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工農教育和幹部教育的歷史淵源,貫徹”教育改造“方針的現實需求,“藉助蘇聯經驗“的必然結果,事件經過,(一)選點實驗階段(1949—1951),(二)定製推廣階段(1951—1955),(三)逐步結束階段(1955—1958),事件結果,(一)教育管理體制實驗,(二)招生和學生管理實驗,(三)課程及教材實驗,(四)教學方法實驗,事件影響,(一)學制建設史上一次有益嘗試,(二)新中國教育業績的展示視窗,(三)有關辦學模式實驗的反思,
事件背景
工農教育和幹部教育的歷史淵源
工農教育屬
成人教育性質。1910年1月10日,清廷學部頒布《簡易識字學塾章程》,首次確立了成人補習教育制度。由各級學堂附設,主要招收年長失學者,年限1—3年,實行免費教育。據是年末統計,湖北設簡易識字學塾1000餘所,四川達2600餘所,入學者主要為城市平民,學業期限縮短為1—2年,日授課時間為2—3小時(夜間或學堂休息日授課),須基本完成四年制初等國小教學任務,具有成人速成教育的意味。
“五·四"後平民教育思潮興起,各種平民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其性質類同於簡易識字學塾。不過,除識字掃盲外,還兼重社會或政治常識傳輸,學業時間最短4個月,"速成"意味更濃。1921年後共產黨人摒棄”平民教育“口號,致力於提倡工人教育,在長辛店、滬西、安源等工人聚集區,辦工人補習學校、工人夜校等。其後為配合農民運動,廣東、湖南的農民代表大會又通過《農村教育決議案》,組織各種農民學校。廣州、武漢還專門設立了”農民運動講習所“用以培訓農運幹部。
1927年南昌起義後,以江西”中央蘇區“為首的各農村根據地,農民教育得到了廣泛而深入地發展。農民夜校、識字組普遍設立,短期幹部培訓的教育設施如彭楊步兵學校、公略步兵學校、游擊隊幹部學校、
紅軍大學、蘇維埃大學、馬克思主義大學等紛紛設立。此類幹部教育為滿足革命的人才需要做出了重大貢獻,且均屬”速成“性質。
”
西安事變“後國共開始了第二次合作。陝甘寧及其他抗日根據地廣泛設立冬學、識字班(組)、半日學校等成人補習教育設施。
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幹部學校等幹部教育設施相繼設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解放戰爭中,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和解放區的逐步擴大,新民主主義的教育經驗也得以逐步推廣,工農教育側重解決了民心向背問題,而幹部教育則迅速滿足了革命事業對於政治、軍事人才的需求。
貫徹”教育改造“方針的現實需求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宣告成立。為使新生政權得以鞏固和發展,教育工作便成為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對革命幹部的再教育被繼續放在重要的議事日程上。1949年12月23日,新中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確立了關於”教育改造“的方針為:”以老解放區新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有用經驗,藉助蘇聯經驗,建設新民主義教育。“大體包括:(1)教育對象必須以工農民眾為主體;(2)成人教育宜優先於兒童教育;(3)成人教育宜以幹部教育為重心;(4)幹部教育主要採取短訓、速成形式。為了儘快滿足革命鬥爭的需要,幹部教育只能就某一任務進行有針對性地培訓,從而體現短、平、快特點。應該說,工農速成中學辦學模式的實驗,是在新形勢下光大前述經驗的嘗試,是貫徹”教育改造“方針的必然結果。
當然,新中國成立後執政黨的任務發生了變化,中心工作由革命戰爭轉向經濟建設,由奪取政權轉向發展生產力。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需要大量的業務骨幹和技術人才,尤其需要具有先進科學文化知識和技能的工農幹部作為經濟建設的骨幹。因此,有計畫、有步驟地提高工農幹部和工農青年的文化水平,將他們成為新型知識分子,就成為當時黨和政府的一項緊迫任務。
此外,當時的人民政權面臨著嚴峻地考驗,國際上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威脅、包圍和封鎖,國內也尚未肅清國民黨殘餘勢力所進行的破壞和顛覆活動。因此新生政權的鞏固和發展,要求廣東工農幹部時刻保持警惕,在增進科學文化知識的同時,也不能政治覺悟方面的教育。故工農速成中學辦學模式實驗既是”老解放區新教育經驗“的繼承,同時也反映了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時代需求。
