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從王莽至漢獻帝195年的史實;共一百二十卷,包括十紀煮汽汽、八十傳、八志三十卷。志一般稱《續漢志》。
《後漢書阿酷辣》創立了七篇類傳:《宦者傳》《黨錮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
其中,《宦者傳》與《黨錮傳》記黨人與宦官兩股勢力的對立與消長。《文苑傳》記詞章之士。《獨行傳》記特立卓行之人。《方術傳》記科學技術和讖緯神學。《逸民傳》記隱居不仕的高士。《列女傳》記才行優秀的婦女。
《續漢志》的八志有《律曆志》《禮儀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國志》《百官志》《輿服志》。其中《郡國志》記錄東漢以來的地理情況,《百官志》記錄東漢官制,《輿服志》記錄車仗、服飾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作品目錄
本紀
卷次 | 目次 | 題目遙記汽 | 卷中人物(括弧人物為附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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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光武郭皇后、光烈陰皇后、明德馬皇后、賈貴人、章德竇皇后、和帝陰皇后、和熹鄧皇后、安思閻皇后、順烈梁皇后、虞美人、陳夫人、孝崇匽皇后、懿獻梁皇后、鄧皇后、竇皇后、孝仁董皇后、靈帝宋皇后、靈思何皇后、伏皇后、獻穆曹皇后 |
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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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祐、景丹、王梁、杜茂、馬成、劉隆、傅俊、堅鐔、馬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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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伏湛(附伏隆)、侯霸、宋弘、蔡茂、郭賀、馮勤、趙憙、牟融、韋彪 |
| | 宣秉、張湛、王丹、王勸戶良、杜林、郭丹、吳良、承宮、鄭均、趙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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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郭伋、杜詩、孔奮、張堪、廉范、王堂、蘇章、羊續、賈琮、陸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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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興(附鄭眾)、范升、陳元、賈逵、張霸(附張楷、張陵、張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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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彊、劉輔、劉康、劉延、劉焉、劉英、劉蒼、劉荊、劉衡、劉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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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楊終、李法、翟酺、應牛少旬府奉(附應劭)、霍諝、爰延、徐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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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淑、李膺、杜密、劉佑、魏朗、夏馥、宗慈、巴肅、范滂、尹勛、蔡衍、羊陟、張儉、岑晊、陳翔、苑康、檀敷、劉儒、賈彪、何顒 |
| | 郭泰(附左原、茅容、孟敏、庾乘、宋果、賈淑、史叔賓、黃允、謝甄、王柔、王澤)、符融(附田盛)、許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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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衛颯、任延、王景、秦彭、王渙、許荊、孟嘗、第五訪、劉矩、劉寵、仇覽、童恢(附童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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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眾、蔡倫、孫程、曹騰、單超、侯覽、曹節(附審忠)、呂強、張讓 |
| | 劉昆、劉軼、窪丹、觟陽鴻、任安、楊政、張興、戴憑、魏滿、孫期、歐陽歙、曹曾、牟長、宋登、張馴、尹敏、周防、孔僖、楊倫、高詡、包鹹、魏應、伏恭、任末、景鸞、薛漢、杜撫、召馴、楊仁、趙曄、衛宏、董鈞、丁恭、周澤、孫堪、鐘興、甄宇、樓望、程曾、張玄、李育、何休、服虔、潁容、謝該、許慎、蔡玄 |
| | 杜篤、王隆、夏恭、傅毅、黃香、劉毅、李尤、蘇順、劉珍、葛龔、王逸、崔琦、邊韶、張升、趙壹、劉梁、劉楨、邊讓、酈炎、侯瑾、高彪、張超、禰衡 |
| | 譙玄、李業、劉茂、溫序、彭修、索盧放、周嘉、範式、李善、王忳、陸續、戴封、李充、繆肜、陳重、雷義、范冉、戴就、趙苞、向栩、諒輔、劉翊、王烈 |
| | 任文公、郭憲、許楊、高獲、王喬、謝夷吾、楊由、李南、李郃、馮胄、段翳、廖扶、折像、樊英、唐檀、公沙穆、許曼、趙彥、樊志張、單颺、韓說、董扶、郭玉、華佗、徐登、費長房、薊子訓、劉根、左慈、計子勛、王和平 |
| | 向長、逢萌、周黨、王霸、嚴光、井丹、梁鴻、高鳳、臺佟、韓康、矯慎、戴良、法真、龐公 |
| | 鮑宣妻桓少君、王霸妻、姜詩妻龐氏、周郁妻趙阿、曹世叔妻班昭、樂羊子妻、程文矩妻李穆姜、孝女曹娥、許升妻呂榮、袁隗妻馬氏、龐淯母趙娥、劉長卿妻桓氏、皇甫規妻、陰瑜妻荀采、盛道妻趙媛姜、孝女叔先雄、董祀妻蔡琰 |
| | 夫余、挹婁、高句驪、東沃沮、濊、三韓(馬韓、辰韓、弁辰)、倭 |
| | 武陵蠻、交阯日南蠻、巴郡南郡蠻、板楯蠻、夜郎國、滇、哀牢、邛都、莋都、冉駹、白馬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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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拘彌、于闐、西夜、子合、德若、條支、安息、大秦、大月氏、高附、天竺、東離、栗弋、嚴國、奄蔡、莎車、疏勒、焉耆、蒲類、移支、東且彌、車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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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創作背景
史料來源
