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盆而歌表示對生死的樂觀態度，也表示喪妻的悲哀。
莊子妻子死了，莊子失去了相依為命的伴侶，親人亦余悲戚,生者惟長歌當哭，安慰兒女鼓盆而歌。歌曰：“生死本有命，氣形變化中。天地如巨室，歌哭作大通。” 再後來，莊子覺得自己真的要與造化者相遊了，他的心情很平靜。五十二篇古本《莊子》佚文說：莊周病劇，弟子對泣之。應曰： “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先不得免， 何貪於須臾？”
弟子們又想厚葬老師，莊子倒覺得難過了：弟子們在這關鍵時刻並沒有勘破生死關。於是他說：“我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陪葬的）美玉，以星辰為珍珠，天地用萬物來為我送行，我的葬物還不齊備嗎？” 弟子們不覺垂淚，說：“我們怕烏鴉和老鷹吃老師您的遺體。”莊子笑道：“天上有烏鴉和老鷹來吃，地上也有螻蟻來吃啊，要是奪了前者的食物給後者享用，不是太偏頗了嗎？”莊子終於悠然而去，很有詩意。 他不敬畏死，但沒有隨便活， 一生是那樣的可貴。 他超越了死亡， 忘卻生命，精神是那樣的愉快。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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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詞目】鼓盆而歌
【英譯】Face death with positive attitude; sorrow over the death of spouse
【詞義】表示對生死的樂觀態度，也表示喪妻的悲哀。
【字義】
鼓：樂器名，此處作動詞，擊打、敲擊；
盆：古代量器；
而：表示承接關係，然後；也作並列關係，一邊一邊；
歌：歌唱；
【詞性】中性詞
【用法】暫缺
【近義詞】長歌當哭、以歌當哭
【反義詞】暫缺
成語出處
原文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莊子·至樂》）
白話
莊子的妻子死了，惠子（惠施）前往莊子家弔唁 ，只見莊子岔開兩腿，像個簸箕似地坐在地上，一邊敲打著瓦缶一邊唱著歌。惠子說：“你的妻子和你一起生活，生兒育女直至衰老而死，身死你不哭泣也就算了，竟然敲著瓦缶唱歌，不覺得太過分了嗎！”
莊子說：“不對的，我妻子初死之時，我怎么能不感慨傷心呢！然而考察她開始原本就不曾出生，不僅不曾出生而且本來就不曾具有形體，不僅不曾具有形體而且原本就不曾形成氣息。夾雜在恍恍惚惚的境域之中，變化而有了氣息，氣息變化而有了形體，形體變化而有了生命，如今變化又回到死亡，這就跟春夏秋冬四季運行一樣。死去的那個人將她靜靜地寢臥在天地之間，而我卻嗚嗚地隨之而啼哭，自認為這是不能通達天命，於是就停止了哭泣。”（《莊子·至樂》）
莊子認為人的生命是由於氣之聚；人的死亡是由於氣之散，他這番道理，姑且不論其真實程度。就以他對生死的態度來說，便遠在常人之上。他擺脫了鬼神對於人類生死命運的擺布，只把生死視為一種自然的現象；認為生死的過程不過是像四時的運行一樣。
成語典故
莊子“鼓盆而歌”是一則非常有名的典故,人們一直認為這表現了莊子曠達的人生境界,後人還將其改編為小說《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其實,莊子這一典故所表達的情感意蘊卻另有深意。
被誤解的真曠達
南北朝時期,梁元帝蕭繹在《金樓子·雜記》中,將莊子“鼓盆而歌”的這一行為明確定性為曠達之舉:“昔莊子妻死,惠子吊之,方箕踞鼓盆而歌,豈非達乎!”唐代莊學名家成玄英在《莊子疏》中也解釋說:“莊子知生死之不二,達哀樂之為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盆而歌,垂腳箕踞,敖然自樂。”此後千餘年,妻死而莊子“敖然自樂”這一解釋就成了學界定論。
王夫之《莊子解》雲:“此篇之說,以死為大樂……歷數諸不可樂者,而以寢於巨室為樂。”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認為,“莊子站在道的立場上,以‘無情的徹底性’,推出生死一樣,死值得慶賀的結論……所以當他妻子死的時候,他竟‘鼓盆而歌’,認為妻子安然睡在天地這個大房子裡,得到了寧靜”。陳鼓應在《莊子今注今譯》中指出,“莊子妻死,鼓盆而歌,忘卻死亡之憂”。
多數學者與成玄英觀點相同,只關注莊子鼓盆而歌的情節,從而得出妻死之后庄子“敖然自樂”的結論,認為莊子面對妻子的去世,心情是輕鬆、愉悅的,因為莊子已經勘破了生死。
真悲哀才是真情實感
《莊子·至樂》說,莊子妻死,惠子前去弔唁,發現莊子正在那裡箕踞鼓盆而歌,於是責備莊子:“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對此莊子回應說:
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莊子聽到惠子責備後馬上反駁:“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所謂“不然”,就是“不是你說的那樣”;而這個“慨”字,《經典釋文》解釋:“司馬雲:感也。又音骨,哀亂貌。”當惠子責備莊子無情時,莊子堅決予以否認,而且還著重強調自己怎會不感慨、悲痛萬分呢!可見,妻子去世對莊子的打擊是非常大的。然而親人去世,無論生者如何悲傷,親人都無法復生,明智做法就是安慰生者,讓生者少一點徒勞的悲傷,即今人常說的“節哀順變”。莊子用“其始而本無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這一生死循環的哲學理論,來減輕妻死給自己帶來的悲哀。
古人高興時固然會引吭高歌,但悲傷時同樣會以歌當哭。《周禮·春官宗伯》記載周代設有女巫,其任務是在國家遇到大災大難時“歌哭”。《周禮註疏》解釋:“此雲歌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先秦還有《虞殯》《薤露》等輓歌,《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臨死前流著淚為自己唱了一首“太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的輓歌,而西漢開國功臣周勃早年就是以演奏輓歌為職業。莊子也談過輓歌之事,《世說新語·任誕》注引《莊子》佚文:“《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所謂“紼謳”,就是輓歌;而唱“紼謳”的目的,則是為了舒緩心中的痛苦。莊子鼓盆而歌,不過是悲歌當哭而已。
由此不難看出,面對妻子的去世,莊子是假曠達、真悲哀。
樂死與重生
從莊子的整體生死觀去把握“鼓盆而歌”所蘊含的真實情感,可能更為準確。莊子在“物化”理論的基礎上,得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結論,從而論證了生死一齊的思想。至此,莊子仍意猶未盡,他通過推理進一步得出死比生好的結論:“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邪!……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莊子·至樂》還假借髑髏之口,大談死後的幸福:上無君主,下無臣民,也沒有四季忙不完的事情,並且能夠自由自在地與天地同壽,即使南面稱王的快樂也比不上死後的快樂。我們不妨把這些言論稱之為“樂死”。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莊子卻非常愛惜生命。為了保命,他拒絕出任楚相,擔心自己會像犧牛一樣被人宰殺了;為了保命,他在雕陵落荒而逃以躲避虞人的懲罰,還責備自己“守形而忘身”;為了保命,他提出了形神兼養、以神為主的養生原則,並著有《莊子·養生主》一文;為了保命,他還提出“無用之用”、“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一龍一蛇,與時俱化”等處世原則。這是莊子“重生”思想的表現。
一邊鼓吹生死一齊,甚至死比生好,一邊又竭力養生保命,對於這一看似尖銳的矛盾,如何理解?我們不否認莊子在某些時候有“千歲厭世”的念頭,但從本質上看,他是珍惜生命的。他不僅在現實生活中愛護個人生命,而且在理論上也明確指出生命的寶貴。《莊子·讓王》說:“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他甚至認為“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提出“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的主張,要用“道”的最精華部分修身養生,用糟粕部分去治國理政。通過這一養生為本、治國為末的思想,不難看出莊子對生命重視的程度。
莊子面對死亡時的曠達言辭,正像趙翼《偶書》所說:“語語不畏死,正是畏死語。”莊子對待死亡的態度就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既然死亡不可避免,是人所無可奈何之事,那就只能調整心態,心平氣和地接受它,以免給自己造成更大的傷害。
由此可見,所謂“鼓盆而歌”的莊子已經勘破生死、對妻死抱著欣然態度的說法,只是學界的誤讀。在莊子看似曠達的言行背後,看到的則是無限的悲哀與無奈。
莊子生死觀
在思想史上，孔子與莊子提出了兩個不同的生死觀，一個代表儒家，一個代表道家。「死」如果有什麼意義，完全靠生的意義來解決。孔子的思想重點是教人如何實踐仁，要仁「無求生以害仁」，為此人活著而沒有仁和沒有愛，生命還什麼意義呢？所以在必不得已的時候，寧願殺生成仁.。