“藉助蘇聯經驗“的必然結果
若考慮”老解放區新教育經驗“主要是”蘇聯經驗“的話,那么,”工農速成中學“的試辦,實際是”以俄為師“的必然結果。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為創建一馬列主義為指導的新文化、新教育進行了很多嘗試和探索,積累了經驗。蘇聯從1918年開始,就在各類學校特別是工科類高等學校內設立了工農速成學校,亦叫”工人系“。1920年9月17日,蘇維埃政權正式頒布了《關於開設工農速成中學的命令》,指出此類學校的主旨是:”給高等學校提供生源,促進高等學校迅速無產階級化,儘快培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蘇聯的工農速成中學,專為早年失學參加了革命隊伍的工人、農民而設,分日課制(3年)和夜課制(4年,其中脫產1年)兩種,畢業生大部分升入高等學校,從而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了大批工農知識分子。
蘇聯工農速成中學的創設,可視為馬列主義教育理論的創造性發展。建國之初,我國政權的鞏固,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同樣需要大量具有高度政治覺悟和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工農幹部作為國家建設骨幹,工農速成中學的試辦,正是馬列主義幹部教育理論在實踐中的具體運用。
事件經過
(一)選點實驗階段(1949—1951)
1949年12月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在確立”教育改造“方針的同時,還草擬了《工農速成中學的實施方案》,明確”修業年限暫定為3—4年,課程力求精簡,基本要求是使學生獲得中等文化水平和基本科學知識,能進入大學深造,培養成為新中國的建設骨幹“。1950年1月,教育部會同有關方面積極開展了工農速成中學的籌辦工作,借得東城區外交部街原大同中學的部分房舍作為臨時校舍。同年4月3日,中國第一所”實驗工農速成中學“掛牌開辦,教育部長
馬敘倫、副部長錢俊瑞、韋愨、林礪儒等均到校祝賀,各報也均在突出位置發表了訊息。
創辦伊始,由於沒有經驗,加之校舍和經費有限,第一期只招收了3班學員共116人,其中男生94名,女生22名。參加工作10年以上者19名,5年以上者20名,3年以上者77名。年齡最小的不足20歲,最大的已超過40歲。招生採取選送和考試相結合的方式,科目為國文、算術、政治常識三門。開學後又陸續招收了一批學員,至年底共有學員231人,分編為4個正式班(157名)和2個預備班(74名)。學生來源主要是市級機關的工農幹部,另有部分產業工人、還有部分革命軍人。教職員工30人,其中教員14人,主要由北京市各中學抽調的優秀教師和是年北師大的優秀應屆畢業生構成。
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的試辦經驗在全國迅速推廣,至是年6月份,全國已開辦工農速成中學12所,學員1400餘人。根據《
中國教育年鑑》(1949—1981)統計,1950年全國共創辦工農速成中學24所,招生4400餘名。僅東北地區就創辦了4所,共招生481名。
1950年12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專門發布《關於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幹部文化補習學校的批示》,致力於推廣工農速成中學的實驗。1951年,教育部為規範各地蓬勃開展的工農速成中學實驗,頒發了《工農速成中學暫行實施辦法》(1951-02-10)、《關於工農速成中學學生轉學辦法的通知》(1951-05-07)、《關於國內速成中學及工農幹部文化補習學校的入校條件》(1951-10-09)。上述檔案均以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所取得的實驗成果作為參照。
(二)定製推廣階段(1951—1955)
1951年10月10日,
政務院頒布《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用以取代原有的學制系統。將工農速成中國小和業餘中國小列入學制系統,視為正規學校,具有”成人本位“或”社會本位“的特徵。而”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辦學模式的實驗所得,為這套學制的制定提供了若干重要的依據。