《後漢書》取材於東漢國史《東觀漢記》,並博採多家《後漢書》而成。據袁宏序,其所撰集《後漢紀》,“綴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袁宏1)。而據王鳴盛考證,宏書所采雖博,“乃竟少有出《范書》外者。然則諸書精實之語,范氏摭拾已盡”(王鳴盛420),可見當范曄修史之時,袁宏書及其序中所舉大部分史料已為范氏摭取。此外又有張瑩《後漢南記》、袁山松《後漢書》等可為范氏所取資,故其修撰《後漢書》自無文獻不足之憾。尤其是作為范曄撰次《後漢書》第一手史料的《東觀漢記》,更是東漢多位史官共同參與完成的國史,已深深地烙下了東漢的時代印記,其所反映的自然是東漢時代的歷史實際。而范氏之書,除了論贊具有“憎愛分明,筆挾風雷”的精意深旨外,最為人稱道的,便是其面對諸多史料時的裁剪功夫與對歷史事實的選擇能力。《史通·書事篇》云:“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又《補註篇》云:“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雲備矣。”就連范曄本人,在身陷囹圄的將死之際,論及己書與班固《漢書》的優劣時,也以“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自詡。因此,不妨這樣說: 《後漢書》是在舊的史料基礎上建立的新的史料,是在對諸多文獻進行選擇與取捨的基礎上建立的新文獻,有著很強的文化層累性。范曄對材料的選擇、裁剪與整合的過程固然包含其本人的歷史解釋與歷史觀點,但解釋與觀點首先應該以原始材料為導向,以歷史事實為根本出發點,解釋可以多樣,但史實卻是確定與唯一的,勢不可隨意更改,隨意更改則史實失實,此是自然之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後漢書》將作家作品“一一列名,編諸傳末”,本來就是一個對作家存世文獻的數據羅列,屬於一種客觀材料的轉抄,並不包含對這種客觀材料的評價和解釋,所以像這樣表示事物客觀數據的原始材料,范曄修史時顯然是沒有必要按照劉宋時的觀念對它作出修改,把後人的意志強加給古人。
成書過程
《後漢書》大約開始寫作於公元432年,即范曄被貶為宣城太守的那一年。史載,元嘉九年(432)冬,彭城王劉義康的母親去世,其僚故並集東府助理喪葬事宜,時范曄之弟范廣淵當值,范曄與其“夜中酣飲,開北牖聽輓歌為樂”。彭城王劉義康聽說此事後大怒,左遷范曄為宣城太守,時年35歲。官場失意的范曄,開始埋頭著述,“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根據他本人的計畫,此書要寫成100卷。其被處死時,尚有10個志未完成。南朝梁劉昭在為《後漢書》作注時,便取了近人司馬彪《續漢書》中8個志共30卷補入進來,基本完備了《後漢書》的體例。對於為何要撰《後漢書》,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是這樣說的:“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惟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由此可見,范曄不但對當時各家《後漢書》的撰述不滿,而且對班固的《漢書》也表示不滿,所以他要重撰《後漢書》,以展示自己的史學才華和歷史見解。
作品鑑賞
思想價值
具有某些唯物主義的思想。《
史記》、《漢書》等史書,在本紀中都有不少神化帝王之詞,如劉邦母“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蚊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飛”而范邸寫劉秀出生,直書“欽生光武”,未有神怪之詞。又如他寫史繼承和發揚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揭露統治者的腐朽和暴虐,記錄人民的悲慘生活和反抗鬥爭,歌頌正直、廉潔的官吏和士人,再如他欲著《無鬼論 ,以反對南朝時盛行的佛教迷信鬼神的邪說。這些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中,有些唯物主義的觀點。
反封建禮教的進步思想。他在宋文帝時任尚書吏部郎,彭城王劉義康之母死,某夜他獨自飲酒,叉開窗聽輓歌取樂,表現出對封建禮教的離視。又如他專口為婦女立傳,稱讚品德高尚和有才能的婦女,如記載鮑宣妻桓少君,打破世俗偏見,脫下貴婦裝束,“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他還衝破“三綱”,“五常”等封建禮教的束縛,為先後三嫁的才女蔡瑣立傳,讚揚婦女改嫁不守節.他在一千多年前歧視婦女的封建社會裡,能立《列女傳機打破世俗偏見,這種思想和勇氣是可貴的,與後來的史書專為“貞潔”“節澡”婦女而立的《烈女傳》相比,更說明他具有反封建禮教的進步思想。
人民性的思想。如記載明帝省刑罰,“勸督農桑”,多次下詔“賜天下男子爵”,救濟鯨寡孤獨,死前又下詔“無起寢廟”,“無得起墳”。又如他在《逸民傳》中,記載許多學識淵博、品德優良的士人,為這些中下層人士立傳,而些卿相則未立傳。他還記錄了人民對統治者的不滿,黃巾起義等史實.這些都說明他的人民性,這種思想在當時是進步的。
歌頌正直、廉潔、敢於同外戚、宦官鬥爭的官吏和士人。 朱暉不巴結權貴,明帝“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侯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主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又清廉,任臨淮太守,“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但卻救濟他人,同縣人張堪曾以妻子托咐,堪死後,“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侯視,厚賑賭之”,南陽大飢,他“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放舊之分贏者”。李團向順帝舉薦人才,對貪官惡吏上書劫奏,“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劫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 其奸穢重罪,收付詔獄”;沖帝時任太尉,受梁太后的重用,但遭梁冀的猜忌而被免官,後又誣陷下獄,太后赦出獄時,百姓稱萬歲,梁冀“畏固名德終為己害,萬更據奏前事”竟將他殺害。陳蕃任樂安太守,梁冀“時遺書詣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渴,蕃怒,笞殺之”。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范曄的愛憎分明,也是比《漢書》進步之處。
此書不以劉漢為正統。范嘩寫史無正統思想,他在《儒林列傳》論中稱獻帝為昏主,稱袁紹、曹操等為群英.在《袁紹傳》中認為袁紹可以代漢。袁術在建安(自稱‘仲家’,……置公卿百霄,郊祀天地”。未有譴責袁術之詞.李瑣對兒子宣等說:“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必歸曹氏”。何頤見曹操時,對人說 “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都說曹可以取代劉漢,這種寫史不以當代帝王為正統的觀點,也是進步的。
編輯特點
《後漢書》的列傳,往往打破時間順序,將行事近似的人寫成合傳。如王充、王符和仲長統三人,並不是同時代的人,因為他們都輕利祿而善屬文,行為近似,所以合傳。《後漢書》的特點,除體例上的創新外,最顯著的是觀點鮮明,褒貶一語見的。如他不為那些無所作為的大官僚立傳,而為許多“操行俱絕”的“一介之夫”寫了《獨行列傳》,充分地表明了他愛憎分明的態度;《黨錮傳》則正面歌頌了張儉、范滂和李膺等人剛強正直的風尚;在《楊震傳》中,多處歌頌了楊震及其子孫廉潔奉公的家風;《宦者傳》讚揚了蔡倫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對於侯覽等人則直書其“凶家害國”。《後漢書》的“論”“贊”,以犀利的筆鋒評判是非,表彰剛正,貶斥奸惡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優點。
“一事不兩載”的敘事方法。紀傳體是以人物為中心來反映歷史的,然而,歷史事件與人物之間往往是一人數事、一事數人。為解決這一難題,范曄在司馬遷“互見法”的基礎上,創新出“一事不兩載”的敘事方法。如《後漢書·何進傳》對何進謀殺宦官不成反為其害的經過記載得非常詳細,而在與何進關係密切的《張讓傳》中就記載得極為簡略。再如《後漢書·董卓傳》詳細記載了王允與呂布謀誅董卓一事,但在《王允傳》及《呂布傳》中,僅以“語在《卓傳》”“事已見《卓傳》”兩語言之。這樣的記事方法被劉知畿贊為“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雲備矣”。
體例創新
《後漢書》在繼承《史記》、《漢書》的紀傳體的體裁之外,在體例上看不少創新,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1. 《本紀》繼承和發揮了司馬遷的附記方式。司馬遷創造了附記的方法,如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附紀秦二世和子嬰的史事.范嘩也將在世短暫,史事不多,獨為一卷內容太少的皇帝,與前任皇帝合為一卷,如將鄧太后所立出生百日、八個月後就死的殤帝,與和帝合為一卷,將年幼在位時間不伏的沖帝、質帝,與順帝合為一卷.
