。實事求是說,我家的房子和家具,並沒有燒,是拆火路打爛的。我們的街坊沒辦法,必須要拆幾間房子,以免火勢擴大。我家被打爛了就無法生活。我當時有九個人,還有我八十幾歲的老母親。”
“為什麼無法生活呢,是因為房子被打爛了嗎?”石柱縣過去屬四川省管轄,離重慶比較遠,當地人的話有些難懂。我在等待老爺爺回答的同時,還得認真準備好下一個問題,所以總在機械性地重複一些話語。這樣也可以避免回家整理錄音時,有聽不清詞的情況發生。
老爺爺的手在空中舞動:“對啊,房子打爛了就無法居住,也沒地方生活了。我把母親交給我哥哥撫養,各自拖著兩個兒子,還有媳婦、孫,就這么拖起。我去找供電所租房子,一百五一間,兩間房子三百。我和兒子媳婦商量,你們幾個出去打工。我老了,就在家中帶小孩。”
我不禁問道:“一個月租金三百元嗎?”
老爺爺趕緊搖搖手回答:“租一年!他們也看到我確實有困難,兩間房子才三百塊錢一年。”
我同情地點點頭。這樣的租金,算下來每天花不了一元錢,比城市的廉租房還便宜了許多,想來房子的條件肯定不是很好,儘管如此,供電所的做法還是挺人道的,至少要比當地某些冷漠的領導強多了!
老爺爺沒多少文化,但昨晚在回答我的問題時,卻口口聲聲把失火稱為‘走水’。我當時聽不太明白,還誤以為是當地人的口音,回家後在網上一查,才知道這說法從古至今早就有了。網上解釋說:古人對火是十分敬畏的,認為失火本來就是超自然的力量(比如鬼神)造成的,如果在遭遇失火的情況下,嘴裡還火啊火啊的叫個不停,就會很不吉利。老爺爺竟也有這種忌諱。
3
“一直到2000年,我才上山來修這個房子。”老爺爺話音剛落,坐在灶台邊的老婆婆就跟著補了一句:“那一年雪大得很!”
“那一年雪很大嗎?”我問道,把正在錄音的手機順手放在小鐵桌上,但忽然又想到,這樣說不定會被烤炸,於是趕緊又把它抓起來。
“嗯,很大。那時我兩個兒和兩個媳婦都在外面打工,一出去就整年整月,孫就必須要我帶起走。挖鋤頭又不行,我還是要想搞點經濟,就上山來發展養殖業,可以掙點錢養生活。政府一看我修的這個房子,也不好叫我拆。我兒和媳婦都不在家,只剩兩個老的,拖四個孫。你要我拆,我搬到哪兒去喲?大的兩個孫都是妹娃兒,後來上國小讀書,她們兩姊妹每天手拉著手,來回要走十幾里山路。不要說這山上清早和晚上沒得車,就是有,車費也太貴了!一個人下山兩塊,上山兩塊,兩個人就要八塊錢。正是艱苦時期,哪來那么多錢喲!她們天還不亮就下山,天黑盡了才又各自爬上山來。我那大孫女就說:‘爺爺,我好怕喲,這外頭蠻大幾個野豬!’野獸確實多,她看見腳印了!”
老爺爺講述得相當精彩,我不由得聽入了迷,好在手機一直孜孜不倦地工作,這讓我很省心。
“就這樣生活下去。兒和媳婦他們在外面打工,我們兩個老的就守在這山上的屋裡帶孫。我把鎮上被火燒了的那塊地基慢慢刨出來,他們過幾年掙錢回來,就重新修了。”
“原來你們就是住在魚池鎮魚池村的嗎?”
“嗯,從來都是魚池鎮魚池村。”他答道,“街民。”
“喔,街民?就是住在街上那種修得比較好的房子裡?結果被火燒了,就全部搬上山來了?”我逐漸理清了頭緒。
老爺爺回答:“還有個啥子搬的喲?”
老婆婆走過來站在旁邊。她偏著腦袋,把雙手在圍裙上揩了揩,那表情顯得特別無奈。她也跟著說了一句:“燒完了,沒得啥子搬的了!”
“那這房子裡最初住幾個人呢?”
老爺爺扳起手指頭算道:“六個人。四個孫,兩個老的。”
“四個孫全都上學了嗎?”我打量著仍在病中的老爺爺,他仍然披著那件油膩膩的軍大衣,在火爐旁坐得筆直,就像個軍人一樣。從第一天認識他開始,就見他一直穿著這件衣服,說不定這是他唯一能夠禦寒的冬裝吧?