是年10月,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位於西郊的新校舍尚未完工,學校便遷入新校舍辦學。當年招生4個班,師生達400餘人。教學之餘,師生踴躍參加建校勞動。由於新校舍毗鄰中國人民大學,人大對工農速成中學施以援手,學校的辦理也因此而蒸蒸日上。
1951年11月2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速成中學工作會議“,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校長鬍朝芝與會,介紹了一年多的實驗歷程。會議總結了工農速成中學創辦以來的辦學經驗,認為”今後工農速成中學設定在有條件的地區,應向大學附設方向走。這樣,師資、設備等方面比較容易解決“。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工農速成中學附設於高等學校的決定》,要求:”自1953年起,工農速成中學應有計畫、有步驟地附設於各類高等學校,作為高等學校的預備學校。學生畢業後,一般即直接升入本高等學校繼續深造。“根據這一精神,教育部於1952年7月14日下文,通知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移歸中國人民大學領導。同年8月15日完成交接手續,更名為中國人民大學附設工農速成中學。
1953年9月,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奉命撤銷,其所附設的華北工農速成中學整體併入中國人民大學附設的工農速成中學,使後者的辦學規模迅速擴大,是年學生人數逾千人。1954年又招新生6班387人,在校學生總數達1400人。1953年夏第一屆學生畢業,他們以3566課時學完了普通中學的9門課程(包括24門學科),基本上達到了教學計畫要求。此屆學生中有59人升入人民大學的各個系科繼續深造,有5人考入留蘇預備班,有21人升入了其他高校。其餘畢業生則直接走向國家建設的各個崗位。
為使工農速成中學的教學計畫與高等學校的課程密切銜接,使學員能集中精力學好基礎文化科學知識,教育部主要依據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課程實驗的經驗,於1952年12月18日制定了《工農速成中學分類教學計畫》草案,頒發各地試行。1953年9月,經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批准,教育部正式頒發了《工農速成中學分類教學計畫》。該計畫規定了不同的重點課程,均要求達到普通高中畢業生的水平。
自1950年4月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創辦到1955年決定停止招生,工農速成中學發展較快,歷年招生人數也有較大增長。1950年建校24所,招生4400餘名;1951年學校數41所,招生7100餘名;1952年學校數51所,招生數11600餘名;1953年學校數58所,招生數12200名;1954年學校數87所(其中57所附設於各類高等學校),招生數29200餘名。可見工農速成中學在一定範圍內取得了成功。但是由於它是藉助政治的力量予以推進的,諸多問題未能真正解決,而建國後所頒行的新學制又面臨調整,因此國內速成中學的實驗也來到了“十字路口”。
(三)逐步結束階段(1955—1958)
因1951年頒行的《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未能充分地聽取教育專家的意見,加之未能進行較為客觀、較為長期的實驗,所以施行不久即遇到諸多難題。1953年11月26日,政務院發出《關於整頓和改進國小教育的指示》,決定暫停“五年一貫制”,恢復“四二分段制”。1954年9月26日,政務院發布《關於改進中等專業教育的決定》,對職業教育體系也進行了專門調整。另外,由於業餘教育系統始終未能真正成立,故在學制系統中僅虛懸一格的構想。而工農速成中學及工農速成初級學校的辦理效績又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加之社會主義改造已接近完成,有鑒於此,工農速成中學實驗只能逐步結束。
1955年7月,教育部和高教部聯合發出《關於國內速成中學停止招生的通知》,決定將試辦了五年多的工農速成中學逐步結束。根據《通知》精神,中國人民大學附設工農速成中學於是年秋停止招生,開始轉歸辦理普通高中,1955年招收應屆國中畢業生10個班,學制3年。此後即改稱中國人民大學附屬工農中學,有關工農速成中學的實驗事實上已停止。