2.將皇后列入本紀符合實際. 東漢王朝自章帝以後,歷代皇簾大多在青壯年就去世.故太子即位時年幼,由皇太后“臨朝稱制”,而太后大多無治國的才子,只得依靠父、兄弟來掌權,因此將皇后從《外威傳》轉為《皇后紀》,突出了東漢政治上的這一特點。而有的學者認為不應將皇后到入本紀,這種看法未免片面而不顧實際。
3.人物傳記大多以類相從。 范嘩將人物才學、品德、事跡相同或類似者,共列為1卷。
4. 新創立了七個類傳。 范嘩除繼承原有的儒林、酷吏、循吏等類傳外,又新創了文苑、黨錮、宦者、獨行、方術、逸民、列女七個類傳.立傳以類相從,不受時間的限制與約束,讀者可按類查詢,節省了許多時間和精力。
5. 為少數民族立了六個列傳。《後漢書》立了東夷、南蠻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烏桓鮮卑六個少數民族列傳,不僅包括了當時的各個主要民族,還記載了四周與東漢王朝關係密切的國家,保存了少數民族和中外關係的大量史料。
6. 紀傳有序、有論、有贊。范嘩在各類傳的開頭都寫了“序”,為立傳的宗旨及類傳之綱;“論”大多是借古喻今,評論時政和人物的得失,正如他說:“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贊”是對該人物的評價。三者各有所側重,是他對遷、固的序、贊的發揮。
不足之處
《後漢書》雖有諸多的優點和長處,但不可避免也存在不少缺點和錯誤,茲列舉如下:
1.史實有遺漏和錯誤。 《許慎傳》僅有三行85字,記事過簡不全,而許慎為賈遣弟子,曾在東觀校書,死前任太尉南閣祭酒等,傳中皆無。《耿國傳》有“建武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而《光武帝紀》載:建武 十七年,改大司馬為太尉,馮勤由大司農升司徒。因此耿國是代馮為大司農,這是官名之誤。
2.類傳中有宣揚封建道德和迷信荒誕的內容。《列女傳》中記班昭作《女誡》七篇,宣揚婦女要遵從四德;曹娥、叔先雄二人的父親都是墜江溺死,她們也投水自殺,是宣揚“孝” 苟采的丈夫死,父要她改嫁,她不從自繼死,這是 揚“ 女不嫁二夫”的封建“貞節”觀念。《方術傳》載,王喬為葉令,某日天下玉棺於堂前,吏推不動,喬說是天帝所召,“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營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營長房見一老翁賣藥畢,跳入壺中,次日他與老翁都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餚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後與老翁入深山,辭歸時翁給一竹杖騎歸,“須奧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功。這些都是鬼神迷信荒涎不經之說。
3.敘事有顛倒和無頭之處。 如《胡廣傳》第一至十段敘述他的一生,但在第九段卻插入“時年已八十, ……率禮無懲氣又寫“性溫柔謹素,.... 以此譏毀於時”,這些是對他品德的評價,應放在第十段說他死之後,這樣敘事才條理清楚,首尾才銜接,正如王嗚盛指出的“今橫亘其間,敘事顛倒,稍覺失倫,此蔚宗偶不檢處”。
4.行文也有不通和錯誤。 如記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在《穀梁》後應加“左氏”二字,改成“《穀梁》、《左氏春秋》各一人”才對,從《寇俯傳》有伺“聘能為《左氏春秋》者”,可為證。又如建安元年辛亥“封衛將軍董承為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為列族’功,“為”是多餘字,應將為改為頓號,下接輔國將軍。
5.
