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日軍參謀部上尉部員中村震太郎，奉命到中國東北執行秘密軍事偵察任務，隨同者有一名旅居東北的日本退伍騎兵上士、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他們化裝成中國農民，到興安嶺索倫山一帶進行軍事地理調查後，在準備經洮南返回途中，於6月26日在興安區葛根廟附近蘇鄂公爺府被當地駐防的中國屯墾軍第三團(團長關玉衡)所部拘獲。
經搜查，在“他們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褲中搜出調查筆記、軍用地圖甚多，並查出寒暑表、指北針、測繪儀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槍”。中村“用地圖對照現地，加以糾正改繪，凡他所經過的地區，關於雨量、氣候、村落、居民、土質、水井以及可容駐的兵力等都記載很詳”。他們的間諜罪證確鑿無疑，團長關玉衡遂下令將中村等人處死。日本當局立即借題發揮，一方面向中國抗議，另一方面煽動反華戰爭的狂熱。日本又召開內閣會議，陸軍大臣南次郎提出要求中國方面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否則日本將使用武力。前關東軍司令官白川義則、菱刈隆在軍事參議官會議上提出“應利用中村事件這個機會訴諸武力，一舉解決各項懸案，確保我之各項權益”，並強調關東軍司令官應“調動兵力”。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認為：“中村事件是向附屬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賜良機，甚至可以成為在柳條湖行使武力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