“嗯,後來就全部上學了噻!”老爺爺回答我,“大的讀國中,小的讀國小。我兩個兒子的家也重新安好了。那個時候我兒子他伯伯還是支部書記,他不理我們這一家人,他認為我當兄弟的都是種田的,他就瞧不起。我們哥倆搞得不好。後來我還吵我哥哥,你過去看不起我這一家人,現在你看我兒和媳婦子,那點房子,那點裝修,起碼還要超過你!”
我禁不住笑出聲來。老爺爺也跟著笑將起來:“那是因為我那兩個兒和媳婦,勤勞肯乾。我那兒和媳婦子不是我各自誇,都有出息!我大兒四十歲,我大媳婦四十一了,靠打工來供養小孩讀書。我大兒又會開大車,又會開鏟車,又會開挖機,但買不起。我大媳婦是單位煮飯的炊事員,確實也能幹。”
從昨夜採訪開始,我就聽老爺爺不住稱讚他的兩個兒子和媳婦,老爺爺很為他們驕傲。拿他的話來說,他們都只是打工仔,但不怕吃苦,特別勤勞。
“喔。你們2000年一上山來就沒電嗎?”我問道。
“一直沒有。沒有電,沒有水。水電都沒有。我孫子和孫女回來,做作業只有靠油燈點亮。”老爺爺一邊說著,一邊忍不住躬下腰去咳嗽。
“都是點油燈做作業嗎?”我重複了一句,向娜周末回家,晚上也是借昏黃的油燈做家庭作業。向娜的媽媽告訴我,女兒已經近視了。大城市裡有許多和她同齡的女生也近視了,不過導致的因素卻截然相反,我看到的是,城市中學生觸摸著滑鼠,在豐富多彩的電腦前流連忘返。
“嗯,包括我大孫女,她跟向娜是一班的。她的成績比向娜還好。也長得像你這樣瘦瘦的樣兒。”老爺爺指著我說,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對視力有影響喔?”
“那還不!我經常叫她,‘莫隔得太近了,妹!’她從小就是我養大的,一直到讀國中。她只要在屋裡,一家人的飯都是她煮。”
“你實際上是在自己土地上建的房子嗎?這是不是屬於農用土地呢?”這話我昨天夜裡就問過一遍了,可還是想再次得到證實。
老爺爺點點頭:“嗯,是在自己的農用土地上修的。”
我接著問道:“你那時有多大面積的土地?”
“總量是一畝多。修這房子把我一家人的菜園地基本上是占完了的。占了只剩點田。2005年,那點田又被國家征……”他不知道該怎么去說那件事,便停下來。
我問道:“國家徵用了?”
老爺爺回答道:“嗯,徵用了以後,全部是拿來修新街了。”
“當時像你這種建房子的人多不多?”
老爺爺說道:“當時多。去年還挖了好多,岩口也挖得有,麻坪也挖得有。挖的都是那些修來做生意的。我們這些搞養殖業的就沒有挖。我們餵得有畜生,他們不敢。”
“挖就是拆的意思嗎?”我問道。
老爺爺說;“嗯,就是拆的意思。畜牧局支持我們跟他們扯皮噻!所以就拆不了我們。那些修來經商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強行挖完了的。”
我好奇地問道:“爺爺,那你養了多少只羊呢?”
老爺爺回答:“我現在還剩四十幾頭,老羊子往年都賣掉了。”(老婆婆在一旁也說:“沒得好多了,被野豬咬了。”)
“那以前你羊子很多嗎?”
“我原先一上來就是兩百多頭羊子。國家還要支持我,給我發無息貸款,另外還補助了一年。補助就是不要你還。聽說今年又有,國家是拿下來了的,不知道被哪一層吃了,搞不清楚。去年我們暴風卡都是填了的。”
“爺爺,你兒子和媳婦也都是農村戶口嗎?”