黃巾起義領袖無傳。 司馬遷在《史記》中,將秦末農民大起義領袖陳勝列入《世家》,表現了他對農民起義的讚揚和同情.而
范曄對東漢末年黃巾大起義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竟不立專傳記載,僅在靈帝紀及皇甫商、朱傳中有零星記述,開了不為農民起義領袖立傳的惡例,表明他對農民起義是反對和仇視的。
後世影響
史料價值
《後漢書》結構謹嚴,內容豐富,文辭優美、流暢,敘事簡潔,筆勢縱放,時有新意,故此書一出,大家爭相傳誦,除了袁宏《後漢書》外,在他之前各家後漢書便逐漸銷聲匿跡,至於亡佚。其後梁蕭子顯復著《後漢書》一百卷、王韶作《後漢林》二百卷亦皆未能傳世。這個事實足以證明,范曄的《後漢書》必有其過人之處,有其存在的價值。
《後漢書》類傳多而內容豐富,《宦官列傳》既記載了鄭眾、侯覽、曹節等大宦官的擅權、專橫、殘害人民、誣陷賢良的罪行外;也記載了蔡倫改進造紙術,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呂強“為人清忠奉公”,不接受封侯,勸靈帝不收“導行費”等事跡.《文苑列傳》寫了杜篤、王隆等22位學者在文學上的貢獻,記錄了一些詩賦,使我們在今天還能讀到一千多年前的這些文學作品。《獨行列傳》記 些“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有“特立卓行”的人,以“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共立傳24 人。《方術列傳》記載名醫華倫用針灸治病,發明了“麻沸散”,高超的外科手術,郭玉為太醫翠,治病“多有效應”;許楊興修水利,使“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秘”。《逸民列傳》記載那些有學問德行,但不願做官的士人,其中有一些史實揭露皇帝的淫逸和對宦官專權的不滿。《列女傳》記載了不少品德高尚、才學優異的婦女,如說班昭“博學高才”,為《漢書》補八表;黃甫規的妻子不願做董卓之妾,大罵董卓而被打死;盛道起義失敗,妻趙嫂代夫受刑被殺。這些類傳保存了東漢時期的許多史料。六個民族列傳收錄東漢時各少數民族和中外關係的史料。 《東夷列傳》記載夫余、高句麗、沃坦、三韓、倭等族或國的歷史.《商蠻西南夷列傳》載武陵蠻夷、交恥、日南蠻夷反抗東漢統治的史實,以及益州諸夷、哀牢、耶都夷、白馬~等族的歷史。《茵羌傳》載羌族的發展史,羌族人民大起義和東漢統治者殘酷鎮壓的史實。《西域傳》記載西域諸國與東漢王朝的密切關係,以及在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南匈奴傳》記錄南匈奴與東漢的友好關係,東漢與北匈奴的戰爭。《烏桓鮮卑列傳》記敘烏桓歸順東漢、為東漢守邊的史實,以及鮮卑發展強大利衰落的歷史。特別是大量收錄了《竹書紀年》的資料,使這些資料得以保存下來。
體例影響
在體例上,作為紀傳體史書,班固開創的一些類傳開拓了紀傳體史書記事的範圍,除《黨錮列傳》外的其他類傳均為後世大多數紀傳體史書所承襲,另創《皇后紀》。《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傳》七篇由范曄獨創,其誕生是由東漢政治的特殊情況所決定的——桓、靈之間,外戚宦官把持朝政,而東漢尚名節,蔚成風氣,士子或堅決與之抗爭,或拒居廟堂之高,故立黨錮傳、宦者傳、逸民傳,來記述社會上敢與黑暗勢力作鬥爭的崇尚節義的人士,以撰史抒己志,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在編纂方法上,《後漢書》的專傳較少,合傳最多,類傳次之,其中以類相從進行編次,合傳也不受時代先後的影響,就其人其事進行編次,這樣的分類使讀者更易了解有相似特徵人物的形象。比如《鄧張徐張胡列傳》(《後漢書·卷四十四》)是將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合在一傳,而他們的共同特徵是在位清白、為百姓做實事,敢於上諫,這樣的分類整合大大精簡了材料,不至將更多的人物納入史書記載,也使紀傳的撰寫更有條理。
如先唐其它史籍一樣,《後漢書》的寫作亦喜用排比辭格。整部書120卷,卷卷都有排比,總計達1592組。其排比數量是先秦五史總和的約1.4倍(1592組/1160)。而即使在“前四史”四部巨著中,其排比數量也僅排在體量最大的《漢書》之後。《後漢書》之排比不僅數量巨大,且種類繁多,具有較高的藝術性,對排比藝術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後漢書》不立藝文志,但在《文苑傳》和其他傳記中卻將不少作家的文學作品“一一列名,編諸傳末”,並統計篇章數量,如《蔡邕傳》雲蔡邕“所著詩、賦、碑、誄、銘、贊、連珠、箴、吊、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埶》、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等等,形成了一種極為固定統一的著錄模式。
作品評價
南朝梁劉昭:“范曄《後漢》,良跨眾氏”。
唐朝劉知己說:“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雲備矣;”又說:“觀其所取,頗有奇功。”
研究價值
天文貢獻
《後漢書》中有如下記載:“十月
癸亥,一客星出於南門,其大如
斗笠,鮮艷繽紛,後漸衰萎,於次年六月沒。”後漢書這段文字記錄了發生於2000年前的
超新星爆發事件,如今科學家為這個
超新星編號為RCW 86,距離地球大約8000光年。
公元185年正值中國的漢朝
東漢時期,當時中國的天文學家在天空中觀察到一次
超新星爆發過程並對此做了記錄。他們稱之為“客星”。當時的中國天文學家們在夜空中看到了一顆極亮的“新星”,色彩鮮艷,直到第二年的6月份才逐漸消失,前後一直在天空閃耀了將近8個月。20世紀60年代,科學家們經過研究後確認,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超新星爆發紀錄。
版本信息
現存版本
現存《後漢書》版本,以宋紹興刊本為最早最善,百衲本就是採用的這個本子。現存《後漢書》各本排列次序不同,因其紀傳與志原是分屬二人的,往往錯置相差三十卷之多。殿本把志插入紀與傳之中,不妥。百衲本及金陵書局本則以志附於紀傳後,較妥。今本中華書局《後漢書》點校本,也是把志附於紀傳之後,正是。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出有《後漢書》點校本,是採用商務影印紹興本作為底本,再以汲古閣本和武英殿本對校,並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劉放《東漢書刊誤》、王先謙《後漢書集解》、黃山《校補》以及張森楷《後漢書》校刊記的若干意見。這是較為完善的了。所採用的底本是紹興本。紹興本是現存《後漢書》的最早和最善的本子,其所採用的底本是甚得其書的。特別好的,是這個點校本,重編了新目,改正了《後漢書》各本目錄不一致、前後錯置的缺陷。