1956年4月11日—18日,教育部再次召開了”全國工農速成中學教育工作會議“,認真檢查了各地對於工農速成中學停止招生通知的執行情況,要求採取措施保證在校就讀生的培養質量。1958年4月,教育部發出《關於1958年工農速成中學畢業考試有關事項的通知》,規定:”凡學生修業期滿,應行評定畢業總評分的學科,畢業總評分均及格者,準予畢業“。1958年6月,中國人民大學附設工農速成中學的學生,按照通知要求進行了考評,合格者全部畢業。工農速成中學至此完成了其歷史使命。
事件結果
(一)教育管理體制實驗
”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初期
直屬教育部領導,類同於”國立中學“性質。中國自近代頒行學制系統以來,便確立中央辦高等教育、地方辦基礎教育的原則,因此公立中學均以省立或縣市立為常例。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在淪陷區大學內遷的同時,亦有不少公私立中學被迫內遷。然教育經費無從保證,教育行政管理也多有窒礙,為保存教育元氣,教育部於1938年頒發《國立中學》規程,決定”暫設國立中學若干“,後陸續設立國立中學34所。1945年抗戰勝利,國立中學撤銷,建制復依戰前。
工農速成中學雖為中學性質,但與國立中學的管理體制明顯不同。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設立之初,由教育部工農教育司領導,後改歸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工農速成中學處領導。1952年8月15日,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更名為”中國人民大學附設工農速成中學“,去掉了”實驗“二字,完成了教育管理體制的變更。1953年12月5日,高教部和教育部聯合頒發《關於國內速成中學領導關係的決定》,肯定了由高等學校附設工農速成中學的辦學體制。應該說,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在管理體制方面的摸索和試行,為教育行政部門的相關決策提供了依據。
(二)招生和學生管理實驗
工農速成中學的招生對象為具有革命實踐經歷的成人,這與普通中學有著重大不同。在《工農速成中學實施方案》中,確定招收工農幹部及青年入學,年齡為18—30歲,個別特殊者放寬到35歲,要求文化程度是高小畢業或相當於高小畢業程度。招生辦法採取考試與保送相結合方式,保送要求參加革命工作3年以上,須經組織審查與推薦,考試科目為語文和算術。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按此方案進行了首屆招生工作,範圍僅限北京市,由教育部向在京各單位分配招生名額,不面向社會招生。
首屆招生工作很順利,報名人數193人,經考試和複審後錄取了120名,實際報到者116人。被分編為甲、乙、丙三個班,編辦原則按考試成績,甲班較優、丙班較差。為加強學生管理,各班初組建班委會外還成立了黨支部。每班實行“值日生”制,除輪流負責班級日常事務外,還須逐日填寫教學日誌,記載相關教學情況。由於工農速成中學採取住宿制,所以管理較為便利。周六下午放學後學員可以出校回家或自由活動,但周日晚自習前必須返校。
由於學員均為
國家工作人員,按照政務院《關於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幹部文化補習學校的指示》,對學員的待遇:”供給制幹部入學後,其政治和物質生活等待遇必須保持其原來標準。工資制幹部按其相當等級受供給制待遇,工人按一般供給制待遇。“試行一段時間後,因現實操作不便,教育部與財政部、人事部會商後聯合發布《關於國內速成中學及工農速成初級學校學生待遇的規定》,決定從1952年9月起一律實行人民助學金制,標準為每人每月30元,由學校掌管使用。但這種平均主義的制度影響了學員的入學積極性,使招生發生困難。於是高教部於1963年12月頒發《關於產業工人進入工農速成中學、中等技術學校學習後的待遇的補充規定》,主要內容為”按工資的75%發給人民助學金。如原工資低於32元,暫按32元發給。勞動模範入學,凡經各產業工會全國委員會評為全國性生產勞動模範的產業工人學生,經教育部批准後,其人民助學金按入學前原工資發給。“
(三)課程及教材實驗
