嶧山碑

《嶧山碑》即《秦嶧山碑》的簡稱，《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巡，群臣頌德之辭，至二世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自來。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寶雲是鉉所摹，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摹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嶧山碑
• 作者：李斯
• 年代：南唐
• 書寫：徐鉉
• 收藏：西安碑林

介紹

《嶧山碑》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東巡時所刻，是秦刻石中最早的一塊，內容是歌頌秦始皇統一天下，廢分封，立郡縣的功績。嶧山又名東山，與泰山南北對峙，孟子所稱“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東山即指嶧山。原石為北魏太武帝推毀，今已不存。

碑文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

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

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

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

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

登於繹山①，群臣從者，鹹思攸長

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

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

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能禁止

廼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

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

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箸經紀

註：①繹山：指嶧山。

碑刻歷史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至山東濟寧鄒城嶧山立下的刻石，即後世所稱《嶧山刻石》，是現存最早的秦篆刻石。
《嶧山刻石》為秦相李斯撰文並書。《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公元前219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曾與魯諸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祭山川之事”，說明秦始皇曾上嶧山（今山東省濟寧鄒城境內）立《嶧山刻石》；後又上泰山，立《泰山刻石》；再東行至琅琊（今山東膠南縣西南），立《琅琊台刻石》，其內容皆為歌頌他立國的功德，《嶧山刻石》是他的第一個刻石頌揚其廢封建立郡縣的功績。

原秦嶧山篆碑，立於嶧山書門。唐《封演聞見記》云：此碑後被北魏太武帝登嶧山時推倒。但因李斯小篆盛名遐邇，碑雖倒，慕名前來摹拓的文人墨客、達官顯貴仍絡繹不絕。當地官民因常疲於奔命送往迎來，便聚薪碑下，將其焚毀，從此不可摹拓。到了唐代，有人嘆惜秦碑被毀，便將流傳於世的拓片摹刻予棗木板上。因此，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的句子。明代楊士奇《東里續集》，稱嶧山刻石有7種翻刻本（今稱有9種之多），即“長安本”、“紹興本”、“浦江鄭氏本”、“應天府學本”、“青社本”、“蜀本”，“鄒縣本”等。《宋史》記翻刻嶧山碑的鄭文寶，善篆籀書，師事徐弦。今西安碑林所藏《嶧山刻石》，便是南唐徐弦臨寫，鄭文寶重刻的，現存於西安碑林第五室，圓首方座，通高218，寬84厘米，兩面刻文，共15行，滿行15字。此石刻於宋淳化四年（993年），距今約有九百餘年的歷史。
《鄒縣誌·古蹟卷》記載：“宋元佑八年(1093年)，鄒令張文仲於北海王君向獲李斯小篆，刻諸廳嶧陰堂，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縣令宋德，乃夏津人也，嘆是碑殘缺，恐致泯絕，乃命工礱石纂刻於其側。” 今濟寧鄒城孟廟存有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篆刻《嶧山刻石》，又稱元摹嶧山秦篆碑。原立於鄒城縣衙大堂，民國初年移入孟廟致敬門內，1973年移入啟聖殿內保存,現存於鄒城市博物館。刻石呈豎長方形，水成岩石質，四面刻字。碑高1.9米，寬0.48米，四面皆同。正面、左側面刊刻頌揚秦始皇功績文字，背面刻秦二世詔書。小篆體，每面5行，共222字：“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繹山，群臣從者，鹹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陀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箸經紀。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令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該碑刻文今已泐毀37字，尚存185字。左側面以行書刊刻跋語，記述摹刻經過。

版本

一:“長安本”。現在陝西省西安市“碑林”內所看到的《嶧山碑》就是後世艷稱的“長安本”。圓首方座，通高218厘米，寬84厘米，兩面刻字，一為九行，一為六行，行十五字。

二:“紹興本”。元至正元年（1341）申屠駉摹刻於紹興學府。

三:“應天府本”。元至元十二年（1275）李處簨摹刻於江寧應天學府。

四：“鄒縣本”。宋張文仲摹刻於鄒縣。

五：“青社本”。宋紹興四年河南李仲坦摹刻於青社郡舍。

碑刻評價

其形式皆為四言韻文，字跡橫平豎直，布白整齊，筆畫挺勻剛健，風格端莊嚴謹，一絲不苟，字的結構上緊下松，垂腳拉長，有居高臨下的儼然之態，似乎讀者須仰視而觀。在章法上行列整齊，規矩和諧，整齊化一、從容儼然、強健有力的藝術風範與當時秦王朝的時代精神是相統一的。這些刻文，對後世碑刻銘文書法都有一定的影響。

唐張懷懽在《書斷》中將李斯的小篆定為“神品”，贊曰：“畫如鐵石，字若飛動”，稱其用筆“骨氣豐勻，方圓絕妙”，由此可知李斯的書法結體穩健勻稱，法度謹嚴，故書界有“學篆必先宗‘二李’（秦，李斯；唐，李陽冰）”之說。

《嶧山碑》線條圓潤流暢。結果對稱均衡。形體清瘦修長，風格精緻典雅，可謂一派貴族風範。加之該碑筆法嚴謹，端莊工穩，臨寫尤其能強化手腕“提”的功能，增強“中鋒”意識，因而不失為學書入門的最佳範本。

臨摹要點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認為此碑線條粗細勻稱，用筆似乎簡單，甚至以為用禿筆或將筆尖剪掉書寫即可完成，其實，這是極大的誤解，其原因是未能“透過刀鋒看筆鋒”，對小篆筆法沒有作深入了解所致。倘若將《嶧山碑》解析解讀後便可發現，其線條是在圓勻的筆致中凝結著敦厚的力量，滋潤而不軟沓，流暢而不浮滑。它使人們在圓勻勁挺的點畫中，仍能品出雋永超逸的韻味。可以說，《嶧山碑》線條的墨跡呈現應當是鮮活的，跳蕩的。既有力度又有厚度，更有線條自然的粗細變化及書寫時的節奏變化，切忌把它當成板滯僵硬的美術體對待。