版本修訂
南朝梁人劉昭,既為范嘩《後漢書》作注,又為司馬彪的《續漢書》的志作注。有感於范嘩的《後漢書》,雖跨越眾家,但“序或未周,志遂全缺”,所以將《續漢書》的志移植到了《後漢書》中,並“分為i十卷,以合范史”。到了唐朝,章懷太子李賢在張大安、劉訥言、格希玄、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人的協助下.為《後漢書》的紀、傳作注。他們或援據舊籍、補充范史,或訓、古音義、注釋名物,或訂正范書所誤,或標示範書所據。由於李賢注比劉昭注要好,所以李賢注本流傳開來之後,劉昭所注的《後漢書》紀、傳部分便逐漸失傳了,但他所注的志卻仍在流傳。到 了宋真宗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由於孫爽的建議,才將李賢注合併於范史。清人校正補汀《後漢書》,也是成績斐然。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錢大昭的《後漢書辨疑》、周壽昌的《後漢書補正》、李慈銘的《後漢書札記》,釋紛解疑,澄清了諸多疑難,至於惠棟的《後漢書補註》成就更大。王先謙的《後漢書集解》,收集了自唐以來的研究成果,是注釋《後漢書》的集大成之作。
考訂之作
後漢書訓纂 二十五卷 (清)
惠棟撰 (范氏後漢書訓纂、司馬後漢書訓纂、司馬氏續漢志訓纂)抄本 (8)
後漢書蒙拾 二卷 (清)
杭世駿輯 錢塘汪氏《道古堂外集》刻本 (9)
後漢書瑣言 (諸史瑣言 卷九至十二) (清)
沈家本著 沈寄簃先生叢書本 (11)
後漢書補逸 二十一卷 (清)姚之[馬因]輯
會稽徐氏抄本 (2)
後漢書注校 (清)吳壽煬撰 稿本 (4)
後漢書補註 二十四卷 (清)
惠棟撰 嘉慶德裕堂刻本 (5)
後漢書注又補 (清)沈銘彝撰 同治八年(1869)刻本 (7)
後漢書注補正 八卷 (清)
周壽昌撰 廣雅書局刊本 (8)
後漢書注考證 (清)何若瑤撰 廣雅書局刊本 (9)
謝氏後漢書補逸 (清) 姚之[馬因]輯 孫志祖增訂稿本 (10)
續漢書辨疑 九卷 (清)
錢大昭撰 廣雅書局刊本 (11)
十意輯存 十六卷 (漢)
蔡邕撰; (清)於文華輯 清
東陽于氏叢書本 (12)
後漢書
華佗傳補註 (清)張驥撰 民國二十四年(1935)刻本 (13)
漢季方鎮年表 (清)
吳廷燮撰 景社堂
刊本 (15)
學古堂日記·後漢匈奴表 (清)
雷浚編
光緒刻本 (16)
兩漢訂誤 四卷 (清)
陳景雲撰 丙子叢編本 (18)
工具書
關於《後漢書》的工具書,有哈佛燕京學社編《後漢書》及注釋綜合引得、李裕民《後漢書人名索引》、王天良《後漢書地名索引》三種。
作者簡介
范曄(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南朝宋史學家,字蔚宗,
順陽(今河南
南陽淅川縣)人。官至
左衛將軍,
太子詹事。
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因為“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開始撰寫《後漢書》,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被殺止,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原計畫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後漢書》中的八志三十卷,是
南朝梁劉昭從
司馬彪的《
續漢書》中抽出來補進去的。
志
創作背景
史料來源
《後漢書》取材於東漢國史《東觀漢記》,並博採多家《後漢書》而成。據袁宏序,其所撰集《後漢紀》,“綴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袁宏1)。而據王鳴盛考證,宏書所采雖博,“乃竟少有出《范書》外者。然則諸書精實之語,范氏摭拾已盡”(王鳴盛420),可見當范曄修史之時,袁宏書及其序中所舉大部分史料已為范氏摭取。此外又有張瑩《後漢南記》、袁山松《後漢書》等可為范氏所取資,故其修撰《後漢書》自無文獻不足之憾。尤其是作為范曄撰次《後漢書》第一手史料的《東觀漢記》,更是東漢多位史官共同參與完成的國史,已深深地烙下了東漢的時代印記,其所反映的自然是東漢時代的歷史實際。而范氏之書,除了論贊具有“憎愛分明,筆挾風雷”的精意深旨外,最為人稱道的,便是其面對諸多史料時的裁剪功夫與對歷史事實的選擇能力。《史通·書事篇》云:“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又《補註篇》云:“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雲備矣。”就連范曄本人,在身陷囹圄的將死之際,論及己書與班固《漢書》的優劣時,也以“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自詡。因此,不妨這樣說: 《後漢書》是在舊的史料基礎上建立的新的史料,是在對諸多文獻進行選擇與取捨的基礎上建立的新文獻,有著很強的文化層累性。范曄對材料的選擇、裁剪與整合的過程固然包含其本人的歷史解釋與歷史觀點,但解釋與觀點首先應該以原始材料為導向,以歷史事實為根本出發點,解釋可以多樣,但史實卻是確定與唯一的,勢不可隨意更改,隨意更改則史實失實,此是自然之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後漢書》將作家作品“一一列名,編諸傳末”,本來就是一個對作家存世文獻的數據羅列,屬於一種客觀材料的轉抄,並不包含對這種客觀材料的評價和解釋,所以像這樣表示事物客觀數據的原始材料,范曄修史時顯然是沒有必要按照劉宋時的觀念對它作出修改,把後人的意志強加給古人。
成書過程