課程實驗與修業年限相關。1950年4月“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開辦時,依照《工農速成中學實施方案》,確定修業年限為3—4年。1950年12月14日,政務院在《關於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幹部文化補習學校的指示》中規定:“工農速成中學修業年限暫定為3年,必要時得延長之,其課程相當於普通中學的基本課程。”其後,該校的修業年限明確規定為3年。1951年10月1日,政務院《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頒行,工農速成中學修業年限為3年再次得以明確。
要在3年時間內修完普通中學6年的基本課程,尤其是在大部分學員尚未達到高小畢業文化水平的情況下,其任務無疑非常艱巨。為此必須進行課程精簡方面的實驗。
工農速成中學的學員都具有較高的政治覺悟,它不像普通中學那樣要對青少年學生進行嚴格的思想政治教育,而是將政治教育滲透到文化課程里進行教學。特別重視在各科教學中,尤其是在語文課中多選一些給學員以深刻愛國主義教育的教材和閱讀材料,課程的設定突出了以下特點:首先,學校將“國文”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使學員能夠通順順利地讀書、看報、表達思想和寫作;其次是數學的基本知識和能力;再次是理化、史地的必要的基本知識。至於音樂、體育、美術,只占有極少的分量和時間。
經過一學期的實驗後,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於1951年9月對原定課程進行了調整,實行了新的教學計畫。又經過一學期實驗後,確定3年共開設11門課程,即
國文、
數學(算術、代數、幾何、三角)、自然(植物、動物|、生理衛生、達爾文學說基礎)、化學、物理、地理(本國地理、外國地理)、歷史(本國歷史、世界近代史)、政治、製圖、體育、音樂。教育部依據該校的實驗成果,在1951年2月10日頒發的《工農速成中學暫行實施辦法》中,規定了工農速成中學統一課程教學計畫。
教材實驗。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創設之初,採用的是
普通中學課本,教材大多採用“圓周式編排”,即通過溫故而知新。工農速成中學的主要對象是成人,其理解能力相對較強,學習態度較為端正,加之又有“速成”要求,所以教材宜採取“直線式編排”。首先是語文(國文)教材的改編實驗。課文編選原則為貼近生活、易於理解,編選基礎為普通中學教材。其次是化學、地理教材全部自編,算術、代數、幾何、三角等數學教材,則對原教材的內容做了較大幅度的壓縮和調整。中國史和世界近代史教材,則進行了部分改編。自編教材均由各科任課老師刻寫鋼板,油印後裝訂成冊,然後分發給每個學員。
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改隸中國人民大學後,開始實驗分類教學計畫,即課程設定不再向普通高中看齊,而是根據學員的水平和不同的升學目的編班,分設三類課程教學。(1)預備升入高等學校文史、財經及政法等系科者,以語文、數學、歷史、地理為重點課程;(2)預備升入高等學校理、工等系科者,以語文、數學、物理、化學為重點課程;(3)預備升入高等學校農、醫、生物等系科者,以語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為重點課程。經過試行,取得初步效果。1952年12月18日,教育部頒發《工農速成中學分類教學計畫》,要求全國各“高等學校附設工農速成中學,原則上須根據本高等學校的系科設定情況,採用相應的教學計畫”。
(四)教學方法實驗
“工農速成中學”的學生均為成人,學習態度好而基礎差,如按照普通中學的方法施教,則很難達到“速成”目的。為此,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在進行課程、教材改革的同時,也配套進行了教學方法的實驗。
教法實驗的關鍵是必須配備一批高素質的教師隊伍。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籌辦時,北京市教育局在所屬中學抽調了5位具有大學本科學歷且有著豐富教學經驗的教師支援該校。教育部又陸續將華北革命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的優秀畢業生分配給該校,使該校迅速形成了一支有學識、有經驗、勤奮好學、勇於探索的教師隊伍。
針對學員現有文化程度的差異,重點開展個別輔導實驗。這種個別輔導除教師利用課餘時間進行外,更為普遍的形式是,利用學員中成績較好者對成績較差者進行“結對”輔導。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一種“研究輔導”形式,即由教師與程度不同的學生組成不同的研究小組,通過對某一問題的定向研討,既補習了基礎知識,又發揮了成人理解力、表達力較強的特點,使成績較差者在共同研討中掃除了自卑感,教師也能獲得相關建議,有利於改進課堂教學。