“農村戶口。”
“土地被徵用了,他們沒做點其它生意嗎?”我問。
老爺爺搖搖頭,回答說:“他們長期都在外面打工,幾個孫就全部丟給我們。田地被徵用以後,當時我這一家老小又不知道該怎么辦了。”他無奈地嘆了一口氣,“我們前面那些困難(指房子被火燒),全部都是自己克服了的,沒向國家要過,也沒給哪個領導說過。後面的困難又出來了,出來了他們一概不理,你就無法了噻!自從鄧副主席上台,改革開放,落實政策,包產面積,下放土地,我家就一直才三個半人的產量。兩個媳婦娘家土地帶不走。娘家有兄弟,有哥哥,哥哥又結了嫂嫂,嫂嫂也沒得土地,么兒媳婦的土地就轉給她嫂嫂了。幾個孫娃兒一生下來也沒得土地。我們家現有人口增加到十一個,反而一分田都沒得了。國家土地政策要是不調整的話,像我們這種情況確實具體喲!”老爺爺音調漸高。
4
“爺爺,我們心平氣和說!別激動,我們儘量輕鬆點說,好不好?”我安慰著老爺爺。他仍在不時地咳嗽,他喜歡抽菸,山地天氣奇寒,身體恢復得很慢。
“嗯。我最想國家政策和重慶市委把農村土地做個調整。”老爺爺說道。
老婆婆拿掃帚打掃房間。她把灶台附近的竹簍搬走,裡面小雞崽那嘰嘰喳喳的叫聲不絕於耳,充滿了生命的活力。老婆婆昨晚告訴我,她養了二十幾隻小雞,被老鼠咬死了很多,就剩下七個了。老婆婆接過老爺爺的話頭說道:“那怎么可能喲,為你幾家人就來做個調整。”
老爺爺一聽,馬上挺直了脖頸,揚起眉毛說道:“啷個不可能呢?這是全國普遍性的。要是調整的話,我硬是磕頭!那些有出息、有能耐的,他不願意種,就拿來荒起。像我們這些歲數大了的,出去打工沒得人要,必須要種田地。田地都被徵用了,那就是拿起鋤頭沒處挖,惱火喲!”他又將頭轉向我繼續說道,“恰像妹你識字,不給你筆,我看你啷個寫?我們農民,沒有土地,就啥子事都幹不成。”
“你們這房子修好以後,辦理過手續沒有?”
“沒有,沒有手續。家裡‘失水’了,我只好上來搭個棚棚居住。爺孫六個就住這個爛棚棚!政府當時要求我辦手續,我正在氣頭上。我說生活都應付不了,哪來的錢辦手續?”
老爺爺頗為感慨地摸摸下巴,接著往下說道:“廚房最先是我孫女睡的。把那個爛沙發一打開,拉出來就是床。她們三婆孫睡這邊,我們三爺孫就睡隔壁那間屋子。我們大孫女現在有多大了?”
老婆婆幫他計算了一下說:“十三歲。”
“跟向娜差不多。”
老婆婆說:“向娜還大點。
“辦手續要多少錢呢?”我問道。
老爺爺低頭想了想:“那時他(政府)要我十五塊錢一個平方。”
我驚訝地移動了下身體:“喔。十五塊錢?”
“嗯。我就沒辦。我們農村當中不像城市,地都亂占、亂挖也沒人管。”
我指了指門外的大山,問道:“這裡的土地好多都是荒起的嗎?”
老爺爺回答:“嗯,這上面都是荒起的。我為啥子長期不走?你下去沒得土地做,承包的土地全部被徵用了。我在這山上挖點二荒地(網上漢典解釋為:指種過而又荒了的地),起碼還可以賣兩個錢來買米吃。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
“爺爺,你修這房子之前,這山上有房子嗎?”
“嗯。這個山樑從歷史以來都有房子,毛主席、共產黨來了以後,就把這些人全部遷移下去了,遷移到壩下就到了1959年。我昨天在醫院輸液,看到電視裡在播鋼鐵年代。那個年代,慘喲!我們街上七百多人,死了有六十四個人。餓死的!”
這段歷史悲劇我曾聽不少老輩人提及過,在網上也讀到一些文章,可距離事實發生地這么近,還是頭一次。我回想起歷史課上老師對大躍進的評價,說是那時候目標道路不明確,中央領導失誤……
“餓死的呀?”我禁不住問道。
“嗯,活活餓死!那些人住在壩下,就沒法,恰像遇見棒老二一樣,全都躲難跑上山來,種點包穀來求生活。直到現在,這么攆法都不下去。大家說要是下去,到處政策都是落實完了的,就沒有田地。”
我聽了點點頭,解釋道:“就是說沒有生活來源了。”
老爺爺說道:“嗯,沒有來源大家都不肯下去。這些人是到壩下去了才又上來的。經過災荒年,1957年大鳴大放,1958年大躍進,1959年又提出躍進躍進再躍進,好多人一概餓死了,還在喊躍進!所以說大家就跑上山來。跑上來以後,無論你說壩下多好,他都不去,又怕餓死。現在要是沒有田地,他不是餓死喲?在這上面可以餵牛羊生活,打柴生活噻!下去餵不到牛和羊子,又沒得點田地,弄柴沒得弄處,又餓死差不多!災荒年餓到只剩現在這幾個老傢伙,如今子孫們終於繁殖起來了,又要給我拖下去餓死,所以都不去,攆都攆不下去!”(笑)
5
“爺爺,你可以具體說說你的土地是怎么被徵用的嗎?”