《後漢書》大約開始寫作於公元432年,即范曄被貶為宣城太守的那一年。史載,元嘉九年(432)冬,彭城王劉義康的母親去世,其僚故並集東府助理喪葬事宜,時范曄之弟范廣淵當值,范曄與其“夜中酣飲,開北牖聽輓歌為樂”。彭城王劉義康聽說此事後大怒,左遷范曄為宣城太守,時年35歲。官場失意的范曄,開始埋頭著述,“乃刪眾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根據他本人的計畫,此書要寫成100卷。其被處死時,尚有10個志未完成。南朝梁劉昭在為《後漢書》作注時,便取了近人司馬彪《續漢書》中8個志共30卷補入進來,基本完備了《後漢書》的體例。對於為何要撰《後漢書》,范曄在《獄中與諸甥侄書》中是這樣說的:“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惟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由此可見,范曄不但對當時各家《後漢書》的撰述不滿,而且對班固的《漢書》也表示不滿,所以他要重撰《後漢書》,以展示自己的史學才華和歷史見解。
作品鑑賞
思想價值
具有某些唯物主義的思想。《
史記》、《漢書》等史書,在本紀中都有不少神化帝王之詞,如劉邦母“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蚊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飛”而范邸寫劉秀出生,直書“欽生光武”,未有神怪之詞。又如他寫史繼承和發揚了司馬遷的“實錄”精神,揭露統治者的腐朽和暴虐,記錄人民的悲慘生活和反抗鬥爭,歌頌正直、廉潔的官吏和士人,再如他欲著《無鬼論 ,以反對南朝時盛行的佛教迷信鬼神的邪說。這些都表明了他的思想中,有些唯物主義的觀點。
反封建禮教的進步思想。他在宋文帝時任尚書吏部郎,彭城王劉義康之母死,某夜他獨自飲酒,叉開窗聽輓歌取樂,表現出對封建禮教的離視。又如他專口為婦女立傳,稱讚品德高尚和有才能的婦女,如記載鮑宣妻桓少君,打破世俗偏見,脫下貴婦裝束,“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他還衝破“三綱”,“五常”等封建禮教的束縛,為先後三嫁的才女蔡瑣立傳,讚揚婦女改嫁不守節.他在一千多年前歧視婦女的封建社會裡,能立《列女傳機打破世俗偏見,這種思想和勇氣是可貴的,與後來的史書專為“貞潔”“節澡”婦女而立的《烈女傳》相比,更說明他具有反封建禮教的進步思想。
人民性的思想。如記載明帝省刑罰,“勸督農桑”,多次下詔“賜天下男子爵”,救濟鯨寡孤獨,死前又下詔“無起寢廟”,“無得起墳”。又如他在《逸民傳》中,記載許多學識淵博、品德優良的士人,為這些中下層人士立傳,而些卿相則未立傳。他還記錄了人民對統治者的不滿,黃巾起義等史實.這些都說明他的人民性,這種思想在當時是進步的。
歌頌正直、廉潔、敢於同外戚、宦官鬥爭的官吏和士人。 朱暉不巴結權貴,明帝“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侯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主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又清廉,任臨淮太守,“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但卻救濟他人,同縣人張堪曾以妻子托咐,堪死後,“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侯視,厚賑賭之”,南陽大飢,他“盡散其家資,以分宗里放舊之分贏者”。李團向順帝舉薦人才,對貪官惡吏上書劫奏,“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劫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 其奸穢重罪,收付詔獄”;沖帝時任太尉,受梁太后的重用,但遭梁冀的猜忌而被免官,後又誣陷下獄,太后赦出獄時,百姓稱萬歲,梁冀“畏固名德終為己害,萬更據奏前事”竟將他殺害。陳蕃任樂安太守,梁冀“時遺書詣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渴,蕃怒,笞殺之”。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范曄的愛憎分明,也是比《漢書》進步之處。
此書不以劉漢為正統。范嘩寫史無正統思想,他在《儒林列傳》論中稱獻帝為昏主,稱袁紹、曹操等為群英.在《袁紹傳》中認為袁紹可以代漢。袁術在建安(自稱‘仲家’,……置公卿百霄,郊祀天地”。未有譴責袁術之詞.李瑣對兒子宣等說:“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必歸曹氏”。何頤見曹操時,對人說 “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都說曹可以取代劉漢,這種寫史不以當代帝王為正統的觀點,也是進步的。
編輯特點
《後漢書》的列傳,往往打破時間順序,將行事近似的人寫成合傳。如王充、王符和仲長統三人,並不是同時代的人,因為他們都輕利祿而善屬文,行為近似,所以合傳。《後漢書》的特點,除體例上的創新外,最顯著的是觀點鮮明,褒貶一語見的。如他不為那些無所作為的大官僚立傳,而為許多“操行俱絕”的“一介之夫”寫了《獨行列傳》,充分地表明了他愛憎分明的態度;《黨錮傳》則正面歌頌了張儉、范滂和李膺等人剛強正直的風尚;在《楊震傳》中,多處歌頌了楊震及其子孫廉潔奉公的家風;《宦者傳》讚揚了蔡倫等“一心王室”的忠介之士,對於侯覽等人則直書其“凶家害國”。《後漢書》的“論”“贊”,以犀利的筆鋒評判是非,表彰剛正,貶斥奸惡而嘲笑昏庸,更是一大優點。
“一事不兩載”的敘事方法。紀傳體是以人物為中心來反映歷史的,然而,歷史事件與人物之間往往是一人數事、一事數人。為解決這一難題,范曄在司馬遷“互見法”的基礎上,創新出“一事不兩載”的敘事方法。如《後漢書·何進傳》對何進謀殺宦官不成反為其害的經過記載得非常詳細,而在與何進關係密切的《張讓傳》中就記載得極為簡略。再如《後漢書·董卓傳》詳細記載了王允與呂布謀誅董卓一事,但在《王允傳》及《呂布傳》中,僅以“語在《卓傳》”“事已見《卓傳》”兩語言之。這樣的記事方法被劉知畿贊為“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雲備矣”。
體例創新
《後漢書》在繼承《史記》、《漢書》的紀傳體的體裁之外,在體例上看不少創新,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1. 《本紀》繼承和發揮了司馬遷的附記方式。司馬遷創造了附記的方法,如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附紀秦二世和子嬰的史事.范嘩也將在世短暫,史事不多,獨為一卷內容太少的皇帝,與前任皇帝合為一卷,如將鄧太后所立出生百日、八個月後就死的殤帝,與和帝合為一卷,將年幼在位時間不伏的沖帝、質帝,與順帝合為一卷.
