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10日至12日，由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寧波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及浙江日本文化研究所聯合主辦的“寧波海上絲綢之路學術研討會”在寧波召開。會議收到論文50餘篇，來自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地區及日本等60餘位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
這次會議是第5屆寧波“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周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早在2001年第1屆寧波“海上絲綢之路”文化周上，與會專家就提出寧波、泉州、廣州三座城市聯合申報“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港口世界文化遺產的建議。此次會議就是為了推動在“十一五”期間使中國“海上絲綢之路”躋身於世界文化遺產之列。
關於始發港的問題，是本次會議研討的一個重要議題。中外關係史學會會長耿異研究員認為：始發港並不是一個嚴謹的科學名稱，至於“最早”也更難判定。現在我們應該全面、歷史、客觀地考察每個港口的歷史貢獻及現實意義，沒有必要去爭“最早始發港”的冠名權。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陳佳榮總編輯也認為：“論及中國古代對外交通之港口，向來以廣州、泉州、明州鼎足而三。”這種觀點得到與會專家學者的認同，一致認為申報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要參與港口城市普及化，應克服地方主義，尊重歷史事實。
關於海上絲綢之路定名的問題，是本次會議討論的另一熱點。最早提出“海上絲綢之路”概念的是法國著名漢學家、敦煌學家沙畹，他在專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絲路有海陸兩道”。1967年，日本學者三杉隆敏在《探索海上絲綢之路》一書中明確提出“海上絲綢之路”這一概念。198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行的“絲綢之路考察”活動對“海上絲綢之路”的定名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雖然國際學術界依然有“陶瓷之路”、“茶葉之路”、“香料之路”、“絲瓷之路”、“香瓷之路”等提法，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還是為中外學術界普遍接受。在此次會議上，瀋陽東亞研究中心孫進已研究員提出“海上貿易之路”或“海上文化交流之路”的命名，認為“我們不能局限於某一商品來考慮，而應放開從多角度全面研究”。浙江日本文化研究所王勇研究員提出“海上書籍之路”的名稱，認為書籍是中國和日本文化交流的載體與途徑。
關於海上絲綢之路下限的問題。專家學者更是見仁見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陳高華研究員認為，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標誌著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至此終結。北京大學陳炎教授認為除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外，近代亦有海上絲綢之路。耿昇研究員則認為海上絲綢之路應以明末為下限。浙江省博物館鮑志成研究員針對寧波申遺的具體實際情況，提出在申遺文本中可以適當延長或包納近代寧波交流的一些內容，但只能作為補充或附錄。
關於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問題。北京大學陳炎教授指出現存寧波和海外的遺址、遺物眾多，它們為寧波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奠定了堅實的歷史基礎。澳門文化研究會黃曉峰研究員介紹了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成功的經驗，並倡議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應該整片申請，一同來提高城市知名度。浙江省博物館鮑志成研究員針對以往申遺取得的進展和存在的問題，提出要注意四個方面的問題：一要認清申遺形勢，加大申遺力度；二要文獻文物並重，理清基本內容；三要組織學術力量，開展課題研究；四要成立專職機構，開展申遺工作。
關於寧波文化交流的問題。專家學者分別從不同視角進行論證。日本廣島大學崗元司教授以寧波城為個案研究對象，探討大陸文化在各個時期是如何傳人日本的，對日本產生的影響及日本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等問題，重新反思日本文化形成的過程，並認為“這是一種蘊含著改寫數百年來國學式思路之可能性的劃時代的嘗試”。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館李玉昆研究員以佛教文化傳播為切入點，認為“寧波港在中日、中朝佛教典籍交流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浙江大學黃時鑒教授通過對創辦於1845年的印刷出版機構——寧波華花書房刊印的書報情況做全面細緻的闡述後，指出“寧波華花書房當年出版的《贊神樂章》和《聖山諧歌》是西方五線譜傳人中國後開始實際使用的珍貴證件，它們是值得寫入中國音樂史和中西音樂交流史的。”
關於寧波對外貿易的問題，也為不少學者所關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萬明研究員以明末高宇泰《敬止錄》為中心探析了明代寧波的“貢市”問題，認為明代寧波的“貢市”是寧波港發展演變的一個縮影，“貢市”的逐漸消亡與寧波港市功能的嬗變是緊密相連的，明日外交關係的不諧和，深刻影響了寧波港市發展的進程。台灣成功大學歷史系陳信雄先生根據近年在澎湖新發現的五代十國時期大量的浙江越窯青瓷，認為“這是大陸交通台灣的最早例證，是中國早期外銷陶瓷的重要遺留，是越族文化成熟的體現，是中國海外發展開拓之初的重要指標，也是明州海外交通的新發現”。
在會議的閉幕式上，與會專家學者共同簽名，最終通過了《寧波倡議》。這次會議，海內外學者聚集一堂，一同總結歷史，面向未來，這是一次歷史與現實緊密結合、綜合研究與專題研究並舉的學術盛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