老爺爺沉思了好一會兒,才緩緩吐出幾個字來,那語氣顯得格外沉重:“土地,唉!”
“你昨晚提到你們幾家人還打過官司,能不能詳細講一講經過?”我要求道。
“其實妹,”老爺爺的手比畫著,“我大致給你說一下。2005年徵用我們的田地,田地經過了一些大老闆,政策不明,就來發動民眾,共征了三十七畝,基本上都是些良田。征成一萬零八百元一畝。(我昨晚採訪時,老爺爺就曾告訴我,他和老婆婆每人只有八分田。)”
“爺爺,你能保證你說的話全都是真實的嗎?”
老爺爺露出驚愕表情,差點沒從鐵桌邊一躍而起。他叫道,“哎呀,經過中央打官司,經過土地糾察局的嘛,我這個假了要負責喲!”
我抿嘴偷笑,連聲答應道:“好的好的。”
老爺爺雙眼炯炯有神,情緒相當激動:“我這個一假了你曝光出去,那要負責嘛!是不是?”
我笑著答應:“嗯。”
“好,我們這一搞,後面征的土地,就徵到當官的腦殼上去了。當官的要一萬八千塊錢才賣,我們農民只有一萬零八百,我們就吃了六千二百塊錢的虧。(他算錯了,應該是七千二百塊錢才對)我們說土地賠償的價錢不合理,他就督(逼)我們去告!逼虎跳牆!哪裡有民告官?不管哪個社會,民告官都是奈不何的!就是奈不何也要試一下,我們打了整整三年。”
“三年的官司?”
“嗯,我們打三年才打賺了!我們一共是四家人出的錢。”
“啊!只有四家人肯出錢嗎?”
“其他人都不願出嘛!我們這四家土地是被占完了的,其他人沒占完,還多少剩得有點,他就怕得罪人。從歷史以來,民告官有幾個贏了的喲!我們完全是逼得沒辦法才去告的!”
“你們請律師了嗎?”
“我們請的律師是縣裡最會說的。”
“花了很多錢嗎?”我擔心地問。不知為什麼,老爺爺的話讓我想起基努里維斯的電影《魔鬼代言人》,陡然感受到法庭上莊嚴肅穆的氣氛。
“關於費用是這么講的,當時律師看了材料,把桌子一拍,就說:‘包贏不輸!’他才幫我們打。他說:‘我先不要你們的錢,反正去來的車費、吃飯、住宿你們付。至於其它費用,如果現在叫你們拿,也拿不起,等官司打賺了再說!’”
“你們告的是哪些人呢?”我媽媽問道。
“我們直接告的是縣大老爺,也就是縣政府。本縣告本縣不行,我們第一次告,就告到黔江地區。一告了開庭,黔江地區的代表從彭水把卡車開起來,縣政府派的代表也來了,就弄在彭水開庭。我們最後還給彭水那個庭長送了錦旗。”
老婆婆非常好客,堅持給我和媽媽煮一碗櫻米稀飯嘗嘗。媽媽高興地稱讚說,櫻米可是石柱有名的特產喲!但我們還是婉言謝絕了。老爺爺此刻仍然激動不已,大概那場用雞蛋去碰石頭的官司,是他人生當中最輝煌的一頁吧。他接著說道:“在彭水開庭,一開庭我們的官司就贏了。只是贏話不贏錢!我們又告到重慶,告到重慶,也是贏了的。”
我疑惑地問道:“都是贏了的,官司?”
“嗯,處處都判我們贏,就是叫縣財政給我們補足。讓那些老闆(開發商)補出來。那些老闆不肯拿,就一直擱起。重慶也是叫給我們補足,也不補。”
我氣憤地說:“官司都贏了,還不肯補呀?”
“結果律師看見打卡殼了,贏官司不贏錢,擔心白費力氣,還是要我們先付錢。”老爺爺一提起這件事就忍不住笑。
“那怎么辦呢?”我媽媽也在一旁著急。
“後來就全靠梁玉華,他是個死蒜(當地話,牛脾氣的意思)!”老婆婆接過話頭大聲說道,“賣豬賣羊賣房子都要打!”