2.將皇后列入本紀符合實際. 東漢王朝自章帝以後,歷代皇簾大多在青壯年就去世.故太子即位時年幼,由皇太后“臨朝稱制”,而太后大多無治國的才子,只得依靠父、兄弟來掌權,因此將皇后從《外威傳》轉為《皇后紀》,突出了東漢政治上的這一特點。而有的學者認為不應將皇后到入本紀,這種看法未免片面而不顧實際。
3.人物傳記大多以類相從。 范嘩將人物才學、品德、事跡相同或類似者,共列為1卷。
4. 新創立了七個類傳。 范嘩除繼承原有的儒林、酷吏、循吏等類傳外,又新創了文苑、黨錮、宦者、獨行、方術、逸民、列女七個類傳.立傳以類相從,不受時間的限制與約束,讀者可按類查詢,節省了許多時間和精力。
5. 為少數民族立了六個列傳。《後漢書》立了東夷、南蠻西南夷、西羌、西域、南匈奴、烏桓鮮卑六個少數民族列傳,不僅包括了當時的各個主要民族,還記載了四周與東漢王朝關係密切的國家,保存了少數民族和中外關係的大量史料。
6. 紀傳有序、有論、有贊。范嘩在各類傳的開頭都寫了“序”,為立傳的宗旨及類傳之綱;“論”大多是借古喻今,評論時政和人物的得失,正如他說:“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贊”是對該人物的評價。三者各有所側重,是他對遷、固的序、贊的發揮。
不足之處
《後漢書》雖有諸多的優點和長處,但不可避免也存在不少缺點和錯誤,茲列舉如下:
1.史實有遺漏和錯誤。 《許慎傳》僅有三行85字,記事過簡不全,而許慎為賈遣弟子,曾在東觀校書,死前任太尉南閣祭酒等,傳中皆無。《耿國傳》有“建武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而《光武帝紀》載:建武 十七年,改大司馬為太尉,馮勤由大司農升司徒。因此耿國是代馮為大司農,這是官名之誤。
2.類傳中有宣揚封建道德和迷信荒誕的內容。《列女傳》中記班昭作《女誡》七篇,宣揚婦女要遵從四德;曹娥、叔先雄二人的父親都是墜江溺死,她們也投水自殺,是宣揚“孝” 苟采的丈夫死,父要她改嫁,她不從自繼死,這是 揚“ 女不嫁二夫”的封建“貞節”觀念。《方術傳》載,王喬為葉令,某日天下玉棺於堂前,吏推不動,喬說是天帝所召,“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營葬於城東,土自成墳”;營長房見一老翁賣藥畢,跳入壺中,次日他與老翁都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餚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後與老翁入深山,辭歸時翁給一竹杖騎歸,“須奧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功。這些都是鬼神迷信荒涎不經之說。
3.敘事有顛倒和無頭之處。 如《胡廣傳》第一至十段敘述他的一生,但在第九段卻插入“時年已八十, ……率禮無懲氣又寫“性溫柔謹素,.... 以此譏毀於時”,這些是對他品德的評價,應放在第十段說他死之後,這樣敘事才條理清楚,首尾才銜接,正如王嗚盛指出的“今橫亘其間,敘事顛倒,稍覺失倫,此蔚宗偶不檢處”。
4.行文也有不通和錯誤。 如記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在《穀梁》後應加“左氏”二字,改成“《穀梁》、《左氏春秋》各一人”才對,從《寇俯傳》有伺“聘能為《左氏春秋》者”,可為證。又如建安元年辛亥“封衛將軍董承為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為列族’功,“為”是多餘字,應將為改為頓號,下接輔國將軍。
5.
黃巾起義領袖無傳。 司馬遷在《史記》中,將秦末農民大起義領袖陳勝列入《世家》,表現了他對農民起義的讚揚和同情.而
范曄對東漢末年黃巾大起義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竟不立專傳記載,僅在靈帝紀及皇甫商、朱傳中有零星記述,開了不為農民起義領袖立傳的惡例,表明他對農民起義是反對和仇視的。
後世影響
史料價值
《後漢書》結構謹嚴,內容豐富,文辭優美、流暢,敘事簡潔,筆勢縱放,時有新意,故此書一出,大家爭相傳誦,除了袁宏《後漢書》外,在他之前各家後漢書便逐漸銷聲匿跡,至於亡佚。其後梁蕭子顯復著《後漢書》一百卷、王韶作《後漢林》二百卷亦皆未能傳世。這個事實足以證明,范曄的《後漢書》必有其過人之處,有其存在的價值。
《後漢書》類傳多而內容豐富,《宦官列傳》既記載了鄭眾、侯覽、曹節等大宦官的擅權、專橫、殘害人民、誣陷賢良的罪行外;也記載了蔡倫改進造紙術,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呂強“為人清忠奉公”,不接受封侯,勸靈帝不收“導行費”等事跡.《文苑列傳》寫了杜篤、王隆等22位學者在文學上的貢獻,記錄了一些詩賦,使我們在今天還能讀到一千多年前的這些文學作品。《獨行列傳》記 些“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有“特立卓行”的人,以“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共立傳24 人。《方術列傳》記載名醫華倫用針灸治病,發明了“麻沸散”,高超的外科手術,郭玉為太醫翠,治病“多有效應”;許楊興修水利,使“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秘”。《逸民列傳》記載那些有學問德行,但不願做官的士人,其中有一些史實揭露皇帝的淫逸和對宦官專權的不滿。《列女傳》記載了不少品德高尚、才學優異的婦女,如說班昭“博學高才”,為《漢書》補八表;黃甫規的妻子不願做董卓之妾,大罵董卓而被打死;盛道起義失敗,妻趙嫂代夫受刑被殺。這些類傳保存了東漢時期的許多史料。六個民族列傳收錄東漢時各少數民族和中外關係的史料。 《東夷列傳》記載夫余、高句麗、沃坦、三韓、倭等族或國的歷史.《商蠻西南夷列傳》載武陵蠻夷、交恥、日南蠻夷反抗東漢統治的史實,以及益州諸夷、哀牢、耶都夷、白馬~等族的歷史。《茵羌傳》載羌族的發展史,羌族人民大起義和東漢統治者殘酷鎮壓的史實。《西域傳》記載西域諸國與東漢王朝的密切關係,以及在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南匈奴傳》記錄南匈奴與東漢的友好關係,東漢與北匈奴的戰爭。《烏桓鮮卑列傳》記敘烏桓歸順東漢、為東漢守邊的史實,以及鮮卑發展強大利衰落的歷史。特別是大量收錄了《竹書紀年》的資料,使這些資料得以保存下來。
體例影響