事件影響
(一)學制建設史上一次有益嘗試
原有學制系統是專為適齡兒童和青少年制定的,而新訂的學制系統則還應包括早年失學的成人。建國伊始,隨著政治制度的變更,學制改革工作也提上了議事日程。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的創設和辦理,旨在為處於設計階段的新學制提供若干可行的依據。該校不僅屬成人教育設施,它與傳統的平民學校、民眾學校又有所不同,它更是培訓工農幹部的學校,為準備升入高等學校進行預備的特殊教育設施。這在中國
教育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儘管在前蘇聯曾率先試行過這種學校制度,但它在學制系統中卻並未占據法定地位。故這次學制實驗的特殊意義是不容低估的。
(二)新中國教育業績的展示視窗
因為“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屬於首創,在建校之初,便吸引了全國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來校參觀、取經。該校的升學典禮,不僅有時任教育部長馬敘倫、副部長錢俊瑞、韋愨、林礪儒參加,而且朱德總司令也到會祝賀,規格之高,前所未有。經過宣傳,在當時產生轟動性影響,因而成為了各地仿辦的典型。同時吸引了主要是來自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前來參觀,也有來自印度、緬甸、印尼等友好國家的代表,如印度總理尼赫魯也曾來校參觀。由於有知名的勞模和戰鬥英雄在該校就讀,因而報刊雜誌上刊載相關的跟蹤報導。學員們的習作或學習心得,投稿的採用率相對較高,學校領導和老師時有論文發表,使學校在社會上有了較高的知名度。
該校培養了大批做出過積極貢獻的優秀工農幹部和產業工人,前後約計2400人。應屆畢業生75%左右考入高等學校繼續深造,其中一部分被送入當時挑選較嚴格的流蘇預備班,然後去蘇學習。首屆116名學員1953年畢業時,有59人升入中國人民大學,21人升入北京大學等其他高校,有5人考取流蘇預備班,實際升入高校深造者占73.28%。其後,知名人物
郝建秀畢業後考入上海紡織工業學院,
高玉寶考入中國人民大學,高元申考取了留蘇預備班。後在各行各業做出顯著貢獻的人物有李貞、張寶金、陳榮德、呂洪祥、王郁文、劉世毅、馬文奎、秦淑英、陳樹蘭等。這所在社會轉型期所創設的新型學校,正因為它將工農幹部培養成新型知識分子,所以才使這所學校成為展示新中國教育業績的一個視窗。
(三)有關辦學模式實驗的反思
”工農速成中學“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冠以”實驗“之名的教育改革嘗試,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的設立,標誌了它是教育部認可的第一所”實驗學校“。為了推進全面深入的教育改革,首先選點進行實驗的思路無疑是理智、正確的。但是從實驗的進程看,《工農速成中學實施方案》雖可視同為實驗方案,但其實質更接近於”規程“或”辦法“,即在未能獲知實驗結果的情況下,便在事前規定了其辦學模式。正是有鑒於此,有人認為工農速成中學只宜視為”改革“而不宜視為”實驗“。
必須正視的第二個問題是,一般教育實驗都必須規定一個恰當的周期,尤其是學制實驗和辦學模式實驗。北京實驗工農速成中學設立不久,全國各地相繼舉辦,當首屆工農速成中學的學員在校就讀時間未過半時,便於1951年10月將它列入正規學制,這顯然有些匆忙。在1955年做出停辦工農速成中學的決定時,也只有3屆學員畢業。若當年確定實驗期為5年,也就不會做出將工農速成中學列入法定學制系統這種不太嚴肅的事情了。
第三個必須正視的問題,教育發展的規律不宜絕對等同於政治革命的規律。在當時革命高潮的氛圍中,極易增長理想主義情愫,不僅看問題”黑白分明“,而且破舊心切,從而由”速勝論“派生出”速成論“。重點培養工農幹部,使他們有能力服務於社會主義建設的立足點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對於文化知識的系統學習,要在3—4年完成6—8年的學習任務,顯然是不太現實的。就成人的學習心理而言,在理論上並不存在這種優勢。即使是那些廣為宣傳的成功個案,也因未能接受系統知識質量的客觀檢測而有所遜色。
總之,教育的”速成“只具有相對意義。否則,這種”大躍進“只會給後人留下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