“梁玉華是個什麼人呢?”我問道。
“也是個農民,是社員。我們這幾個都是社員。”老爺爺回答。
“社員?是什麼社呢?”這句問話我寫了又將它刪掉,反覆了好幾次,因為我確實不好意思。關於人民公社的內容,我們早在高一就學過了,老師講課跳得太快,沒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來做這個調查之前,我對農村生活幾乎一無所知,只有在放假期間,才跟隨長輩一道,偶爾去郊外農家樂餐館嘗嘗鮮,呼吸一下田野的清新空氣,有時來了興致,釣幾條小魚。若不是靜下心來寫這篇文章,去網上查看資料,我至今還分不清鄉和社的區別,更不了解三十年前農村曾掀起過一場人民公社改為鄉政府的體制改革浪潮。我估計,像我這種無知的情況,在我同學當中並不少見。提起那段在農民眼裡比天還大的歷史,咱們只能把那頭搖得跟撥浪鼓似的,也不想去關心,按照大家一貫的口氣:“那乾我啥事兒呢?”
“就是街上,魚池村。”老爺爺對我解釋道,同時抬起手來,指向門外不遠處的山下。
“原先梁玉華當過幹部,當過隊長的。”老婆婆提醒道,“向娜一家住的那所房子,以前就是梁玉華修的羊圈,當時還是我們介紹向娜一家買的,買成三千五百塊錢。梁玉華把羊子也全部賣了,錢就拿來打官司。”
老爺爺說道:“他賣房子,賣羊子,我就賣了一頭牛。那一年,我們四家人過年都沒吃肉,肥豬也賣來投入到打官司里去了。沒辦法,陷都陷進去了,逼著要打下去噻!我們一家湊了五千,四家人湊了兩萬塊錢給律師。”
“喔!”我聽了真的很感慨呢。
老爺爺接著說道:“律師不服,他說我打這么多官司,啷個會贏話不贏錢?他不知道怎么七訪八訪,就對我們說告到中央。我們告中央告不進去,看中央下面有啥組織沒得?好,我們才告了,也是律師幫我們問的,是中央成立的土地糾察局,我們老四川成立的是成都土地糾察小組。哪裡用得著告,狀紙一寫起,信封一寄去。如果你們要這些原始依據材料的話,我今天下山去給你們問問,看在成都哪點放起的,這些我們都有。”
“原始材料都有嗎?”
老爺爺肯定地答道:“都有。好,就直接告到它那裡去。一告就準了!它就倒下來,就壓下來,壓倒石柱來,判定它一個星期處理,給民眾落實!”
“就是說一個星期必須處理好?”我高興地問道。
“嗯,結果三天就通知我們下去把錢補了。”(老爺爺昨晚曾得意地告訴我,因為這場官司贏了,他一家人得到了兩萬多塊錢的補償,全村其他村民也總共補了三十幾萬呢。)
我聽了忍不住直笑。
“我們去領錢的時候,看見上面當領導那些人,他們還苦笑,說我們占人!占啥人喲?還是占黨的政策好。”
“黨的政策?”
“嗯,黨的政策英明。上面提示他一個星期處理好,他一看見就搞慌了。人家那可是中央土地糾察小組!他三天就通知我們下去,叫我們再也不要追究了!你把錢都給我們賠償了,我們還追究你幹啥喲!還告你幹啥喲!”
我說:“不是也徵用了當官的土地嗎?一畝土地價錢是一萬八千塊錢嗎?”
“嗯,就是叫他們也給我們補足那個數。”
“當官的是指的哪些人呢?是村里當官的嗎?”
老爺爺有意迴避了話題:“他要是不給我們補的話,那我們硬是還要下狠工夫,賣豬賣牛賣房子,我們都準備告下去……(笑)你說這個官官相連,官官相認!我從小就是個農民,沒有在那些官場混過,也沒見過社會。我們又能去見哪個官,見哪個社會喲?只曉得這次一進官場,我才看清這裡頭,那硬是複雜得很,親連親戚連戚,扳不彎的……”
(節選未完)
媒體評價
《新京報》2012-07-10
新京報訊(記者劉雅婧)近日,曾因網上曬書一度走紅的90後重慶女孩葦子,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期刊《當代》7月刊上發表了一篇《一個高中女生的社會調查》。當代編輯徐子茼向新京報記者介紹,已刊登的部分將近5萬字,這次是《當代》首次刊載90後高中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