在體例上,作為紀傳體史書,班固開創的一些類傳開拓了紀傳體史書記事的範圍,除《黨錮列傳》外的其他類傳均為後世大多數紀傳體史書所承襲,另創《皇后紀》。《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傳》七篇由范曄獨創,其誕生是由東漢政治的特殊情況所決定的——桓、靈之間,外戚宦官把持朝政,而東漢尚名節,蔚成風氣,士子或堅決與之抗爭,或拒居廟堂之高,故立黨錮傳、宦者傳、逸民傳,來記述社會上敢與黑暗勢力作鬥爭的崇尚節義的人士,以撰史抒己志,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在編纂方法上,《後漢書》的專傳較少,合傳最多,類傳次之,其中以類相從進行編次,合傳也不受時代先後的影響,就其人其事進行編次,這樣的分類使讀者更易了解有相似特徵人物的形象。比如《鄧張徐張胡列傳》(《後漢書·卷四十四》)是將鄧彪、張禹、徐防、張敏、胡廣合在一傳,而他們的共同特徵是在位清白、為百姓做實事,敢於上諫,這樣的分類整合大大精簡了材料,不至將更多的人物納入史書記載,也使紀傳的撰寫更有條理。
如先唐其它史籍一樣,《後漢書》的寫作亦喜用排比辭格。整部書120卷,卷卷都有排比,總計達1592組。其排比數量是先秦五史總和的約1.4倍(1592組/1160)。而即使在“前四史”四部巨著中,其排比數量也僅排在體量最大的《漢書》之後。《後漢書》之排比不僅數量巨大,且種類繁多,具有較高的藝術性,對排比藝術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後漢書》不立藝文志,但在《文苑傳》和其他傳記中卻將不少作家的文學作品“一一列名,編諸傳末”,並統計篇章數量,如《蔡邕傳》雲蔡邕“所著詩、賦、碑、誄、銘、贊、連珠、箴、吊、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埶》、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等等,形成了一種極為固定統一的著錄模式。
作品評價
南朝梁劉昭:“范曄《後漢》,良跨眾氏”。
唐朝劉知己說:“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雲備矣;”又說:“觀其所取,頗有奇功。”
研究價值
天文貢獻
《後漢書》中有如下記載:“十月
癸亥,一客星出於南門,其大如
斗笠,鮮艷繽紛,後漸衰萎,於次年六月沒。”後漢書這段文字記錄了發生於2000年前的
超新星爆發事件,如今科學家為這個
超新星編號為RCW 86,距離地球大約8000光年。
公元185年正值中國的漢朝
東漢時期,當時中國的天文學家在天空中觀察到一次
超新星爆發過程並對此做了記錄。他們稱之為“客星”。當時的中國天文學家們在夜空中看到了一顆極亮的“新星”,色彩鮮艷,直到第二年的6月份才逐漸消失,前後一直在天空閃耀了將近8個月。20世紀60年代,科學家們經過研究後確認,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超新星爆發紀錄。
版本信息
現存版本
現存《後漢書》版本,以宋紹興刊本為最早最善,百衲本就是採用的這個本子。現存《後漢書》各本排列次序不同,因其紀傳與志原是分屬二人的,往往錯置相差三十卷之多。殿本把志插入紀與傳之中,不妥。百衲本及金陵書局本則以志附於紀傳後,較妥。今本中華書局《後漢書》點校本,也是把志附於紀傳之後,正是。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出有《後漢書》點校本,是採用商務影印紹興本作為底本,再以汲古閣本和武英殿本對校,並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如劉放《東漢書刊誤》、王先謙《後漢書集解》、黃山《校補》以及張森楷《後漢書》校刊記的若干意見。這是較為完善的了。所採用的底本是紹興本。紹興本是現存《後漢書》的最早和最善的本子,其所採用的底本是甚得其書的。特別好的,是這個點校本,重編了新目,改正了《後漢書》各本目錄不一致、前後錯置的缺陷。
版本修訂
南朝梁人劉昭,既為范嘩《後漢書》作注,又為司馬彪的《續漢書》的志作注。有感於范嘩的《後漢書》,雖跨越眾家,但“序或未周,志遂全缺”,所以將《續漢書》的志移植到了《後漢書》中,並“分為i十卷,以合范史”。到了唐朝,章懷太子李賢在張大安、劉訥言、格希玄、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人的協助下.為《後漢書》的紀、傳作注。他們或援據舊籍、補充范史,或訓、古音義、注釋名物,或訂正范書所誤,或標示範書所據。由於李賢注比劉昭注要好,所以李賢注本流傳開來之後,劉昭所注的《後漢書》紀、傳部分便逐漸失傳了,但他所注的志卻仍在流傳。到 了宋真宗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由於孫爽的建議,才將李賢注合併於范史。清人校正補汀《後漢書》,也是成績斐然。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錢大昭的《後漢書辨疑》、周壽昌的《後漢書補正》、李慈銘的《後漢書札記》,釋紛解疑,澄清了諸多疑難,至於惠棟的《後漢書補註》成就更大。王先謙的《後漢書集解》,收集了自唐以來的研究成果,是注釋《後漢書》的集大成之作。
考訂之作
後漢書訓纂 二十五卷 (清)
惠棟撰 (范氏後漢書訓纂、司馬後漢書訓纂、司馬氏續漢志訓纂)抄本 (8)
後漢書蒙拾 二卷 (清)
杭世駿輯 錢塘汪氏《道古堂外集》刻本 (9)
後漢書瑣言 (諸史瑣言 卷九至十二) (清)
沈家本著 沈寄簃先生叢書本 (11)
後漢書補逸 二十一卷 (清)姚之[馬因]輯
會稽徐氏抄本 (2)
後漢書注校 (清)吳壽煬撰 稿本 (4)
後漢書補註 二十四卷 (清)
惠棟撰 嘉慶德裕堂刻本 (5)
後漢書注又補 (清)沈銘彝撰 同治八年(1869)刻本 (7)
後漢書注補正 八卷 (清)
周壽昌撰 廣雅書局刊本 (8)
後漢書注考證 (清)何若瑤撰 廣雅書局刊本 (9)
謝氏後漢書補逸 (清) 姚之[馬因]輯 孫志祖增訂稿本 (10)
續漢書辨疑 九卷 (清)
錢大昭撰 廣雅書局刊本 (11)
十意輯存 十六卷 (漢)
蔡邕撰; (清)於文華輯 清
東陽于氏叢書本 (12)
後漢書
華佗傳補註 (清)張驥撰 民國二十四年(1935)刻本 (13)
漢季方鎮年表 (清)
吳廷燮撰 景社堂
刊本 (15)
學古堂日記·後漢匈奴表 (清)
雷浚編
光緒刻本 (16)
兩漢訂誤 四卷 (清)
陳景雲撰 丙子叢編本 (18)
工具書
關於《後漢書》的工具書,有哈佛燕京學社編《後漢書》及注釋綜合引得、李裕民《後漢書人名索引》、王天良《後漢書地名索引》三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