臨寫此碑。首重用筆，妙在用鋒。因為沒有寫出高質量的線條，結構再好仍是無功而返。因此，掌握正確的用筆方法至關重要。那么，應當怎樣臨寫此碑或者說應當注意什麼呢？我們知道，小篆的點畫只有兩種，一是直畫、二是弧畫。但無論哪一種點畫。其書法都有“起、行、收”三個過程。所謂“起”，即“逆鋒起筆”，它要求筆鋒應朝行筆的反方向入紙，使其鋒藏。對初學者而言，起筆“藏鋒”使一個難度較大的而又必須首先解決的技術問題。它不僅關係到點畫書寫的力度，而且對點畫之間的承接呼應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可以說，沒有熟練地掌握“起筆”的這個技術動作，學書要想深入那將是寸步難行。所謂“行”，即“中鋒行筆”，它要求勻筆時筆鋒處於線條的中間，同時應充分利用筆毫的彈性，用“提”法抽擎“殺紙”而行。當然，在運筆的過程中並非就是“一味”的“提”，其中也有“按”的成分控制線條的圓勻及水墨的摻入含量。並且，不讓筆墨“走偏”，還常常伴有連續的提按交替動作，這種情況在書寫弧畫時尤為明顯。但應注意的是，書寫弧畫時，最好不要用“捻管”的方法來維護“中鋒”，而應儘可能通過“腕”的“旋動”，伴以微妙的提按來對鋒芒加以驅動，這樣產生的線條更富有彈性。另外，在連續出現弧形的線條時，“提按”的幅度還可能加大，但一定要注意“交接”自然，不露圭角，以保持線條的流暢。所謂“收”，即“回鋒收筆”，它是運筆至點畫盡頭時的一個技術動作，通常為“一駐即收”並伴有輕微的“反彈”現象。值得注意的是，收筆的“回”並非是為了填補點畫尾部的缺陷，而是“回頭”尋找下一個“落點”，同時，在“回”的瞬間將筆鋒“挺正”，以迎接下一個“逆鋒起筆”。

再就是“筆勢”的問題，臨寫《嶧山碑》切忌將每個字視為點畫的機械組合，而必須考慮到“形”所導致的“勢”的重要作用。如果把字比做人體，四肢五官如同點畫，則“勢”就是“筋脈相連”。儘管它是看不見的，但卻是維繫生命的“內在網路”。人一旦有了“筋脈相連”，就有了生氣、活力，一旦缺少“筋脈相連”，就如道具“模特兒”，哪怕外觀再美，一看便是“死”的。因此，就書法藝術而言，“形”的作用遠遠無法與“勢”抗衡。有了“勢”，字就靈氣飛動。沒有“勢”，字就板滯僵硬。那么，臨寫《嶧山碑》怎樣才能產生“勢”呢？關鍵再處理好點畫之間的呼應關係。即在熟練地掌握各種點畫的書寫的基礎上，在具體書寫每一個字時，不要將各個點畫孤立地看待，而要將他們當作一個有機的整體。當第一個點畫書寫完畢，應順勢使筆鋒迅速地找到下一個“落點”。也就是說，上一筆的“收筆”就是下一筆的“逆鋒起筆”，而下一筆的“收筆”又緊接再下一筆的“起筆”，這樣承上啟下，環環相扣，循環往復，自然意氣連貫，顧盼生情，神氣活現。

“學書之要，惟取神、氣為佳。若模（摹）象體勢，雖形似而無精神，乃不知書者所為耳”（蔡襄《蔡中惠公文集》）。過去許多人臨《嶧山碑》，多重結構而不究用筆，多重形而不求質，故往往落入俗套，這一點不能不引起臨習者注意。

相關連結

李斯

李斯（約前280年－前208年），秦朝丞相，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協助秦始皇統一天下。秦統一之後，參與制定了秦朝的法律和完善了秦朝的制度，力排眾議主張實行郡縣制、廢除分封制，提出並且主持了文字、車軌、貨幣、度量衡的統一。秦始皇駕崩後與宦官趙高合謀立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後為趙高所忌，腰斬於市。因其政治主張的實施對中國和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兩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被世人尊稱為“千古一相”。

篆書

篆書的發展 是與古文字發展緊密相聯的。它作為篆、隸、草、行、楷五體書之首，是書法藝術中具有獨立意義並獨具特色的書體。今天，篆書在文字套用方面雖不占主導地位，但由於這種書體處在前書法的文字起源與套用時期， 直接關係到研究我國古代文明，追溯歷史的重大課題，再加上這種書體 在兩千餘年的發展史中，經歷了多次演變，又以它在書法上的獨有特徵 和美的表現貫穿於整個書法史中。因此，它是文化傳承的命脈，在考古、 文字研究、哲學、美學以及人類社會學諸方面，具有任何書體無法替代 的重要作用和研究價值。
我國文字歷史悠久，形體變革多樣。在古文字階段，對篆書的分界 歷來眾說紛紜，莫衷—是。按通常講，在篆書系統中把秦以前的文字稱 為“大篆”，把秦實行統一的文字稱為“小篆”，這是較寬泛的說法。實際上在我國最早發現陶文之後，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用漢字記載的文字 資料，應該說是“甲骨文”。也就是說，應當把甲骨文單獨作為一種書體； 其後是青銅器上的文字，即“金文”。到東周時期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 進而又發展為秦國的小篆。這些在文字孳乳演變期中的不同說法，都涉及到古文字的許多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