〈至樂篇〉：「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族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在莊子的哲理中，生與死同為自然現象，就好像春夏秋冬四時運行一般；人「生」的從無到有，人「死」的從有到無，也都是自然的變化。就此而言，站在巨觀的宇宙變化理路看來，生不足以喜，死不足以悲。否則就是不知命。
〈大宗師篇〉：「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而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惰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莊子的理解是：只要人有「物化」的境界，就足以了解和認同孟孫的作法。「有旦宅而無情死」以及「有駭形而無損心」二項，正可以與《齊物論篇》的「以道觀之」以及「用則因是」的原則，用以指導並實踐人生「與道合一」的理想
莊子對生和死有很深透的見解，他說：「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餓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人之生，也就伴隨著死，一個生命的消失，就是另一個生命的開始。宇宙間只不過是一口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但聚與散，只是現象，氣的本體則沒有所謂的聚散，無聚散之氣，是生命的本原，從現象看來，有生滅之相，但滅而不滅，所以說「死也生之始」。
再者，可以從《齊物論》說明莊子對死生如一的看法。莊子認為人生在世上只不過是一場夢而已。
〈齊物論〉：「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人本生就如做一場夢一樣，不過當我們在做夢的時候卻又不知到我們是正在做夢，夢中又占其夢，唯有在大覺後才知是大夢。然，人生如夢，那么死後便是覺，到底我們是夢呢？還是覺呢？是生呢？抑是死？因此《齊物論》又說道：「昔者莊周夢為蝴蝶，祤祤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其夢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莊子夢蝶以寄託有分和無分，所謂的有分就是個體互異，無分就是萬物齊一，其實質是說：「萬象不齊，有分是現象，是夢幻；而本真則為絕對、無分、齊一、不變。」這可以說是生死如一的基本觀念「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大宗師〉）「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同上）。「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天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知北游〉）
生和死在莊子看來，只是生命中的個別現象。人之所以會注意這現象，那是因為人固執著用「差別相」以審斷所謂的生和死；這樣的態度致使人「悅生惡死」，或是「貪生怕死」。莊子以整體宇宙的流行來巨觀生死的現象，以「萬物畢同畢異」的知性以統合整體關的慧心。人與宇宙是為「一」，不可分；因而，人生的諸般現象，放在宇宙的大化流行中，也都是和諧的，在現象與現象之間沒有差別。這也是「以道觀之」的立場。莊子認為在「道」的運作下，一切都能「道通為一」。所以，所提及的「生」和「死」之現象，在「道」的形而上觀點下，是沒有任何區分的。同時，「死生同狀」「以死生為一」的思想基礎也在「以道觀之」的原則下形成。
其實，道記憶體於萬物，也正是道本體的外現。因此，道本體的超越性，落入形象之中，也就是「道生萬物」時，同時道又記憶體於萬物當中。藉此而知，萬物的存在由道的創生而開始、由道的記憶體延續，由道的記憶體而運作；簡言之，萬物由道而來，終需回歸到道；但萬物的運作亦是道在引導。
鄔昆如在《哲學與文化》第七期，第586頁說道：
鄔昆如在《哲學與文化》第七期，第586頁說道：
「道的運作，原是萬物之有的變化，而且趨向著『道』變化的緣由。「道通為一」原就是道運作的成果。」
接著他說道：
「真人、至人、神人由於了解到『道』的這種特性，應而亦領悟出『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的『道論』之境界。」
接著他說道：
「真人、至人、神人由於了解到『道』的這種特性，應而亦領悟出『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的『道論』之境界。」
莊子認為一個人能順著自然的本性生活，視死生為如夜旦之常，自然就不會悅生惡死，活著不必感到欣喜，死也不必以為是末日臨頭。如果真懂得生死只不過是自然現象，人是可以無拘無束的來，又無拘無束地去。
順化生死
莊子認為，既然生死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事，既然生必然要轉化為死，死也要轉化為生，既然生有生的意義，死也有死得價值，那么人們對生死的態度就應該是坦然地面對它，安然地順從它。在莊子看來，生是時機，死是順化，人只有能夠坦然地隨順生死之化，才算是真正領悟了生命的真諦。在《養生主》中，莊子又講了一個寓言故事：“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正該來時，老聃順時而來；正當去時，夫子順理赴死，安適而處順，不論悲哀或歡樂都不能經心，對人世滄桑持一種自然的態度。郭象注云：“得者，時也；當所謂之時，世所謂得。失者，順也；時暫不停，隨順而往，世謂之失。”哀樂不能入，即以理化情也。得是時機，失是順應；安於時機而順應變化，哀樂就不能入到心中來了：這就是古時候所說的“懸解”。那些不能自解的人，是被外物束縛住了。
繼笛卡爾於十七世紀初期開啟唯理論的先河之後，斯賓諾莎使近代唯理論哲學得以發展、成熟。他運用普遍的自然規律和法則去理解人的本性和情感，他把人的情感看做出於自然的同一的必然性和力量。莊子借秦失之口，將人的出生看做是應時而來，將人的死亡看做是順物之化，認為能安於時運，隨順物化，順應生死之變，哀樂就不能進入心中，這是解除倒懸之苦的途徑。《大宗師》提出了“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廖天一”的觀點，也是主張安於造化的安排，隨順生死之化，與廖廓無涯的大道相同一，與自然造化相一致。[4]
結語
總而言之，生死都是天命，問題在於我們對生死的態度如何。一般人都認為“人之生也，與憂俱生，久憂不死，何苦也！”⑨為免除人生憂患，莊子主張“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⑩能夠順天安命，自無憂患之足慮。然後肯定生之價值，過著健全的一生，乃能享受圓滿的死亡，由此而肯定死的價值。
莊子主張修養的最高目標為遠到至人、神人的胸襟，乃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因而能夠泯合天人，冥絕生死，而至於“心齋”、“坐忘”的勝境，此時一切外在生死成毀的變化，都不能擾亂他內心的寧靜。故能齊萬物、外生死。此為內聖之道修養的極致，雖非常人所能，但宜心嚮往之。
莊子的人生是平淡的、寂寞的、理智的、安詳的，他一再提及“形如枯槁，心如死灰”視生若死，視死如生。變化是必然的，死亡只是人生戲劇中的最後一幕。那是從某一種存在轉化為另一種存在，來自無，復歸於無，這就是他的生死觀。
先秦觀念
先秦之道家認為生死好比事物的兩個面，“生者，時也；死者，順也。”生是自然的自然，做人是偶然的，死是必然的。“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人來自於自然之中，與物具化，死後復歸於自然。是以古人稱死又叫“物化”，古詩云：“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至於死了之後是什麼境界，莊子似乎並不認為人死之後還有知覺，所以他對待自己遺體的處理很坦然。道家認為人死之後，塵歸塵、土歸土，屍體被微生物分解，在大自然中，得到永生，並沒有輪迴投胎的說法。這種永生，也不是靈魂的永生。
相對於儒家的理性平實，道家及道教則將死死生生推衍得有聲有色。死亡不再是一場令人震驚、無法理喻的惡夢。莊子妻死，鼓盆而歌，一個新的、樂觀的死亡哲學就以這樣驚世駭俗的方式登場。不以生為喜，不以死為悲，人生不過是從無氣到有氣，從無形之氣到有形之氣，從無生之形到有生之形這樣一個生命的有序過程，而死亡則是這種演化的回歸。這比儒家的魂魄說更遼遠，更空靈，生死齊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命的辯證就在其中，自然之"道"超越一切，人永遠無法與造化之功抗衡，"生之來不能止，其去不能止"，生死皆為人生問題的極限。
在當今社會，每一個人都存在著巨大的壓力。生存壓力，就學壓力，就業壓力。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越來越多的人們在這個時代里選擇輕生。其實，這個社會就像一個金字塔，每一個人踏入社會，就意味著要做塔的基座。當不願意做基座時，他面對的不是簡單心理失衡，走到極致就是對於生死輕易的選擇。其實，我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在今這種壓力下，人由於這種失衡而採取的對生命最草率的一種處理。
《莊子》看似都是一些荒唐之言，無稽之談。但如果將他的思想與我們生活聯繫起來，就會發現莊子的悲天憫人在於它的每個故事都貼近人心。看見自己內心生與死的較量，看見我們可以活下去的那個希望，其實我們是可以在有生之年真正做到樂生，做到保身，全生，養親，盡年，堅持恬淡，寂寞，虛靜，無為，嚮往齊同，物化，坐忘，全真的境界，做到讓親人幸福快樂，活好每分每秒。真正到生死大限來臨的時候，有一份微笑的坦然，可以面對死亡說：“我此生無憾。”
